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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各利益方的利益保障以及由此带来的均衡价格是保证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文章首先探讨了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的动因，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各方的利益保障和国有企业改制中均衡价格的确定问题，进一步探讨了国有企业改制的机遇的选择，最后简要分析了国有企业改制的利益主体的拓展问题。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利益保障；均衡价格
一、 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的动因
要在国有资产改制中真正实现各利益方的博弈均衡，必须寻求制度层面的整体均衡，制度均衡一般反映了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对于某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参加博弈的任何一方都无意，或虽有意但无力加以改变的状态。从供求平衡的角度予以分析，可以看成一个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构成的“制度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当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将出现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均衡。与制度均衡相对立的是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是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赢利机会。社会博弈各方为了捕捉这种新的赢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原因，致使变迁的动机和力量还不够大，只有变迁的动机，而无变迁的力量，因此出现了制度非均衡。
国有资产改革的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着制度变迁的可能。但是这种潜在的制度变迁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它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体作用的结果。在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对同一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是不同的，包括：个体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收益；政治成本与收益。国有资产改革的制度变迁是对即往的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映，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出现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各个博弈主体能否达成合作，实现制度净收益最优原则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
二、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各方的利益保障
1． 改革中主要利益方的诉求和利益保障。政府的改制收益主要来源于企业净资本价值和土地价值，当该收益大于或等于政府所承担的企业改制成本，或大于政府在企业的负债，即应支付职工的改制补偿金，则改制才可能推进下去；而当改制得到的收益可能小于成本时，则政府无法承担补偿的责任，改制则无法实行。
企业家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通过改制所获得的激励收益和生产效益收益，当该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投入到企业改制中的成本时，其才有动机和意愿将改制推进下去；而当改制得到的收益可能小于成本时，则企业家无力推进改制。
职工主要权衡改制前后的收益福利状况，如果改制后的收益福利低于改制前，则要求相应补偿，直至两者大体相等。改制后的收益和福利实际上是一种预期值，即预期找到下一工作前的全部收益的总和。补偿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补偿不足的话，职工必然会反对改制，或至少不支持改制，因为这种补偿不足的改制会损害职工的隐性利益及其基本生活保障。
对于银行来说，其改制约束条件是建立在政府政策支配下的债务债权的平衡基础上的。只要其债务有偿还的保障，那么不管这保障来自企业自身，还是来自政府政策的豁免，只要银行自身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它们就能接受改制。
2． 国有企业改制中均衡价格的确定。
