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人物”系列之三十六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宋史》卷三一九有传。欧阳修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官员，他刚直敢言，忠于职守，勇于革新，关注民生，举荐贤才，奖掖后学。作为文士，他倡导诗文改革，并留下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其中《醉翁亭记》《朋党论》等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作为学者，他与宋祁主编了《新唐书》，又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他的诗论专著《六一诗话》，更是开创了后世诗歌理论作品的新体例。
　　“环滁皆山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作亭者谁？山之僧智仙也。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日醉翁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这几句耳熟能详的话，出自名篇《醉翁亭记》，它的作者，即文中的醉翁，就是北宋时期集官员、文士、学者于一身的欧阳修。

初入仕途

　　歐阳修，字永叔，江西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出生于北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欧阳氏”为庐陵大族，然而到欧阳修的祖父欧阳偃时，家道衰落；欧阳修的父亲欧阳观官运也不亨通，仅做过绵州军事推官（地方行政长官的僚属）和泰州军事判官（辅佐处理公事的人员）这样的低级官职而已。
　　不幸的是，欧阳修四岁的时候，其父欧阳观就病逝了。母亲郑氏不得不带着子女三人往投欧阳修的叔父随州推官欧阳晔，以维持家庭生活。
　　欧阳修自幼聪颖，渴望读书学习。然而，以当时的家庭条件看，根本无法供他上学，甚至连纸和笔都买不起。欧阳修的母亲想出了一个办法，她用荻草（一种茎干坚韧的草本植物）在地上写字来代替纸笔，教欧阳修识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画荻教子”的故事，而欧阳修的母亲也和孟子的母亲一样，被誉为“贤母”，成为后世家教的典范。
　　等年龄稍大些，欧阳修就开始到当地藏书丰富的人家借书、抄书来读。有一次，欧阳修在一位姓李的人家读书，偶然从一个旧箱子中找到一部残缺的韩愈文集。当时，他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韩愈文章的思想内容，却被韩文的那种气势和风格深深吸引。他认为，韩愈的文章结构严谨、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感情丰富。从那以后，韩愈的文章就成为欧阳修心中的典范，他立志要成为像韩愈那样的文学家。同时，欧阳修越来越觉得当时流行的那种只讲求词句华丽而内容空洞的“时文”，是一种毫无意义的文章。
　　然而，这种“时文”却是当时科举制度所规定的文章形式和体裁。为了应举，欧阳修不得不学写“时文”，这给他带来的痛苦是可想而知的，更让他感到很有必要对当时的文风进行改革。
　　宋仁宗天圣七年（1029），欧阳修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参加国子监考试，名列第一，补广文馆生。同年秋，又参加国学解试，仍列第一。次年正月，试礼部，知贡举，又擢为第一。三月，崇文殿试，中进士及第。五月，仁宗授以西京（今河南洛阳）留守推官。年仅二十四岁的欧阳修，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
　　当时的西京留守是钱惟演，欧阳修来到洛阳，实际做了钱惟演的幕僚，负责管理文书，策划参谋。在推官任上的三年，对于欧阳修来说是比较清闲的，他利用闲暇时间饱览了历史名城的名胜古迹，见到了滚滚的黄河，攀登了矗立于中原的嵩山，并写了一些赞美和歌颂历史名胜和壮丽山河的诗篇，显示出一种清新的风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欧阳修在这段时间还结识了诗人梅尧臣，二人在文学上有着共同的见解，因而成了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用平易朴实的语言来写诗文，试图用自己的创作来推动文风的革新。只是当时他们所做的努力对社会的影响还不显著，但已经为其后来所倡导的诗文改革运动打下了基础。

