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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
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发展红利，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在当今世界刮起逆全球化之风的背景下，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红利？又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新机遇？6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请他解析中国扩大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做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
隆国强：中国这么多年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顺应全球化潮流，准确判断机遇，把握机遇，趋利避害。
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回顾历史，对世界大势的判断直接决定发展战略。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我们不可能对西方开放。但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完全封闭，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迫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经济。
当时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什么？民族国家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我们确立了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战略。随时准备打仗，生产力布局要从沿海、平原地区转移到山区——入山、分散、进洞。例如，二汽在十堰的山区里绵延20多公里，因为汽车在战争期间属于军民两用产品。在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下，不存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问题。
1978年谷牧副总理带着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到欧洲进行了30多天的调研，跑了5个国家的15座城市。代表团深深地感觉到，封闭发展虽然是有成就的，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形成对世界潮流的新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既然做出了这个判断，我们就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今天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会不会因为逆全球化、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让全球化趋势发生改变？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会变，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自主开放，在开放中发展壮大。
《中国经济周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全球化面临波折的今天，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发生了哪些变化？
隆国强：在全球化有波折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环境确实有变化，原来的机遇可能没有了，而新机遇又会出现。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抓住的一个重大机遇是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从197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中国正好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加工贸易政策等，把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释放出来。那些企业来到中国后，把管理的优势、技术的优势、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和中国低成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转移过来的企业到了中国大陆后比它在本土做得更大。对我国而言，在供给侧解决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
第二个机遇就是需求侧的全球繁荣。为什么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一方面是竞争力提高得很快，另一方面就是全球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而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恰恰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前。
如今全球经济还在深度調整中，全球繁荣不再；另外，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跨境转移，中国不再是承接方，甚至可能是转出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机遇。
一个最大的机遇就是新技术革命，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全球性的技术变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此外，人才、高端制造与服务活动加快向我国汇聚，是“引进来”的新机遇。在“走出去”方面，国际产能合作方兴未艾，中资企业通过并购和海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能力上升，都是新一轮开放面临的新机遇。
回顾历史，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日本抓住了电子革命的机遇。
要想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因为技术进步是全球性的，中国必须用全球的技术、信息、人才、资本来搞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步。只要自己的战略对头，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就能够吸引技术、人才、资金、信息顺畅地进入中国。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国际环境在变，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能不能成功，在于能不能判断准确并采取适当的开放战略和举措，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周刊》：是否可以将助力国内产业升级理解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
隆国强：过去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外开放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外汇短缺，有了外汇才能进口先进的设备。这也是“两缺口理论”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受到两个缺口的约束，第一个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导致投资率和增长率低；第二个就是外汇短缺，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开放中推进工业化。过去几十年，我们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型外资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寻求增长新动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好全球资源，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高端的生产要素，开展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把引资、引技、引智结合起来。
我们要引进现代服务业来提高效率，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支撑的，如果服务业很落后，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会受限。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例持续提高，但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服务贸易上有巨额的逆差，反映我们的服务业竞争力不强。 过去40年我们解决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还不够强，比如汽车、石化等领域。虽然手机、电脑都是我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但一定要看到，在全球生产链分工条件下，我们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在中国完成的是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卖电脑和卖衬衣没有区别，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这是难以持续的。要在高附加价值的增值环节里形成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制造还是服务，都面临升级的要求。而要实现升级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用好全球的资源、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有一种说法：“用市场换技术。”但如今很多人说是“丢了市场也没换来技术”，您认为如何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技术升级？
隆国强：我认为手段有很多，从引进来的角度看，首先是引进新产品，这本身就是给国内企业一个示范。要着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还要大力引进投资，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另外，未来要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和地区总部活动，我们拥有研发人力资源的优势。还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科技信息的引进等。最重要的是，扩大开放可以引入竞争压力，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在“走出去”方面，一是主动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有的高端人才不愿意来，那就把研发中心建到他家门口，比如华为在莫斯科、斯德哥尔摩等地都建立了研发中心。二是通过并购去获取研发能力。这个过程中当然要讲策略，同样花一块钱，用什么样的方式更有效？应该支持企业去买什么？是买度假村、酒庄，还是买一家科技型公司，这需要政策引导。三是为国内资本技术密集的设备、服务开拓国际市场，提升我国的出口结构。
所以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有很多招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只要自己不封闭自己，一定可以抓住各种机会促进技术创新。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理解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趋利避害”？