（1）企业改制的均衡转让价格的确定。假定企业的改制投入是进行了合理的剥离之后的投入，不包含那些非生产性和无效资本。那么，确定资本成本的决定因素就是其转让价格。在企业家的成本函数中，其自然希望能以较低的转让价格购买改制企业的资本，以便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更高的产出。那么，企业家进行改制投入的动机就是要确保国有企业获得一个合理的、真实的资本价格，来进行产权的改制转让。如果转让定价高于企业实际市场价格，那么，购买这样的企业股权则很难保证基本的利润目标实现。同样，对于政府来说，资本定价过低会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这会使得政府难以接受改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找到转让价格的均衡点，在这个点上，企业能够满足基本的利润目标，同时政府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制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市场能够给出较真实较合理的资本价格信号，则是实现合理改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对于企业的资产评估，通常公认的是以预期资产收益率作为贴现率来进行折价，得到以市场收益为基础的企业价格。企业产权转让基本上是以这样的评估方式，并参照同行企业的技术和其他有关效率指标。因此，只要市场竞争是较为充分的，企业的实力就能够通过同行业内各种有关指标的比较得到反映，以此为依据的企业价格评估就是大体准确的。对于要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资本评估依据是产权买卖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基础。因此，以市场收益率为基础的资本价格的形成，是改制可能发生、进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否则，改制将没有合理发生的市场基础。
（2）被改制企业员工经济补偿的确定。国有企业总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冗员，企业家希望按照自己的要求自主选择改制后的员工，从而提高企业改制后的绩效。而政府不希望由此造成较大失业，职工更不希望丢掉饭碗，因此，在改制时，对于重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因为只有这个经济补偿才是他们预期收益的底线和保障，尤其是预期改制以后的就业可能是不确定的条件。经济补偿的决定意义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接受和通过企业的改制方案。当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补偿主要应由国有产权的代表——政府来负责和承担，因为国有企业对于员工负有社会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必要责任。
在职工补偿中，最重要的是失业补偿。政府在确定这种经济补偿时，基本依据应当是本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或失业率）。以比较客观的市场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或失业率作为双方协商共识的基础，来确定经济补偿水平，则政府和员工都应能接受。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市场工资率和市场就业率基础上的经济补偿标准，才能为改制提供一个合理前提。然而，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环境，甚至不同经济周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市场工资率和失业率，以此为基础的补偿标准也可能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是根据补偿标准确定的平均水平，具体到不同企业和员工，也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员工预期收益与实际补偿之间的较大差距，难以实现双方共同接受的最优均衡条件。
三、 国有企业改制的机遇的选择
企业改制的时机与均衡机遇的选择往往不是最佳的，政府更强调执政者的需要，强调稳定避免风险，对于仕途的更多考虑，以及某些既得利益者为了满足寻租的需要，因此，国有企业通常变成了完全的空壳才不得不被考虑改制退出，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这样势必延误了改制的最佳时机。所以，能够满足改制最优均衡的退出条件，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最佳时机选择。比较理想的改制时机和机遇均衡的实现，是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实现的一种“帕雷托效率”的改进。然而，在实践中，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对于政府、银行和职工来说，都是有益的和能够接受的均衡的最佳集合，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现实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对于职工补偿的强制性均衡，从而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原经营者满足于既得利益的现状，不愿或无能力进行改制；或者是由于职工、银行等利益相关者不愿接受改制方案，从而不得不消极地等待，将改制搁置。
关键词：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利益保障；均衡价格
一、 国有资产管理的制度均衡与制度变迁的动因
要在国有资产改制中真正实现各利益方的博弈均衡，必须寻求制度层面的整体均衡，制度均衡一般反映了在现有的制度结构中，对于某一项具体的制度安排，参加博弈的任何一方都无意，或虽有意但无力加以改变的状态。从供求平衡的角度予以分析，可以看成一个由制度供给和制度需求构成的“制度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当制度供给者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将出现制度供给与制度需求之间的均衡。与制度均衡相对立的是制度非均衡。制度非均衡是人们对现存制度安排的一种不满意或不满足，意欲改变而尚未改变的状态，也就是出现了一个新的赢利机会。社会博弈各方为了捕捉这种新的赢利机会，就会力图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选择和建立一种更有效的制度安排。由于外部效应和“搭便车”等原因，致使变迁的动机和力量还不够大，只有变迁的动机，而无变迁的力量，因此出现了制度非均衡。
