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作为人生的头等大事，婚礼自然就成为重大的事情。五十年代一张床，六十年代一包糖，七十年代红宝书，八十年代三转一响，九十年代星级宾馆讲排场，21世纪特色婚宴个性张扬。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的发展，婚礼的形式也发生着千变万化，逐渐“升级换代”。
　　
　　改革开放初期的农村婚礼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伊始，在这个新旧思想撞击的年代，农村仍然保持着相对闭塞和传统的思维。
　　此时的农村年轻男女结婚，除了沿用革命年代的一些相对现代的习俗以外，一些传统的习俗仍然保留着。因为经济上刚刚摆脱饥饿，所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农村的婚礼，处处透着节俭甚至寒酸。
　　“当时也觉得没什么，大家都这样，谁也不笑话谁。”今年58岁、家在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区的老杜向记者回忆起他当年婚礼的情况。
　　“我们结婚是在1983年，刚刚改革开放，农村还很不富裕，特别是我们这一带离城中心比较远，交通不方便，是典型的郊区农村。当时村里的姑娘都纷纷嫁到城里，村里的小伙子很难找到对象，谁愿意嫁给一个不吃‘商品粮’的郊区农民呢?没办法，我父母通过亲戚从吕梁一带的山区帮我找了一个对象。郊区嫁城里，外地嫁太原，比起那些更加贫困的山沟里的单身汉来说，生在太原还是很幸运的。
　　“当时结婚也很简单，在她娘家办了很简单的一桌酒席，几个主要亲戚围成一桌吃了一顿饭，村里关系非常好的几户人家送来几个鸡蛋当贺礼就算完事了。我老婆从家里带了一些行李，穿上那件我家给买的新衣服就来太原了，她家父母亲戚都没有来，原因很简单，没有那么多钱作盘缠。总的下来，一场婚礼花了200多元、100多斤全国粮票。在当时已经非常出格了。”
　　老杜的老伴也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来到他家之后，我挺失望的。”老杜家虽是省会太原，却是在郊区，并不像老杜老伴想象的那样。“说实话，要不是因为娘家太穷，我还真没看上他，不过太原户口对我的吸引力太大了。当时他还陪我去晋祠等一些景点看了一圈，拍了几张照片，这在当时算比较新鲜的了，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我坐在一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后架上，老杜推着我从火车站一直走回来。当时在太原婆家的婚礼也很简单。但是也比较热闹，大人小孩都来看。”
　　婚宴是在自己家里举行，老杜说： “喜筵是算比较好的宴请了，很多人拖家带口来赴宴，都想吃个新鲜。”为了这场婚礼，家里还请来村里几个要好的朋友来帮忙，做一些婚宴的后勤工作，还要请一个识文断字能写能算的人作为总后勤，专门负责钱和粮票的账务管理。这个总后勤一般由村干部(一般是会计)担任。
　　当时结婚比较讲究，新娘子进门要放“通天炮”，一共十八响，门口摆放着一个火盆，新娘子必须从火盆上跨过去才能进门，说是去晦气。
　　整个婚宴喜庆而忙乱。村委会的大喇叭被拆下来架到老杜家的屋檐上，不时地传出负责总务的会计的喊声：“帮忙的吃饭了!”并且不断重复，通知那些在婚宴中帮忙的村民们要吃饭了，一会儿客人们来了就没有时间了。结果会计刚喊了两嗓子，一个半大小子稚嫩的声音便在喇叭里响了起来：“新娘子到了。”跟着传出会计呵斥和驱赶的声音，众人听着一边好笑，一边涌出门去看新娘子。很小的照壁周围挤满了看新娘子的村民，把那个本来就不结实的照壁给挤塌了，伤了几个人。
　　这件事情一度让比较迷信的杜母非常介意，认为是讨到了灾星，好在那几个人伤得不重，而且因为拥挤造成照壁坍塌的事情也时有发生，杜母也没有明显表现出不满，但仍然对儿媳妇有看法，直到儿媳妇连生两个儿子，杜老太太对儿媳妇的一些感性上的不满和担心才稍稍释怀。
　　这样一个婚礼在当时还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好长时间仍为村民津津乐道，纷纷感慨：“生在好年月了。”
　　
　　边远农村的婚礼
　　
　　同样的年月，在陕西关中的一个小县一一华县，就要举行婚礼的新郎官王国镇还为自己的皮带犯愁。9月的天气并不太冷，一件白色的确良衬衫、一条蓝裤子、一双崭新的解放鞋，这就是他所有的行头。因为要把白衬衫的下摆掖在裤子里，所以他迫切需要一条暂新的皮带与之搭配。他的军用皮带已经太破旧，实在配不上这一身“好行头”，新郎的母亲借遍了所有的村子，失望归来。这一带的人没有系皮带的习惯，一条布条缝起来的腰带便可将裤子固定在腰上，还有很多人使用细麻绳当腰带。最后，在第二天接亲前，王国镇终于从一个刚刚从部队复员的邻村后生那儿借到了皮带。
