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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流手法跳脱出传统外部形象描写刻画人物性格的写作方式,通过对内心世界的自由联想式的展现,使文本内容不再单是“作家本人的想法”,而是更加直接地指向“人物的观念、感受和思索”。与普鲁斯特、乔伊斯、伍尔夫等意识流小说代表作家不同的是,福克纳除了展现出人物的“精神混乱”以外,更是着力于将美国南方社会的现实状况暴露在文本之中,以此达到“救赎”的目的。
“意识流”是指“人的意识活动持续流动的性质”。“意识流”一词的出现最开始是在心理学领域,而后,因其对“思维不间断性”的关注,其被文学领域借用。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流派之一,“意识流”与其他流派一样,它们的出现背后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威胁。人性的“异化”在机器生产、物质抢夺、科技繁荣的新型私有化社会中越发凸显,这种“压迫性”“吞食性”的外部力量使人们不知不觉中成为社会的奴隶——命运无处可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理性逐渐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人怎样找到一条返回的道路?”成为各个学科中极为重要的讨论主题。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此时,现代主义文学中“内向转移”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也具有特殊的任务和目的:通过对人类自我的挖掘和重新定位以寻找出人类生存的合理途径。而这种“内在转移”绝不是描绘“理性监督下的一般内心活动”,而是要描绘“生命本能所酿出的幻觉、梦境”。在《喧哗与骚动》中,读者就能体会到“幻觉与梦境”般的意识流书写为其带来的独特审美价值体验,以及福克纳使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良苦用心。
拨开云雾见月明
班吉,是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也是第一个叙述者,他是一个实际年龄三十三岁,心智只有三岁的“白痴”,他没有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分不清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但也是因为如此,班吉感觉极为敏锐。他能够轻易地闻到“冷”“黑”“死”的气味,周围人的变故对他来说都化作感觉,使他一直如“站在湿湿的草地上。这个地方很冷”般不得温暖。伴随着混乱、模糊的呓语,人们能感受到凯蒂的堕落、昆丁的自杀、杰生的残忍带给班吉的巨大伤害。同时,也在班吉的啼哭和感觉迷乱中,一个黑色的混杂的社会风貌呈现在人们眼前。作者福克纳曾经说过:“我已经开始用一个傻瓜的眼睛来讲述它,因为我觉得它会更有效,因为一个人只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知道为什么。”可见,作者有意識地将“无意识”展现,是为了表现出“痴人说梦”的状态。作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将莎士比亚所说的‘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变为现实。
通过班吉的意识流,通过他对于时间的错误判断,通过各种感官之间的打通,那混沌迷乱的内心世界便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巧妙地用一个“意识流”去解释上一个“意识流”,片面的意识渐渐组成了“意识洪流”,人物形象愈发清晰,事件讲述愈发完整。无限的真实在有限的模糊生活片段中构成,在层层迷雾中一幅南方地主家庭解体的图景一点点呈现出来。这样的表现力有如一把雕刻小刀,一笔一画都具有深刻的力量,且更为持久。
可见,意识流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使用,将当时西方世界的“荒原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福克纳是清醒的,他意识到深入内心的观察和展现能够更好地让读者认识现实本身,对恐惧、厌烦、绝望、忧虑等等意识形态毫无掩饰的展示与承认,则应当是面对自我和社会的最好方式。虽然“无数的信息、情感、欲望以连续运动的方式进、出意识”打破了逻辑顺序,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些许“脱离感”,但这种“脱离感”并没有贬义意味。
交错时空里穿梭
