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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其中尤以天津春合体育用品厂最负盛名。作为一个企业文本的记忆，春合的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颇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流，同时又附丽于国运维度之图景，折射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复杂面相。
[关键词]春合，体育救国，体育用品，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24-07
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据天津体育用品同业公会调查，计有利生工厂、中兴工厂、春合体育用品厂（以下简称春合）、永安球社、天玮球社、洞天球社、时昌商行、华北实业工厂等。①其中尤以春合最负盛名。出品最初销行于华北、东北，后及华中、华南，而后普遍全国。特别是南洋群岛、荷属印度和日本神户，均有特约代理。即球类一项，1933年年产达40万个。“所制造的经济网拍，每年大量销往英美等国，如英国曾一次购买网球拍4800把”。②故春生体育公司经理卢益三指出：“春合出品实占有国产运动品之重要地位，堪称国内最大之体育用品制造机关。”③
以往史著，在论及中国体育用品业之时，多将新中国成立或者改革开放作为始肇之时限。④但易剑东等人认为，自1840年始，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已然开始孕育，且认为1927年至1937年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空前活跃和兴盛阶段。殊为可惜的是，相关论文大抵以介绍性为主，未以个案进行精细研究。⑤故本文拟以春合为个案，旨在考察该企业的产生、发展、销售等过程如何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潮，从而揭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相。另据了解，截止2012年9月，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会员计754家，在中国现代体育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一极。故笔者希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的审视与梳理，能够对当代体育用品业发展有所助益。
一、缘起：“双重”救国
“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初产生于维新运动期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教育的热潮。作为西方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体育”也被诸多国人所认知，是时的西方体育项目主要以学堂兵操等为主，其独具的健体特征被新知识分子看作“保国保种”主要途径之一。梁启超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上认识体育的作用，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思想，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所接受。孙中山就认为：“提倡体魄之休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①故孙氏始终重视在革命队伍中提倡体育，体育也呈现出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显著特色。②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从“抵御强邻，收回国权”的思想出发，倡议在教育宗旨里重视体育的功效。“五四”运动以后，“体育救国”论在新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在本质上，是时的‘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保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③
与此同时，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④故以美国实验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然体育观”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一些学校自动减少兵操，增加田径、球类等运动。因此体育用品生产逐渐被国人所重视。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体育救国”的重要支点之一的体育用品一项，同样受制于外国厂家。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使用的多数运动器材仍来自日本，少数购自欧美。“五四”运动时期，在当局高呼“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口号下，致使天津爱国人士有了思想启发，认为可以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以达到“体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之双重功效。
在此契机之下，1922年6月15日，河北安次（今廊坊）人傅泊川联合亲属傅清淮、傅泊泉等人在天津南开大街创制春合制球厂。⑤创办之初，春合主要自制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出品二十余种，销售区域大抵为北京、天津一带。关于春合之缘起，傅泊川如此解释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⑥因此他主张创办小规模工厂，以期将来能杜塞为运动而造成的漏卮。之后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办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⑦可以看出，春合缘起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社会尚未形成重视体育风气；其二，挽回民族主义企业经营利权，发展中国体育。另外，从傅泊川视阈观之，医生与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⑧使其对“体育救国”的理念有着更为切实的感受，故自然地将民族主义精义嵌入到厂训、厂歌、商标之中。如厂训为：“敦品励学，勤劳节俭，强身爱群，忠诚果敢”，厂歌更是以“畅销中外，挽回利权，抵制舶来品”为核心理念。并规定“银盾”为靴鞋商标，皮革球类、球拍商标为“醒狮”，“醒狮”寓意救国精神之觉醒。
