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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高潮中,西方各种社会思潮如潮水一般涌入中国,“易卜生主义”也是其中之一,并且由于其直接涉及到当时知识青年特别关注的个性解放问题,而引起他们强烈的兴趣。1918年,《新青年》杂志出了“易卜生专号”介绍易卜生。胡适在专号上发表了《易卜生主义》一文,对专号具有提纲挈领的作用。文章指出:“易卜生把家庭、社会的实在情形都写了出来,叫人看了动心,叫人看了觉得我们的家庭、社会原来是如此黑暗腐败,叫人看了觉得家庭社会真正不得不维新革命。”易卜生的代表作《玩偶之家》刊出以后,引起强烈反响。一时间,“娜拉”成了妇女解放的象征,成了反对封建传统道德、封建制度的知识女性的偶像。许多思想开放的作家,也以“男女平等”、“妇女解放”为主旨,从恋爱婚姻角度表现反封建的社会生活内容,成为刚刚诞生的“五四”新文学中的一个普遍性的文学现象。
然而,面对轰动一时的“易卜生热”、“娜拉热”,鲁迅却显得特别冷静。就在“易卜生专号”问世之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虽然这个时期鲁迅没有像其他许多作家那样,以家庭、妇女解放为主题进行创作,但并不说明鲁迅对“易卜生主义”不关注。事实上,鲁迅可能是向国内介绍易卜生的第一人。早在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立志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时,当鲁迅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思想之先驱,精神界之战士的品性言行思维和艺术思想之时,易卜生就已经进入他的视野。
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一向是强调“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五四”运动之后,当易卜生的戏剧已在我国家喻户晓,特别是他的娜拉几乎已成为妇女解放的代名词之后,鲁迅又一次冷静地坚持了他“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立场。面对社会上对娜拉的一片喝彩声,面对社会上大批的娜拉崇拜者和仿效者,面对社会上许多步娜拉后尘离家出走,与家庭决裂的妇女解放潮流,他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思考,发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设问。按照鲁迅从事理上的推想“娜拉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所以,为娜拉计……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提出“要经济权”,把妇女解放和经济制度变革联系起来,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他又进一步指出,能否实现变革,还需要“韧性的战斗”,而且,“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总之,在鲁迅看来,妇女解放不再仅是妇女问题、家庭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经过深思熟虑,鲁迅于1925年,“五四”退潮之后,发表了《伤逝》,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玩偶之家》的姐妹篇,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提出的社会问题,鲁迅在《伤逝》中接着继续探索。
在这篇小说中,易卜生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小说中几处直接提到了易卜生和娜拉:“……破屋子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是涓生和子君热恋中的情话主题。当涓生和子君结合后,在现实中遭到打击时,他们力图重温旧课恢复生活的勇气——“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想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儿》,称扬诺拉的果决……”这里提到的诺拉即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娜拉式的命运构成了《伤逝》的基本主题:子君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但最终还是回转了去。再从作品主人公的性格看,子君的身上也有娜拉的影子,《玩偶之家》的结束正是《伤逝》的开始,娜拉离开丈夫也就是子君离开父亲,娜拉走后的路,也就是子君所走的路。
总之,《伤逝》受易卜生影响极大,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或许鲁迅的《伤逝》就可能是另一番样子。
但《伤逝》在撷取了“易卜生主义”积极的思想成果的同时,又超越了其局限性,正像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所说的“易卜生是写实主义的,他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但并没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一个医生开了许多脉案,却并不轻易开药方”。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娜拉的觉醒和出走作为结束,至于走后怎样,他没有解答,这就使得剧本的主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他在把娜拉从昏睡中唤醒过来之后,却没有给她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他把娜拉领出了家庭的牢笼,却又把她推进了社会的大牢笼。鲁迅则在易卜生思想止步的地方起步,把娜拉出走问题从家庭问题深化为社会问题,把易卜生所关注的妇女、家庭和婚姻问题同社会联系起来,同中国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解决。这样,鲁迅的思想高度便明显地超出了易卜生。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是“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他们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在一起时谈的最多的就是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以及伊孛生(易卜生)、泰戈尔……“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接受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些新思想之后的实践活动,往往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开始的,子君不顾父亲和胞叔的反对,不顾社会上“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和家庭的束缚,和涓生自由相爱而结合在一起。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人权宣言,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使他“有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小说如果只写到这儿,那仅仅是达到易卜生的思想高度。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继续探索了子君以后所走的路。子君和涓生结合以后,他们以为只要有热烈纯真的爱,便能生存下去,结果,预期的打击来了,涓生被辞退了工作,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彼此变得冰冷、忧疑,这才悟到“大半看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特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着”。他们试图从娜拉身上来恢复生活的勇气,但都无济于事,子君终于被父亲叫回去了,此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何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死去了。
