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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问到在这场危机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张金如沉吟了一下：“虽然市场才能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绝对不能无所作为”
对于“打火机大王”黄发静来说，今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年会，让他这个副会长特别不是滋味。
往年，至少是300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今年却开了不到10桌。空荡的餐厅里面，拉着“攻坚克难，共渡难关，携手共进，重振雄风”的横幅，使会场显得越发凄凉。
一年前，温州的打火机企业还有500多家，一年过去后，开工的只剩下不到80家。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不仅是打火机行业，整个制造业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
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从3月份就职以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2008年4月18日，他在提交给省政府的第一季度全省经济形势报告中提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场日益加剧的危机中，“大政府”角色逐渐浮出水面。浙江省各级政府几乎动用了行政、金融、财税等所有资源，逆境中强势救市。
“三个千亿” “三个百亿”
厉志海连续三个季度向政府作出的全省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汇报中，都对形势认定为“严峻”，他在第三季度汇报更称，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减速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进一步明显。”
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组合拳，增加了企业运转的难度。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近20%的浙江企业出现亏损。
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省救市计划动作频频：
8月底浙江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计划未来五年内打造“三个千亿”工程，即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惠民安康工程以及千亿产业提升工程，预计完成总投资6460亿元。
继三个千亿工程之后，11月中旬，浙江省政府推出三个百亿工程：省级财政新增100亿元用于重大项目建设；今明两年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等途径，再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明年通过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税负100亿元。
“财和税是地方政府手中仅有的两个武器。宏观调控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从地方财税入手给经济体输血，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浙江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浙江的民营企业困境时提到，困境由两方面所致，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多变，生产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经营环境，使本来就不高的制造业利润空间更低，这是外部环境的冲击。
但关键还是企业的“内功”。以温州为例，制造业低成本、低价格的工业战略导向长期运作，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些内部矛盾多年来没有很好消融、化解，下半年的金融危机，让企业的资金链紧张，无以为继。潜伏的危机终于在新的环境中火山般爆发。
绍兴“强势政府”
绍兴经济早些年的成功转型升级，使绍兴的大多数中小企业躲过了2008之劫。
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评价说，绍兴的产业集群优势比较明显，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面对危机的抵抗力会更强。