1924年，春合制球厂改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厂。于天津市马场道设立工厂，南开大街原址改为营业部，股东会遂即成立。从日后发展趋向来看，制造部与营业部的分离以及成立股东会，成为春合勃兴之嚆矢。同时，1924年又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是年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发起之因恰恰在于之前中国体育主权的缺失：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美国人格雷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他在闭幕式上代表中国登台讲话，引起在日华侨和国内民众的不满，深感有失国体。因此收回体育主权，由国人自办体育成为是时体育界亟待解决之要务。鉴于此，稍后历届华北运动会逐渐开始采用中文比赛术语及国产运动器材，这对于春合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时缘因素。
二、救国之下：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
春合自创办伊始，即秉承“体育救国”的企业文化理念，同时注重营销网络的构建。在企业文化理念一项，又具体表现为产品品质与职工人格的独立化。 （一）经营理念
产品品质独立化，是春合区别于“外国舶来品”之根本。春合初期由于制球的皮革依靠各制革厂供应，产品规格不统一，因此缝制的篮球质量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29年8月6日，傅泊川等股东们成立了春合制革厂。所产皮革全部自用，皮质优良。同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春合聘请天津工学院制革系毕业生石炳星任技师，以后又特邀北京燕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张克刚教授为制革科常年顾问，由此解决原料质量问题，给球皮生产打下稳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春合与燕京大学、天津工学院制革系达成了实习协议，每年都会有部分优秀学生与春合签订用工合同，进而保持了春合在技术运用层面的领先优势。另外，春合认真听取职工关于产品技术层面的意见。1935年6月15日，营业部吴广原根据市场调研认为，春合足球自改制新英式及哑铃式后，颇收顾主欢迎。为此建议请将排球添置英式及哑铃式，以利销场。再如营业部交际股练习生单贵祯建议，缝制垒球可将缝纫用松香或黄葛搓捻，以免缝裂。①上述职工的建议都得到了春合相关负责人的采纳，由此在公司内部形成了良性发展机制。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春合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此完善民族品牌。总经理傅泊川于1930年，特派其弟傅清淮赴欧美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考察，参观世界最大之斯伯丁体育厂，并研究科学管理方法，改良机器制造。根据其考察所得，春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组织。共分为制革、制球、网球拍、运动鞋、铁木、针织等六大部。
职工人格独立化是春合企业文化理念又一重要环节。从实践层面观之，“独立化”包括饮食起居与业余生活两个层面。如职工作息时间一项，春合规定：“凡住宿舍之各股股长及股员每日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回到寝室熄灯，每日晚九时以前不得回宿舍休息，每日晚十时营业部及南楼宿舍必须锁门。理发沐浴者在晚饭后办理，仍须在十时前返柜。”②对于违反规定人员，春合一律从严处理。如职工孙玉和与牛洪恩就曾因未按照规定时间回到宿舍，各自被记大过一次，同时在总厂公告栏进行公示。③近似于严苛的规制，管窥出春合强国必先强身之文化气容。
为强健职工之精神品质，春合成立健生体育会、卫生会、游艺会等休闲俱乐部。如体育会每年春秋两次各举行一次大型运动会，并参加天津市公开篮球赛、足球赛、田径运动会。卫生会每月对职工进行身体检查，及时知悉职工的身体状况。例如球科工友王福臣因轧皮伤手，由西医护士赵华亭及时治愈。游艺会每年组织员工参观天津市纺纱厂、自来水公司、模范监狱等社会单位。文化生活空间的拓展，一定程度而言，重塑了春合基层员工的精神面貌。职工钱国珍就为，通过参加各种休闲俱乐部，自己所染的不良嗜好削掉了，身体强壮了，经济也充足了。为要改良工友家庭生活与培养职工子弟之智识，春合还特意组织职工家庭工厂和职工子弟学校。④一方面，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培养了妇女、儿童独立生产与学习的能力。
（二）营销网络
关系网络，一直是春合营销方略中的重要基点。其网络“以亲属、家族和朋友为中心”，“加上同乡、同年、工作、相似的生活经验、政见，以及共同的敌人，使网络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些关系，创造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关系网。①同时，“结成网络的要素由亲缘、地缘扩展到各种关系”。②
在春合的营销关系网络中，首为构建的是亲缘、乡缘网络。春合的股东有七人，当中除了张克刚之外，其余六人都是傅氏家族成员。其中傅泊川股权额占32%，傅子瑜占16、4%，傅清淮占16、4%，傅泊泉占16、4%，傅静轩占8、4%，傅子金占8、4%，张克刚占2%。③可见，以傅泊川为代表的傅氏家族控制着公司的主要股份并行使经营权。同样，春合的公司骨干员工为68人，基本是以天津为主，特别是来自傅泊川家乡安次地区的员工占到52%左右。
春合产品能在天津迅速推广，宽泛的学缘网络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借重于教育家张伯苓的影响。南开学校在张伯苓校长的领导下，早已扬名国内外，特别是“体育”一项在国内各大比赛屡获佳绩。而且许多师生是来自外省市，还有不少南洋华侨，这就无形中直接或间接地给春合作了义务宣传工作。同时，傅泊川与张伯苓同为基督徒、教师的双重社会身份，④也为日后构建学缘网络浸染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其次，天津体育协进会也是春合发展的一个关键结点。1927年，中国选手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发挥欠佳。之后代表团团长张伯苓萌生了发展民众体育的想法，故于1927年10月20联合天津体育人士组织成立体育协进会，并且公推南开中学体育主任章辑五为会长，春合于1933年加入协进会。正是利用了体协会会员身份，春合与诸多天津学校会员结成学缘网络。包括以南开中学为代表的13所学校，以市立第四小学为代表的12所公立学校。⑤
