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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应该借鉴日本企业的创新之路，在未来三到五年年均GDP增长在7.5%的态势下，寻求将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的可能。
1月25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大宴会厅人头攒动，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进入颁奖环节之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十一届副主任委员贺铿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下企业家的创新和机遇”的主题演讲。
作为中国统计学界的标杆性人物，贺铿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素以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而著称。在本次高峰论坛上他的观点也颇为犀利。他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至少三到五年）都将保持2014年的增长速度，同时对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下滑的悲观预测不以为然。
在宏观的经济趋势之下，企业家未来的抉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已经毋庸讳言。贺铿条分缕析般的逻辑梳理，无疑为与会的数百名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认知趋势的视角，从而在企业战略决策中为其所用。
走出陷阱，正视发展中的问题
当“新常态”和“新经济”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经济发展最为准确的词汇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以此类推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低速发展。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仍然在3000至5000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贺铿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意味着经济进入发展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观点，仅仅是因为“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进入了经济低迷就说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贺铿对于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判断也持不同的看法：虽然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甚至超过了日本，但在贺铿眼里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
根据2013年的数据，全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的人均GDP排在第86位，而人均收入水平更低，排在第89位。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综合职业收入、住房、平均寿命等因素在内的“富裕指数”，在这个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第101位。并不喜人的数据所说明的是，中国在能够诠释真正实力的榜单上，还只是中游水平，距离所谓的中等收入还相去甚远。
这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对比就显得更加明显。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其人均GDP是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超过美国。日本的科技水平以及生产能力也称雄于世界，一度日本制造行销世界。从汽车到形形色色的家用电器，中国都未能与之比肩。
“我们现在就高唱所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绝对没有任何依据的，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贺铿说。
分配结构打破经济下行的内在逻辑
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在经济学者眼中也不尽相同。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2008年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在贺铿看来，当前的经济走势是我国长期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美国经济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西方国家陷入危机，导致的需求缩减进而传导的中国外需疲软，的确是给中国的出口增加了困难。一度，以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经济区域也遭遇了的挑战。然而，依此认为是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下行还是缺乏根据。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经济的下行开始于2010年下半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8%，2013年是7.7%，2014是7.4%，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放缓，压力逐渐加大。
贺铿认为，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长期过度投资破坏了分配结构，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的动力。
贺铿举例，199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是62%，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消费率是65%，美国是70%，我们62.9%与平均数65%应该说是已经接近了，虽然低了一些但是还是在合理范围内。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消费贡献率平均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10年，我们的消费贡献率降到了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十九个百分点。
我们的企业支出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们的政府消费也是在13%到15%的范围内变动。通过对比分析会发现，我们降低的是居民消费。
