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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既是宋代的大文豪，又是以三苏为代表的蜀学中坚人物，作为北宋灿若群星的学者群中出色的一位；苏轼人才观的真知灼见也给今人带来诸多的启发。
首先苏轼的君子观是有别于传统儒家的，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讲到君子的仕与不仕：“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并赞美张氏之先君为子孙计之深谋远虑：“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爇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冷成金先生在《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评价说：“这段话看似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大有深意。苏轼借此教人不必屈己干仕，也不必矫情避仕；仕则仕，不仕则不仕，完全顺乎自然。不论仕与不仕，都必须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他不像白居易那样‘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而是居朝市不念山林，居山林不念朝市，不论是‘穷’是‘达’他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一切都置于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仕人多以儒家孔盂为宗师，以儒家精进精神为寄托，深信“学而优则仕”以及《大学》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为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苏轼在这里所表达的人才观不同于一般儒家的坚持，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即使在荣达时亦留一双观望山林的眼睛；苏轼的人才观是充分尊重人自身的，只有充分尊重人的自身的发展，人才可能真正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另一方面，苏轼非常注重君子的担当意识。对“谦”卦的解释中苏轼说：“直者曲之矫也，谦者骄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两直不相容，两谦不相使。”在解释九三么时认为“九三以‘劳谦’，而上下皆谦以应之，内则‘鸣谦’，外则‘谦’。其甚者则谦谦相追于无穷，相益不已。则夫所谓‘裒多益寡(减有余补不足)、称物平施’者，将使谁为之?若夫六五则不然，以为谦乎，则所居者刚也：以为骄乎，则所处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谓之谦，不可得而为之骄，故五‘谦’莫不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谦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邻’；至于侵伐而不为‘谦’，故曰‘利用侵伐’。莫不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龙吟先生为此卦作评时说：“如果人们一味谦让，‘谦谦相追于无穷，相益不已’，那么就没有多寡之说，从而违反了‘物之不齐’的自然规律。因此只要顺应自然，符合时宜，发自至诚，可以不管谦与不谦，必要时候兴兵侵伐也不为过分，这与儒者们所一味赞扬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有所不同。”一味谦让与“物之不齐”的自然规律是相互悖谬的，而苏轼敢为天下先，敢于作出与通常儒者不同的见解，也是苏轼尊重人和自然的规律，从而对生命的尊重。
苏轼在人才观上还注重大节反对“过正”，反对“妄悖自然”的行为。“无妄”卦自始至终都含有深刻的“顺其自然”的意思，“妄”便是“妄悖自然”之行为，这一点多为前人所忽视。《东坡易传》在解这一卦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反对“过正”，他认为在人才选拔上所谓“正”是在大节上正就行了，没必要强求小节，那些内在德行充实的人，往往会忽略外在的东西，不计较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谓“古之为过正之行者，皆内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内足者，恃内而略外，不足者反之”。从这一点出发，他更反对那种求全责备、苛求小节的做法，认为那是以所谓“至正”为“药”而“毒天下”；“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这里苏轼反对“至正”和苛求小节。
