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于右任先生所藏的鸳鸯七志是中国金石书法的代表作，但将其作为主体内容的专题出版物较少。文章通过分析《鸳鸯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的编辑思路，探讨编辑如何从整理形式、附加内容和装帧设计三方面入手，突出鸳鸯七志的艺术风格特点、历史价值及社会影响。
　　【关 键 词】于右任；鸳鸯七志；书法；编辑
　　【作者单位】陈子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廖佳平，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图分类号】G256.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491/j.cnki.cn45-1216/g2.2020.09.029
　　鸳鸯志，乃同穴而埋、同坑而出，且人各有“志”之夫妻墓志。收藏鸳鸯志，最著名者，莫过于民国大书家于右任先生，其“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百八十七通，是西安碑林20世纪最大的收获，其中，尤以“鸳鸯七志”为佳。鸳鸯七志，特指于右任先生早期收藏的七对北魏时期的夫妻墓志：穆亮并妻尉氏墓志、元鉴并妻吐谷浑氏墓志、元遥并妻梁氏墓志、元诱并妻冯氏墓志、元珽并妻穆氏墓志、丘哲并妻鲜于仲儿墓志、元谭并妻司马氏墓志。
　　在拿到墓志原石的高清照片和拓片，对志文有了一定了解后，《鸳鸯志》的编辑先对市面上的同类图书做了梳理。由于墓志对于文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同时又有极高的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因此，学界历来有搜集、整理和研究墓志的传统。近年来，随着考古工作的开展和历史研究中对石刻史料的重视，墓志汇编整理和研究成果的出版日益受到重视，如《邙洛碑志三百种》《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就是其中的优秀成果。而鸳鸯志专题出版物，近期出版的有以拓片整理为主要内容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秦出版社，2017）、《洛阳出土鸳鸯志辑录》（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等，还有少量目录及提要形式的整理研究成果，其余的则以传统字帖为多。在此基础上，编辑逐渐明确《鸳鸯志》的做书思路。
　　一、从艺术研究角度来看
　　鸳鸯七志无疑是少见的珍品、精品，这是编辑《鸳鸯志》时需要突出的第一个重要方面。
　　首先，自汉魏以来，出土的墓志成千上万，其书丰富多彩，诸体皆备，反映了不同时期书体的演变与发展。其中，尤以北魏最精、最具代表性，其独有的书风，上承汉魏，下启隋唐。究其原因，南北朝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期，各民族的相互融合促进了经济、文化的交流。而北魏鲜卑拓跋的统治倡导汉化，为文化和艺术的交融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因此，这一时期的书法在中国金石史、书法史、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此，梁启超曾评价：“元魏之书，自太和迄孝昌间，真如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殊不能以一家一派量度其价值也”。鸳鸯七志的书刻时间恰在太和、孝昌之间，即魏碑的全盛时期。其次，鸳鸯七志墓主均为王公贵族、达官显贵，其墓志应为当时名手所书，书法精美，刻工高超。书体既能体现魏碑书法艺术的总体风格，又各具特点。如庸堂先生在《鸳鸯志》序言中的评价，“端庄谨严如穆亮夫妻志，潇洒率真如元鉴夫妻志，风华旖旎如元遥夫妻志，天骨开张如元诱夫妻志，腴润妍秀如元夫妻志，超迈放逸如丘哲夫妻志，更有稚拙天真如元谭夫妻志”。再次，虽然历经千年，但鸳鸯七志保存极好。从书稿的高清图片看，漫漶之处极少，文字边缘清晰锐利，墓石的肌理、雕刻的质感、笔画的走向，纤毫毕现。
　　习书临碑，看重的是书法之美，因此，高清拓片汇编，无疑是鸳鸯七志作为书法艺术作品最好的表现形式。经过再三考虑，《鸳鸯志》的编排最终决定采用“照片（拓片）+排印”的整理方式，将拓片扫描影印，排印录文。这种排印方式的优势在于能够较好地呈现碑刻原文用字、行款、布局格式等信息，这也是墓志类出版物目前运用较多的整理方式之一。在处理《鸳鸯志》的排印细节时，录文依据汉字字形整理，必要时采用异体字和造字形式，一一对应原字形。此外，用网格还原墓志界格，复刻原石布局。
