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人,尤其像我这样年过古稀之人,一生中都会有一两个永志不忘的年份。对我而言,那就是2007年。其实我那年的开局不错,因为是自己的本命年,老早就做了周密的安排:1月份与夫君出游埃及和土耳其,除游览了金字塔等,还在红海海滨旅游胜地霍尔嘎达(Hurghada)游水……由于童年生长在海边,游泳一直是我的至爱,已经在地中海、死海、加勒比海等试过身手,现在又加上了红海,好不快活!记得那天天气比较凉,同团的人都望水却步,唯有我毫不犹疑地跃入海中,博得一片赞美:“瞧人家的身体多棒……”回国后似乎意犹未尽,接着去了海南三亚,变本加厉,每天上下午各下海一次,尽情享受温暖的海水和热带的旖旎风光。返程还特意回老家广州过春节,与妹妹一家团聚,着实热闹了一番,抵京时自是精神抖擞。此时,3月份的工作已排得满满的:每周教授两次法语课,每月为北外法语系学生做“法国艺术系列讲座”,还着手给三联书店翻译《幸福的艺术》一书——该书责任编辑来商议此事时我欣然应承,因此书通过剖析名画解读幸福的奥秘,颇有新意。作者是一位法国精神病科医生,而法译中正是我的本行。
　　万万没有想到的是,3月末的一个晚上,睡到半夜,我偶然发现右乳有一个硬块,凌晨1点起来开灯找医书,发现很像乳癌的症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同一部医书的前几页说,乳腺癌的高发期是40岁到60岁,我过去正是看了这页,还以为60岁以后就可放松警惕了。但是当务之急是得把眼前的课上完,待到去肿瘤医院检查时,已是4月初。乳腺内科检查结果是:右乳有一个硕大的肿瘤,负责活体检验的医师完事后带我去见一位专家,用英文对她说:“T4。”殊不知我从小在新加坡、香港都学的是英文,所以马上明白他说的是“Tumour4”(恶性肿瘤第四期,即晚期),之后这位专家为了让我宽心,告诉我是乳癌中晚期,但仍狠狠地批评了我一顿:“早干嘛去了,为什么现在才来……”当我问到有没有人这么晚才来就医的,回答是:“很少,且多为老乡……”让我这个拿了博士学位的所谓“高知”无地自容。在问及此病的治愈率时,主任医生的回答令我寒心。看来我是凶多吉少,且不是一般的少,是极少。我骤然间被推入绝望的深渊。因为平素酷爱运动,年逾古稀我仍保持每次下水至少游1600米的记录,一年到头感冒都极少,退休十几年来几乎每年都与夫君越洋旅游……现在这样大的反差,一时无法接受。随之而来的化疗和手术则更如一场噩梦……但2007年给我的磨难还远不止这些: 11月好不容易完成了全部治疗,12月老伴儿突犯心梗,紧急住院治疗,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我每天去探视,等年底他出院后,我忽然高烧不退,只好又去住院。真可谓流年不利,祸不单行。
　　就在这一段精神几乎崩溃的时候,我试着在手术和化疗间隙继续《幸福的艺术》一书的翻译,因为与三联书店约定2008年3月交稿。我力争按时完成,同时也让心思从疾病的痛苦中略微转移。正像我的父亲——画家司徒乔的那幅题为《在不自由的地方画自由神》的画——1931年他透过纽约移民局监狱的铁窗作成此画,我也是在一生最不幸的时候,开始探究幸福之谜。在反复咀嚼书中有关幸福命题的论述时,我的心智豁然开朗。书中列举的名画家,大多一生坎坷(如凡·高、伦勃朗等),却多能顽强地与厄运抗争,为后世留下了抒写欢乐和生命真谛的作品,发人深省。正如本书作者说的,人是动物中唯一知道自己必死的,每次磨难,都是最后一幕的一次小小的排练。因此我想,如果一个演员每次彩排都能从容应对,到了真正演出时就不会怯场。此外,幸福这门艺术的确可以学到手,只要用心体会其中的哲理:对生命,懂得感恩和珍惜;于苦难,学会坦然面对,从而增强信心,减少盲目性,远离恐惧、绝望等消极情绪。这样,才有可能像马克·奥莱勒所说的:“无论死神何时光临,我都会以微笑相迎。”
　　由于对症的治疗和亲友的关爱呵护,加上积极的心态和原本较好的体质,我终于挺过了这一关——虽然只能算是暂时的。2008年3月,我奇迹般地通过了癌症治疗结束三个月后的首次复查(今年起已改为半年复查一次了),还如期交付了两份译稿——另一本为《禁苑·梦》,作家出版社出版,之前已译完,病中做了最后的审定。这年北京的第一场春雨让枯黄的树木一夜间披上了绿装,花园里的玉兰含苞欲放,病后的第一个春天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个都更美丽,因为盎然的春意所带来的,正是希望。每天醒来的第一个惊喜是:“我还活着!”接着便想大喊一声:“活着真好!”与劫难不断的2007年相比,2008年对我可算是个丰收年:两本译著问世,见证了北京奥运,年底与夫君再次踏上“吴哥之行”,最难忘的是岁末的圣诞和接着而来的元旦是和儿子、儿媳及两个孙女在欢乐的卡拉OK歌声中度过的。这与上一个岁末真有天壤之别啊。
　　这一年多来的经历,使我真正体会到:人生中无论遇到多么大的灾难,都不能放弃对幸福的期待和追求,“哀莫大于心死”,只要心不死,永远有希望获得幸福。况且,只要有心去找,幸福的元素无处不在。大自然每天都為我们准备了新的惊喜,可是我们往往视而不见。我们搬来方庄十几年,很少去近在咫尺的天坛公园,得病期间我们发现了这个人间天堂,那里有4万多棵树——其中半数以上是古树,那里的早春时节有盛开的玉兰,之后便是开满洁白芬芳的小花的丁香之路,令人陶醉的月季园……在化疗期间,我没有精力做翻译,就打开琴谱练琴,一点点拾起病重时忘得一干二净的、儿时就熟知的简易钢琴曲,渐渐弹到了李斯特、肖邦、贝多芬……美妙的旋律净化了心灵,驱走了悲凉,还让自己有一种成就感。国家大剧院的2009年新春音乐会上,我听到李云迪加演的肖邦的一首曲目,正是我刚学会的肖邦作品《降A大调夜曲》,这令我心中充满了欢乐。怪不得有人说,懂得欣赏音乐的人比别的人多活了一辈子。此外,在我的康复词典中,运动更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幸福元素,自从恢复游泳后,我每周三次,每次1000米,雷打不动。每次游泳之后吃得香,睡得着,浑身舒坦,血压平稳,步履轻快……
　　人们常说生活像一场战斗,寻找幸福的历程也一样,尤其是当人遭遇不幸的时候。这正如法国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尔贝特·加缪所说的:“幸福,是人们在与强加给自己的命运进行抗争中获得的最伟大的战利品。”
　　是的,她是伟大的,也是最美丽的。
　　(科荷摘自《文汇报》2009年3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