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日本的联合国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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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经跻身于资本主义五强,成为第一个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独霸东亚。1945年8月15日战败投降,这对日本国来说无疑是沉重的一击。经济崩溃,政治危机和国际地位的一落千丈,使它不仅不是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而且,连会员国都不是。但是,大和民族是一个顽强
其他文献
<正> 德国社会民主党是国际工人运动史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是国际共运史的头50年中影响最大的党。正是因为德国党在历史上占有的重要地位,国内史学界在德国党研究方面已有不少论文和专著问世,但多集中于1875年哥达合并以后,对该党建党初期的历史则涉及不多,对普法战争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德国党所持的态度,研究者则更少。外国史家虽有过一些片断研究,但观点也不尽正确。德国党是1869年建立的,此后不到一年,普法战争爆发。在对待战争问题上的观点和立场,是衡量一个政党性质的试金
<正> 长期以来,国际资产阶级在人权问题上一直大肆鼓噪,处处以"人权卫士"自居,好象只有他们才是最讲人权、最尊重人权的。然而,历史的裁决却是无情的。你只要拜读一下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就能从资产阶级国家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内外政策的实践中,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国家在所谓"秩序、正义和文明"这些漂亮动听的语句下所
<正> 江泽民同志在"七一"《讲话》里重申了我国坚持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立场,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必须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不能削弱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不能搞西方那种多党制"。我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与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造,是扎根中国历史与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为了深刻领会江泽民同志讲话的重大意义,本文仅就此作一些初步的考察。
<正> 从1949年到1956年是我国社会变革的时期。这个时间,党的最重大的决策和最有历史意义的事件,就是党领导人民在迅速医治战争创伤,卓有成效地恢复财政经济的基础上,不失时机地进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消灭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成功地确立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从而开创了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回顾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具有重大的意义。
<正> [译者说明]本文所译是美国有关人权与对外关系方面的三个重要法律文件。第一个文件是关于人权与安全援助方面的。它是美国国会1978年对1961年对外援助法令的502B 款修订后的条文,这些条文详尽地规定了美国在进行安全援助方面所制定的人权标准以及受援国应该符合的条件等。第二个文件是关于人权与经济援助方面的。它是美国国会1984年对1961年对外援助
<正> 1950—53年韩国战争以来,韩美关系在安全、经济以及政治方面,逐步成为互相依存的伙伴。其中安全关系是美国最关心的。美国和韩国只要有战略性的协议,这一同盟之间就容易克服其他方面的意见分歧。如果两国做不到这一点,共关系就会紧张起来,这主要是因为由两国的社会差异所产生的经
1993年9月7日至8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同日本成蹊大学法学部在北京大学举行了中日“亚太地区国家、民族与国际关系”学术研讨会。北京大学出席会议的是:方连庆教授、黄宗良教授、陈峰君教授、林代昭教授、王杰教授、张锡镇副教授。成蹊大学出席会议的是:加藤节教授、广部和也教授、宇野重昭教授、关口末夫教授、田中治男教授。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教授会见了与会代表。北京大学副校长梁柱教授、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主任梁守德教授、成蹊大学法学部长广部和也教授、成蹊大学代表团团长加藤节教授分别在会议开幕式上致辞。有四位学者在会上宣读
<正> 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研究所于1994年1月成立。该所成立的目的在于加强我系对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研究,促进我系与国内外相应学术机构的交流和合作,以适应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的需要。其主要任务和活动形式如下: 1.为我系本科生、研究生及外国留学生开设有关以色列和中东问题的课程,并积极创造条件,举办短期培训项目,为国内其它院校、商业机构和企业公司培训教师和在中东国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员。
<正> 一、序言 现代世界的特征之一就是国民国家的框架正面临着失去作为人们政治生活单位的自明性。因为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是,如欧共体的实践显示的那样国民国家的相对化在不断发展,经常爆发的民族纠纷加深了“国民国家的空洞化”,以及像外国劳工大量涌入发达国家所表明的那样,把人的多种欲望限制在
<正> 一、亚洲太平洋的国家和“地区”形成 1993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会见《朝日新闻》社长中江利忠时谈到今后如何确立亚洲太平洋的安全机制问题,他说:“中国认为,可以从本地区多样化的实际出发,进行双边和区域性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的安全对话,就有关问题进行磋商,加强沟通和信任。为此,中国愿意同包括日本在内的亚太国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磋商。”(新华社北京8月6日发《中国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