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虚幻与现实、过去和现在、印象和回忆相互穿插、相互交织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时空观。这无疑受到了19世纪末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时间理论的影响,纵观全书,柏格森的时间观与福克纳的意识流创作交相呼应,“时间是直觉的延绵”的观点渗透在小说的方方面面。
当“时间顺序完全服从于思维的活动方向,意识的流动、绵延、分化、串接都自由地支配着时间和作品结构”时,“意识的自由”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喧哗与骚动》的四个部分并未按照传统上以叙述者出场的先后顺序排列,而是根据人物回忆式的印象和感觉形成了时间的聚合。作者不强调时间的“正确性”,本就是因为“人的时间”是不可靠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使内心世界的展示实现了“可靠的真实”。
据此,钟表就成为一个完全错误的装置——对于康普生先生而言,人类的不幸就是就在于受到了时间的束缚。“人者,无非是其不幸之总和而已,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你的不幸了。”他又告诉儿子昆丁:“钟表杀死时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哒咔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于是,昆丁砸表便具有了别样的深意,暗示着他企图接近没有钟表的时间。
时间错置为文本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在前三章的叙述中,不同叙述者头脑里多次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思绪转换跳跃,有时通过变换字体来频繁地进行空间转换,以此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新娘这个词昆丁的思绪又转换到凯蒂结婚那天(1910年4月25日)的空间。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叙述者思绪的空间变换,展示小说人物变幻不定的复杂不堪的内心活动。
在小说中,三兄弟的时空观念都是一种纯粹的质变,是超意识,不能与客观时间相通,更不能着眼未来。而与之相对立的是迪尔西,她的叙述部分回归到正常的物理时空。意识流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使用带给读者“听见天慢慢黑下来的声音”般这样独特的阅读体验。它将“缺憾式”人物形象直接放置在了读者眼前,通过人物病态的对金钱和性欲求不满的展现,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们的腐蚀。
更重要的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结构里饱含着福克纳对“南方家园”的一番深意。正如他自己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所说:“我不想接受人类的末日的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喧哗与骚动》中如凯蒂、迪尔西等人物身上,都有着闪闪发光的人格魅力。作者福克纳犹如一个斗士,意识流手法便是他的武器,他以“病态”呼唤“常态”,追求着人性的复归。
“意识流”是指“人的意识活动持续流动的性质”。“意识流”一词的出现最开始是在心理学领域,而后,因其对“思维不间断性”的关注,其被文学领域借用。作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流派之一,“意识流”与其他流派一样,它们的出现背后是资本主义物质文明迅猛发展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威胁。人性的“异化”在机器生产、物质抢夺、科技繁荣的新型私有化社会中越发凸显,这种“压迫性”“吞食性”的外部力量使人们不知不觉中成为社会的奴隶——命运无处可寻。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传统的理性逐渐失去了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人怎样找到一条返回的道路?”成为各个学科中极为重要的讨论主题。文学自然也不例外,此时,现代主义文学中“内向转移”的出现是必然的,同时也具有特殊的任务和目的:通过对人类自我的挖掘和重新定位以寻找出人类生存的合理途径。而这种“内在转移”绝不是描绘“理性监督下的一般内心活动”,而是要描绘“生命本能所酿出的幻觉、梦境”。在《喧哗与骚动》中,读者就能体会到“幻觉与梦境”般的意识流书写为其带来的独特审美价值体验,以及福克纳使用意识流手法进行创作的良苦用心。