再次，在产品的销售上，春合广告股注重策划宣传。其特点是，通过各种渠道创立推销体育用品的网络。第一，利用媒介宣传春合。1936年10月4日起，在天津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副刊版面交替刊登为期一个月的体育广告。⑥同时，利用各大学校出版物进行宣传。如在天津市汇文中学《毕业同学纪念册》，北洋工业学院《二十五周年班级纪念册》《天津体育协进会年刊》广告栏刊登春合广告。第二，利用体育比赛。第五届华中运动会所采用比赛器械，均由春合提供。广州华南体育会，赴新加坡远征冠军队采用春合A4篮球、A3排球。尤其注重以体育明星代言春合广告。如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游泳总分第一名史兴隆，全国运动会十项冠军张龄佳，全国运动会标枪第一名彭云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日满当局曾经要挟刘长春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申明，声称只会代表中国参赛。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又代表东北沦陷区参加比赛，其个人“救国之志”深为国人赞赏。春合邀请刘长春代言广告，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复次，营销初始之期，无偿赞助学校体育用品。在赞助过程之中，春合也表现出了现代企业的前瞻性，即在一定的时期之内专攻一个区域。如1935年3月1日赞助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体育用品；1935年3月22日赞助广州东山私立培正中学校足球一只；1936年10月24日，赞助国立中山大学体育部A2篮球一双；1936年10月23日，赞助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篮球一只；1936年10月30日，赞助南华体育会篮球一只，足球一枚；1936年10月24日赞助执信学校体育科篮球一只。⑦如此一来，受捐单位会在同一时期内形成对春合的集体观感效应。
正是借助于上述营销方式，春合将学缘网络渐扩至华北乃至华东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诸多学校均与春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了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春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分厂，继而渐次形成了商缘网络。伴随着市场销路的逐渐扩大，春合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代理商，代理机构主要包括书局与国货售品所。其中书局又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主，这是缘于两家企业在国内教育用品的领军地位。自1934年，上海勤奋书局逐渐成为春合在南方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而该局“提倡体育复兴中国”的救国理念无疑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再如国民政府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冲击，在各地所设的“国货售品所”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春合品牌的推广。国货售品所专营国货，如湖南长沙国货公司就曾委托天津商会代查春合是否为国产品牌。在得到商会商事科明确回复之后，才正式与春合进行业务接洽。①
由于对产品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春合各地的代理店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随意涨停价格的现象。如1937年2月1日，汉口的春合代理店——成终体育用品店设立，所定之货价任意涨落。春合所定之价目以原价九折出售，成终竟不顾大体，将原价加三四元再以五六折出售。②如此一来，使得春合在当地品牌形象大受影响。之后春合汲取了经验与教训，开始注重对于代理店的资本信誉考察。如在东北设立代理店之时，就严格遵守此制度。针对代理商号的地址、经理、营业状况、批评与建议均进行细致地考察，最终确定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开设十五家分店。同时为了稳固新市场，春合规定东北各大代理店产品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六五折出售。③
在促销过程当中，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同行业之间也经常爆发价格战争。春合北京分店与利生分店志同厂就曾因竞标师范女附中运动服，发生了激烈争执。1942年9月26日，胡同师范女附中公开招标定做女生绒衣。春合、志同、集美、新生等多家体育用品厂投标。最终春合以每套十四元三角获得定做权。不料在量尺寸之际，志同派人背负大批绒衣在该校体育场大喊叫卖，绒衣每件降至七元。引得一部分学生纷纷购买。最终，春合经理傅泊川与志同经理陈子光先生以电话形式和解，前提条件是春合允诺出让部分订单。④不难看出，区域体育市场营销规程中的错位性。另外，为了稳定住北京市场，春合规定：绒衣门市照例九折，减价两个星期，厚成打每件减价五分，薄每件减价四分。⑤
正是缘于春合精益求精之工作作风，其代理店遍布大半个中国。所设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朝鲜等国家。其中尤以河北、山东为最广泛。河北包括：北平、石家庄、保定、文安、深县、大名、唐山、赵县、临榆、广宗、盐山、正定、乐亭、丰润、沧县、霸县、昌黎、邢台、永清、芦台、冀县、正府、濮阳、枣强。山东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潍县、周村、临沂、乐陵、高密、荣成、文登、福山、藤县。⑥此外，春合在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广设代理店。
国内大型运动会成为春合接近政缘网络之跳板。第一届西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制品；第十七届、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全部制品；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采用春合。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由于东北沦陷区的运动员也参与到此次比赛当中，因此该会被赋予强烈的“救国”色彩。春合的球类体育用品均受到广泛好评。如男子篮球、排球、棒球等冠军队均采用春合产品，女子排球队冠军队亦采用春合篮球。出于“体育救国”的政治思维维度考虑，华北各省主席对于春合也做出了相应的褒奖题词：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从一定程度而言，政府借助于春合传递出“体育救国”的时代声音。运动会之后，春合与数省军界官员达成了购买体育用品的意向。包括山西七十二师炮兵司令荣鸿卢、山西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山西正太护路军体育总教官李之楷、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河北省公安局长李俊襄、河北省公安局保安总队长李荫坡、湖北省警备司令叶蓬、陆军一百三十九师体育教官周文焕。⑦至此，春合也自然完成了华北地区政治网络语境的建构，同时夯实了下一阶段发展之基础。
