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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创新对监管带来的挑战、IMF份额改革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成为IMF总裁拉托最后一次主持的世行IMF年会的主要议题
“过去几个月，我们經历了信贷市场的一场地震。对多数人而言，震中遥远，仅闻之于报章。但地震过后，余震仍存，我们将逐渐感受到这次震荡的充分影响。”10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闭幕前发表演讲说。
毫无疑问，刚刚经历的这场由美国次级房贷抵押债券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主宰了今年年会的主题。就在年会召开前几天，IMF在其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此前，IMF对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计是5.2%。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处于一个拐点。”在他离开IMF总裁职位前的最后一次演讲里，拉托为全球经济的下滑风险敲响警钟。
“真正的不确定性来自下行风险。信贷市场的动荡警示我们，不能将近些年温和的经济环境视为理所当然。” 拉托说。
金融创新挑战监管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震荡让IMF的官员们认识到，金融创新和证券化在促进风险多元化、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给监管机构带来了挑战。
“金融系统的新发明就像是从瓶子中逃逸而出的怪魔，令人难以领会、理解。”IMF执行董事会主席、意大利财长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在10月20日年会开幕当天举行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对监管机构来说，甚至对那些创造了这些新的工具和产品的金融机构来说，都有必要去更好地理解这些衍生工具在市场上是如何运作的。”
在闭幕会发言中，拉托也总结了IMF作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从中得到的教训。拉托认为，这次信贷市场危机爆发，部分归咎于新的结构性信贷工具的风险状况不透明。
拉托警告监管、评级机构今后要留意“表外风险”——一些金融创新表面上将风险转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实际上，这些风险改头换面之后又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表上。
拉托还建议，监管机构在评估银行资金流动性时，意识到现在银行越来越依赖证券市场融资，而这加剧了银行在应对流动性风险时的脆弱性。他认为，面对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蔓延，不仅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央行和财政部要加强合作，国与国之间也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
“少数几个国家固然可以合作提出监管改革方案，但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受影响者，因此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拉托说，“面对金融市场监管、全球失衡、危机防范、减贫、贸易改革、人口老龄化、全球变暖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能独自强行改变现状、解决问题。而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合法性的基金组织，可在所有这些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IMF制度改革
在表达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动荡担忧的同时，拉托也在这次年会中反复强调“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合法性的基金组织”，可谓弦外有音。
二战后成立的IMF成立最初的目的，是加强成员国货币政策协调，避免几大分裂的货币单元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同一时期成立的世行一起，欧美国家提供了建立这两大机构的第一笔资金。因此从一开始，这两大机构的控制权就牢牢攥在欧美国家手中。欧盟和美国之间也有着一个默契的“君子协定”，即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把持。
在过去60多年时间里，IMF和世行促进了全球发展和稳定，但现在这两个组织正经历动荡，合法性和信誉不断受到挑战。今年5月，世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因“女友丑闻”案被迫辞职，引发世行信誉危机，而世行董事会接受美国总统布什任命通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接替沃尔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长，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不久，适逢拉托忽然宣布因“个人原因”将于今年10月底辞去IMF总裁一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欧洲人——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在二战后和冷战期间，这（欧美控制两大组织）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合时代要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里费尔（Lex Rieffe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IMF现行的筹款、投票及决策等机制遵循“一美元一票”的老原则，成员间并没有事实上的平等。里费尔认为，这种投票制度有利于慢增长、高收入的工业国家，却不利于快增长、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国家，譬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而根据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美国陷入次贷泥潭的这半年里，正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在今年IMF年会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和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再被排除在重大决策之外，世行和IMF关起门来决策的作法必须改革。