但即使是厉志海口中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绍兴，也依然无法全身而退。
绍兴的企业危机，更多出现在大企业之中。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中，有一张几乎罗织了所有大中型企业的担保网。各家企业之间通过互相担保，从银行获得扩张所亟须的资金。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08年8月以来，绍兴的金雄轻纺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五环氨纶、纵横集团等相继停产。戏剧性的一幕是，浙江纵横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袁柏仁以70亿元的财富入围胡润2008年百富榜，成为榜单中唯一的绍兴本土企业家。然而仅半个月后，“纵横帝国”就因资金链断裂轰然崩塌。
纵横倒闭危机，瞬间波及至整个绍兴。为纵横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一共有7家，担保总额约15.5亿元。而纵横集团又为19家企业提供担保，总额近30亿元。这个网络还可继续扩展……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纵横集团的倒闭，会引发当地企业的一片恐慌。
被下属评价为“性格温和”的市委书记张金如，此时显示了“铁腕”手段。政府成立了规模史无前例的工作组，迅速介入倒闭风潮，被称为“绍兴各级政府对危机企业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动”。
政府的思路是，不论纵横集团怎么重组、清算，首先要切断担保链，保证其他企业不受影响。进驻纵横集团总部的工作组汇聚了26名领导，下设生产保障、债权债务核查、信访维稳、债权债务处置和重组洽谈5个专项工作组。
雄蜂实业集团是首先受到波及的担保企业。政府承诺，将其名下一块约300亩的工业用地，由政府出资将其收回，改为商业用地，增加土地抵押贷款的额度。再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将这300亩土地注入雄蜂实业集团，化解该公司在银行的不良资产。
同时绍兴市计划成立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部分承担重点担保企业的担保责任，同时，政府要求，在纵横集团重组或破产清算过程中，银行继续支持重点担保企业。
地方政府及时出手，设立“防火墙”，避免了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最困难的还不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至少回家有地种，有饭吃。留在绍兴，没有拿到工资不能回家的农民工们才是最困难的。” 张金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切断担保链的同时，停产企业的工人亦成为政府担心的重要因素。
政府采取了“拉郎配”的方式，将纵横集团的生产车间以每个月8万元的价格，租用给绍兴本地一家化纤企业——浙江古纤道新材料有限公司，用以继续维持4000余名工人的生计。
这场规模浩大的拯救行动，能否让奄奄一息的企业重燃生机仍是个未知数，但当地政府的强势护盘之举，无疑让陷入担保圈的其他企业得以暂时脱困。
做企业不能做的事情
危机来袭之际，政府的服务姿态变得更为主动。一些中小企业多年来想做，而又无能为力之事，此时由“大政府”来操作。
“水深、浪急、鱼肥”。这是多次赴俄罗斯处理“清关”事件的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刘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俄罗斯市场做出的评价。
近三年来，温州对俄的出口增幅都在30%以上，今年1～9月份，对俄出口6.15亿美元。
风险也如影随形。2008年9月11日，俄罗斯官方以打击“灰色清关”为由，对莫斯科的阿斯泰市场进行突击检查，400家溫州企业，约10亿美元的货物被查扣。
由于不少温州产品是通过“灰色清关”运到俄罗斯的，没有完备的清关完税证明，按俄强力部门说法“属于无主货物，应予以罚没”。2002年、2005年、2008年温州鞋连续因为清关问题被俄罗斯查获。
这次涉及温州的400余家企业，大部分是规模较小的鞋厂。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已经使中小企业资金链条出现紧绷。近三个月的货物滞留，温州将要面临的恐怕又是一轮停工潮。而面对逐渐萎缩的市场，温州的许多企业都坦承，10月之后，几乎难以拉到订单。“鱼肥”的俄罗斯市场尤其显得珍贵，多数温州企业都表示，不会放弃俄罗斯市场。