春合本意固在救国，其经营理念独立化即昭示出此面相。同时，“救国之下”的时代话语为春合发展提供了机缘。如张伯苓、刘长春、国货售品所、华北运动会本身便可看作救国之符号象征，正是基于此，春合的学缘、商缘、政缘网络得以顺利构建。然而在近代华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政治性因素”①是一个不容回避抑制的节点，其对春合的发展尤为突出。
三、救国之重：春合与国运
如同利生、布云等众多体育用品企业一样，春合亦是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发展史的黄金时代，而国运之兴为其主要推动力之一。由南京中央政府实业部倡议并发起的“国货展览会运动”，自然地成为春合横向发展的注脚。特别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国产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春合恰恰是抓住了此次机遇，主动地参与了国货展览会运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1932年7月1日参加河北唐山市国货展览会获得甲等奖状；1933年3月获得广州市展览会优等奖；1933年8月获得浙江省建设厅第三次国货展览大会优等奖；1933年9月7日参加威海卫国货展览会获得一等奖状；1933年7月，1934年12月，1935年12月曾经先后三次参加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并获得超等奖状；1933年10月10日，1934年9月1日，1935年6月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实业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35至1936年连续获得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扩大展览大会特等奖。②基于春合在体育用品业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国民政府高官更是不吝笔墨为其题词褒奖。如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海军部长陈绍宽、军政部长何应钦等。③特别是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曾亲自为春合题词。④昭示出春合已然超越了企业属性的本身，上升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表征。 作为春合的掌舵人傅泊川来讲，敏锐地感知了国运对于春合所带来的客观生存利势，故在此期间对于企业规模进行了迅捷扩增。1931年至35年，春合规模逐渐发达，已经相当完善，出品亦较为精良。1936年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全部采用春合出品，并参加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之南洋考察团，而后扩大童子用品制造并扩充制革设备，同时增设体育馆及场地等建筑工程科目。正是在以春合为代表诸多体育用品厂家的努力之下，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并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体育用品的渗透与倾销。据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总结报告统计：“此次比赛采用了利生的篮球、协兴的足球、春生的排球，只有网球使用了进口的Slazanger网球，各类体育器材国产化达90%以上。”⑤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地区的体育用品业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却蕴含着商机。由于各大中小学校大量迁往重庆等地区，“四川对于体育用品之需求反而因战争增加十倍，常有以二十元之代价购得A2篮球之情形发生”。⑥因此，四川友人创造土货以备急需，并列举了当地丰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故想联合春合创办一体育用品公司。由于战争对于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春合未能完成建厂。可以管窥出，国运阶段性的弱势对于民族企业之深刻性影响。
天津作为沦陷区，体育用品业则日趋衰落。1938年，日本在天津市成立了“皮革组合会”，宣布“统购原皮”，天津春合总厂的制球、制革部门不得不停工，营业每况愈下。1939年秋，天津闹特大水灾，营业部由南开搬到大沽路97号，除了推销少量自产的体育用品外，兼营上海胶鞋及其他有关加工的业务，实际已经形成了以商养工的状况。为了安插职工的生活自救（这时候上海分店已经撤销），又在北京西城开办了一个分店，销售本厂产品也代理球鞋之类的业务。与惨淡经营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春合积极发动职工进行爱国捐，支援抗战。以制造部为例，共捐款3205元，总经理傅泊川单独捐款500元。①
可以看出，春合发展与国运兴衰进程同步，与之同时期的天津利生、保定布云工厂也是如此情状，这也是近代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发展的一个历时性缩影。然而，不能忽略一点是，抗战中的“救国之重”已然超越了国产体育用品业所能承受之底线。作为春合来讲，除了保持爱国气节之外，所做的只能是伴其国运之殇随波逐流。从广义层面而言，这也是近代以来“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勃发之时所无法逾越的政治瓶颈。
四、救国之外：文化输出