娜拉走后怎样呢?子君的结局便是回答。社会问题不解决,社会制度不改变,妇女解放是谈不上的,个性主义、人格独立都是空话,涓生和子君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压迫虽深切痛恨,力图用爱的结合摆脱这种压迫,用个性解放作思想武器,用个人奋斗来实现自身的独立,这都不是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子君摆脱封建家庭时那么无畏,最后还是回到了封建家庭,在旁人的冷嘲热讽中走完人生的路,这说明知识青年只有首先改造社会,“解放”了社会,才能完全解放自己。
然而,面对轰动一时的“易卜生热”、“娜拉热”,鲁迅却显得特别冷静。就在“易卜生专号”问世之前,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虽然这个时期鲁迅没有像其他许多作家那样,以家庭、妇女解放为主题进行创作,但并不说明鲁迅对“易卜生主义”不关注。事实上,鲁迅可能是向国内介绍易卜生的第一人。早在鲁迅决定弃医从文,立志要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状态时,当鲁迅在广泛涉猎古今中外思想之先驱,精神界之战士的品性言行思维和艺术思想之时,易卜生就已经进入他的视野。
作为一个思想家,鲁迅一向是强调“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五四”运动之后,当易卜生的戏剧已在我国家喻户晓,特别是他的娜拉几乎已成为妇女解放的代名词之后,鲁迅又一次冷静地坚持了他“不和众嚣,独具我见”的思想立场。面对社会上对娜拉的一片喝彩声,面对社会上大批的娜拉崇拜者和仿效者,面对社会上许多步娜拉后尘离家出走,与家庭决裂的妇女解放潮流,他结合中国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入思考,发出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设问。按照鲁迅从事理上的推想“娜拉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只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所以,为娜拉计……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鲁迅提出“要经济权”,把妇女解放和经济制度变革联系起来,这是很深刻的见解。他又进一步指出,能否实现变革,还需要“韧性的战斗”,而且,“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总之,在鲁迅看来,妇女解放不再仅是妇女问题、家庭问题,而是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
认识到这一点以后,经过深思熟虑,鲁迅于1925年,“五四”退潮之后,发表了《伤逝》,从一定的意义上说,这篇小说可以看作是《玩偶之家》的姐妹篇,易卜生在《玩偶之家》中提出的社会问题,鲁迅在《伤逝》中接着继续探索。
在这篇小说中,易卜生的影响是清晰可见的。小说中几处直接提到了易卜生和娜拉:“……破屋子里便渐渐充满了我的语声,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这是涓生和子君热恋中的情话主题。当涓生和子君结合后,在现实中遭到打击时,他们力图重温旧课恢复生活的勇气——“我和她闲谈,故意地引起我们的往事,想到文艺,于是涉及外国文人的作品《诺拉》、《海的女儿》,称扬诺拉的果决……”这里提到的诺拉即易卜生笔下的娜拉。娜拉式的命运构成了《伤逝》的基本主题:子君勇敢地冲出封建家庭,但最终还是回转了去。再从作品主人公的性格看,子君的身上也有娜拉的影子,《玩偶之家》的结束正是《伤逝》的开始,娜拉离开丈夫也就是子君离开父亲,娜拉走后的路,也就是子君所走的路。
总之,《伤逝》受易卜生影响极大,可以推想,如果没有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或许鲁迅的《伤逝》就可能是另一番样子。
但《伤逝》在撷取了“易卜生主义”积极的思想成果的同时,又超越了其局限性,正像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一文所说的“易卜生是写实主义的,他把社会种种腐败龌龊的实在情形写了出来,但并没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就像一个医生开了许多脉案,却并不轻易开药方”。在《玩偶之家》中,易卜生以娜拉的觉醒和出走作为结束,至于走后怎样,他没有解答,这就使得剧本的主题带有一定的局限性,那就是他在把娜拉从昏睡中唤醒过来之后,却没有给她指出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问题的道路。他把娜拉领出了家庭的牢笼,却又把她推进了社会的大牢笼。鲁迅则在易卜生思想止步的地方起步,把娜拉出走问题从家庭问题深化为社会问题,把易卜生所关注的妇女、家庭和婚姻问题同社会联系起来,同中国的社会变革联系起来加以研究和解决。这样,鲁迅的思想高度便明显地超出了易卜生。
《伤逝》中的子君和涓生都是“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他们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在一起时谈的最多的就是打破旧习惯,男女平等,以及伊孛生(易卜生)、泰戈尔……“五四”时代的知识青年接受个性解放、人格独立这些新思想之后的实践活动,往往从自由恋爱、婚姻自主开始的,子君不顾父亲和胞叔的反对,不顾社会上“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勇敢地冲破了封建礼教和家庭的束缚,和涓生自由相爱而结合在一起。她“分明地、坚决地、沉静地宣布‘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是子君的人权宣言,震动了涓生的灵魂,使他“有说不出的狂喜,知道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计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小说如果只写到这儿,那仅仅是达到易卜生的思想高度。鲁迅的深刻之处就在于他并没有就此止笔,而是继续探索了子君以后所走的路。子君和涓生结合以后,他们以为只要有热烈纯真的爱,便能生存下去,结果,预期的打击来了,涓生被辞退了工作,失去了生活的经济来源。彼此变得冰冷、忧疑,这才悟到“大半看来,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特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着”。他们试图从娜拉身上来恢复生活的勇气,但都无济于事,子君终于被父亲叫回去了,此后“所有的只是她父亲——儿女的债主——烈日一般的严威和旁人的赛过冰霜的冷眼。此外便是虚空,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呵!何况这路的尽头,又不过是——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子君在无爱的人间死去了。
娜拉走后怎样呢?子君的结局便是回答。社会问题不解决,社会制度不改变,妇女解放是谈不上的,个性主义、人格独立都是空话,涓生和子君对封建制度和封建压迫虽深切痛恨,力图用爱的结合摆脱这种压迫,用个性解放作思想武器,用个人奋斗来实现自身的独立,这都不是改造社会的正确途径,子君摆脱封建家庭时那么无畏,最后还是回到了封建家庭,在旁人的冷嘲热讽中走完人生的路,这说明知识青年只有首先改造社会,“解放”了社会,才能完全解放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