IMF总裁拉托2004年一上任就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他当时提出“两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给份额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资；第二步，是修改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改革总裁遴选程序、改变执行董事会的结构和规模等。
在去年9月举行的新加坡年会上，“份额改革”正式启动，尝试性地通过了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四国的特别增资方案。其中，通过增资，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2.98％上升到3.75％。
IMF执行董事会主席派多亚－夏欧帕在发布会上，对过去一年的份额改革进程表示乐观，认为取得的进展足以在明年4月12日——下一次执行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确定改革计划的重要要素，以便在2008年秋季的年会上最终通过。
IMF执行董事会表示，第二步改革应该“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整体的投票权”，并建立在一个更易操作和透明的份额计算方法上。在当天发布的公报中，IMF执行董事会表示，新的份额计算公式应包括以下诸项——国内生产总值（GDP）；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而非仅仅是汇率水平（market exchange rates）来衡量各国GDP；用一个压缩因子（compression factor）来调和经济规模的影响。
另外两个改革的重要因素包括提高基金组织的总份额，以及提升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声音和代表性。就前者而言，IMF执行董事会表示将增加10％。
斯特劳斯－卡恩在自今年夏季被提名担任IMF总裁以来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11月1日就职后将继续推进IMF的大规模改革，以便使其能够适应“世界新的力量平衡”，并能适应近来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型金融危机”。
这位法国社会党人还建议欧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表决权，以确保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代表权。
除了领导权的争议，还有不少专家批评两大机构工作低效，定位不明确。
里费尔说：“世行的工作方式如同用锤子拧螺丝钉那样不得法，而且锤柄太长，被太多专家把持。世行要想高效，必须贴近它要帮助的人群，把握时机，做一把螺丝刀而不是大锤子。”
人民币升值呼声不减
“中国”是今年年会被广泛关注的一个关键词。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写道：在西方极力应对金融市场混乱的时候，世界經济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三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1.5%。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长也依然强劲。过去一年里，仅这三个国家就占全球增长的一半。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广泛影响也在这次年会上得到再度认可。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地区财政部长媒体吹风会上，“中国”也被频繁提起。
传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及国际经合组织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22个国家是发展援助输出主体。但最近15年里，中国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突破1.3万亿美元，使得中国政府向非洲发展中国家施以经济援助成为可能。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非洲投资额达62.7亿美元。中方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IMF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赤贫地区正在经历他们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得最好的一段时期，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前景是与亚洲经济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将对全球商品需求和价格造成直接影响，包括这块地球上最穷困地区。”
但是，在中国外汇储备和国际影响力稳步增长的时候，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也在提高。