伴随着体育用品的销售与推广，春合逐渐超出单向度的“救国”概念范畴，渐次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符号印记。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的输入与传播之中，曾经发挥着举足轻重之导向作用。但自20世纪30年代之始，春合以其卓越的成绩自立于世。在体育一项，并渐而与青年会处于对等的态势，曾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给予对方资助。其一，赞助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儿童健美比赛、少年健康运动会、青年会市内篮球观摩赛等赛事。其二，自1936年开始，春合每年赞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两百元。②同时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春合曾应基督教青年会职业介绍处之请，允诺为天津籍毕业学生介绍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食堂合作社购买家具；参加青年会主办的“潍县被俘传教士慰劳欢迎会”等活动。③再如春合曾无偿赞助国外体育社会团体。自1931年始，春合先后赞助过德国足球队、菲律宾美军体育会、法军足球优胜队、朝鲜足球队、英国足球锦标队、美军常胜篮球队等。其初衷一方面固然有春合营销品牌之印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国对于中国体育文化的认知程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33年春合成为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筹备会唯一一家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在中国民族品牌出于极度失语状态之下，春合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经济层面自信力的一种适时彰显，同时也是对“体育救国”论实践层面之回应。总之，春合以球类为文化输出的媒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并渐次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的历史记忆。④正如史学家于沛所说：“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⑤
【作者简介】汤锐，男，1983年生，山东蓬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A Side of Sports Salvation：
Modern North China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Abstract： In the 1930s of "sports salvation" rising， North China gradually formed a domestic sports goods industry cluster.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s Tianjin Chunhe Sporting Goods Factory. As an enterprise text memory， chunhe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marketing network synchronized with "sports sal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ttached to country’s main trend， refracting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ports Goods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unhe， Sports Salvation， Sports Goods， Relation Network
[关键词]春合，体育救国，体育用品，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3）14-0024-07
在“体育救国”思潮高涨的20世纪30年代，华北地区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集群。据天津体育用品同业公会调查，计有利生工厂、中兴工厂、春合体育用品厂（以下简称春合）、永安球社、天玮球社、洞天球社、时昌商行、华北实业工厂等。①其中尤以春合最负盛名。出品最初销行于华北、东北，后及华中、华南，而后普遍全国。特别是南洋群岛、荷属印度和日本神户，均有特约代理。即球类一项，1933年年产达40万个。“所制造的经济网拍，每年大量销往英美等国，如英国曾一次购买网球拍4800把”。②故春生体育公司经理卢益三指出：“春合出品实占有国产运动品之重要地位，堪称国内最大之体育用品制造机关。”③
以往史著，在论及中国体育用品业之时，多将新中国成立或者改革开放作为始肇之时限。④但易剑东等人认为，自1840年始，中国近代体育经济已然开始孕育，且认为1927年至1937年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空前活跃和兴盛阶段。殊为可惜的是，相关论文大抵以介绍性为主，未以个案进行精细研究。⑤故本文拟以春合为个案，旨在考察该企业的产生、发展、销售等过程如何契合于“体育救国”之时代主潮，从而揭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多重面相。另据了解，截止2012年9月，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会员计754家，在中国现代体育经济中占据着重要一极。故笔者希图通过对近代华北地区体育用品业的审视与梳理，能够对当代体育用品业发展有所助益。
一、缘起：“双重”救国
“体育救国”的思想最初产生于维新运动期间。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爱国知识分子掀起了向西方学习教育的热潮。作为西方教育中重要的一环——“体育”也被诸多国人所认知，是时的西方体育项目主要以学堂兵操等为主，其独具的健体特征被新知识分子看作“保国保种”主要途径之一。梁启超从培养全面发展的“新民”上认识体育的作用，维新派所主张的“尚武强国”思想，被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所接受。孙中山就认为：“提倡体魄之休养，此与强种保国有莫大之关系。”①故孙氏始终重视在革命队伍中提倡体育，体育也呈现出直接服务于革命的显著特色。②辛亥革命后，时任教育部长的蔡元培从“抵御强邻，收回国权”的思想出发，倡议在教育宗旨里重视体育的功效。“五四”运动以后，“体育救国”论在新的基础上得以继续发展。“在本质上，是时的‘体育救国’承袭了‘保国保种’的概念，呼吁民众锻炼强健的身体以挽救中国。”③
与此同时，1919年第五次全国教育联合会的决议中明确规定：“军国民主义已不合教育之潮流，故对学校体育自应加以改进。”④故以美国实验教育家杜威为代表的“自然体育观”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一些学校自动减少兵操，增加田径、球类等运动。因此体育用品生产逐渐被国人所重视。
耐人寻味的是，作为“体育救国”的重要支点之一的体育用品一项，同样受制于外国厂家。直至辛亥革命前后，中国使用的多数运动器材仍来自日本，少数购自欧美。“五四”运动时期，在当局高呼“提倡国货，抵制舶来品”口号下，致使天津爱国人士有了思想启发，认为可以创办国产体育用品厂，以达到“体育救国”与“实业救国”之双重功效。