　　这种整理方式对整理者的要求较高，在整个过程中，作者和编辑在对墓志全文的原章法释读的基础工作上花费了很大工夫，并以学界最新考释成果纠正市面已出版同类图书的部分释读错误。为了兼顾原石还原度，有效扩大墓志文本使用的对象范围，编辑通过句读降低读者阅读的难度，断句标点另用色标出，给非书法专业人士提供文献研究的便利。最后，编辑在书末附上研究专文，引导读者从书法艺术的角度深入了解墓志，品味北魏墓志书法的别样意趣，全书立体呈现了碑刻的艺术价值。
　　二、从文史研究角度来看
　　从文史研究的角度来看鸳鸯七志，其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是对传世纸质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具有补史证史的作用，这是编辑《鸳鸯志》时需要突出的第二个重要方面。
　　鸳鸯七志所载虽不是墓主一世的全部，却也勾勒出他们鲜活的情感与命运，折射出王朝的兴衰。通过对墓志的研读，我们得知，鸳鸯七志的墓主，穆亮并妻尉氏等七对夫妻生活均在北魏王朝最为烜赫的年代，从雄踞代北的初创时期，到拓跋宏徙都洛阳后民族融合的全盛时期，再到权臣尔朱荣纵兵围戮宗室百官酿成“河阴之变”的分裂时期，其墓志就包含了这段历史的真实记录。如元鉴、丘哲的墓志表明，他们二人奉诏追随孝文帝徙都洛阳，是孝文帝改革的先锋；又如太和改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改鲜卑贵族原有的姓氏为汉姓，史载所改之汉姓，以音近于原鲜卑姓氏为准，帝室十姓，分别改“纥骨氏”为“胡氏”，改“丘敦氏”为“丘氏”，“丘穆陵氏”为“穆氏”，“拓跋氏”为“元氏”，等等，都可通过七志记载的墓主身份轻易考证。考虑到鸳鸯七志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与史料价值，编辑进一步突破传统书法字帖的编輯思维，用丰富的附加内容立体呈现碑刻价值。首先，整理“鸳鸯志编年大事记”，时间跨度依鸳鸯七志墓主（七对夫妻）的生卒年为限（公元450-530年），标注出北魏王朝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以墓主亲身经历的相关事件为主要内容；其次，绘北魏迁都示意图，并分别标注墓主所属政权/部族及其地理位置，使读者对当时的民族融合有一大致印象；再次，绘北魏皇城示意图、宫城示意图等的辅助信息，从历史背景、空间建构两个角度还原七志墓主生活的时空。
　　三、从审美角度来看
　　从审美的角度来看，鸳鸯七志的传奇故事满足了人们的美好想象，这是编辑《鸳鸯志》时需要突出的第三个重要方面。
　　当年，于右任先生对鸳鸯七志的珍爱——不仅以此命名自己的书斋，还让特意好友吴昌硕刻了一方“鸳鸯七志斋”印，可以想见，在醉心于墓志上书法的神韵之外，不排除志文中七对夫妻令人感叹的芳彩传奇。这七对夫妻均为北魏宗室贵族，逝世后葬于河南邙山，墓志后来被盗，一路辗转，最终于民国初年成为于右任先生的收藏。1935年冬，经杨虎城将军帮忙，包括这七对墓志在内的“鸳鸯七志斋藏石”三百八十七通被运至西安，藏于西安碑林。1940年中，为避战祸，西安碑林的文物工作者挖坑深埋，使这批藏石在地下完好无损地度过抗战时期，直至1947年8月才终见天日。由此，近1500年前的故事，才得以再次展现在世人面前。鸳鸯七志的这段经历深深地打动了编辑，亦成为书籍设计的灵感。因此，编辑放大墓主的生平，让深藏在碑刻中经过千年发酵的情感能够迸发出来。其中，《鸳鸯志》的设计师田之友先生（“2018中国最美的书”获奖者）功不可没。编辑把七对墓志分为七个章节，设计师则以蓝、红、绿、黄、青、橙、紫七个专色分隔七对夫妻的七段婚姻故事。一对墓志/一对夫妻一贴，原石高清照片、拓本图版部分用珍珠丝光铜版纸印刷，墓石的肌理、雕刻的质感、文字笔画的走向清晰可见。每贴用专色印刷的嵩高轻涂纸包覆，即为辑封页。每一个彩色辑封上都是一则爱情故事，温暖的语句、艳丽的底色、绵软的质感，重新给冰冷的墓志赋予了温度。全书以金色联结贯穿，辅以毛边质感，加上珍珠白超感纤维纸烫黑漆书名的封面，黑色皮质锁线装订的书背，充分融合了墓志的斑驳感与岁月侵蚀的痕迹，醇厚清雅之中饱含热烈。绝妙的装帧设计还原了鲜活的人物、真实的历史，将鸳鸯七志承载的丰富内涵通过视觉和质感表现出来。
　　鸳鸯七志是中国金石史上的一段传奇，它同时蕴含了历史性、艺术性、学术性、故事性以及话题性，无论是文献史料价值、书法艺术价值还是流转过程，都是其他魏碑难以比拟的。因此，前有于右任先生慧眼，识志书体态多姿与志中鸳鸯于飞互为表里，现有广西师大出版社与西安碑林、雅昌艺术携手，再现原碑魅力，共同成就《鸳鸯志》美名。这大概是中国书法史上最能满足人们浪漫想象的作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