在10月19日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财长们再次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人民币加速升值”。IMF也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提高汇率灵活性将为改善货币控制提供更大空间。报告建议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采取措施改革汇率体制和刺激消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重新实现需求平衡，并会让全球失衡得到有序调整。”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还特意在IMF和世行年会召开前一天举办了一场“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召集了300多位美国汇率专家、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和刚刚赶至华府参加周末年会的官员和媒体，在全天九小时的紧张议程中，专门探讨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研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她说：“我知道这里很多人很着急，但改革有时快不得。东欧改革是快，但伤害了经济，用了十多年才恢复。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实体，如果汇率改革不平稳，对自身和世界经济都有害。”
针对外界的压力和争议，吴晓灵解释道：“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对美贸易的高顺差。因为外国在中国投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十分有限。”
吴晓灵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的平衡。因此，中国政府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控制汇率，而是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在10月22日的IMF年会发言中，敦促IMF放弃收紧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监督的作法。他说：“我们认为，IMF的汇率监督应当集中在了解一个成员国的汇率机制是否与该国的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而非该国的汇率水准。”他还希望IMF能尊重成员国在选择自己的汇率机制方面的自主性。
“过去几个月，我们經历了信贷市场的一场地震。对多数人而言，震中遥远，仅闻之于报章。但地震过后，余震仍存，我们将逐渐感受到这次震荡的充分影响。”10月22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罗德里戈拉托在世界银行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会闭幕前发表演讲说。
毫无疑问，刚刚经历的这场由美国次级房贷抵押债券危机引发的金融市场动荡主宰了今年年会的主题。就在年会召开前几天，IMF在其最新公布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2008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4个百分点。此前，IMF对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的预计是5.2%。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全球经济是否处于一个拐点。”在他离开IMF总裁职位前的最后一次演讲里，拉托为全球经济的下滑风险敲响警钟。
“真正的不确定性来自下行风险。信贷市场的动荡警示我们，不能将近些年温和的经济环境视为理所当然。” 拉托说。
金融创新挑战监管能力
美国次贷危机带来的全球经济震荡让IMF的官员们认识到，金融创新和证券化在促进风险多元化、提高市场效率的同时，也给监管机构带来了挑战。
“金融系统的新发明就像是从瓶子中逃逸而出的怪魔，令人难以领会、理解。”IMF执行董事会主席、意大利财长托马索派多亚－夏欧帕（Tommaso Padoa-Schioppa）在10月20日年会开幕当天举行的记者吹风会上说，“对监管机构来说，甚至对那些创造了这些新的工具和产品的金融机构来说，都有必要去更好地理解这些衍生工具在市场上是如何运作的。”
在闭幕会发言中，拉托也总结了IMF作为全球金融监管机构从中得到的教训。拉托认为，这次信贷市场危机爆发，部分归咎于新的结构性信贷工具的风险状况不透明。
拉托警告监管、评级机构今后要留意“表外风险”——一些金融创新表面上将风险转移出银行的资产负债表，但实际上，这些风险改头换面之后又以其他形式重新回到表上。
拉托还建议，监管机构在评估银行资金流动性时，意识到现在银行越来越依赖证券市场融资，而这加剧了银行在应对流动性风险时的脆弱性。他认为，面对金融风险的全球化蔓延，不仅一个国家的监管机构、央行和财政部要加强合作，国与国之间也应携起手来，共同应对危机。
“少数几个国家固然可以合作提出监管改革方案，但它们并不能代表所有受影响者，因此落实起来非常困难。”拉托说，“面对金融市场监管、全球失衡、危机防范、减贫、贸易改革、人口老龄化、全球变暖这些挑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集团能独自强行改变现状、解决问题。而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合法性的基金组织，可在所有这些领域做出重大贡献。”
IMF制度改革
在表达对全球经济及金融市场动荡担忧的同时，拉托也在这次年会中反复强调“一个与时俱进的、具有合法性的基金组织”，可谓弦外有音。
二战后成立的IMF成立最初的目的，是加强成员国货币政策协调，避免几大分裂的货币单元竞争性的货币贬值。和同一时期成立的世行一起，欧美国家提供了建立这两大机构的第一笔资金。因此从一开始，这两大机构的控制权就牢牢攥在欧美国家手中。欧盟和美国之间也有着一个默契的“君子协定”，即世行行长由美国人担任，IMF总裁由欧洲人把持。
在过去60多年时间里，IMF和世行促进了全球发展和稳定，但现在这两个组织正经历动荡，合法性和信誉不断受到挑战。今年5月，世行前行长沃尔福威茨因“女友丑闻”案被迫辞职，引发世行信誉危机，而世行董事会接受美国总统布什任命通过美国前副国务卿佐利克接替沃尔福威茨出任世行行长，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不久，适逢拉托忽然宣布因“个人原因”将于今年10月底辞去IMF总裁一职，接替他的是另一位欧洲人——法国前财长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在二战后和冷战期间，这（欧美控制两大组织）也许是明智的选择，但现在看起来已经不合时代要求。”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里费尔（Lex Rieffel）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