在此契机之下，1922年6月15日，河北安次（今廊坊）人傅泊川联合亲属傅清淮、傅泊泉等人在天津南开大街创制春合制球厂。⑤创办之初，春合主要自制篮球、足球及网球拍等，出品二十余种，销售区域大抵为北京、天津一带。关于春合之缘起，傅泊川如此解释道：“中国体育极其落后，虽有一部分学校略有简单的体育设备，然社会人士对之，颇少相当认识。关于体育方面所需要一切用品，因国人鲜有制造者，不得不求之外洋。故体育用品每年输入我国，为数甚巨。”⑥因此他主张创办小规模工厂，以期将来能杜塞为运动而造成的漏卮。之后傅氏在《春合十四周年纪念册》“创办宗旨”中进一步指出：“本经济救国之热忱，锻炼民族之至意，以雪东亚病夫之奇耻，而策中华体育志进展。”⑦可以看出，春合缘起主要基于两点：其一，社会尚未形成重视体育风气；其二，挽回民族主义企业经营利权，发展中国体育。另外，从傅泊川视阈观之，医生与教师的双重文化身份，⑧使其对“体育救国”的理念有着更为切实的感受，故自然地将民族主义精义嵌入到厂训、厂歌、商标之中。如厂训为：“敦品励学，勤劳节俭，强身爱群，忠诚果敢”，厂歌更是以“畅销中外，挽回利权，抵制舶来品”为核心理念。并规定“银盾”为靴鞋商标，皮革球类、球拍商标为“醒狮”，“醒狮”寓意救国精神之觉醒。
1924年，春合制球厂改名为春合体育用品厂。于天津市马场道设立工厂，南开大街原址改为营业部，股东会遂即成立。从日后发展趋向来看，制造部与营业部的分离以及成立股东会，成为春合勃兴之嚆矢。同时，1924年又是中国近代体育发展史上一个关键性节点，是年成立了完全由中国人自办的全国性社会体育组织——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其发起之因恰恰在于之前中国体育主权的缺失：1923年第六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美国人格雷为中国代表队的领队。他在闭幕式上代表中国登台讲话，引起在日华侨和国内民众的不满，深感有失国体。因此收回体育主权，由国人自办体育成为是时体育界亟待解决之要务。鉴于此，稍后历届华北运动会逐渐开始采用中文比赛术语及国产运动器材，这对于春合的发展来讲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时缘因素。
二、救国之下：经营理念与营销网络
春合自创办伊始，即秉承“体育救国”的企业文化理念，同时注重营销网络的构建。在企业文化理念一项，又具体表现为产品品质与职工人格的独立化。 （一）经营理念
产品品质独立化，是春合区别于“外国舶来品”之根本。春合初期由于制球的皮革依靠各制革厂供应，产品规格不统一，因此缝制的篮球质量不稳定，为了解决这一难题，1929年8月6日，傅泊川等股东们成立了春合制革厂。所产皮革全部自用，皮质优良。同时，为了提高产品质量，春合聘请天津工学院制革系毕业生石炳星任技师，以后又特邀北京燕京大学化工系主任张克刚教授为制革科常年顾问，由此解决原料质量问题，给球皮生产打下稳固基础。更为重要的一点是，春合与燕京大学、天津工学院制革系达成了实习协议，每年都会有部分优秀学生与春合签订用工合同，进而保持了春合在技术运用层面的领先优势。另外，春合认真听取职工关于产品技术层面的意见。1935年6月15日，营业部吴广原根据市场调研认为，春合足球自改制新英式及哑铃式后，颇收顾主欢迎。为此建议请将排球添置英式及哑铃式，以利销场。再如营业部交际股练习生单贵祯建议，缝制垒球可将缝纫用松香或黄葛搓捻，以免缝裂。①上述职工的建议都得到了春合相关负责人的采纳，由此在公司内部形成了良性发展机制。
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基础之上，春合主动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以此完善民族品牌。总经理傅泊川于1930年，特派其弟傅清淮赴欧美进行为期十个月的考察，参观世界最大之斯伯丁体育厂，并研究科学管理方法，改良机器制造。根据其考察所得，春合进一步完善了公司内部组织。共分为制革、制球、网球拍、运动鞋、铁木、针织等六大部。
职工人格独立化是春合企业文化理念又一重要环节。从实践层面观之，“独立化”包括饮食起居与业余生活两个层面。如职工作息时间一项，春合规定：“凡住宿舍之各股股长及股员每日上午六时起床，下午十时回到寝室熄灯，每日晚九时以前不得回宿舍休息，每日晚十时营业部及南楼宿舍必须锁门。理发沐浴者在晚饭后办理，仍须在十时前返柜。”②对于违反规定人员，春合一律从严处理。如职工孙玉和与牛洪恩就曾因未按照规定时间回到宿舍，各自被记大过一次，同时在总厂公告栏进行公示。③近似于严苛的规制，管窥出春合强国必先强身之文化气容。
为强健职工之精神品质，春合成立健生体育会、卫生会、游艺会等休闲俱乐部。如体育会每年春秋两次各举行一次大型运动会，并参加天津市公开篮球赛、足球赛、田径运动会。卫生会每月对职工进行身体检查，及时知悉职工的身体状况。例如球科工友王福臣因轧皮伤手，由西医护士赵华亭及时治愈。游艺会每年组织员工参观天津市纺纱厂、自来水公司、模范监狱等社会单位。文化生活空间的拓展，一定程度而言，重塑了春合基层员工的精神面貌。职工钱国珍就为，通过参加各种休闲俱乐部，自己所染的不良嗜好削掉了，身体强壮了，经济也充足了。为要改良工友家庭生活与培养职工子弟之智识，春合还特意组织职工家庭工厂和职工子弟学校。④一方面，解决了职工的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培养了妇女、儿童独立生产与学习的能力。
（二）营销网络
关系网络，一直是春合营销方略中的重要基点。其网络“以亲属、家族和朋友为中心”，“加上同乡、同年、工作、相似的生活经验、政见，以及共同的敌人，使网络得到进一步加强，通过这些关系，创造出一个具有多层次的关系网。①同时，“结成网络的要素由亲缘、地缘扩展到各种关系”。②
在春合的营销关系网络中，首为构建的是亲缘、乡缘网络。春合的股东有七人，当中除了张克刚之外，其余六人都是傅氏家族成员。其中傅泊川股权额占32%，傅子瑜占16、4%，傅清淮占16、4%，傅泊泉占16、4%，傅静轩占8、4%，傅子金占8、4%，张克刚占2%。③可见，以傅泊川为代表的傅氏家族控制着公司的主要股份并行使经营权。同样，春合的公司骨干员工为68人，基本是以天津为主，特别是来自傅泊川家乡安次地区的员工占到52%左右。
春合产品能在天津迅速推广，宽泛的学缘网络是一个重要因素。
首先，借重于教育家张伯苓的影响。南开学校在张伯苓校长的领导下，早已扬名国内外，特别是“体育”一项在国内各大比赛屡获佳绩。而且许多师生是来自外省市，还有不少南洋华侨，这就无形中直接或间接地给春合作了义务宣传工作。同时，傅泊川与张伯苓同为基督徒、教师的双重社会身份，④也为日后构建学缘网络浸染了浓厚的文化色彩。
其次，天津体育协进会也是春合发展的一个关键结点。1927年，中国选手在第八届远东运动会上发挥欠佳。之后代表团团长张伯苓萌生了发展民众体育的想法，故于1927年10月20联合天津体育人士组织成立体育协进会，并且公推南开中学体育主任章辑五为会长，春合于1933年加入协进会。正是利用了体协会会员身份，春合与诸多天津学校会员结成学缘网络。包括以南开中学为代表的13所学校，以市立第四小学为代表的12所公立学校。⑤
