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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义斌是军旅雕塑家、国画家。他雕塑创作的当代军人形象,是写实的、大体量的、强悍有力的;他的绘画创造自然形象,是写意的、色墨交融的、优美抒情的。能同时驾驭这两类,无论语言方式、描绘对象,还是风格技巧,都全然不同的艺术,绝非易事。但聂义斌能一身二作,从容不迫,游刃有余。
这能力源自他的勤奋,跟他的经历和机缘也有关。聂义斌是我在天津美院读书时的低班同学,那正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国家因为经济、政治的原因,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停止了种种“大跃进”式的运动,一度强调正规化教学。聂义斌他们一入学,就被要求“冷桌子,热板凳”,关门读书作画,由此奠定了很好的绘画基础。他入伍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改学雕塑,参加并主持过一系列纪念性群雕工程,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有影响的军旅雕塑家。不过,他并没有忘情绘画。特别是结婚以后,又有了作画的特别助力和动力——夫人孙智谱是孙其峰老师的女儿,亦是他的同班同学,长于工笔花鸟,执教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授。新时期以来的大环境加上这样的家庭艺术氛围,催生出作为花鸟画家的聂义斌,是很自然的。
聂义斌的花鸟画兼工带写,学习孙其峰先生的画法而有所变化。其峰师的写意花鸟远绍青藤、白阳、新罗,近师汪慎生、王友石、徐悲鸿等,转益多师,自成一家。其突出特点是既重视写生与造型,又强调以书入画和笔墨表现,追求神与形、写与绘的高度统一。聂义斌有很好的造型能力,在学习其峰师“写”法的同时,突出“绘”法,增强形象的描绘性,以形成自己的面貌。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对树的刻画上——其峰师画树,不论大小,都是笔笔写出,一写到底,把笔墨的表现放在首化,并不特别看重形似(或日逼真感)。聂义斌画树则相对强调形似,把笔墨表现放在第二位,总是更重视刻画树的质量感、枝干的粗细比例、透视关系等。如《余辉》中古树的粗糙纹理,大干、小干、大枝、小枝、细枝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近树与远树的空间关系等,都是精心描绘,极力突出它们的形质,给观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秋禽暖阳》,近景的两只山鸡,色彩斑斓,近于工笔,大片的芦苇刻画得更是逼真。其画法,是先以色作底,继而用胶矾勾染,最后再用色笔复勾复染。画家巧妙地借用了水彩水粉画,把透明色与不透明色结合起来,把区分空间层次、深浅色调与块面的画法勾勒方法结合起来。这种以追求真实感为主的、近于工笔的综合画法,与讲究笔墨“写”意的画法是不同的。有意思的是,同一作品在画秋树林时,却强调了用笔,其纵横之势,给作品带来力度,以及工与写、描绘与表现的和谐一致。
善于营造境界,是聂义斌花鸟画的另一特色。绘画的境界,首先是空间的境界。古人说境界要“宛似经过”、“如可步入”,是指山水画,即人与山水空间的关系。花鸟画有所不同。它大体有两种空间处理方式,一是花鸟不画背景,赋予空白纸绢以虚拟的空间意象;二是既画花鸟也画环境,表现花鸟所在的空间状况。后者又被称作“花鸟与山水的结合”。聂义斌两类作品都有。前者如《玉兰喜鹊》、《松鼠秋果》、《松鹰》等,局部刻画花果树木,置松鼠、苍鹰于其间,背景留白;后者如《鸟鸣山更幽》、《余韵》、《初春》、《双吉图》、《春意》、《石榴似火》、《雄视》等。不描绘环境的作品,就要突出形象、情趣与笔墨,就像京剧演员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表演,能够通过虚拟动作,让观者感觉到具体空间的存在。但这需要欣赏者的主动性欲相应条件。描绘环境的花鸟画,以其空间境界的真切感更受作者与观者的青睐。但描绘花鸟环境并不容易,因为这就是营造境界,需要创造性想象,也需要相应技术技巧的支持,否则就难免平庸,甚至会喧宾夺主,增加烦乱。在聂义斌上述作品中,不乏精彩的境界创造。如《双吉图》,画草地上一株巨人的卉柏,它的枝叶繁密,充满画面,由于地平线压得很低,更显其雄伟高大。两只雪鸡卧在树根上,享受着花草的芳香和树荫的清凉。柏树枝干以枯笔勾擦,墨色苍浑,柏叶用石青点画,乍一看犹如碧色的夜空。其境界,雄阔而幽深。再如《雄视》,描绘人们熟悉的松鹰,但不一股。其不一般处在于,把松枝改为松林,松林的上空有一抹微红,营造了暮色苍茫、苍鹰独立的画界。《余韵》也有类似特点:近景是长着果实、落了鸟儿的柿子树,白色的柿子,白色的大地,一派北国初冬的诗意景象。格局与气势较大,是聂义斌花鸟画的又一特色。
