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先在学校的操场上总能看到我矫健的身影，因为我是个体育活动积极分子，现在却只能终日关在斗室里。坐在椅子上。犹如“监外执行的囚犯”一样。原先我身怀“绝技”，车钳鲍铣磨样样拿得起，现在却手无缚鸡之力，连支笔也握不住。我高位截瘫了，下乡劳动锻炼时，不慎落崖受伤，一块冻土戳伤了我的中枢神经。亲人们为我哭泣，同学们为我惋惜。“今后怎么办?”这个问题困挠着一切关心我的人。“学习写作吧!”有人开始为我出主意，因为像奥斯特洛夫斯基、吴运铎这样的残疾作家给人的影响太深了，使人认为，残疾人与文学似乎有某些不解之缘。亲人们说：国家花财力，医生花精力，我们花努力把你从死亡线上抢救过来，难道是为了听你成天长吁短叹的吗?不是说人残志不残吗，我们不以成败论英雄，因为你毕竟不是作家，而是“坐”家。话说到这个份上，我还能说什么呢?那就写吧。别的人写作不成还能作新的选择，而我却别无他择，“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接我原来的语文水平，看书、读报、写信还可以应付，叫我撰文投稿。实在是勉为其难，羞愤于自己功底的浅薄，我决定多读些书，以勤补拙。好在我有充足的时间，只要身体吃得消，可以一直看下去。什么古今中外，诸子百家的书籍全上案头，直读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心中认定一个理：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吟。
　　自以为到了无师自通的地步了，我开始伏案而写。苦是很苦的，坐在用铁管子焊起来的架子里，面前搁一块板权作书桌。由于没有握力，每次写，笔还要用布条绑在指缝间，让笔与臂共舞。初绑时，不几天指缝间就皮开肉绽，一张稿纸犹如血书一样，卷面凌乱，字体歪斜，笔迹作蚯蚓状。高位截瘫病人，有个双腿痉挛的毛病，写三五分钟，得双手撑着铁管站一会儿，让腿曲伸一下，毛估估写一篇文章得中断几十次。苦苦写出来的东西，一篇一篇寄出去，又一篇一篇退回来，或者干脆有去无回，成了一个名符其实的“退稿收藏家”。在横遭无数次退稿以后，我的大将风度丢失殆尽，开始流泪，撕纸，扔笔；开始抱怨编辑缺乏“慧眼”。
　　“抱怨没有用，委屈也没有用。编辑部不相信眼泪。”一位不吝赐教的老编辑对我说，“命运不同，生活阈历不同，你的写作方向也理应与众不同，为了弥补你自身缺陷所带来的生活天地的狭小，你应该重视自己内心世界的发掘，但要超越自己。”
　　“独树一帜”，我脑子里老是在想这四个字。我的“独”在哪里呢?一天，我伸手一看鸡爪般的手，低头一瞅病残的躯体，遽然一声惊叫：这不就是我的“独”吗?中途致残!大凡一个健全的人，在人生的中途突然致残。对生活的急剧交化缺乏思想准备。心理上接受不了这一残酷的现实，往往会易怒、怨恨，进而抑郁、轻生。我是怎样理解残疾，对待残疾，在心理上克服残疾，接受残疾的事实，逐步树立重新站起来的决心的呢?我应该把它写出来，借以鼓励伤残人树立信心，转变对残疾价值观的认识，做到身残志不残。
　　选准了课题，就像医生号准了脉搏一样，我很快进入了写作角色。我努力回忆自己受伤后的全过程：刚受伤时，我并没有意识到病情的严重性，认为这只不过是一般的骨折，伤筋断骨一百天。殊不知，等待我的却是“无期徒刑”。临床医生跟我说：按目前的医疗水平，别说在我国，即使在全球，外伤性截瘫亦属不治之症。顿时，我如雷轰顶，万念俱灰，怎么也想不到黄土高原上这一跤，会把我跌到残疾之列去，跌成“二等公民”。于是我开始抱怨命运对我不公正，后悔雄赳赳、气昂昂奔赴大西北，怪罪人类只研究原子弹、核武器，而不攻克医学上的顽症；躺在病床上咬牙、发怒、骂人，进而积藏安眠药，寻死寻活，闹得整个病房不可开交。这是受伤后的否认期、混乱期，以后，慢慢进入努力期、恢复期。
　　往事的回忆，搅动了我库存的感情，苦涩的泪水，沾湿了我胸前的衣襟，久抑的感情像脱缰的野马一样在方格纸上纵横驰骋。此时，我才思敏捷，写作流畅，耳边只听到时钟的嗒嗒声和笔尖的沙沙声。简直忘记了自己是个寸步难行的病人。原来，写作也有带劲的时候，它可以使人达到入神忘我的境地。一篇《共同走出人生的低谷》的习作，从笔端深情流出。
　　望着那散发着油墨芳香的仿宋字，真不敢相信，那些铅字是我的手稿变的。文章的发表，对一个残疾人来说，不仅是愉悦，还有更深一层的含义，那就是一种回归社会的自豪感。大凡残疾人都有一种自卑感，尤其是中途致残的人，更有一种失落感和被社会遗忘的感觉。从“失落”的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寻找回来的世界”，现在在报刊上寻到一席之地，岂不欣慰?当然，我知道。限于我的水平，可能一辈子也出不了什么惊世之作，但我不后悔，因为我曾经努力过，奋斗过，在荒芜的土地上劳作过。贝多芬说过：“通过苦难，走向欢乐，这是最令人感到欣慰的。”我最终所追求的不就是这样一种境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