再次，在产品的销售上，春合广告股注重策划宣传。其特点是，通过各种渠道创立推销体育用品的网络。第一，利用媒介宣传春合。1936年10月4日起，在天津颇具影响力的报纸《大公报》《益世报》《庸报》副刊版面交替刊登为期一个月的体育广告。⑥同时，利用各大学校出版物进行宣传。如在天津市汇文中学《毕业同学纪念册》，北洋工业学院《二十五周年班级纪念册》《天津体育协进会年刊》广告栏刊登春合广告。第二，利用体育比赛。第五届华中运动会所采用比赛器械，均由春合提供。广州华南体育会，赴新加坡远征冠军队采用春合A4篮球、A3排球。尤其注重以体育明星代言春合广告。如第一届全国运动大会游泳总分第一名史兴隆，全国运动会十项冠军张龄佳，全国运动会标枪第一名彭云生。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参加现代奥运会第一人刘长春。1932年，日满当局曾经要挟刘长春代表所谓的“满洲国”参加第十届洛杉矶奥运会，刘长春在天津《大公报》上刊登申明，声称只会代表中国参赛。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刘长春又代表东北沦陷区参加比赛，其个人“救国之志”深为国人赞赏。春合邀请刘长春代言广告，在政治与经济层面都将达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复次，营销初始之期，无偿赞助学校体育用品。在赞助过程之中，春合也表现出了现代企业的前瞻性，即在一定的时期之内专攻一个区域。如1935年3月1日赞助广东省立广州女子师范学校体育用品；1935年3月22日赞助广州东山私立培正中学校足球一只；1936年10月24日，赞助国立中山大学体育部A2篮球一双；1936年10月23日，赞助广东省立体育专科学校篮球一只；1936年10月30日，赞助南华体育会篮球一只，足球一枚；1936年10月24日赞助执信学校体育科篮球一只。⑦如此一来，受捐单位会在同一时期内形成对春合的集体观感效应。
正是借助于上述营销方式，春合将学缘网络渐扩至华北乃至华东地区。如北京、上海、南京、山东、河南等地的诸多学校均与春合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为了扩大公司的经营范围，春合先后在上海和北京设立分厂，继而渐次形成了商缘网络。伴随着市场销路的逐渐扩大，春合开始在全国各地招募代理商，代理机构主要包括书局与国货售品所。其中书局又以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为主，这是缘于两家企业在国内教育用品的领军地位。自1934年，上海勤奋书局逐渐成为春合在南方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而该局“提倡体育复兴中国”的救国理念无疑是双方合作的一个重要前提。再如国民政府为了抵制外国商品冲击，在各地所设的“国货售品所”也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春合品牌的推广。国货售品所专营国货，如湖南长沙国货公司就曾委托天津商会代查春合是否为国产品牌。在得到商会商事科明确回复之后，才正式与春合进行业务接洽。①
由于对产品利润最大化的追逐，春合各地的代理店一定程度上存在着随意涨停价格的现象。如1937年2月1日，汉口的春合代理店——成终体育用品店设立，所定之货价任意涨落。春合所定之价目以原价九折出售，成终竟不顾大体，将原价加三四元再以五六折出售。②如此一来，使得春合在当地品牌形象大受影响。之后春合汲取了经验与教训，开始注重对于代理店的资本信誉考察。如在东北设立代理店之时，就严格遵守此制度。针对代理商号的地址、经理、营业状况、批评与建议均进行细致地考察，最终确定在黑龙江、吉林、辽宁开设十五家分店。同时为了稳固新市场，春合规定东北各大代理店产品均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六五折出售。③
在促销过程当中，基于市场竞争的激烈性，同行业之间也经常爆发价格战争。春合北京分店与利生分店志同厂就曾因竞标师范女附中运动服，发生了激烈争执。1942年9月26日，胡同师范女附中公开招标定做女生绒衣。春合、志同、集美、新生等多家体育用品厂投标。最终春合以每套十四元三角获得定做权。不料在量尺寸之际，志同派人背负大批绒衣在该校体育场大喊叫卖，绒衣每件降至七元。引得一部分学生纷纷购买。最终，春合经理傅泊川与志同经理陈子光先生以电话形式和解，前提条件是春合允诺出让部分订单。④不难看出，区域体育市场营销规程中的错位性。另外，为了稳定住北京市场，春合规定：绒衣门市照例九折，减价两个星期，厚成打每件减价五分，薄每件减价四分。⑤
正是缘于春合精益求精之工作作风，其代理店遍布大半个中国。所设省份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湖南、湖北、江苏、安徽、江西、福建、四川、广东等省，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朝鲜等国家。其中尤以河北、山东为最广泛。河北包括：北平、石家庄、保定、文安、深县、大名、唐山、赵县、临榆、广宗、盐山、正定、乐亭、丰润、沧县、霸县、昌黎、邢台、永清、芦台、冀县、正府、濮阳、枣强。山东包括：青岛、烟台、威海、济南、潍县、周村、临沂、乐陵、高密、荣成、文登、福山、藤县。⑥此外，春合在朝鲜、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地也广设代理店。
国内大型运动会成为春合接近政缘网络之跳板。第一届西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制品；第十七届、十八届华北运动会，采用春合全部制品；1933年全国运动大会采用春合。特别是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由于东北沦陷区的运动员也参与到此次比赛当中，因此该会被赋予强烈的“救国”色彩。春合的球类体育用品均受到广泛好评。如男子篮球、排球、棒球等冠军队均采用春合产品，女子排球队冠军队亦采用春合篮球。出于“体育救国”的政治思维维度考虑，华北各省主席对于春合也做出了相应的褒奖题词：如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陕西省主席邵力子。从一定程度而言，政府借助于春合传递出“体育救国”的时代声音。运动会之后，春合与数省军界官员达成了购买体育用品的意向。包括山西七十二师炮兵司令荣鸿卢、山西正太护路军司令孙楚、山西正太护路军体育总教官李之楷、七十二师师长李生达、河北省公安局长李俊襄、河北省公安局保安总队长李荫坡、湖北省警备司令叶蓬、陆军一百三十九师体育教官周文焕。⑦至此，春合也自然完成了华北地区政治网络语境的建构，同时夯实了下一阶段发展之基础。
春合本意固在救国，其经营理念独立化即昭示出此面相。同时，“救国之下”的时代话语为春合发展提供了机缘。如张伯苓、刘长春、国货售品所、华北运动会本身便可看作救国之符号象征，正是基于此，春合的学缘、商缘、政缘网络得以顺利构建。然而在近代华北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之中，“政治性因素”①是一个不容回避抑制的节点，其对春合的发展尤为突出。
三、救国之重：春合与国运
