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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导演史蜀君根据武大中文系女生喻杉同名小说改编的《女大学生宿舍》可谓风靡一时。那是恢复高考后不久，大学生被称为“天之骄子”的时代，关于历史的反思、青春的意义、未来的追求，让这部电影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时的大学生对于人生、社会、时代的思索，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更广阔的社会背景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像后来的一些校园电影精神收缩，将目光关注于个体情感和成功学式的奋斗。
同一年，另一位女导演黄蜀芹根据王蒙1953年写作的小说改编的《青春万岁》也是校园题材，不过说的是一群1950年代即将步入大学之门的中学生。原作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被改编成杨蔷云在晚会上的朗诵。这首诗基本上代表了影片的情绪，那是一种在新中国初期对生活的热情、未来的确信、美好的向往。就像一切都是崭新、昂扬、激情澎湃的年轻共和国一样，那个时代的青年也饱含着单纯、热情、执著和信念，满怀着对国家的信心和自己的理想，无私地把自己献给祖国，有抱负、有理想，畅想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燃烧灿烂的青春。
这两部产生于“新时期”之初的电影，实际上接续的是革命的信仰与理想主义传统。其最直接的渊薮就是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青春之歌》，这个杨沫自传式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生如何在身世浮沉中逐渐丢弃小我，走向大我，找到青春的信念与归宿的故事。
不过，今天说起来“大我”“小我”之类，有时竟让人嘲笑迂腐。因为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当下，个体从断裂式的时代社会中剥离出来，向内转为个人主义式的自我观照和自我抚慰，注目于在消费社会中的价值诉求。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种怀旧式的青春感悟，这种感悟本来是一种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成长的开始，只是在我们时代的价值观下面，多样的可能收缩为一种，那就是“中国合伙人”式的在资本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功成名就。当那些早年的某丝乘着市场经济的东风，从校园的青葱懵懂少年，在社会上历练搏杀为老谋深算的各界要人，再回眸“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些花儿”时，不免带着一种沧桑过后的沾沾自喜和志得意满。
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宏大叙事解体后的个体命运必然沦为碎片式的遭际和感伤，那种在1980年代曾经短暂兴起的个人奋斗和能力改变命运的高加林式道路已然终结。比如在2013年一个不出名的影片《今天，明天》中，可以看到聚集在北京北五环外唐家岭的大学生“蚁族”，他们的雄心勃勃在资本运营的时代无能为力。这一方面造成了“小时代”式的对于金钱和权力顶礼膜拜的恶劣价值观——在那里，我们看不到大学之于莘莘学子的濡染培育，只见到资本逻辑以其毋庸置疑的绝对优势浸染熏陶着年轻人的心灵与肉体。另一方面，则是感伤主义的盛行，这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残酷面前闭上眼睛，逃避到纯洁无暇的想象式忆念之中。校园在其中成了一个飞地。比如由高晓松歌曲敷衍而成的电影《同桌的你》——它掺入了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加入WTO、911事件、非典等重大事件，但片中人物的个体命运与时代的大变局是割裂的。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极富象征意味——周小栀将林一从游行的队伍中拿出去，两个人抽离在时代之外。
这是一个从“大时代”到“小时代”的过程，在电影美学上表现为激情洋溢的青春到零碎哀怜的忆旧的转型。1985年的张暖忻在《青春祭》中讲述下放知青的岁月，将高扬的“青春无悔”转化为平淡日常的逃逸岁月，已经显示了这个苗头。1993年的谢铁骊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殒命的燕京大学学生新月，则标志着青春之死。虽然这个故事的时间与《青春之歌》相去无几，但是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那些曾经被慷慨激昂讲述的故事，如今成了一曲月落长河的挽歌。
在这样一个年代，重读华裔作家鹿桥完成于1945年的《未央歌》，那群抗战时期流落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们在边地的象牙塔里歌哭欢笑，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象牙塔在浪漫想象的人心中似乎是块世外桃源，但事实上它从来都不是自外于社会，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曾经有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如今则是在喧嚣市声中，象牙塔也无法平静。它始终是流动的。
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其著名的《大学的理念》中对理想大学的观点是：它唯一目标是要使学生精神上成人，“是教授全面知识的地方……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在他看来，大学精神就是博雅教育，为社会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修养大众身心，提炼民族品位，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交往。