拨开云雾见月明
班吉,是小说中出场的第一个人物,也是第一个叙述者,他是一个实际年龄三十三岁,心智只有三岁的“白痴”,他没有思维能力和语言能力,分不清事情发生的前后顺序,但也是因为如此,班吉感觉极为敏锐。他能够轻易地闻到“冷”“黑”“死”的气味,周围人的变故对他来说都化作感觉,使他一直如“站在湿湿的草地上。这个地方很冷”般不得温暖。伴随着混乱、模糊的呓语,人们能感受到凯蒂的堕落、昆丁的自杀、杰生的残忍带给班吉的巨大伤害。同时,也在班吉的啼哭和感觉迷乱中,一个黑色的混杂的社会风貌呈现在人们眼前。作者福克纳曾经说过:“我已经开始用一个傻瓜的眼睛来讲述它,因为我觉得它会更有效,因为一个人只能知道发生了什么,而不是知道为什么。”可见,作者有意識地将“无意识”展现,是为了表现出“痴人说梦”的状态。作者的目的十分明确:将莎士比亚所说的‘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任何意义’变为现实。
通过班吉的意识流,通过他对于时间的错误判断,通过各种感官之间的打通,那混沌迷乱的内心世界便不加掩饰地呈现在读者眼前。作者巧妙地用一个“意识流”去解释上一个“意识流”,片面的意识渐渐组成了“意识洪流”,人物形象愈发清晰,事件讲述愈发完整。无限的真实在有限的模糊生活片段中构成,在层层迷雾中一幅南方地主家庭解体的图景一点点呈现出来。这样的表现力有如一把雕刻小刀,一笔一画都具有深刻的力量,且更为持久。
可见,意识流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使用,将当时西方世界的“荒原景象”表现得淋漓尽致。福克纳是清醒的,他意识到深入内心的观察和展现能够更好地让读者认识现实本身,对恐惧、厌烦、绝望、忧虑等等意识形态毫无掩饰的展示与承认,则应当是面对自我和社会的最好方式。虽然“无数的信息、情感、欲望以连续运动的方式进、出意识”打破了逻辑顺序,在某种程度上会给读者带来些许“脱离感”,但这种“脱离感”并没有贬义意味。
交错时空里穿梭
在福克纳的小说世界里,虚幻与现实、过去和现在、印象和回忆相互穿插、相互交织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方法形成了其独特的时空观。这无疑受到了19世纪末法国哲学家亨利·柏格森时间理论的影响,纵观全书,柏格森的时间观与福克纳的意识流创作交相呼应,“时间是直觉的延绵”的观点渗透在小说的方方面面。
当“时间顺序完全服从于思维的活动方向,意识的流动、绵延、分化、串接都自由地支配着时间和作品结构”时,“意识的自由”成为可能。
显而易见,《喧哗与骚动》的四个部分并未按照传统上以叙述者出场的先后顺序排列,而是根据人物回忆式的印象和感觉形成了时间的聚合。作者不强调时间的“正确性”,本就是因为“人的时间”是不可靠的,也正是因为这种不可靠的叙述,使内心世界的展示实现了“可靠的真实”。
据此,钟表就成为一个完全错误的装置——对于康普生先生而言,人类的不幸就是就在于受到了时间的束缚。“人者,无非是其不幸之总和而已,你以为有朝一日不幸会感到厌倦,可到那时,时间又变成你的不幸了。”他又告诉儿子昆丁:“钟表杀死时间……只要那些小齿轮在咔哒咔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于是,昆丁砸表便具有了别样的深意,暗示着他企图接近没有钟表的时间。
时间错置为文本提供了无限的发展空间。在前三章的叙述中,不同叙述者头脑里多次进行一个又一个的思绪转换跳跃,有时通过变换字体来频繁地进行空间转换,以此来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由新娘这个词昆丁的思绪又转换到凯蒂结婚那天(1910年4月25日)的空间。小说就是这样随着叙述者思绪的空间变换,展示小说人物变幻不定的复杂不堪的内心活动。
在小说中,三兄弟的时空观念都是一种纯粹的质变,是超意识,不能与客观时间相通,更不能着眼未来。而与之相对立的是迪尔西,她的叙述部分回归到正常的物理时空。意识流手法在《喧哗与骚动》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它的使用带给读者“听见天慢慢黑下来的声音”般这样独特的阅读体验。它将“缺憾式”人物形象直接放置在了读者眼前,通过人物病态的对金钱和性欲求不满的展现,深刻地揭露了资本主义文明对人们的腐蚀。
更重要的是,在这错综复杂的结构里饱含着福克纳对“南方家园”的一番深意。正如他自己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所说:“我不想接受人类的末日的说法……我相信人类不但会苟且地生存下去,他们还能蓬勃发展。人是不朽的,并非在生物中唯独他留有绵延不绝的声音,而是人有灵魂,有能够怜悯、牺牲和耐劳的精神。”《喧哗与骚动》中如凯蒂、迪尔西等人物身上,都有着闪闪发光的人格魅力。作者福克纳犹如一个斗士,意识流手法便是他的武器,他以“病态”呼唤“常态”,追求着人性的复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