摆在小企业面前的难题是，俄罗斯不仅要求有正规的通关手续，还必须在当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聘请俄罗斯人出任会计师、会计，并要求必须有阿斯泰市场仓库的租赁合同，对于多数资金不过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清关事件发生后，商务部与其他几省涉及“清关”问题的官员到温州，专门举行对俄出口企业座谈会，讨论应对事宜。
临危受命的温州市政府，通过商务部与俄罗斯方交流。面对中小企业无法解决的清关难题，由政府出面，拟在俄罗斯成立公益性质的“浙商联合服务有限公司”，解决浙商在俄罗斯的出口难题。
“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只能帮助企业争取每一分市场，降低每一分风险。”刘铤说。
保住信心
处于危机中心的浙江省，几乎每一级政府和企业都会提到“信心”。
早在今年3月份，一份调研报告就曾在温州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份报告来自于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该会会长周德文宣称“温州大约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这个论断被媒体解读为“倒闭潮”，使温州备受关注。
尽管温州市政府后来一再辟谣，但5月的统计数据确显示，温州近四成规模以上企业，产值都在下降。
“我不相信，停工的这70%的打火机厂，都是因为做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 黄发静说。尽管没有赢利，黄发静的厂子还是依旧坚持着，“我起码要保证今年，我的500名员工，一个都不裁，这是源于责任心，但是一年后，我也不能保证。”
打火机大王此时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摆弄手中自己生产的打火机。
温州市政府依旧在给大家打气，不承认“倒闭潮”的说法。6月份，温州市政府召开“政企联动”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副市长孟建新在动员会上说：“温州人什么苦没吃过？政企联动，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此后，政府部门走访了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梳理出200多个具体问题和难题，承诺逐步解决。熟悉温州商界的人士称，一个月后，他曾按照这200个问题，致电熟悉的企业，这些问题，解决掉的不到两成。
“不管解决的效率如何，这至少展现了政府与企业共渡難关的姿态。”周德文认为。
“我们的中小企业形势较好，不是我们聪明，是我们的问题暴露得早。”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绍兴市大唐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等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个企业应对危机的风险。在全国纺织产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唐袜业集群的赢利数据显然令人欣慰：至9月底，整个袜业集群利润比去年同比增长15%。
情怡袜业董事长何建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往产业集群内有企业资金链断裂，如果资金缺口不大，一般由行业协会想办法，有钱的大企业出资帮忙解决。上半年，集群内一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即将停产，资金缺口为1000万，但危机之下，其他企业都忙于自保，无力顾及。消息通过行业协会向上反应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手中，通过政府与银行沟通，这1000万资金迅速到位。
“并不是说一个企业倒掉有多么可怕，而是在这样的时刻，信心对于市场很重要的。”市委书记张金如说。
记者问到在这场危机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张金如沉吟了一下：“虽然市场才能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绝对不能无所作为。”
“好的企业，我们要支持；为了稳定，马马虎虎的企业，我们也要保。非常落后的企业，只能让它死！”这位市委书记说。
对于“打火机大王”黄发静来说，今年温州市烟具行业协会的年会，让他这个副会长特别不是滋味。
往年，至少是300人热热闹闹聚在一起，今年却开了不到10桌。空荡的餐厅里面，拉着“攻坚克难，共渡难关，携手共进，重振雄风”的横幅，使会场显得越发凄凉。
一年前，温州的打火机企业还有500多家，一年过去后，开工的只剩下不到80家。
从2008年年初开始，不仅是打火机行业，整个制造业都感受到了生存的危机。