那么，居民消费为什么会降低呢？原因就是扩大投资使得资本形成的比重不断加大，应该给劳动者的报酬并没有给。从统计数字里面看到，我们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1%以上，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7%到8%，比经济增长速度低了四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当然就低，居民的消费自然就上不去，内需也就上不去”，在贺铿眼中这才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当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地铁的建设超过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其回报率将非常漫长。
“我们的广义货币已经超过了120万亿元，但70%都押在这些上面，回报率低回报期长，所以很难获得回报。资本形成这一部分越拉越大出现的情况就是产能过剩。现在我们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再加上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单边升值导致的外需受阻，这就是我们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贺铿说。
7.5%？GDP将维持3-5年的平稳增长
洞窥了经济下行的原因之后，经济在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下行？在贺铿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不可能继续下行，但是也不可能马上恢复，7%到7.5%的GDP增长速度可能要保持三到五年。”贺铿表示，因为分配结构的调整，产能过剩的消化需要时间，想短期再回到原来的水平是做不到的，需要慢慢调整。 “2015年只要中国不出现金融危机，增长情况不应该比2014年差。”贺铿的这种判断基于对国际主要经济体发展的考量。他认为美国通过三次量化宽松之后，增长情况和失业情况都处在不错的状态。欧元区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欧美在2015年将会继续保持向好的趋势没有太大疑问。
第三个要考虑的主要经济体则是日本。2013年安倍上台之后提出“安倍经济学”，针对日本经济的几个基本面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量化宽松，2014年日本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
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大的经济体曾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0%，直到今天也占63%到65%的比例，它们的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世界。所以说，如果它们不出现大的波动，世界经济环境也不会太坏。
向好无虞2015更加可期
2014年，中国GDP增长最终以7.4%的速度收官，虽然增幅有所放缓，但放眼国际世界，这仍然是说得过去的成绩。当经济学界纷纷探讨中国经济是否会由此而陷入长期滞涨，以及会否因为经济的下滑而引发其他消极影响时，贺铿则不以为然。之所以有如此乐观的期望，贺铿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原因。
贺铿眼中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放心的国际经济环境。在他看来，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正从速度向质量转轨。
第二个原因是看好的内需的潜力。随着公务员加薪所带动的全民工资增长的潮流，未来一年中国居民整体收入仍然预期良好，这对于内需的提振无疑使一针强心剂。
第三个原因则是社会资金充裕给中国投资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实力。贺铿认为中国的投资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只要需求存在，投资就能跟上。
正是在“三驾马车”未来一年的积极预期之下，贺铿做出了未来一年经济走势的判断：“我们经济发展的外部状况，应该比2014年更好。”
趋势上来看，经济向好无虞给企业家们所带来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师夷长技、打造内功的新时代也即将开启。
贺铿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日本在上世纪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案例，并建言中国企业家能够创新思维，去除局限，在世界层面上与国际上最优秀的企业竞争。
“我们的企业家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再依靠消耗资源，依靠人口红利那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创新，只有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企业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贺铿表示，企业家创新的前景，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我们的工资政策都倒逼着企业和个人去创新。而这与过去的只是喊要创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
“2015年我们的经济会遇到很好的机遇，只要创新，就会发展。”贺铿在主题演讲最后说道。
1月25日下午，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大宴会厅人头攒动，在第十二届中国经济高峰论坛进入颁奖环节之前，全国人大财经委十一届副主任委员贺铿发表了题为“新形势下企业家的创新和机遇”的主题演讲。
作为中国统计学界的标杆性人物，贺铿在经济学理论研究方面素以逻辑缜密、观点新颖而著称。在本次高峰论坛上他的观点也颇为犀利。他认为中国经济将在中长期（至少三到五年）都将保持2014年的增长速度，同时对很多学者认为经济下滑的悲观预测不以为然。
在宏观的经济趋势之下，企业家未来的抉择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已经毋庸讳言。贺铿条分缕析般的逻辑梳理，无疑为与会的数百名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认知趋势的视角，从而在企业战略决策中为其所用。
走出陷阱，正视发展中的问题
当“新常态”和“新经济”成为解读中国当下经济发展最为准确的词汇之后，很多学者认为中国进入了所谓“中等收入陷阱”，并以此类推认为中国经济必然进入低速发展。
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2012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6100美元，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的行列。另一方面，当今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是发展中国家，存在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像巴西、阿根廷、墨西哥、智利、马来西亚等，在20世纪70年代均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直到2007年，这些国家的人均GDP仍然在3000至5000美元的阶段，并且见不到增长的动力和希望。