《与高司谏书》：一封谴责信

　　仁宗景祐元年（1034），欧阳修推官任期满，经过考核，升为馆阁校勘，参与国家图书目录《崇文总目》的编纂。馆阁校勘的职位并不高，只是负责整理秘阁所藏的图籍。但是，这个职位多由学者充任，颇受时人重视。
　　当时，朝廷政事积弊甚多，宰相吕夷简不顾大局而任人唯亲。为此，任知开封府一职的范仲淹每次入朝都发表意见，主张革新，并指斥吕夷简的不作为。吕夷简大怒，以“越职言事，离间君臣，引用朋党”的罪名，将范仲淹贬知饶州（今江西鄱阳）。当时朝臣纷纷论救，而身为左司谏（即谏官）的高若讷本应向皇帝据理力争，主持正义，孰料他却以吕夷简马首是瞻，为了保全自己的禄位，丧失原则，非但不救，反而在友人家中诋毁范仲淹。欧阳修得知此事，怒不可遏，写了一封谴责信痛斥高若讷的行为。这就是有名的《与高司谏书》。
　　这封信言辞激烈，首先指出范仲淹平生刚正不阿，精于学问，博古通今。他在朝为官，立身处事善始善终，秉持正义，这是天下人都知道的。如今因为直言进谏触怒了宰相而获罪。你高司谏非但不能为他辩明无罪，反而来诋毁，认为他应当受到贬斥，这真是太奇怪了。欧阳修进而说道：你随意诋毁范仲淹，却昂然挺胸，十分得意，没有丝毫的羞愧。前几天御史台在朝廷中贴出布告，提出百官不得超越本职谈论政事，这样，能够提意见的就只有谏官了。可现在你在谏官这个职位上却不说话，那就应该辞去这个官职，不要妨碍能胜任谏官之职的人来担任，并说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愧事”，将其行为定性为“君子之贼”。
　　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了欧阳修的刚正果敢，以及不怕得罪权臣的坦荡心迹。一事当前，只要道义所在，他就会奋不顾身，挺身而出。后人评价欧阳修，说他“为人刚正，……见义敢为，患害在前，直往不顾”，的确不是虚美之辞。
　　然而，这封信触怒了高若讷和吕夷简，他们联手将欧阳修赶出了朝廷，降为夷陵（今湖北宜昌）知县。夷陵在当时是小县，争讼多，田契不明，且官吏违法徇私之事很多。欧阳修到任后，对此一一纠正，惩处奸恶，尽到了“父母官”的职责。一年后，又改任乾德（今湖北光化）县令等职。

以谏官身份支持革新

　　庆历三年（1043），面对积贫积弱的局面，仁宗皇帝重用范仲淹、韩琦等人开始实行改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宋仁宗还下诏广开言路，增加谏官的名额。欧阳修就在此时被召回京城，以太常丞知谏院。
　　对于欧阳修来说，谏官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职位。他在《与高司谏书》中就提到过，谏官有权向皇帝陈述利弊得失，争论是非，可以把自己看到的不公正或不正确的事直接汇报给皇帝，如果唯唯诺诺，胆小怕事，那就不配做谏官。
　　欧阳修对“庆历新政”是强烈支持的。在庆历二年，欧阳修就写了《准诏言事上书》，把北宋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概括为“三弊”（不慎号令、不明赏罚、不责功实）、“五事”（兵、将、财用、御戎之策、可任之臣），请求仁宗应不失时机地改革朝政。他还写了《本论》，提出欲求天下大治，必须“均财而节兵，立法以制之，任贤以守法，尊名以厉贤”，其中，他特别强调“任贤”，认为法令是靠人来执行的，任用贤能，朝廷的政策就能够顺利推行。对于“任贤”，欧阳修不仅从理论上进行阐述，而且他还亲自举贤荐才，他说“窃惟古人报国之效，无先荐贤。……苟有所见，其敢默然？”我们熟知的包拯、王安石、曾巩、“三苏”等人均得到过欧阳修的赏识与举荐。欧阳修提拔有才之士，并非为己，更不是为了结党营私，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和百姓的利益。
　　欧阳修和范仲淹的政治见解也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限制皇亲贵胄和大地主阶级的特权，减轻百姓的负担，裁减臃肿的机构和人员，节约开支，以便缓和危机与矛盾。身为谏官，欧阳修刚劲正直，不畏强权，他揭露了许多政治上不合理的现象，还检举揭发了许多贪官污吏，以此来呼应范仲淹等人的改革。
　　范仲淹等人的改革触及了大官僚和权臣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极力反对。他们以“朋党”之名攻击范仲淹，企图将其置之死地而后快。为了支持范仲淹，欧阳修写了《朋党论》一文，对“朋党”这个在当时含有贬义色彩的词做了新的解释。文章不讳言朋党，而是指出朋党有原则的区别，“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并引证历史来说明君子之朋有利于国，小人之朋有害于国，希望国君进君子之真朋，去小人之伪朋。很显然，欧阳修认为范仲淹之朋为君子之朋，是对国家有利的，不应被罢斥。
　　从此，范仲淹和欧阳修一起，均被守旧势力视为眼中钉，这些人在皇帝面前百般挑拨，肆意诽谤。面对反对势力的攻击和仁宗皇帝的猜忌，范仲淹最终请求“罢参知政事，知边郡”，很快获得批准，于是出任陕西、河东路宣抚使。欧阳修则先被派出使河东（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又出任河北都转运使，最后被贬知滁州。“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

