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诗歌我只读中国的，近现代我只读从国外翻译的，虽然前者是地道的原创，后者是二度创作，但我觉得都是汉语最完美的表达。在我之前，已经有一部分人向中国现代翻译家表达了崇高的敬意，甚至将其地位放在现代原创作家之上，但是总的说来，仍与他们应得的荣誉不相称，所以再加上我这一份微薄的敬意绝不算多。
　　现在想来，当时迷上外国近现代诗歌，首先是被那漂亮的诗人译名所吸引：雪莱、叶芝、济慈、奥登……你想名字就这么有诗意，这诗还会差吗？而且仅仅两个汉字，就几乎将诗人的个性、风格甚至命运概括其中了。雪莱的轻快、洒脱，奥登的典雅、爱掉书袋，无不名副其“诗”；叶芝的名字似乎正暗合了他对大自然的热爱和超级的敏感，而济慈的名字又蕴涵了无限的悲意，每每让我想起佛教的普济和慈悲，济慈那悲剧性的短暂一生也合该用这个名字了。不知当初的译者是否也这样挖空心思、考虑周全，反正他们没想到的地方我都替他们想到了，这也算是后世读者的一个义务吧。
　　好的人名是一首诗，好的地名则是一幅画。“翡冷翠”是人人激赏的佳译，徐志摩弄出来的，是兼有水墨风味的印象派风格。“香榭里舍”则是带有马奈色彩的浮世绘，将巴黎香艳中透着忧郁的调调儿表露无遗；“枫丹白露”不用说，是柯罗的风景油画。这两个译名想必也是多情不让徐志摩这家伙译出来的，属于缠绵的鸳鸯蝴蝶派。多情再多走一步就成了滥情，当时有人还将多瑙河译成了多恼河，显然是“载不动许多愁”之类的句子读多了，为译新词强说愁。
　　影片翻译领域，也是半文半白的汉语大抖机灵的地方。好莱坞电影和中国古诗词还真有共同语言，都是程式化的东西，也都是滥情的东西，实在是一对欢喜冤家。于是我们看到了《魂断蓝桥》、《鸳梦重温》、《乱世佳人》、《红菱艳》、《孤星血泪》这样浑然天成的佳构，但将《煤气灯下》弄成《郎心如铁》就已经有一点“过”。甚至连人名也中国化了，如郝思嘉、白瑞德、韩媚兰，成了你我的街坊，此乃同化“非我族类”的招安法。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大约是中国现代语言最多情也最有诗意的年代。翻译语言已经走出了林纾、严复的生涩和僵硬，不会再有人把“雨果”译成“嚣俄”了，清丽晓畅才算好。恐怕要借一借外力，才能将一种已显老迈的语言的活力给逼出来。仿佛一个古典盛装少女打开绣窗，面对西洋景发出浅浅的嫣然一笑，脸上的血色多了起来，但笑容仍然是内敛的，多愁善感的，中国式的。你站在窗前看风景，身后看风景的人看你——许多译名是亦诗亦画的风景。
　　后来在内地翻译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语言中的诗意开始被抽干了，不再追求译名的个性色彩和感情色彩，而是当成是一种直白的、客观的符号。越是符号化，就越是要扫荡小资情调和主观色彩，以免影响人们对一个人、一个地方的客观判断。多恼河怎么成，这条母亲河千百年来养育了勤劳勇敢的欧洲劳动人民，难道还有什么可烦恼的吗？“翡冷翠”自然要改成“佛罗伦萨”，“茵梦湖”也要改成“莱芒湖”。雪莱、叶芝除了供诗人专用以外，史都华除了供影星专用外，其他情况下还是译作谢利、耶茨和斯图尔特，其实他们五百年前是一家。高尔夫在旧上海曾被翻译成“高而富”，只有大官大款才能打得起，虽然好像是鲁迅的首译，虽然包含着批判色彩，也还是要被规范起来。
　　不能说这样的符号化不好，尽管不那么漂亮不那么感性，但至少很质朴很规范，就像简化字肯定没有繁体字雅气，可谁能否认它好写好记呢？我们内地那些年在基础建设和基础学科方面还是做了不少事的，不可一棍子打死。拿小汽车的名称来说，劳斯莱斯前些年我们规规矩矩地译成“罗斯·罗伊斯”，中间的那一小点还绝不肯少（眼下许多译名中这个点是可有可无了），的确是死板了一点。但凯迪拉克、沃尔沃也算是堂堂正正，而且还有灵光一现的时候，“奔驰”就是难得的音义最佳结合体，比港台翻译的“宾士”、“平治”、“本茨”强很多。当然“桑塔纳”就译得不好，常常让我想起同名的巴西足球教练和墨西哥歌星，本是德国车，却弄得拉美味太浓——有时完全不讲情调也不行。