贺铿分析，“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意味着经济进入发展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理论依据的观点，仅仅是因为“亚洲四小龙“在经历了二三十年的高速发展以后进入了经济低迷就说是“中等收入陷阱”，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另一方面，贺铿对于世界银行认为中国已经达到了中等收入水平的判断也持不同的看法：虽然中国的GDP跃居世界第二，甚至超过了日本，但在贺铿眼里这并不值得沾沾自喜
根据2013年的数据，全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里中国的人均GDP排在第86位，而人均收入水平更低，排在第89位。联合国曾经做过一个综合职业收入、住房、平均寿命等因素在内的“富裕指数”，在这个指数排行榜上，中国排在第101位。并不喜人的数据所说明的是，中国在能够诠释真正实力的榜单上，还只是中游水平，距离所谓的中等收入还相去甚远。
这种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通过对比就显得更加明显。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时候，其人均GDP是接近美国的，人均收入水平更是超过美国。日本的科技水平以及生产能力也称雄于世界，一度日本制造行销世界。从汽车到形形色色的家用电器，中国都未能与之比肩。
“我们现在就高唱所谓进入‘中等收入陷阱’是绝对没有任何依据的，我们还需要埋头苦干。”贺铿说。
分配结构打破经济下行的内在逻辑
当前经济下行的原因，在经济学者眼中也不尽相同。很多人认为这是因为2008年美国出现了金融危机。但在贺铿看来，当前的经济走势是我国长期采取的经济政策的影响。
虽然2008年的金融危机使得发达国家，尤其是欧洲美国经济处于非常艰难的状况。西方国家陷入危机，导致的需求缩减进而传导的中国外需疲软，的确是给中国的出口增加了困难。一度，以珠三角、长三角等外向型经济区域也遭遇了的挑战。然而，依此认为是金融危机造成了中国经济的下行还是缺乏根据。
从时间上来看，中国经济的下行开始于2010年下半年。2010年的经济增长率是10.4%，2011年是9.3%，2012年是7.8%，2013年是7.7%，2014是7.4%，经济增速一年比一年放缓，压力逐渐加大。
贺铿认为，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是长期过度投资破坏了分配结构，使得我们的经济增长缺乏内生的动力。
贺铿举例，1998年最终消费贡献率是62%，世界181个国家和地区的平均消费率是65%，美国是70%，我们62.9%与平均数65%应该说是已经接近了，虽然低了一些但是还是在合理范围内。实行了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消费贡献率平均一年降低一个百分点，到2010年，我们的消费贡献率降到了45.5%，比世界平均水平低了十九个百分点。
我们的企业支出基本上是稳定的，我们的政府消费也是在13%到15%的范围内变动。通过对比分析会发现，我们降低的是居民消费。
那么，居民消费为什么会降低呢？原因就是扩大投资使得资本形成的比重不断加大，应该给劳动者的报酬并没有给。从统计数字里面看到，我们过去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在11%以上，我们的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在7%到8%，比经济增长速度低了四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增长缓慢，居民的购买力水平当然就低，居民的消费自然就上不去，内需也就上不去”，在贺铿眼中这才是内需不振的根本原因。当高铁、高速公路、城市地铁的建设超过经济发展水平，那么其回报率将非常漫长。
“我们的广义货币已经超过了120万亿元，但70%都押在这些上面，回报率低回报期长，所以很难获得回报。资本形成这一部分越拉越大出现的情况就是产能过剩。现在我们的内需不足产能过剩，再加上金融危机和人民币对美元的单边升值导致的外需受阻，这就是我们经济下行的根本原因。”贺铿说。
7.5%？GDP将维持3-5年的平稳增长
洞窥了经济下行的原因之后，经济在未来还会不会继续下行？在贺铿看来不具有这种可能性。
“不可能继续下行，但是也不可能马上恢复，7%到7.5%的GDP增长速度可能要保持三到五年。”贺铿表示，因为分配结构的调整，产能过剩的消化需要时间，想短期再回到原来的水平是做不到的，需要慢慢调整。 “2015年只要中国不出现金融危机，增长情况不应该比2014年差。”贺铿的这种判断基于对国际主要经济体发展的考量。他认为美国通过三次量化宽松之后，增长情况和失业情况都处在不错的状态。欧元区的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非经济问题。欧美在2015年将会继续保持向好的趋势没有太大疑问。
第三个要考虑的主要经济体则是日本。2013年安倍上台之后提出“安倍经济学”，针对日本经济的几个基本面实行了适度的通货膨胀、量化宽松，2014年日本经济状况进一步好转。
美国、欧盟和日本这三个大的经济体曾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70%，直到今天也占63%到65%的比例，它们的经济形势直接影响着世界。所以说，如果它们不出现大的波动，世界经济环境也不会太坏。
向好无虞2015更加可期
2014年，中国GDP增长最终以7.4%的速度收官，虽然增幅有所放缓，但放眼国际世界，这仍然是说得过去的成绩。当经济学界纷纷探讨中国经济是否会由此而陷入长期滞涨，以及会否因为经济的下滑而引发其他消极影响时，贺铿则不以为然。之所以有如此乐观的期望，贺铿从三个方面解释了原因。
贺铿眼中的第一个原因是让人放心的国际经济环境。在他看来，三大经济体的增长都没有太大的问题，而且正从速度向质量转轨。
第二个原因是看好的内需的潜力。随着公务员加薪所带动的全民工资增长的潮流，未来一年中国居民整体收入仍然预期良好，这对于内需的提振无疑使一针强心剂。
第三个原因则是社会资金充裕给中国投资带来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和实力。贺铿认为中国的投资不会出现大的问题，只要需求存在，投资就能跟上。
正是在“三驾马车”未来一年的积极预期之下，贺铿做出了未来一年经济走势的判断：“我们经济发展的外部状况，应该比2014年更好。”
趋势上来看，经济向好无虞给企业家们所带来的机遇远远大于挑战。来自中国的企业家师夷长技、打造内功的新时代也即将开启。
贺铿在接受《中国经济信息》记者采访时也谈到了日本在上世纪科技领域突飞猛进的案例，并建言中国企业家能够创新思维，去除局限，在世界层面上与国际上最优秀的企业竞争。
“我们的企业家要走创新发展之路，再依靠消耗资源，依靠人口红利那是行不通的，所以必须创新，只有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企业才能够取得良好的发展”，贺铿表示，企业家创新的前景，一定程度上也取决于国家的宏观经济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税收政策，以及我们的工资政策都倒逼着企业和个人去创新。而这与过去的只是喊要创新，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不一样的。
“2015年我们的经济会遇到很好的机遇，只要创新，就会发展。”贺铿在主题演讲最后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