隆国强：国际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因此，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过去40年，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少数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与此同时，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并不成功，有的甚至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按对外开放程度划分，世界各经济体组成一个光谱，200多个经济体在光谱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开放程度最高一端，包括新加坡、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比美国还要开放，最封闭的经济体也不是一点都不对外开放，也有国际贸易，只不过所占份额很小。
中国其实是从最封闭的一端逐渐在向开放一端走，但不是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开放的道路，开放程度取决于发展阶段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在新的起点上，首先我们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这是顺应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其次，需要探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领域新方法。包括中国（上海）自贸区在内都是在开放领域所做的新探索。要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复制推广成功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外开放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主选择，要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自主选择并不是“一开了之”。就像大家都知道读书好，但是为什么成绩有好有坏呢？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不一样。开放也要把握好节奏，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才能继续做到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入世以来开放程度较低的产业发展得就比较慢，这种说法客观、准确吗？您如何看待自身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隆国强：一些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如果说“一开了之”，迅速把关税降得很低，大量的进口产品就会摧毁国内产业。历史上，美国、德国都曾经是后起追赶的国家，产业一开始都没有竞争力，所以对自己的产业都有一定保护，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是保护不是无限的，长期保护是有害的，要通过适度的、渐进式的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让相关产业感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用市场的力量倒逼其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所以说开放是要讲策略的。但即使是缓一点对外开放的领域，最终还是要对外开放。希望通过正确的开放策略，使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是动态变化的，虽然我们是大国，但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产业我们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不符合全球分工的现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都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很多产业没竞争力。如今我们最具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不是永恒的。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必然上升，就一定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就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高才可以承受更高的工资。所谓高收入国家，本质上就是国际竞争力集中在劳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因此，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就是要让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要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首先我国要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既引入国际竞争压力，也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服务。其次，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再次，要打破行政性垄断，营造一个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環境。最后，要深化企业改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
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发展红利，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在当今世界刮起逆全球化之风的背景下，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红利？又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新机遇？6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请他解析中国扩大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想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必须开放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做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
隆国强：中国这么多年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顺应全球化潮流，准确判断机遇，把握机遇，趋利避害。
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回顾历史，对世界大势的判断直接决定发展战略。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我们不可能对西方开放。但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完全封闭，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迫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经济。
当时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什么？民族国家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我们确立了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战略。随时准备打仗，生产力布局要从沿海、平原地区转移到山区——入山、分散、进洞。例如，二汽在十堰的山区里绵延20多公里，因为汽车在战争期间属于军民两用产品。在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下，不存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问题。
1978年谷牧副总理带着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到欧洲进行了30多天的调研，跑了5个国家的15座城市。代表团深深地感觉到，封闭发展虽然是有成就的，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形成对世界潮流的新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既然做出了这个判断，我们就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今天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会不会因为逆全球化、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让全球化趋势发生改变？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会变，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自主开放，在开放中发展壮大。
《中国经济周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全球化面临波折的今天，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发生了哪些变化？
隆国强：在全球化有波折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环境确实有变化，原来的机遇可能没有了，而新机遇又会出现。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抓住的一个重大机遇是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从197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中国正好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加工贸易政策等，把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释放出来。那些企业来到中国后，把管理的优势、技术的优势、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和中国低成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转移过来的企业到了中国大陆后比它在本土做得更大。对我国而言，在供给侧解决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
第二个机遇就是需求侧的全球繁荣。为什么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一方面是竞争力提高得很快，另一方面就是全球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而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恰恰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前。
如今全球经济还在深度調整中，全球繁荣不再；另外，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跨境转移，中国不再是承接方，甚至可能是转出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机遇。
