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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于1902年，他丰富的著述（小说）大多写于46岁前，建国后基本放弃了文学写作，改而研究文物、丝绸、文化史以及古代服饰。本文记录的是沈从文在1967～1988年期间走过的一些路。
“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1968年11月1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18日决定沈从文等18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
沈从文的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离452高地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妻子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紧，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
1970年8月4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1972年2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1972年8月初，沈从文给次子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
1973年，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間，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3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1949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
稳住自己，抵抗内心的阴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8月4号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3号张寰和家中。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从9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他苦恼不堪。“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5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
“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
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他曾对人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在这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
最感快慰的时刻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1980年1月15日，沈从文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回乡之行
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病
1983年3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4月20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11月，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1984年11月20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1983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的事宜。——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静静地走了
1986年春，有关部门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了新居。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84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
1986年11月20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4月22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1987年8月24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1988年4月8日，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学者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措辞严厉决绝，并一连追加两封。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
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晚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
“麻醉”痛苦，抵抗愚蠢
1968年11月17日，中国历史博物馆召开老、弱、病职工下干校动员会，18日决定沈从文等18人限月底离京，去咸宁。
沈从文的临时栖身之处叫452高地。离452高地五六里外，是干校的“向阳区”，文联、作协系统和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单位集中于此，工作是搞基建。妻子张兆和在连队的挖沙子组，劳动强度大，时间紧，只能瞅空来看看沈从文，徒步来回十多里，停留时间不过几十分钟。沈从文“不敢独自去她那边，因为前不久在路上昏倒过一次，医生也说以‘少活动为是’”。
1970年8月4日，沈从文给张兆和写了封短信，信文前面加了一句话：“不论如何，务必来看看我。不宜迟疑。”倘若不是身体坚持不了，他断不会说这样的话。1972年2月上旬，这个七十岁的老人，终于获准回京治病。
还得好好活在人间
回到北京的沈从文首先面临的是房子问题。1972年8月初，沈从文给次子沈虎雏的信里提到这么一件事：“前不久有中国人美籍专家朋友要看我，我告给了馆中。不让看，怕见到住处不成个样子，为人传出去笑话。”这个朋友是数学家钟开莱。