许多同学在原本应该敞开心胸，吸纳一切营养的大学，过早地世故化，汲汲于学分、考证、各种社会化技能的培训，努力将自己打造为将来职业道路上需要的人才。这就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说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的高等教育精神的失落：文凭主义被提高到教育之上。这种大学经历我将之称为“目的论的大学理念”，即大学教育被当作将来求职的明确目的的处所，一个技能培训班。我倒并不是要全然批判这种想法和做法，只是觉得应该有更为丰富和开放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我称之为“过程论的大学理念”，即将大学教育当作一种人生经历，职业素养和能力的形成固然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应该在大学中树立一种博雅的精神，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对于广阔的社会和他人命运的关心、对于深远的超越于世俗层面的探求和热情。毕竟，人生也就是一个过程，并无一个可以抵达的终极目标。所谓的目标，都是人们自己设立的。
《三宝大闹好莱坞》（3 Idiots，2009）中皇家工程学院的怪才学生兰乔与模范学生“消音器”之间的对立，就是提出了“目的论”和“过程论”两种大学理念究竟哪种更能取得成功的问题。当然，电影毕竟只是电影，在严峻的现实中，仅仅凭靠理想主义的激情显然是无本之木，经不起真实世界的轻轻一击。而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 The Liz Murray Story ，2003）则给那些底层寒门子弟一个励志的答案。莉兹出生于贫民窟，父母都是瘾君子，妈妈患了精神分裂症，双眼失明，后来死于AIDS。她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家，身边的人也多是遭遇同侪暴力、性虐待和精神疾病的苦难者。她似乎活在一个绝望的世界，却通过执着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将自己从生活的泥淖里拔出来，改变了人生。现实中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即便那些拥有“拼爹”资本的人在整个社会中也不过是一粒微尘，但是渺小的个体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世界。大学对于她而言，并没有一开始就明了的规划，而是一个朦胧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类似莉兹的处境，虽然没有那么极端，大学就此而言，无疑是个转折点，指向生命中一个崭新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又怎么能够仅仅是职业规划所能涵盖的呢？
从武汉离开后，我又去云南参加一个会议，期间正赶上昭通学院举办云南省第二届校园文学大赛，有幸充当了一次颁奖嘉宾。那是个充满仪式感和神圣性的夜晚，我看到在那样一个边远、偏僻、只能称得上是三流的大学中，无数充满梦想的面孔。那些面孔让我们明白，中国好青春从来就不存在于电影中，而是存在于中国好同桌的记忆里。当下的中国青年虽然生逢小时代，却依然在大学中保留了象牙塔的一丝精魄。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小时代》中的扭曲灵魂，或者《同桌的你》中哀感顽艳的自慰，而是一个个年轻人在个人追求中弥漫着整体中国青年的蓬勃精神。这让我既感佩又兴奋。
流动的象牙塔既在变迁，也葆有了它不变的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蕾磊
同一年，另一位女导演黄蜀芹根据王蒙1953年写作的小说改编的《青春万岁》也是校园题材，不过说的是一群1950年代即将步入大学之门的中学生。原作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被改编成杨蔷云在晚会上的朗诵。这首诗基本上代表了影片的情绪，那是一种在新中国初期对生活的热情、未来的确信、美好的向往。就像一切都是崭新、昂扬、激情澎湃的年轻共和国一样，那个时代的青年也饱含着单纯、热情、执著和信念，满怀着对国家的信心和自己的理想，无私地把自己献给祖国，有抱负、有理想，畅想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燃烧灿烂的青春。
这两部产生于“新时期”之初的电影，实际上接续的是革命的信仰与理想主义传统。其最直接的渊薮就是1959年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的《青春之歌》，这个杨沫自传式小说改编的电影，讲述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女生如何在身世浮沉中逐渐丢弃小我，走向大我，找到青春的信念与归宿的故事。
不过，今天说起来“大我”“小我”之类，有时竟让人嘲笑迂腐。因为在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大变动的当下，个体从断裂式的时代社会中剥离出来，向内转为个人主义式的自我观照和自我抚慰，注目于在消费社会中的价值诉求。比如《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那种怀旧式的青春感悟，这种感悟本来是一种充满各种可能性的成长的开始，只是在我们时代的价值观下面，多样的可能收缩为一种，那就是“中国合伙人”式的在资本社会中如鱼得水的功成名就。当那些早年的某丝乘着市场经济的东风，从校园的青葱懵懂少年，在社会上历练搏杀为老谋深算的各界要人，再回眸“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那些花儿”时，不免带着一种沧桑过后的沾沾自喜和志得意满。