浙江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从3月份就职以来，几乎没有睡过一个安稳觉。2008年4月18日，他在提交给省政府的第一季度全省经济形势报告中提到：中小企业的生存问题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这场日益加剧的危机中，“大政府”角色逐渐浮出水面。浙江省各级政府几乎动用了行政、金融、财税等所有资源，逆境中强势救市。
“三个千亿” “三个百亿”
厉志海连续三个季度向政府作出的全省经济形势与对策建议汇报中，都对形势认定为“严峻”，他在第三季度汇报更称，由于金融危机和经济减速的影响，“经济下行趋势进一步明显。”
上半年的一系列宏观政策的组合拳，增加了企业运转的难度。浙江省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近20%的浙江企业出现亏损。
在这一背景之下，浙江省救市计划动作频频：
8月底浙江省发布《重大项目建设行动计划》，计划未来五年内打造“三个千亿”工程，即千亿基础网络工程、千亿惠民安康工程以及千亿产业提升工程，预计完成总投资6460亿元。
继三个千亿工程之后，11月中旬，浙江省政府推出三个百亿工程：省级财政新增100亿元用于重大项目建设；今明两年通过取消和暂停部分行政性收费项目、减免困难企业相关税费等途径，再减轻企业负担100亿元；明年通过企业增值税转型改革，减轻企业税负100亿元。
“财和税是地方政府手中仅有的两个武器。宏观调控之下，地方政府只能从地方财税入手给经济体输血，保持地方经济的增长。”浙江省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官员说。
温州中小企业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在为《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分析浙江的民营企业困境时提到，困境由两方面所致，上半年国际经济形势的动荡多变，生产成本增加、人民币升值、原材料价格上涨等经营环境，使本来就不高的制造业利润空间更低，这是外部环境的冲击。
但关键还是企业的“内功”。以温州为例，制造业低成本、低价格的工业战略导向长期运作，本身就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这些内部矛盾多年来没有很好消融、化解，下半年的金融危机，让企业的资金链紧张，无以为继。潜伏的危机终于在新的环境中火山般爆发。
绍兴“强势政府”
绍兴经济早些年的成功转型升级，使绍兴的大多数中小企业躲过了2008之劫。
省发改委主任厉志海评价说，绍兴的产业集群优势比较明显，已经形成了规模效应，面对危机的抵抗力会更强。
但即使是厉志海口中产业结构较为合理的绍兴，也依然无法全身而退。
绍兴的企业危机，更多出现在大企业之中。
在浙江的民营企业中，有一张几乎罗织了所有大中型企业的担保网。各家企业之间通过互相担保，从银行获得扩张所亟须的资金。企业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2008年8月以来，绍兴的金雄轻纺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五环氨纶、纵横集团等相继停产。戏剧性的一幕是，浙江纵横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袁柏仁以70亿元的财富入围胡润2008年百富榜，成为榜单中唯一的绍兴本土企业家。然而仅半个月后，“纵横帝国”就因资金链断裂轰然崩塌。
纵横倒闭危机，瞬间波及至整个绍兴。为纵横集团提供担保的企业一共有7家，担保总额约15.5亿元。而纵横集团又为19家企业提供担保，总额近30亿元。这个网络还可继续扩展……
于是可以理解，为什么纵横集团的倒闭，会引发当地企业的一片恐慌。
被下属评价为“性格温和”的市委书记张金如，此时显示了“铁腕”手段。政府成立了规模史无前例的工作组，迅速介入倒闭风潮，被称为“绍兴各级政府对危机企业拯救力度最大的一次行动”。
政府的思路是，不论纵横集团怎么重组、清算，首先要切断担保链，保证其他企业不受影响。进驻纵横集团总部的工作组汇聚了26名领导，下设生产保障、债权债务核查、信访维稳、债权债务处置和重组洽谈5个专项工作组。
雄蜂实业集团是首先受到波及的担保企业。政府承诺，将其名下一块约300亩的工业用地，由政府出资将其收回，改为商业用地，增加土地抵押贷款的额度。再以土地入股的形式将这300亩土地注入雄蜂实业集团，化解该公司在银行的不良资产。
同时绍兴市计划成立政府出资的担保公司，部分承担重点担保企业的担保责任，同时，政府要求，在纵横集团重组或破产清算过程中，银行继续支持重点担保企业。
地方政府及时出手，设立“防火墙”，避免了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
“最困难的还不是返乡的农民工，他们至少回家有地种，有饭吃。留在绍兴，没有拿到工资不能回家的农民工们才是最困难的。” 张金如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切断担保链的同时，停产企业的工人亦成为政府担心的重要因素。
政府采取了“拉郎配”的方式，将纵横集团的生产车间以每个月8万元的价格，租用给绍兴本地一家化纤企业——浙江古纤道新材料有限公司，用以继续维持4000余名工人的生计。