政绩卓著的地方官

　　贬官滁州，是欧阳修从政以来第二次遭贬逐。离开京城后，他知滁州两年半，知扬州一年，知颍州一年半，知应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近两年。仁宗皇祐四年（1052），欧阳修回到颍州为母亲守丧，直到至和元年（1054）除丧服，才重返京城为官。近十年的时间，欧阳修可谓是辗转四方。这段不平凡的岁月，欧阳修称之为“十年困风波，九死出槛阱”。
　　欧阳修是在庆历五年（1045）来到滁州任上的。滁州位于长江、淮河之间，地僻俗淳，山高水美。欧阳修来到这里，尽心于民事，实行宽简的措施。政事之余，为了排解心中的烦闷，他自号“醉翁”，常常登临城南风景秀丽的琅琊山，建醉翁亭为登山休息之所，寄情于山水。于是，就有了那篇流传千古的名作《醉翁亭记》。文中，欧阳修自叙游山玩水的乐趣，表达了与民同乐的喜悦，抒发了一种旷达的情怀。至今，醉翁亭景区仍有一株据说是欧阳修亲手栽植的梅树，被后人称为“欧梅”，千百年来受人敬仰，被誉为琅琊山的“镇山之宝”。
　　当然，欧阳修并没有沉溺于山水美酒之中，他对朝廷的政事也颇为关注。他的好友，也是“庆历新政”的拥护者石介，遭到守旧派夏竦的迫害，死在家中，但政敌们仍不放过他，谎称其诈死，并扬言要掘墓开棺。欧阳修闻知此事，既愤慨又震惊，他的刚直和正义感油然而生，写下了《重读徂徕集》一诗：“已埋犹不信，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辄长叹。我欲犯众怒，为子记此冤。下纾冥冥忿，仰叫昭昭天。书于苍翠石，立彼崔嵬巅。”他坚信历史是公正的，一定会对善恶忠奸做出正义的裁决：“谗诬不须辨，亦止百年问。百年后来者，憎爱不相缘。公议然后出，自然见媸妍。孔孟困一生，毁逐遭百端。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
　　在颍州，欧阳修“爱其民淳讼简而物产美，土厚水甘而风气和”，甚至萌发了致仕后居于这里的念头。在颍州，他勤政爱民。有一年，颍州大旱，欧阳修立即奏请免除此地奉诏征调的万余民夫。又筑白龙沟，引颍州西湖水以利灌溉，发展农业。他还特别重视当地的教育事业，在西湖畔盖起书院，从此，颍州读书风气大开，朗朗的读书声飘扬于西湖碧波之上。有史料记载说：欧阳修“守颍，其政不可枚举，而修学校则建西湖书院以造颍士，兴民利则塞白龙沟水以溉湖田，其大略也。……又论政曰：‘宽则不急迫，简则不烦索。’”
　　南京，是北宋时期人口稠密、商业繁荣的都市，这里，达官贵人熙来攘往。欧阳修秉性正直，待客如一，从不曲意逢迎，因而有“照天蜡烛”的称号，这是对严明廉正官员的美称。
　　歐阳修做地方官，讲求实效，立足于“民称便”和“宽简不扰”，即为发展生产、改善百姓生活、维护百姓利益提供条件，因而受到人们的交口称赞。曾巩《祭欧阳少师文》说：“公在庙堂，尊明道术。清净简易，仁民爱物。敛不烦苛，令无迫猝。”苏辙《欧阳文忠公神道碑》也说：“公前后历七郡守，其政察而不苛，宽而不弛，吏民安之。滁、扬之人，至为立生祠。”在他去世七百余年后，还有人在开封府署前建“二贤祠”，并祀包拯和欧阳修。开封府衙东西两个牌坊，一书“包严”，一书“欧宽”。欧阳修的“宽简”和包拯的“威严”，同时流芳千古，传为美谈。