IMF现行的筹款、投票及决策等机制遵循“一美元一票”的老原则，成员间并没有事实上的平等。里费尔认为，这种投票制度有利于慢增长、高收入的工业国家，却不利于快增长、中等收入的新兴市场国家，譬如中国、印度和巴西。而根据最新公布的《世界经济展望》，在美国陷入次贷泥潭的这半年里，正是以中国、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拉动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步伐。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在今年IMF年会上指出，发展中国家在世界GDP中所占的份额和它们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增长。发展中国家不应当再被排除在重大决策之外，世行和IMF关起门来决策的作法必须改革。
IMF总裁拉托2004年一上任就感到了改革的紧迫性。他当时提出“两步走”的改革方案：第一步，给份额低估最严重的少数国家特别增资；第二步，是修改份额计算公式、增加基本投票权、改革总裁遴选程序、改变执行董事会的结构和规模等。
在去年9月举行的新加坡年会上，“份额改革”正式启动，尝试性地通过了对中国、韩国、墨西哥、土耳其四国的特别增资方案。其中，通过增资，中国在基金组织中的份额从2.98％上升到3.75％。
IMF执行董事会主席派多亚－夏欧帕在发布会上，对过去一年的份额改革进程表示乐观，认为取得的进展足以在明年4月12日——下一次执行董事会会议召开之前——确定改革计划的重要要素，以便在2008年秋季的年会上最终通过。
IMF执行董事会表示，第二步改革应该“进一步增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作为整体的投票权”，并建立在一个更易操作和透明的份额计算方法上。在当天发布的公报中，IMF执行董事会表示，新的份额计算公式应包括以下诸项——国内生产总值（GDP）；基于购买力平价（PPP）而非仅仅是汇率水平（market exchange rates）来衡量各国GDP；用一个压缩因子（compression factor）来调和经济规模的影响。
另外两个改革的重要因素包括提高基金组织的总份额，以及提升低收入国家在基金组织中的声音和代表性。就前者而言，IMF执行董事会表示将增加10％。
斯特劳斯－卡恩在自今年夏季被提名担任IMF总裁以来首次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他11月1日就职后将继续推进IMF的大规模改革，以便使其能够适应“世界新的力量平衡”，并能适应近来冲击全球金融市场的“新型金融危机”。
这位法国社会党人还建议欧洲、俄罗斯和其他国家放弃一部分自己的表决权，以确保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经济体能够获得更加公平合理的代表权。
除了领导权的争议，还有不少专家批评两大机构工作低效，定位不明确。
里费尔说：“世行的工作方式如同用锤子拧螺丝钉那样不得法，而且锤柄太长，被太多专家把持。世行要想高效，必须贴近它要帮助的人群，把握时机，做一把螺丝刀而不是大锤子。”
人民币升值呼声不减
“中国”是今年年会被广泛关注的一个关键词。
IMF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写道：在西方极力应对金融市场混乱的时候，世界經济的增长越来越取决于三个主要发展中国家——中国、印度和俄罗斯。
2007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达11.5%。印度和俄罗斯的增长也依然强劲。过去一年里，仅这三个国家就占全球增长的一半。
中国对全球经济的广泛影响也在这次年会上得到再度认可。即使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地区财政部长媒体吹风会上，“中国”也被频繁提起。
传统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联合国及国际经合组织中的“发展援助委员会”中的22个国家是发展援助输出主体。但最近15年里，中国上升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外汇储备突破1.3万亿美元，使得中国政府向非洲发展中国家施以经济援助成为可能。截至2005年底，中国累计对非洲投资额达62.7亿美元。中方投资项目分布在49个非洲国家，涉及贸易、生产加工、资源开发、交通运输、农业及农产品综合开发等多个领域。
IMF认为，撒哈拉以南非洲赤贫地区正在经历他们自独立以来经济发展得最好的一段时期，而这一地区经济的前景是与亚洲经济的未来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将对全球商品需求和价格造成直接影响，包括这块地球上最穷困地区。”
但是，在中国外汇储备和国际影响力稳步增长的时候，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加速升值的呼声也在提高。
在10月19日举行的七国财长会议上，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日本、法国和英国的财长们再次敦促中国政府“尽快让人民币加速升值”。IMF也在《世界经济展望》中强调，提高汇率灵活性将为改善货币控制提供更大空间。报告建议中国进一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向上变动的灵活性，采取措施改革汇率体制和刺激消费，“这不仅有助于中国重新实现需求平衡，并会让全球失衡得到有序调整。”
美国智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还特意在IMF和世行年会召开前一天举办了一场“中国汇率政策研讨会”，召集了300多位美国汇率专家、各大投行的经济学家和刚刚赶至华府参加周末年会的官员和媒体，在全天九小时的紧张议程中，专门探讨中国的汇率政策和外汇储备管理。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在研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她说：“我知道这里很多人很着急，但改革有时快不得。东欧改革是快，但伤害了经济，用了十多年才恢复。现在中国这么大的经济实体，如果汇率改革不平稳，对自身和世界经济都有害。”
针对外界的压力和争议，吴晓灵解释道：“事实上中国政府也不愿意看到对美贸易的高顺差。因为外国在中国投资收益率要大大高于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但是，人民币汇率变化对减少贸易顺差的作用十分有限。”
吴晓灵指出，中国对外贸易的高顺差是中国内部经济不平衡的反映，是由高储蓄、高投资、低消费的结构性问题造成的。多余的产品必须出口，才能实现整个经济的平衡。因此，中国政府现在的主要任务不是控制汇率，而是调整经济结构。
中国财政部副部长李勇也在10月22日的IMF年会发言中，敦促IMF放弃收紧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监督的作法。他说：“我们认为，IMF的汇率监督应当集中在了解一个成员国的汇率机制是否与该国的中期宏观经济政策相一致，而非该国的汇率水准。”他还希望IMF能尊重成员国在选择自己的汇率机制方面的自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