这场规模浩大的拯救行动，能否让奄奄一息的企业重燃生机仍是个未知数，但当地政府的强势护盘之举，无疑让陷入担保圈的其他企业得以暂时脱困。
做企业不能做的事情
危机来袭之际，政府的服务姿态变得更为主动。一些中小企业多年来想做，而又无能为力之事，此时由“大政府”来操作。
“水深、浪急、鱼肥”。这是多次赴俄罗斯处理“清关”事件的温州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副局长刘铤，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对俄罗斯市场做出的评价。
近三年来，温州对俄的出口增幅都在30%以上，今年1～9月份，对俄出口6.15亿美元。
风险也如影随形。2008年9月11日，俄罗斯官方以打击“灰色清关”为由，对莫斯科的阿斯泰市场进行突击检查，400家溫州企业，约10亿美元的货物被查扣。
由于不少温州产品是通过“灰色清关”运到俄罗斯的，没有完备的清关完税证明，按俄强力部门说法“属于无主货物，应予以罚没”。2002年、2005年、2008年温州鞋连续因为清关问题被俄罗斯查获。
这次涉及温州的400余家企业，大部分是规模较小的鞋厂。上半年的经济形势，已经使中小企业资金链条出现紧绷。近三个月的货物滞留，温州将要面临的恐怕又是一轮停工潮。而面对逐渐萎缩的市场，温州的许多企业都坦承，10月之后，几乎难以拉到订单。“鱼肥”的俄罗斯市场尤其显得珍贵，多数温州企业都表示，不会放弃俄罗斯市场。
摆在小企业面前的难题是，俄罗斯不仅要求有正规的通关手续，还必须在当地注册成立一家公司，聘请俄罗斯人出任会计师、会计，并要求必须有阿斯泰市场仓库的租赁合同，对于多数资金不过千万的中小企业来说，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清关事件发生后，商务部与其他几省涉及“清关”问题的官员到温州，专门举行对俄出口企业座谈会，讨论应对事宜。
临危受命的温州市政府，通过商务部与俄罗斯方交流。面对中小企业无法解决的清关难题，由政府出面，拟在俄罗斯成立公益性质的“浙商联合服务有限公司”，解决浙商在俄罗斯的出口难题。
“这样的经济形势下，只能帮助企业争取每一分市场，降低每一分风险。”刘铤说。
保住信心
处于危机中心的浙江省，几乎每一级政府和企业都会提到“信心”。
早在今年3月份，一份调研报告就曾在温州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这份报告来自于温州市中小企业促进会。该会会长周德文宣称“温州大约20%的中小企业处于停工、半停工状态。”这个论断被媒体解读为“倒闭潮”，使温州备受关注。
尽管温州市政府后来一再辟谣，但5月的统计数据确显示，温州近四成规模以上企业，产值都在下降。
“我不相信，停工的这70%的打火机厂，都是因为做不下去了。是因为他们看不到希望。” 黄发静说。尽管没有赢利，黄发静的厂子还是依旧坚持着，“我起码要保证今年，我的500名员工，一个都不裁，这是源于责任心，但是一年后，我也不能保证。”
打火机大王此时坐在沙发上，不停地摆弄手中自己生产的打火机。
温州市政府依旧在给大家打气，不承认“倒闭潮”的说法。6月份，温州市政府召开“政企联动”企业服务年活动千人动员大会。副市长孟建新在动员会上说：“温州人什么苦没吃过？政企联动，一定能够渡过难关！”
此后，政府部门走访了6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梳理出200多个具体问题和难题，承诺逐步解决。熟悉温州商界的人士称，一个月后，他曾按照这200个问题，致电熟悉的企业，这些问题，解决掉的不到两成。
“不管解决的效率如何，这至少展现了政府与企业共渡難关的姿态。”周德文认为。
“我们的中小企业形势较好，不是我们聪明，是我们的问题暴露得早。”绍兴市委书记张金如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采访时说。绍兴市大唐袜业产业群、嵊州领带产业群等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降低了单个企业应对危机的风险。在全国纺织产业普遍不景气的情况下，大唐袜业集群的赢利数据显然令人欣慰：至9月底，整个袜业集群利润比去年同比增长15%。
情怡袜业董事长何建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以往产业集群内有企业资金链断裂，如果资金缺口不大，一般由行业协会想办法，有钱的大企业出资帮忙解决。上半年，集群内一企业因资金链断裂即将停产，资金缺口为1000万，但危机之下，其他企业都忙于自保，无力顾及。消息通过行业协会向上反应至主管金融的副市长手中，通过政府与银行沟通，这1000万资金迅速到位。
“并不是说一个企业倒掉有多么可怕，而是在这样的时刻，信心对于市场很重要的。”市委书记张金如说。
记者问到在这场危机中，地方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张金如沉吟了一下：“虽然市场才能起主导作用，但政府绝对不能无所作为。”
“好的企业，我们要支持；为了稳定，马马虎虎的企业，我们也要保。非常落后的企业，只能让它死！”这位市委书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