重返朝廷平步青云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守丧期满，奉诏返京，受命编修《新唐书》。当时，宋祁已经大致完成了《新唐书》的《列传》部分，欧阳修主要作了《本纪》《志》《表》的修纂。他们所依据的材料，除刘昫的《旧唐书》外，还有当时新搜集到的唐代史料，因此新修的《唐书》较之《旧唐书》，“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至于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传纪实，或增或损，义类凡例，皆有据依”。 　　《新唐书》修成后，要立编撰者。依旧制，只列官位最高的一个人。当时，欧阳修的官位最高，“署名权”非欧阳修莫属。但他认为宋祁在编撰过程中，功劳很大，不能掩其名而盖其功，于是《本纪》《志》《表》部分书欧阳修的名字，《列传》部分书宋祁的名字。当时的宰相宋庠听说此事，感慨万分，称赞道：“自古以来，文人多相轻，像欧阳修这样胸怀坦荡而又具有谦虚美德的人，前古未有。”今天，我们看《新唐书》，仍是写欧阳修、宋祁撰。
　　在史学方面，欧阳修还有一个贡献，就是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这部史书。这部著作的编撰时间，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从他给朋友的信札中可以知道，其着手时间很早，编撰时间很长，直到晚年才完成。这部书重视史论，笔锋常带感情色彩，表现出文学家修史的特点。其中的《伶官传序》是史论名篇，文章开头提出“盛衰之理，虽日天命，岂非人事”的论点，叙述后唐庄宗成败兴亡的一生，并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说：“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以此垂鉴后人。
　　此外，欧阳修还写有一部很有价值的考古著作《集古录》。一直以来，欧阳修都注意收集自周秦至五代时期的青铜器和碑刻书法材料，并加以考证，而成此书。今天，这部书虽已散佚，但现存的四百篇《集古录跋尾》，都是考订文字，可以与史书相互证明。此后的许多学者多沿着这条道路，搜集金石文字，并进行考证，逐渐形成了一门学问——金石学。
　　还需一提的是，仁宗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了科举考试，他利用这个时机，推行了诗文革新。前面说到，欧阳修对科举的“时文”很是反对，认为它空洞无实，仅追求华丽的文辞而已。这次考试，他规定参加考试的士子必须采用平淡朴素的语言来写文章，凡是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者故意卖弄文字者，一概不取。这个举措遭到了一些当朝官员和年轻读书人的反对。面对重重压力，欧阳修毫不动摇，坚持到底。最终，士人对欧阳修的主张渐渐信服，文风也有所改变。
　　应该说，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是和唐代文学家韩愈一脉相承的，其理论基础就是“文以明道”。他认为“道”是内容，是本质；“文”是形式，是“明道”的工具。他还把“道”比作金玉，把“文”比作金玉所发出的光辉。也就是说，诗文创作必须要有思想内容，文章的好坏并不取决于形式如何，而要看内容的深度和意义。今天看来，欧阳修的主张是有进步意义的，特别是对选拔有识之士起到了积极作用，这也是这场运动能够顺利推进的一个原因。
　　从嘉祜五年（1060）开始，欧阳修的官运亨通起来，先任礼部侍郎兼翰林侍读学士；又拜枢密副使；又转户部侍郎拜参知政事，进封开国公；又进正奉大夫，加柱国；又进阶光禄大夫，加上柱国。年近花甲时，欧阳修已然成为朝廷的重臣。虽然地位蒸蒸日上，但他没有忘记初心，其忧国忧民、革弊兴利之志反而更加热切。欧阳修颇为信奉《周易》中的“变通”之学，曾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他支持“庆历新政”，就是从这点出发的。在身居高位后，欧阳修鉴于时弊，常常呼吁改革弊政。英宗治平二年（1065），他感叹国事说：“恐上下因循，又如庆历之初矣。”