　　在今天看来，白衬衫、蓝裤子和一条不伦不类的军用皮带是非常不协调和老土的装束，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当事人的审美观还处懵懂的时候，这无疑是一套让所有人夸赞和嫉妒的好衣服。新郎官推着一辆同样崭新的“永久”牌二八自行车，一路上招来路人无数艳羡的目光。但是在新娘的娘家，他还是出了丑，外表的光鲜没能掩盖住他军用红色背心上的破洞，从而成为村人取笑的突破口。这也成为他一直以来耿耿于怀的一个细节。记者问王国镇： “如果当时没有借到皮带怎么办?”他想了想回答： “那就不把衣服掖在裤子里了。”
　　据王国镇回忆，当时自行车也是借的，但没有告诉新娘家里。新娘看到门外推着崭新自行车的王国镇，眼睛亮了一下，随后坐在自行车后架上，一路无话。半路上，他们遇到了另外一对新婚夫妇，按照当地的风俗，双方还交换了手绢，互相祝福。
　　由于刚刚改革开放，一些紧俏的商品如粮油等仍然很紧张，为了这个婚礼，他们全家8口人整整攒了两年的粮、油，吃了很长时间的酱油炒菜，王国镇全家人的手掌都干枯、蜕皮，但是婚礼结束之后还要继续攒下去，因为还有弟弟的婚礼要准备。
　　
　　90年代的婚礼
　　 上世纪90年代的农村，很多新鲜的元素开始融入进来。90年代初，陕西省华县王堡村王文刚的婚礼在村里无疑是具有里程碑式意义的。
　　当时的录像技术尚不发达，婚礼的一些重要场景多用照片记录，而王文刚的婚礼是村里第一次用录像带的方式保存的。据王文刚介绍，他认识一个电视台的摄像记者，这个记者正好要拍摄一部关于农村婚俗的纪录片，顺便将当时没有经过剪辑的片子复制了一份给了他。另外，汽车接新娘的时髦方式也在王文刚的婚礼上出现，长时间为当地村民津津乐道。
　　“当时的确人山人海，周围村子的人都来看热闹，也想在电视上露脸。”王文刚说，电视机在90年代的农村已经相当普及，当时的村里人普遍认为：能上电视的都是很大的角色，更是很大的荣耀。因此对这个电视台的记者非常好奇，如同看外星人一样稀罕，围在周围赶都赶不走，最后为了工作，这位摄像师无奈之下只得吓唬他们说：“当心把你们拍下来放到公安局。”基于对摄影师扭曲的崇拜和认知，人们这才纷纷躲开，远远地看着。
　　当时为了配合电视台的拍摄，免不了 要做出让摄影师满意的镜头来，因此送礼的一个镜头就让全村人重新走了三次。当时新娘子已经从娘家接过来了(当地风俗，中午前，必须接亲)，而众人的兴致却完全放在摄像上，因此新娘子受到了很大的冷落，连伴郎和伴娘也时不时地跑出去在摄像机前露一下脸。
　　王文刚婚礼结束之后好长一段时间，仍经常有村民来到家里，要求观看一下他结婚时的录像，有人甚至来了好几次，不厌其烦地从中找出自己的位置，然后得意洋洋地欣赏着。而且每每家里来了客人，也一定要将客人带来一起欣赏，反复介绍，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这个录像在当时非常少见，后来电视台的节目也播出了。王文刚成了远近闻名的“显赫人物”。直到后来录像开始慢慢普及。这种情况才得到缓解。
　　王文刚婚礼录像之所以能上电视台的节目播出，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经历了相当长时间革命婚礼的“禁锢”，一些古老的传统和婚俗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得以重现，比如对新郎父母的“折腾”，这在改革开放之前是作为“四旧”而广受批判的。
　　当地的一些风俗和大多数北方地区一样，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据当地婚俗专家介绍，结婚当天，新郎的父母“饱受摧残”。脸上一定要涂上锅底灰，新郎母亲一定要用毛笔画上八字胡，新郎父亲则要扎小辫儿、抹口红、涂胭脂，即使头发再短扎辫子也不能避免，如果是光头就直接在头上画个大辫子或者乌龟、小鸟等一类的“涂鸦作品”。在新人的新房里有专人负责给新郎父母“化妆”，怎么滑稽怎么来。“新婚三天无大小”在这里可以演绎得淋漓尽致。
　　
　　21世纪，我们怎么结婚
　　
　　新时期的婚礼相比较以前的婚礼有着更多的内容和内涵。新时代的年轻人追求个性和自由，婚礼也就五花八门，但有一点却是不容忽视，那就是一切都是以经济条件为后盾。
　　进入新世纪以来，婚纱摄影、婚庆公司这一类与结婚紧密相连的新兴产业得到发展，迎合了市场的需求，也满足了相当一部分人的虚荣心。婚纱摄影、西式婚礼、靓车新房、钻戒翡翠……婚礼越来越奢华，花样越来越繁多。
　　当然，旅游结婚等西方观念影响下的新人们原本信誓旦旦，一定按照自己的想法举办婚礼，却终于拗不过世俗的强势，被迫妥协。旅游之后仍然少不了千篇一律的婚礼形式。
　　“个性与传统、浪漫与庸俗交织的婚礼越来越像一场花钱不讨好的闹剧。”民俗专家陈先生在谈起如今的婚礼时发出一声感慨。陈先生说： “现在一些个性婚礼每每见诸报端，但很多还是以金钱作为铺垫的。而一些真正有创意的婚礼并不一定花很多钱，比如，现在用自行车队、摩托车队送新娘子的婚礼，这些婚礼才是真正张扬个性的婚礼。”
　　陈先生说： “庸俗化的婚礼目前还没有明显的衰败迹象，但一些个性婚礼的大胆尝试，已经是一种信号，一个理智、节俭、积极向上、切合实际的婚礼时代的到来，应该不会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