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1945年的上海，正经历着由孤岛转为全面沦陷的最黑暗时期。乱世求生与民族大义，成为每个中国人必须面对的道德困境与政治抉择。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历史系教授、东亚与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傅葆石以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作者群为代表，通过大量翔实的史料和精彩的文本分析，记录了身处“灰色上海”的中国文人或隐退、或反抗、或合作的相互纠结的生存形态，细致逼真地还原出他们所经历的残酷精神拷问和无情的道德审判。
　　1937年11月，当上海沦陷，文人的肉身沦陷不可逆转，精神的抗争火种便已点燃。留下来的文人中，要么如王统照，毅然决然地“继续战斗”，直到最后被迫抽离危险境地；要么如李健吾，碍于身体和家庭困顿而无力内迁、曲折求生，同时坚守民族大义底线；要么如《古今》作者群，付之寡淡文字应付交差，备受“附逆文人”头衔的精神煎熬。
　　身处沦陷区的上海文人到底作何心态，当年日本文化界的评价或可窥一斑。日本作家大川周明承认日本在扭转中国思想方面的失败，在他看来，中国“（日占区）许多作家拒绝写作，而在写作的则是一群文丐”。另一位批评家吉田东右则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没有不爱中国的”。日本人的不满意隐约折射出，中国文人群体面对国家沦陷的民族之痛，普遍选择坚守最后的精神底线。
　　是否爱国，无疑是衡量当年委身上海的文人群体毁誉分水岭的惯性思维。但在本书中，傅葆石没有采用这种“非白即黑”的二元划分法，而是假以当年社会的重重背景，就从事文化活动的具体行为直至实际影响层面，努力剖析上海文人群体的真实面相。
　　正是带着这样的现实思维，所以作者能够看到不同于传统视角的诸多景象：王统照的隐退里有着更高的精神抗争内涵，他的思维跳出了民族国别层面，跃至全人类的更高视角，“预想了一个自由的、有责任感的人民组成的道德社会，他们通过个人的道德准则管理社会关系”；李健吾虽然一直选择抗争，但缘于生存所迫，他在创作作品时显然对票房委曲求全，因此还被人批评作品缺乏“现实主义”；《古今》作者群的合作中也有着许多不合作、伪合作，他们大多以“沉郁、烦恼和花鸟怡情之类遁世”小品文，回避现实书写。鲜为人注意的是，这些被打上“附逆文人”标签者郁郁终日，如文载道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辱斋”，周黎庵则依葫芦画瓢给书房取名为“疚斋”。
　　王统照与李健吾这样的抗争形象早为人知，倒是那些头顶“附逆文人”耻辱标记的群体内心有待揭示。在傅葆石看来，“附逆文人”大多宁愿把自己看成不合时宜的遗老遗少，也不愿像纳粹德国时期的学者如罗伯特·巴西拉齐、保罗·德曼等一样，“以法西斯革命所激发‘法西斯人类’的年轻活力为荣，以‘新秩序’下的团体感为荣”。
　　随着日军进占上海，文人肉身的沦陷这是客观事实；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选择了精神上的抗争或至少是消极抵抗，这是事实；他们努力寻找每一丝可以喘息的空间，撑起“遗民”群体的文化精神支柱，这也是事实……但像周佛海等与侵略者的“深度”合作却是国人无法接受的道德红线。也许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评价“附逆文人”群体的骑墙心态再合适不过。
　　《灰色上海，1937～1945
　　中国文人的隐退、反抗与合作》
　　【美】傅葆石 著 张霖 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8月版
　　《文化与中国转型》
　　袁伟时 著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在中国的转型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究竟扮演何种角色？三纲五常是不是该全部丢掉？中国共产党与普世价值的关系如何？政治改革该从哪里启动？……著名学者袁伟时在嬉笑怒骂间将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转型的桎梏做了全面的探讨。
　　《希特勒的私人图书馆》
　　【美】提摩西·赖贝克 著
　　孙 韬 译
　　金城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这是一部隐匿在书架中的“希特勒传”。作者通过研究希特勒在藏书中写下的大量批注，分析他在各时期发表的言论与他所读之书的内在联系，生动描述了他从年轻下士到成为疯狂刽子手的思想发展历程。作者是美国学者，现任职于巴黎国际外交学院。
　　《战地行纪》
　　【英】W.H.奥登 克里斯托弗·
　　衣修伍德 著 马鸣谦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年11月版
　　W.H.奥登（1907～1973），英国著名诗人、评论家、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1938年，他与作家衣修伍德一起，足迹遍布香港、广东、汉口、黄河流域战区等地，先后访问过周恩来、蒋介石、宋美龄等人，留下众多珍贵的一手资料，于1939年出版这本集诗歌、散文、照片于一身的独特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