求退致仕

　　欧阳修的秉公执政、不徇私情、刚直果敢在朝中得罪了不少人。英宗治平四年（1067），忽然兴起了“长媳案”，污蔑欧阳修“帏薄不修”，与长媳关系暧昧。后经朝廷核查，证明纯属“诬罔”。宋神宗两次下手诏安慰欧阳修，案件的发起者御史蒋之奇等人也遭到贬黜。可是，身为宰辅，又是文人学者的欧阳修，蒙此大辱，身心俱疲，乃决意求退，以全晚节。他知道，此时致仕，恐怕朝廷不会答应，于是请求外任，出知亳州（在今安徽）。
　　在亳州，他随笔记录史官不载的朝廷遗事、社会风情以及士大夫的逸闻趣事，取名《归田录》。“归田”二字，已经表明这位年过花甲之人的心迹。
　　此后，欧阳修又在青州（在今山东）、蔡州（今河南汝南）等地为官。在蔡州时，他写了《寄答王仲仪太尉素》一诗：“丰乐山前一醉翁，余龄有几百忧攻。平生自恃心无愧，直道诚知世不容。换骨莫求丹九转，荣名岂在禄千钟。明年今日如寻我，颍水东西问老农。”作品概括了诗人_生的行为节操、志趣情怀，也抒发了他盼望归隐颍州的心情。
　　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写了《六一居士传》，自述晚年生活的情趣。客有问曰：“六一，何谓也？”居士曰：“吾家藏书—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客曰：“是为五一尔，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读书、集古碑文、弹琴、下棋、饮酒，成为他晚年的精神寄托。
　　神宗熙寧四年（1071），欧阳修以观文殿学士、太子少师的荣衔致仕，归居颍州西湖之滨。次年，病逝，朝廷赐谥“文忠”。他平生所写的诗文奏议，大都收入后人所编的《欧阳文忠公集》中。
　　欧阳修一生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为官员，他刚直敢言，忠于职守，勇于革新，关注民生，造福百姓，举荐贤才，奖掖后学。作为文士，他倡导诗文改革，使文章变得质朴充实，开创了一代文风，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诗文作品，其中《醉翁亭记》《丰乐亭记》《朋党论》等成为流传千古的名篇，而欧阳修本人也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作为学者，他与宋祁主编了《新唐书》，又独自撰写了《新五代史》，这两部著作都被列入“二十四史”之中；他写的《六一诗话》（原书只称《诗话》，后人称引时名为《六一诗话》《六一居士诗话》等），是一部诗论专著，评论唐代和北宋时期的诗歌，这部书是文学理论史上以“诗话”为名的第一部著作，开创了后世诗歌理论作品的新体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