事情的另一面是，在宏大叙事解体后的个体命运必然沦为碎片式的遭际和感伤，那种在1980年代曾经短暂兴起的个人奋斗和能力改变命运的高加林式道路已然终结。比如在2013年一个不出名的影片《今天，明天》中，可以看到聚集在北京北五环外唐家岭的大学生“蚁族”，他们的雄心勃勃在资本运营的时代无能为力。这一方面造成了“小时代”式的对于金钱和权力顶礼膜拜的恶劣价值观——在那里，我们看不到大学之于莘莘学子的濡染培育，只见到资本逻辑以其毋庸置疑的绝对优势浸染熏陶着年轻人的心灵与肉体。另一方面，则是感伤主义的盛行，这实际上是在现实的残酷面前闭上眼睛，逃避到纯洁无暇的想象式忆念之中。校园在其中成了一个飞地。比如由高晓松歌曲敷衍而成的电影《同桌的你》——它掺入了从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加入WTO、911事件、非典等重大事件，但片中人物的个体命运与时代的大变局是割裂的。影片中的一个场景极富象征意味——周小栀将林一从游行的队伍中拿出去，两个人抽离在时代之外。
这是一个从“大时代”到“小时代”的过程，在电影美学上表现为激情洋溢的青春到零碎哀怜的忆旧的转型。1985年的张暖忻在《青春祭》中讲述下放知青的岁月，将高扬的“青春无悔”转化为平淡日常的逃逸岁月，已经显示了这个苗头。1993年的谢铁骊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殒命的燕京大学学生新月，则标志着青春之死。虽然这个故事的时间与《青春之歌》相去无几，但是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故事的年代。那些曾经被慷慨激昂讲述的故事，如今成了一曲月落长河的挽歌。
在这样一个年代，重读华裔作家鹿桥完成于1945年的《未央歌》，那群抗战时期流落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学生们在边地的象牙塔里歌哭欢笑，不免有恍如隔世之感。象牙塔在浪漫想象的人心中似乎是块世外桃源，但事实上它从来都不是自外于社会，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曾经有华北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的时代，如今则是在喧嚣市声中，象牙塔也无法平静。它始终是流动的。
英国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其著名的《大学的理念》中对理想大学的观点是：它唯一目标是要使学生精神上成人，“是教授全面知识的地方……是心智性的，而非精神性的……是对知识的普及和扩展，而非提高。”在他看来，大学精神就是博雅教育，为社会培养良好的社会公民。它旨在提高社会的益智风气，修养大众身心，提炼民族品位，为公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原则，为公众的渴望提供固定的目标，充实并约束时代的思潮，便利政治权利的运用和净化私人生活中的交往。
许多同学在原本应该敞开心胸，吸纳一切营养的大学，过早地世故化，汲汲于学分、考证、各种社会化技能的培训，努力将自己打造为将来职业道路上需要的人才。这就是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所说的“集体失忆的黑暗年代”的高等教育精神的失落：文凭主义被提高到教育之上。这种大学经历我将之称为“目的论的大学理念”，即大学教育被当作将来求职的明确目的的处所，一个技能培训班。我倒并不是要全然批判这种想法和做法，只是觉得应该有更为丰富和开放的大学理念。这种理念我称之为“过程论的大学理念”，即将大学教育当作一种人生经历，职业素养和能力的形成固然是其重要的一个方面，更主要的应该在大学中树立一种博雅的精神，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对于广阔的社会和他人命运的关心、对于深远的超越于世俗层面的探求和热情。毕竟，人生也就是一个过程，并无一个可以抵达的终极目标。所谓的目标，都是人们自己设立的。
《三宝大闹好莱坞》（3 Idiots，2009）中皇家工程学院的怪才学生兰乔与模范学生“消音器”之间的对立，就是提出了“目的论”和“过程论”两种大学理念究竟哪种更能取得成功的问题。当然，电影毕竟只是电影，在严峻的现实中，仅仅凭靠理想主义的激情显然是无本之木，经不起真实世界的轻轻一击。而根据真实人物改编的《风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 The Liz Murray Story ，2003）则给那些底层寒门子弟一个励志的答案。莉兹出生于贫民窟，父母都是瘾君子，妈妈患了精神分裂症，双眼失明，后来死于AIDS。她从来没有一个像样的家，身边的人也多是遭遇同侪暴力、性虐待和精神疾病的苦难者。她似乎活在一个绝望的世界，却通过执着信念和顽强的毅力将自己从生活的泥淖里拔出来，改变了人生。现实中每个人都是渺小的，即便那些拥有“拼爹”资本的人在整个社会中也不过是一粒微尘，但是渺小的个体却可以通过改变自己，进而改变世界。大学对于她而言，并没有一开始就明了的规划，而是一个朦胧的观念。我们大多数人都有着类似莉兹的处境，虽然没有那么极端，大学就此而言，无疑是个转折点，指向生命中一个崭新的道路。这样的道路又怎么能够仅仅是职业规划所能涵盖的呢？
从武汉离开后，我又去云南参加一个会议，期间正赶上昭通学院举办云南省第二届校园文学大赛，有幸充当了一次颁奖嘉宾。那是个充满仪式感和神圣性的夜晚，我看到在那样一个边远、偏僻、只能称得上是三流的大学中，无数充满梦想的面孔。那些面孔让我们明白，中国好青春从来就不存在于电影中，而是存在于中国好同桌的记忆里。当下的中国青年虽然生逢小时代，却依然在大学中保留了象牙塔的一丝精魄。我在他们身上没有看到《小时代》中的扭曲灵魂，或者《同桌的你》中哀感顽艳的自慰，而是一个个年轻人在个人追求中弥漫着整体中国青年的蓬勃精神。这让我既感佩又兴奋。
流动的象牙塔既在变迁，也葆有了它不变的一面。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蕾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