1973年，在美国讲授中国文学的许芥昱来北京，见到了沈从文。许芥昱是西南联大的学生，在宾馆的房間，他听着三十年前的老师滔滔不绝地谈服装、丝绸，总想把话题引到文学上来，可是不怎么成功。许芥昱当时就写了一篇《与沈从文会见记》，几年后被译成中文刊于香港《明报月刊》1976年3月号。也许是沈从文对文物的满腔热情，给许芥昱造成错觉，他以为1949年后沈从文受到特别保护，他的工作有特殊的便利条件与无数艺术珍品接触，有“无限的研究基金，以及不受政治运动风潮的影响”。不能全怪去国多年的许芥昱不了解实情，沈从文显示出来的，是他过得还不错。许芥昱不会明白，即便这样的师生会面，在“文革”中也是被当成“外事活动”的，这还是沈从文“文革”以来的第一次“外事活动”，能被允许已经是幸运了。
稳住自己，抵抗内心的阴影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沈从文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痛感服饰研究工作的支柱已经失去。心脏隐痛的旧病一度重现，更加重了他的紧迫感。经两位朋友帮助，《中国古代服饰资料》修正稿全部抄好，他开始校改抄稿。
7月28日，唐山大地震爆发，波及京津地区。8月4号两个老人带着两个孙女到达苏州，住在九如巷3号张寰和家中。这样的日子可谓清闲，但离开了工作，却让沈从文不仅精神上不安宁，似乎连身体也感觉不适应。“我是用充分使用生命，来维持健康，促进生命的火焰燃烧得更旺、更持久。”
从9月份起，他就唠唠叨叨要回北京，可是北京防震警戒一直没有解除，他苦恼不堪。“与那一堆杂图书杂资料共存亡，为最理想。……我自以为最理想的报废方式，是能守在写字台边无疾而终。……我一生最怕是闲。一闲，就把生存的意义全失去了。”
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这个举国振奋和欢欣的消息也让沈从文感到舒了一口气，却没有丝毫的兴奋和鼓舞，反而杞忧更深。5月他给苏州的亲戚写信说：
“特别是更不宜妄想，认为‘四人帮’一打倒，凡事好办。”
“这里也还有熟人对百花齐放抱有些新的幼稚幻想，我却绝不存丝毫不切实际的幻想，因为时间已过，即以曹禺而言，也磨到放不出什么情绪状态下了。”
在如此的社会状况和个人的忧虑之中，“我不能不考虑到应当想个办法稳住自己，免得发疯。”
为“稳住自己”，而必须在精神上进行什么样的努力，即使是亲近的人，也未必全能体会。他曾对人坦言，“我有事实上的性格、情绪、思想上的困难，你不大理解。部分属于自己内部世界，部分出于客观挫折，第三还有个家中的现实要顾到，我都得作较好的处理，才可望在七十五岁后，还维持得住工作活力，在这个十分困难的居住条件下，克服消沉情绪的抬头影响到工作和家庭平静稳定，不至于一下坍圮。这种坍圮现象，是在生长中，随岁月不同而日益显明。可是我终得制止这个自内而来的黑影。”
最感快慰的时刻
197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沈从文的工作、居住条件，成了很多关心他的人的一个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新任院长胡乔木提出调沈从文到社科院，以促成他完成中国服饰史的著作。
沈从文自己觉得，他做的研究，实质上与博物馆系统最为相应，对博物馆工作有用；但历史博物馆却并不特别在意，从文物局到博物馆的多名领导，对他抱有偏见。五十年代，管业务的韩副馆长说：“不安心学习，不安心工作。终日玩玩花花朵朵，只是个人爱好，一天不知干些什么事！”此类的批评所表明的不理解、不信任，让沈从文终生耿耿于怀。沈从文调走后，再也没有回到过他耗去了近三十年生命的“单位”。
1980年1月15日，沈从文将《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稿子交社科院科研局。社科院确定交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出版，书名至此确定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
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李祖泽立即飞赴北京，到小羊宜宾胡同拜访沈从文，商定出版细节。小屋子里只有一张藤椅，主客互相推让，不愿独坐。那一天正值大雪纷飞，两个人站到院子里畅谈，任雪花飘落到身上——出版落实了，这是沈从文最感快慰的时刻。
回乡之行
1982年5月8日，沈从文踏上了回乡的路。黄永玉早就有让表叔晚年回一次凤凰的想法，一经劝说，沈从文同意了。于是在张兆和的陪伴下，与黄永玉、张梅溪夫妇和黄苗子、郁风夫妇等亲友同行，回到了湘西那个小小的山城。
短短的回乡之行，给沈从文晚年以极大安慰。他深幸自己还能重温没怎么变样的一切；同时他也清楚，变化一直在发生，且会永远变化下去，有些东西会消失，但他过去的文字保存下了一些美好：“最可惜是一条沅水主流，已无过去险滩恶浪，由桃源上达辰溪，行船多如苏州运河，用小汽轮拖一列列货船行驶，过去早晚动人风物景色，已全失去。再过一二年后，在桃源上边几十里‘武强溪’大水坝一完成，即将有四县被水淹没。四个县城是美的，最美的沅陵，就只会保留在我的文字记载中，一切好看清流、竹园和长滩，以及水边千百种彩色华美、鸣声好听的水鸟，也将成为陈迹，不可回溯，说来也难令人相信了。”
病
1983年3月初，沈从文有两次轻微中风，出现脑血栓前兆；4月20日，病情加剧，发生脑溢血症状，住进首都医院。住院治疗了两个月，出院后在家继续服用中医处方药物，接受针灸等康复治疗，但没有多大效果。11月，中医吴宗宁，从南京专程来为他治疗，短期针灸后，行动能力有明显改善。1984年11月20日，因基底动脉供血不足，在中日友好医院，治疗了三个月。
那个全力以赴于工作的时期再也回不来了，与疾病的抗争成了他的任务。
可是他总有放不下的事。1983年初，香港商务印书馆李祖泽、陈万雄，会同北京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商定了在香港和内地分别出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的事宜。——然而，因为形势的变化，这本书并没有按原定计划出版，沈从文生前没有能看到增订本。
静静地走了
1986年春，有关部门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给沈从文分了新居。沈从文终于有了宽敞、安静的大房间，在他84岁的时候；可是他已经没有能力如以前无数次想象过的那样，“把资料摊开”来研究和写作了。
1986年11月20日，沈从文因肺炎住院治疗；转年4月22日，再次因肺炎住院，一个月后出院。显然，他的身体是越来越衰弱了。
1987年8月24日，沈虎雏把誊抄好的《抽象的抒情》拿给沈从文看。他看完后说：“这才写得好呐。”——可是，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自己写的文章。
1988年4月8日，他从熟人那里听说，学者凌宇正参与筹备一个国际性的沈从文研究学术研讨会，不禁十分焦急，写信极力阻止，措辞严厉决绝，并一连追加两封。这三封信是沈从文写下的最后的文字。
5月10日下午，沈从文会见黄庐隐女儿时心脏病发作。事先没有征兆。在神智模糊之前，沈从文握着张兆和的手，说：“三姐，我对不起你。”——这是他最后的话。晚8时30分，他静静地走了。
（摘自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沈从文的后半生：1948～198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