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要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们传统的社会管理和基层工作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传统的管理体制、机制和我们基层的队伍严重的不适应新的形势，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我们传统的体制机制是建立在单一化的制度上。根据人口统计，我们党员人数截至2005年是8000多万，但我们体制内的人口，包括国企职工，包括事业单位职工，以及公务员系统一共只有7000万左右。第二个方面是，随着我们经济的高速增长，我们整个社会结构变化很大，尤其是弱势群体人群显著增加，一是400万的无家可归的失学儿童，他们有些在城市里被成人抱着、搀着去讨饭、要饭；第二个是890万的城镇失业职工；第三个是8600万的残疾人，包括因病致残和先天致残的；第四个就是两个多亿的老年人口；第五个就是我们两点多亿的农民工；还有一个就是留守的农村的妇女有四个亿左右，加在一起，相对的弱势人群是八个多亿，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前不久我们看到毕节四名兄妹自杀，这震惊全国乃至世界，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在我们农村，反映出我们当今百姓遇到问题、困难的时候，缺乏组织的关心，缺乏帮助，尤其缺乏来自社会的帮助。
　　第三个方面是，从我国人口的年轻化来看，第二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表明，目前15岁到59岁的人口有九个多亿，还是占人口主体。所以说，虽然一方面我们劳动力开始紧缺了，但总体来说，这不足为理由。特别需要关注的是，2010年的全国普查表明，经过30多年的改革发展和教育的事业的发展，我们国民的文化程度显著提升，每10万人口当中具有高中文化程度的达到了一万四千多人，大学文化程度达到八千左右，占8%。这个变化背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的国民素质在提升，国民对我们政府、对社会生活、对经济生活方方面面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第四个方面是互联网发展的挑战。到2012年底，我们的网民规模达到5.64亿，互联网普及率4.5成，其中39岁以下的人口占到了8成以上，2014年，我们网民是6.32亿，增长数字也非常快。第五个方面是，我们社区建设体制面临的挑战。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社区建设应该说成绩斐然，但是我们所形成的这个体制，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四级服务”中，我认为这还是一种过渡性的体制。目前来说，它也日益陷入难以为继的困境，总体因为我们的社区到现在来看，它姓区，不姓社，高度行政化，社会力量发育不足，社会力量参与不足。再一个是我们居委会的角色日益尴尬，2014年12月底，民政部在杭州召开了全国城乡社区专项委员会的会议，我们在会上讨论了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话题，就是居委会的角色转移问题。对于居委会目前状况，我的一个基本分析和判断是，居委会目前的主要服务人群是老年人群和残疾人和特困家庭，按照目前我们如果说老年人是两个多亿的话，那么城市居委会就面临了一个多亿老年人口。居委会能够紧密服务的老年人群最多是六分之一，是两千万不到，加上残疾等等，所以说从上海的角度看，上海市60岁以上的老年人300万，按照六分之一就是50万，我们养了这么大一批队伍，而它紧密联系和服务的群众只有100万不到，这么看来，应该说是成本相当高，服务效果差。再一个，居委会它不是法院，它不具有民事和刑事的诉讼能力和责任能力，这个角色非常尴尬。
　　从过去来说，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就等同于基层政府对居委会的建设，而忽视了基层政府的角色、功能的转变，尤其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加强基层建设在一定意义上忽视了甚至排斥了新型的社会组织发展的参与。虽然社会组织、社会工作在这几年有所发展，但是还是遇到了制度性的机制性的障碍，这个问题值得我们专门去研究。
　　第六个方面是，我们党的群众工作现在是不适应，高度不适应。很重要的原因在于在今天的党和社会联系的平台制度已经不存在了，我们党的工作体制基本还是以单位体制作为依托的，尤其造成党联系群众的基础现在是属于最薄弱的时期，党的社会基础在今天也是最薄弱的时期。因此，以单位为依托的工作机制急需转型，而传统的工青妇及社区居委会作用极为有限，依靠行政权力方式来实现社会的重组和团结也是难以为继的。所以，我在五、六年前就讲，工青妇必须转移三级，最近好像很多领导开始关注这个问题了。因此，新时期的改善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工青妇的群团能力必须主动建筑新的平台，建筑与社会新的关系。那么，这个新的关系的平台是什么呢，就是要不同于政府官办的社会职责，不同于一般社区的制度，是一种新型的社会组织。
　　新型的社会组织是我们社会治理创新重要的平台，对此，我就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第18条有关社会组织的18条要有一个科学的理解。总体我认为写的非常好，但也有一些问题，第一，有语法上和逻辑上的错误，比如重点培育和优先发展行业协会、商会类、科技类。这把几类组织都属于行业协会，这个语法上、逻辑上就出现错误了。第二，我们讲社会组织，但是把商会这种市场的主体作为优先发展就是错的。那么，如何来理解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或者新型社会为主导这个问题呢？我觉得有几个不同，一个是不同于政府讲的是官办机构。二个是不同于社区的文体活动，社区文体活动都是自主制的，它是以自我娱乐为导向的，它不是以社会为导向，不是为服务他人、支持他人为导向的。所以，绝对不能叫做社会组织。三个是，像那种行业协会，各种经济类、教育类的培训机构等，也不能称之为社会组织。虽然我们目前民间组织行业条例把它视为社会组织，包括我们民办医院，这有好多例子，这非常荒谬的。他们以社会组织的名义登记注册，享受非常好的税收待遇，赚大钱，比企业者挣的钱还多。所以，我要讲的是，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它一定是追求社会理性、提供非营利的社会服务和社会支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社会团体才能称之为我们讲的社会组织。
　　社会组织必须具有三个性，第一个，非营利性；第二，非政府性；第三社会性。发展新型的组织、创新社会治理，在社区层面，我们有必要处理好居委会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处理好基层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关系，加强30年度形成内制的机制。为此，就要求我们基层政府要逐步建立两张清单，一张就是政府真转变的清单，社会责任的转变清单；一张是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光有购买社会服务的清单是不够的，所以，要两个清单一起来建立。
　　最后我要讲的是社会工作在中国它有一个成功经验，它是社会治理创新和社会服务创新的重要抓手，从全国看，从上海、广州、北京、浙江来看，社会组织的参与和发展首先是由社会工作来引领的。因此，现代社会工作是引领新社会组织、新社会发展的旗帜和抓手，这是我们中国特有的成功经验。第二，它也是我们深化社区建设和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给基层政府设置转变的中国推手。第三，也是我们今天基层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居民委员会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专业元素。当然，工青妇能不能转型升级为社会组织的枢纽性组织，我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存在着体制性障碍。至于专业性的社会组织它才能成为枢纽。
　　总之，现代社会工作的发展、社会组织的发展它是我们今天重复现代中国政策关系、推动政策分开、政策分工合作的新社会体制的专业力量。
　　（徐永祥，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