如同利生、布云等众多体育用品企业一样，春合亦是在20世纪30年代迎来了发展史的黄金时代，而国运之兴为其主要推动力之一。由南京中央政府实业部倡议并发起的“国货展览会运动”，自然地成为春合横向发展的注脚。特别是1931年因日本武力侵占东北三省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国产体育用品的生产和销售起到了促进作用。春合恰恰是抓住了此次机遇，主动地参与了国货展览会运动，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如1932年7月1日参加河北唐山市国货展览会获得甲等奖状；1933年3月获得广州市展览会优等奖；1933年8月获得浙江省建设厅第三次国货展览大会优等奖；1933年9月7日参加威海卫国货展览会获得一等奖状；1933年7月，1934年12月，1935年12月曾经先后三次参加铁道部全国铁路沿线出产货品展览会，并获得超等奖状；1933年10月10日，1934年9月1日，1935年6月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实业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1935至1936年连续获得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扩大展览大会特等奖。②基于春合在体育用品业所取得的不俗成绩，国民政府高官更是不吝笔墨为其题词褒奖。如国民政府司法院长居正、行政院长汪精卫、考试院长戴季陶、监察院长于右任、教育部长王世杰、海军部长陈绍宽、军政部长何应钦等。③特别是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均曾亲自为春合题词。④昭示出春合已然超越了企业属性的本身，上升为民族精神的一种表征。 作为春合的掌舵人傅泊川来讲，敏锐地感知了国运对于春合所带来的客观生存利势，故在此期间对于企业规模进行了迅捷扩增。1931年至35年，春合规模逐渐发达，已经相当完善，出品亦较为精良。1936年第六届华中运动会全部采用春合出品，并参加中华工业国外贸易协会之南洋考察团，而后扩大童子用品制造并扩充制革设备，同时增设体育馆及场地等建筑工程科目。正是在以春合为代表诸多体育用品厂家的努力之下，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体系，并有效地遏制了外国体育用品的渗透与倾销。据1935年第六届全国运动会总结报告统计：“此次比赛采用了利生的篮球、协兴的足球、春生的排球，只有网球使用了进口的Slazanger网球，各类体育器材国产化达90%以上。”⑤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华北地区的体育用品业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同时在中国西南地区却蕴含着商机。由于各大中小学校大量迁往重庆等地区，“四川对于体育用品之需求反而因战争增加十倍，常有以二十元之代价购得A2篮球之情形发生”。⑥因此，四川友人创造土货以备急需，并列举了当地丰厚的人力与物力资源，故想联合春合创办一体育用品公司。由于战争对于企业生存空间的挤压，春合未能完成建厂。可以管窥出，国运阶段性的弱势对于民族企业之深刻性影响。
天津作为沦陷区，体育用品业则日趋衰落。1938年，日本在天津市成立了“皮革组合会”，宣布“统购原皮”，天津春合总厂的制球、制革部门不得不停工，营业每况愈下。1939年秋，天津闹特大水灾，营业部由南开搬到大沽路97号，除了推销少量自产的体育用品外，兼营上海胶鞋及其他有关加工的业务，实际已经形成了以商养工的状况。为了安插职工的生活自救（这时候上海分店已经撤销），又在北京西城开办了一个分店，销售本厂产品也代理球鞋之类的业务。与惨淡经营形成鲜明比照的是，春合积极发动职工进行爱国捐，支援抗战。以制造部为例，共捐款3205元，总经理傅泊川单独捐款500元。①
可以看出，春合发展与国运兴衰进程同步，与之同时期的天津利生、保定布云工厂也是如此情状，这也是近代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业发展的一个历时性缩影。然而，不能忽略一点是，抗战中的“救国之重”已然超越了国产体育用品业所能承受之底线。作为春合来讲，除了保持爱国气节之外，所做的只能是伴其国运之殇随波逐流。从广义层面而言，这也是近代以来“体育救国”、“教育救国”、“农业救国”等各种思潮勃发之时所无法逾越的政治瓶颈。
四、救国之外：文化输出
伴随着体育用品的销售与推广，春合逐渐超出单向度的“救国”概念范畴，渐次成为中西文化碰撞的一个符号印记。比如基督教青年会，在中国近代体育的输入与传播之中，曾经发挥着举足轻重之导向作用。但自20世纪30年代之始，春合以其卓越的成绩自立于世。在体育一项，并渐而与青年会处于对等的态势，曾在物质与精神层面给予对方资助。其一，赞助基督教青年会举办的儿童健美比赛、少年健康运动会、青年会市内篮球观摩赛等赛事。其二，自1936年开始，春合每年赞助天津基督教青年会两百元。②同时参加青年会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春合曾应基督教青年会职业介绍处之请，允诺为天津籍毕业学生介绍工作；为基督教青年会食堂合作社购买家具；参加青年会主办的“潍县被俘传教士慰劳欢迎会”等活动。③再如春合曾无偿赞助国外体育社会团体。自1931年始，春合先后赞助过德国足球队、菲律宾美军体育会、法军足球优胜队、朝鲜足球队、英国足球锦标队、美军常胜篮球队等。其初衷一方面固然有春合营销品牌之印痕；另一方面，也加深了他国对于中国体育文化的认知程度。尤为难能可贵的是，1933年春合成为美国芝加哥博览会筹备会唯一一家中国体育用品企业。在中国民族品牌出于极度失语状态之下，春合的崛起是中华民族经济层面自信力的一种适时彰显，同时也是对“体育救国”论实践层面之回应。总之，春合以球类为文化输出的媒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世界现代文化体系之中，并渐次成为中国近代体育用品企业的历史记忆。④正如史学家于沛所说：“民族的历史记忆是发展着的历史记忆，也是开放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民族的历史记忆会有不同的内容，会不断地发展变化。”⑤
【作者简介】汤锐，男，1983年生，山东蓬莱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近代城市史研究。
【责任编辑：吴丹】
A Side of Sports Salvation：
Modern North China Sporting Goods Industry Research
Abstract： In the 1930s of "sports salvation" rising， North China gradually formed a domestic sports goods industry cluster. One of the most famous is Tianjin Chunhe Sporting Goods Factory. As an enterprise text memory， chunhe business philosophy and marketing network synchronized with "sports salv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attached to country’s main trend， refracting the complex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ports Goods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Key Words： Chunhe， Sports Salvation， Sports Goods， Relation Netwo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