格局、气势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说它们有形,是指格局气势与画面结构、与笔墨有关,有什么样的结构与笔墨,就有什么样的格局与气势。说它们无形,是指格局、气势源于作者的气质、个性与修养,有什么样的气质、个性与修养,就有什么样的格局与气势。格局、气势的大小并不等于作品的成败或优劣,但往往制约着作品的风格与趣味。聂义斌的花鸟画并不都有大格局、大气势,但那些出色的作品,如上面提及的《石榴》、《余韵》、《雄视》、《双吉图》等,格局与气势都比较大,不小气,不柔弱,不轻薄。聂义斌喜欢近距离取景,喜欢画人树、古树,笔势强悍,有一种把握整体效果的能力,这就是造成人格局、大气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从他的气质个性中寻找,这是他的内在精神物质的自然流露。
这能力源自他的勤奋,跟他的经历和机缘也有关。聂义斌是我在天津美院读书时的低班同学,那正是上个世纪的60年代初,国家因为经济、政治的原因,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学校停止了种种“大跃进”式的运动,一度强调正规化教学。聂义斌他们一入学,就被要求“冷桌子,热板凳”,关门读书作画,由此奠定了很好的绘画基础。他入伍后,因为工作的需要,改学雕塑,参加并主持过一系列纪念性群雕工程,创作了大量的作品,成为有影响的军旅雕塑家。不过,他并没有忘情绘画。特别是结婚以后,又有了作画的特别助力和动力——夫人孙智谱是孙其峰老师的女儿,亦是他的同班同学,长于工笔花鸟,执教于鲁迅美术学院国画系的教授。新时期以来的大环境加上这样的家庭艺术氛围,催生出作为花鸟画家的聂义斌,是很自然的。
聂义斌的花鸟画兼工带写,学习孙其峰先生的画法而有所变化。其峰师的写意花鸟远绍青藤、白阳、新罗,近师汪慎生、王友石、徐悲鸿等,转益多师,自成一家。其突出特点是既重视写生与造型,又强调以书入画和笔墨表现,追求神与形、写与绘的高度统一。聂义斌有很好的造型能力,在学习其峰师“写”法的同时,突出“绘”法,增强形象的描绘性,以形成自己的面貌。这一特点突出体现在对树的刻画上——其峰师画树,不论大小,都是笔笔写出,一写到底,把笔墨的表现放在首化,并不特别看重形似(或日逼真感)。聂义斌画树则相对强调形似,把笔墨表现放在第二位,总是更重视刻画树的质量感、枝干的粗细比例、透视关系等。如《余辉》中古树的粗糙纹理,大干、小干、大枝、小枝、细枝的结构比例关系,以及近树与远树的空间关系等,都是精心描绘,极力突出它们的形质,给观者以身临其境的感觉。再如《秋禽暖阳》,近景的两只山鸡,色彩斑斓,近于工笔,大片的芦苇刻画得更是逼真。其画法,是先以色作底,继而用胶矾勾染,最后再用色笔复勾复染。画家巧妙地借用了水彩水粉画,把透明色与不透明色结合起来,把区分空间层次、深浅色调与块面的画法勾勒方法结合起来。这种以追求真实感为主的、近于工笔的综合画法,与讲究笔墨“写”意的画法是不同的。有意思的是,同一作品在画秋树林时,却强调了用笔,其纵横之势,给作品带来力度,以及工与写、描绘与表现的和谐一致。
善于营造境界,是聂义斌花鸟画的另一特色。绘画的境界,首先是空间的境界。古人说境界要“宛似经过”、“如可步入”,是指山水画,即人与山水空间的关系。花鸟画有所不同。它大体有两种空间处理方式,一是花鸟不画背景,赋予空白纸绢以虚拟的空间意象;二是既画花鸟也画环境,表现花鸟所在的空间状况。后者又被称作“花鸟与山水的结合”。聂义斌两类作品都有。前者如《玉兰喜鹊》、《松鼠秋果》、《松鹰》等,局部刻画花果树木,置松鼠、苍鹰于其间,背景留白;后者如《鸟鸣山更幽》、《余韵》、《初春》、《双吉图》、《春意》、《石榴似火》、《雄视》等。不描绘环境的作品,就要突出形象、情趣与笔墨,就像京剧演员在没有布景的舞台上表演,能够通过虚拟动作,让观者感觉到具体空间的存在。但这需要欣赏者的主动性欲相应条件。描绘环境的花鸟画,以其空间境界的真切感更受作者与观者的青睐。但描绘花鸟环境并不容易,因为这就是营造境界,需要创造性想象,也需要相应技术技巧的支持,否则就难免平庸,甚至会喧宾夺主,增加烦乱。在聂义斌上述作品中,不乏精彩的境界创造。如《双吉图》,画草地上一株巨人的卉柏,它的枝叶繁密,充满画面,由于地平线压得很低,更显其雄伟高大。两只雪鸡卧在树根上,享受着花草的芳香和树荫的清凉。柏树枝干以枯笔勾擦,墨色苍浑,柏叶用石青点画,乍一看犹如碧色的夜空。其境界,雄阔而幽深。再如《雄视》,描绘人们熟悉的松鹰,但不一股。其不一般处在于,把松枝改为松林,松林的上空有一抹微红,营造了暮色苍茫、苍鹰独立的画界。《余韵》也有类似特点:近景是长着果实、落了鸟儿的柿子树,白色的柿子,白色的大地,一派北国初冬的诗意景象。格局与气势较大,是聂义斌花鸟画的又一特色。
格局、气势是有形的,也是无形的。说它们有形,是指格局气势与画面结构、与笔墨有关,有什么样的结构与笔墨,就有什么样的格局与气势。说它们无形,是指格局、气势源于作者的气质、个性与修养,有什么样的气质、个性与修养,就有什么样的格局与气势。格局、气势的大小并不等于作品的成败或优劣,但往往制约着作品的风格与趣味。聂义斌的花鸟画并不都有大格局、大气势,但那些出色的作品,如上面提及的《石榴》、《余韵》、《雄视》、《双吉图》等,格局与气势都比较大,不小气,不柔弱,不轻薄。聂义斌喜欢近距离取景,喜欢画人树、古树,笔势强悍,有一种把握整体效果的能力,这就是造成人格局、大气势的因素。但更重要的原因,还应从他的气质个性中寻找,这是他的内在精神物质的自然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