苏轼还在“明夷”卦的解释中申明其关于人才在朝与在野、救世与出世等不同境遇下的处世观念：“夫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子不敢辞其辱以私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苏轼对人才是本着宽容宽厚的态度来对待的，如果这个人——君子在其位，“有责于斯世”有能力救世则要不吃劳苦的“救之”；如果有能力力挽狂瀾，则要不惧危难的“正之”；这种责权分明的主张是建立在对个人品性、能力之上的，因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重视的，只有每个人各显其能才能让世界更加美好。苏轼还谈到人才如果遇到昏聩的君主或者上司时应该怎样做，“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虽以逊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获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门庭之速也。……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苏轼认为如果遇见“不明之君”则尽可能快速的离开以保全自己的德性不致丢失，这是他深谙其中道理，自觉保存或者捍卫自身德行的另一种人生操练。王阳明的—句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同时是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生活本身和思想本身是和合为一的，苏轼也不例外，他以自身经历恰如其分的践行了其自身的思想；其思想也必定因为自身的践行而流传后世。
首先苏轼的君子观是有别于传统儒家的，苏轼在《灵壁张氏园亭记》中讲到君子的仕与不仕：“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并赞美张氏之先君为子孙计之深谋远虑：“所以为其子孙之计虑者远且周，是故筑室爇园于汴、泗之间，舟车冠盖之冲，凡朝夕之奉，燕游之乐，不求而足。”只有这样才能“使其子孙开门而出仕，则跬步市朝之上，闭门而归隐，则俯仰山林之下。于以养生治性，行义求志，无适而不可。故其子孙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称，?处者皆有节士廉退之行。”冷成金先生在《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评价说：“这段话看似让人无所适从，实际上大有深意。苏轼借此教人不必屈己干仕，也不必矫情避仕；仕则仕，不仕则不仕，完全顺乎自然。不论仕与不仕，都必须保持个体的独立、自由。他不像白居易那样‘常于荣显日，已约林泉期’，而是居朝市不念山林，居山林不念朝市，不论是‘穷’是‘达’他都能既行‘兼济’，又行‘独善’，一切都置于自我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仕人多以儒家孔盂为宗师，以儒家精进精神为寄托，深信“学而优则仕”以及《大学》精神“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学为圣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是苏轼在这里所表达的人才观不同于一般儒家的坚持，也不同于白居易的即使在荣达时亦留一双观望山林的眼睛；苏轼的人才观是充分尊重人自身的，只有充分尊重人的自身的发展，人才可能真正保持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另一方面，苏轼非常注重君子的担当意识。对“谦”卦的解释中苏轼说：“直者曲之矫也，谦者骄之反也。皆非德之至也，故两直不相容，两谦不相使。”在解释九三么时认为“九三以‘劳谦’，而上下皆谦以应之，内则‘鸣谦’，外则‘谦’。其甚者则谦谦相追于无穷，相益不已。则夫所谓‘裒多益寡(减有余补不足)、称物平施’者，将使谁为之?若夫六五则不然，以为谦乎，则所居者刚也：以为骄乎，则所处者中也：惟不可得而谓之谦，不可得而为之骄，故五‘谦’莫不为之使也。求其所以能使此五谦者而无所有，故曰‘不富，以其邻’；至于侵伐而不为‘谦’，故曰‘利用侵伐’。莫不为之用者，故曰‘无不利’。”龙吟先生为此卦作评时说：“如果人们一味谦让，‘谦谦相追于无穷，相益不已’，那么就没有多寡之说，从而违反了‘物之不齐’的自然规律。因此只要顺应自然，符合时宜，发自至诚，可以不管谦与不谦，必要时候兴兵侵伐也不为过分，这与儒者们所一味赞扬的‘谦谦君子’的形象有所不同。”一味谦让与“物之不齐”的自然规律是相互悖谬的，而苏轼敢为天下先，敢于作出与通常儒者不同的见解，也是苏轼尊重人和自然的规律，从而对生命的尊重。
苏轼在人才观上还注重大节反对“过正”，反对“妄悖自然”的行为。“无妄”卦自始至终都含有深刻的“顺其自然”的意思，“妄”便是“妄悖自然”之行为，这一点多为前人所忽视。《东坡易传》在解这一卦时特别强调两点：一是反对“过正”，他认为在人才选拔上所谓“正”是在大节上正就行了，没必要强求小节，那些内在德行充实的人，往往会忽略外在的东西，不计较世人如何看待自己，所谓“古之为过正之行者，皆内不足而外慕者也。夫内足者，恃内而略外，不足者反之”。从这一点出发，他更反对那种求全责备、苛求小节的做法，认为那是以所谓“至正”为“药”而“毒天下”；“无妄’之世而有疾焉，是大正之世而未免乎小不正也，天下之有小不正，是养其大正也，乌可药哉!以‘无妄’为药，是以至正而毒天下，天下其谁安之?”这里苏轼反对“至正”和苛求小节。
苏轼还在“明夷”卦的解释中申明其关于人才在朝与在野、救世与出世等不同境遇下的处世观念：“夫君子有责于斯世，力能救则救之，六二之‘用拯’是也；力能正则正之，九三之‘南狩’是也。既不能救又不能正，则君子不敢辞其辱以私使其身，六五之‘箕子’是也。君子居‘明夷’之世，有责必有以塞之，无责必有以全其身而不失其正。”苏轼对人才是本着宽容宽厚的态度来对待的，如果这个人——君子在其位，“有责于斯世”有能力救世则要不吃劳苦的“救之”；如果有能力力挽狂瀾，则要不惧危难的“正之”；这种责权分明的主张是建立在对个人品性、能力之上的，因而显得更加合情合理，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重视的，只有每个人各显其能才能让世界更加美好。苏轼还谈到人才如果遇到昏聩的君主或者上司时应该怎样做，“近不明之君，而位非用事之地，虽以逊免可也。是故‘入其左腹，获其心意’，而君子莫之咎者，以去其门庭之速也。……身可辱也，而‘明不可息’者也。”苏轼认为如果遇见“不明之君”则尽可能快速的离开以保全自己的德性不致丢失，这是他深谙其中道理，自觉保存或者捍卫自身德行的另一种人生操练。王阳明的—句诗：“不离日用常行内，直到先天未画前。”这是中国哲学努力的方向，同时是中国学者努力的方向，生活本身和思想本身是和合为一的，苏轼也不例外，他以自身经历恰如其分的践行了其自身的思想；其思想也必定因为自身的践行而流传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