一个最大的机遇就是新技术革命，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全球性的技术变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此外，人才、高端制造与服务活动加快向我国汇聚，是“引进来”的新机遇。在“走出去”方面，国际产能合作方兴未艾，中资企业通过并购和海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能力上升，都是新一轮开放面临的新机遇。
回顾历史，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日本抓住了电子革命的机遇。
要想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因为技术进步是全球性的，中国必须用全球的技术、信息、人才、资本来搞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步。只要自己的战略对头，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就能够吸引技术、人才、资金、信息顺畅地进入中国。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国际环境在变，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能不能成功，在于能不能判断准确并采取适当的开放战略和举措，抓住机遇，趋利避害。
对外开放能“换”来技术吗？
《中国经济周刊》：是否可以将助力国内产业升级理解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
隆国强：过去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外开放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外汇短缺，有了外汇才能进口先进的设备。这也是“两缺口理论”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受到两个缺口的约束，第一个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导致投资率和增长率低；第二个就是外汇短缺，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开放中推进工业化。过去几十年，我们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型外资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寻求增长新动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好全球资源，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高端的生产要素，开展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把引资、引技、引智结合起来。
我们要引进现代服务业来提高效率，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支撑的，如果服务业很落后，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会受限。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例持续提高，但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服务贸易上有巨额的逆差，反映我们的服务业竞争力不强。 过去40年我们解决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还不够强，比如汽车、石化等领域。虽然手机、电脑都是我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但一定要看到，在全球生产链分工条件下，我们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在中国完成的是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卖电脑和卖衬衣没有区别，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这是难以持续的。要在高附加价值的增值环节里形成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制造还是服务，都面临升级的要求。而要实现升级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用好全球的资源、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有一种说法：“用市场换技术。”但如今很多人说是“丢了市场也没换来技术”，您认为如何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技术升级？
隆国强：我认为手段有很多，从引进来的角度看，首先是引进新产品，这本身就是给国内企业一个示范。要着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还要大力引进投资，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另外，未来要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和地区总部活动，我们拥有研发人力资源的优势。还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科技信息的引进等。最重要的是，扩大开放可以引入竞争压力，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在“走出去”方面，一是主动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有的高端人才不愿意来，那就把研发中心建到他家门口，比如华为在莫斯科、斯德哥尔摩等地都建立了研发中心。二是通过并购去获取研发能力。这个过程中当然要讲策略，同样花一块钱，用什么样的方式更有效？应该支持企业去买什么？是买度假村、酒庄，还是买一家科技型公司，这需要政策引导。三是为国内资本技术密集的设备、服务开拓国际市场，提升我国的出口结构。
所以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有很多招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只要自己不封闭自己，一定可以抓住各种机会促进技术创新。
对外开放不是“一开了之”，要“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理解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趋利避害”？
隆国强：国际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因此，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过去40年，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少数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与此同时，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并不成功，有的甚至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按对外开放程度划分，世界各经济体组成一个光谱，200多个经济体在光谱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开放程度最高一端，包括新加坡、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比美国还要开放，最封闭的经济体也不是一点都不对外开放，也有国际贸易，只不过所占份额很小。
中国其实是从最封闭的一端逐渐在向开放一端走，但不是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开放的道路，开放程度取决于发展阶段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在新的起点上，首先我们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这是顺应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其次，需要探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领域新方法。包括中国（上海）自贸区在内都是在开放领域所做的新探索。要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复制推广成功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外开放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主选择，要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自主选择并不是“一开了之”。就像大家都知道读书好，但是为什么成绩有好有坏呢？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不一样。开放也要把握好节奏，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才能继续做到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入世以来开放程度较低的产业发展得就比较慢，这种说法客观、准确吗？您如何看待自身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隆国强：一些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如果说“一开了之”，迅速把关税降得很低，大量的进口产品就会摧毁国内产业。历史上，美国、德国都曾经是后起追赶的国家，产业一开始都没有竞争力，所以对自己的产业都有一定保护，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是保护不是无限的，长期保护是有害的，要通过适度的、渐进式的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让相关产业感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用市场的力量倒逼其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所以说开放是要讲策略的。但即使是缓一点对外开放的领域，最终还是要对外开放。希望通过正确的开放策略，使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是动态变化的，虽然我们是大国，但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产业我们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不符合全球分工的现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都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很多产业没竞争力。如今我们最具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不是永恒的。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必然上升，就一定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就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高才可以承受更高的工资。所谓高收入国家，本质上就是国际竞争力集中在劳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因此，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就是要让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要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首先我国要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既引入国际竞争压力，也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服务。其次，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再次，要打破行政性垄断，营造一个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環境。最后，要深化企业改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