国有资产改革的制度安排如果出现了制度非均衡状态，就存在着制度变迁的可能。但是这种潜在的制度变迁能否转化为现实的制度变迁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博弈过程，它是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体作用的结果。在国有资产改制过程中，不同的行为主体对同一制度变迁的成本与收益的计算是不同的，包括：个体成本与收益；社会成本与收益；政治成本与收益。国有资产改革的制度变迁是对即往的制度非均衡的一种反映，它是一种制度安排从非均衡走向均衡的过程。出现制度非均衡是制度变迁的必要条件，而各个博弈主体能否达成合作，实现制度净收益最优原则是实现制度变迁的充分条件。
二、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中各方的利益保障
1． 改革中主要利益方的诉求和利益保障。政府的改制收益主要来源于企业净资本价值和土地价值，当该收益大于或等于政府所承担的企业改制成本，或大于政府在企业的负债，即应支付职工的改制补偿金，则改制才可能推进下去；而当改制得到的收益可能小于成本时，则政府无法承担补偿的责任，改制则无法实行。
企业家的收益主要来源于通过改制所获得的激励收益和生产效益收益，当该收益大于或等于其投入到企业改制中的成本时，其才有动机和意愿将改制推进下去；而当改制得到的收益可能小于成本时，则企业家无力推进改制。
职工主要权衡改制前后的收益福利状况，如果改制后的收益福利低于改制前，则要求相应补偿，直至两者大体相等。改制后的收益和福利实际上是一种预期值，即预期找到下一工作前的全部收益的总和。补偿条件得不到满足或补偿不足的话，职工必然会反对改制，或至少不支持改制，因为这种补偿不足的改制会损害职工的隐性利益及其基本生活保障。
对于银行来说，其改制约束条件是建立在政府政策支配下的债务债权的平衡基础上的。只要其债务有偿还的保障，那么不管这保障来自企业自身，还是来自政府政策的豁免，只要银行自身利益不会受到损害，它们就能接受改制。
2． 国有企业改制中均衡价格的确定。
（1）企业改制的均衡转让价格的确定。假定企业的改制投入是进行了合理的剥离之后的投入，不包含那些非生产性和无效资本。那么，确定资本成本的决定因素就是其转让价格。在企业家的成本函数中，其自然希望能以较低的转让价格购买改制企业的资本，以便能够以较低代价获得更高的产出。那么，企业家进行改制投入的动机就是要确保国有企业获得一个合理的、真实的资本价格，来进行产权的改制转让。如果转让定价高于企业实际市场价格，那么，购买这样的企业股权则很难保证基本的利润目标实现。同样，对于政府来说，资本定价过低会导致国有资产损失，这会使得政府难以接受改制。因此，问题的关键是必须找到转让价格的均衡点，在这个点上，企业能够满足基本的利润目标，同时政府也能够接受这样的改制条件。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市场能够给出较真实较合理的资本价格信号，则是实现合理改制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
对于企业的资产评估，通常公认的是以预期资产收益率作为贴现率来进行折价，得到以市场收益为基础的企业价格。企业产权转让基本上是以这样的评估方式，并参照同行企业的技术和其他有关效率指标。因此，只要市场竞争是较为充分的，企业的实力就能够通过同行业内各种有关指标的比较得到反映，以此为依据的企业价格评估就是大体准确的。对于要进行改制的国有企业来说，这种资本评估依据是产权买卖双方达成共识的主要基础。因此，以市场收益率为基础的资本价格的形成，是改制可能发生、进行和发展的基本前提，否则，改制将没有合理发生的市场基础。
（2）被改制企业员工经济补偿的确定。国有企业总是会有或多或少的冗员，企业家希望按照自己的要求自主选择改制后的员工，从而提高企业改制后的绩效。而政府不希望由此造成较大失业，职工更不希望丢掉饭碗，因此，在改制时，对于重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对员工的经济补偿，因为只有这个经济补偿才是他们预期收益的底线和保障，尤其是预期改制以后的就业可能是不确定的条件。经济补偿的决定意义在于，它直接关系到员工能否接受和通过企业的改制方案。当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这种补偿主要应由国有产权的代表——政府来负责和承担，因为国有企业对于员工负有社会就业保险和社会福利的必要责任。
在职工补偿中，最重要的是失业补偿。政府在确定这种经济补偿时，基本依据应当是本地区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或失业率）。以比较客观的市场工资水平和就业率或失业率作为双方协商共识的基础，来确定经济补偿水平，则政府和员工都应能接受。只有建立在真实的市场工资率和市场就业率基础上的经济补偿标准，才能为改制提供一个合理前提。然而，不同地区，不同经济环境，甚至不同经济周期，往往会有不同的市场工资率和失业率，以此为基础的补偿标准也可能会因地因时而有所不同。因此，即使是根据补偿标准确定的平均水平，具体到不同企业和员工，也需要进行适当调整，否则很可能会导致员工预期收益与实际补偿之间的较大差距，难以实现双方共同接受的最优均衡条件。
三、 国有企业改制的机遇的选择
企业改制的时机与均衡机遇的选择往往不是最佳的，政府更强调执政者的需要，强调稳定避免风险，对于仕途的更多考虑，以及某些既得利益者为了满足寻租的需要，因此，国有企业通常变成了完全的空壳才不得不被考虑改制退出，造成国有资产的持续流失，这样势必延误了改制的最佳时机。所以，能够满足改制最优均衡的退出条件，就是国有企业退出的最佳时机选择。比较理想的改制时机和机遇均衡的实现，是在不损害任何一方利益相关者的前提下实现的一种“帕雷托效率”的改进。然而，在实践中，无论对于企业家，还是对于政府、银行和职工来说，都是有益的和能够接受的均衡的最佳集合，往往不是那么容易出现的。现实中经常出现的现象是，对于职工补偿的强制性均衡，从而引发了社会的不稳定；原经营者满足于既得利益的现状，不愿或无能力进行改制；或者是由于职工、银行等利益相关者不愿接受改制方案，从而不得不消极地等待，将改制搁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