　　直到今天我们还没闹清当年究竟有多少黄金被带到了台湾，但我们知道可能带走了更多的诗意，更多的鸳鸯蝴蝶梦。以至那么一个小岛容纳不下，全都蒸腾在空中，供岛上的男女老少各式文人呼吸。香港文化的根基其实也是鸳鸯蝴蝶和剑光侠影，而且这个港口最大的功能就是中转站，无数的舶来品飘过来，匆匆地按上个大差不差的标签后再转口到其他各地。译名也算是一种标签了，它带着以往旧文化的浅影，又带着商业色彩和工业化批量生产的痕迹。如今，随着港台文化成为一种强势文化，港台翻译作风（尤其是港式）开始侵蚀过来，给内地的翻译文化中增添了许多的情、色、味，语言开始变得多汁，找回了一部分诗意，但从前就存在的“过”也更过了。正如每当我听到琼瑶剧中的男女主角唱“你侬我侬”，就想到了“郎心如铁”。
　　“翠”、“花”又上来了，芭芭拉·斯特赖桑德译作史翠珊，“点彩法”和“招安法”的老套路用得不赖；西格尼·韦佛被译成薛歌妮·韦花，更是最大限度地突出性别色彩，只是往后再碰到韦花的老爸或老哥，大概又要译成“威瓦”以凸显阳刚气吧。连“祖”、“仙”、“奴”也冒出来了，尤其是奴，让人看了好生不爽。我打小受的阶级教育，总以为称别人为奴不应该，称自己为奴就更自虐。但服饰品牌中含有奴字的还少吗！有人还妄图把阿里·哈恩译成阿里·汉，跟祖呀奴呀倒登对，可谁知道那厮究竟是不是一条好汉？
　　前一阵子皇马来华，我看到媒体上有“碧咸”一词，碧咸是谁？是一种雪碧似的饮料，是一种休闲饼干，还是一种火腿的名称？没曾想他就是“贝克汉姆”的香港译法。译名中的怪字眼还有“占”、“积”、“域”、“活”、“尊”这样一些，当然其中有的可能与当地独特的发音有关，属于王朔所谓的“鸟语”一类。但永远不要低估人们东施效颦的勇气，你没看到有些人已经将詹姆斯·邦德唤做占士邦，没准碧咸也会取代贝克汉姆，况且从4音节缩为2音节，也符合流行语的经济原则，虽然经济到了寒碜的地步。
　　电影是大众文化的风向标，以前读诗的人现在全改看进口片的影碟了，所以对于译名真的要多琢磨一番。《海底总动员》片名如果直译应该是《寻找尼莫》，《霹雳娇娃》如果直译应该是《查理的天使》，这两部新近走红的大片译名都值得商榷，看来已经到了港式译风一统影坛的地步了。
　　港式译法的第一招是“加情添色”，即与风月无关的片名，一定要改得“风月无边”，能引起无限遐想才好。比如，《四个婚礼一个葬礼》原本很有反讽意味，非得改成《你是我今生的新娘》那么猴急；《英国病人》变成《英伦情人》多少还沾点边，变成《别问我是谁》就让人不知所云——再这样乱改，真认不出你是谁了。至于以人名和地名为片名的，只要不是像玛当娜、莱温斯基那样具有天生的杀伤力，那么就得统统换掉，于是《洛丽塔》就变成《一树梨花压海棠》，《萨布丽娜》就变成《情归巴黎》，甚至连《安娜·卡列尼娜》都改成了《爱比恋更冷》。
　　第二招是“削足适履”，即在以前的翻译过程中，形成了一些自以为得意的固定译法，如“第六感、终极、终结者、俏佳人、狂花、骄阳、生死恋”之类。往后一看到新片，只要剧情有一点相似之处，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地把这些固定词组、词缀、词根套上去。有了《玩具总动员》，就有《海底总动员》；有了《霹雳神探》，再配上《霹雳娇娃》，正好凑成“一双璧人”；有了《窈窕淑女》和《三个奶爸一个娃》，就合成出《窈窕奶爸》，也不管《道格菲尔太太》中的罗宾·威廉斯与窈窕根本不沾边。这样译的好处，是唤起观众对于老片的记忆和观看欲望，但给人的印象是欧美影坛怎么如此多“超生游击队”！
　　如今不再是资讯不发达的年代，大片上市之际，都要在各种媒体上强力“造势”。即使片名不太抓人，观众根据自己掌握的信息，一般也不会轻易错过。上面的两种译法既不尊重原创者，也忽视了观众的知情权，低估了观众的外语水平和欣赏品味——把观众想得这么弱智的确是有罪的。
　　说到底，翻译是一门手艺活，许多美好的译名我们已经很难查到它是何人的首创，就像一只精美的花瓶不知道出自哪位老工匠之手，所以无法具体地表达自己的敬意。这大概也正是手艺活的一大特征。既然是手艺活，就尽量当瓷器而不是当瓦罐去烧。Intel公司在研制出了Pentiun 以后，不惜掏银子征集中文译名，最后选中了与奔驰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奔腾”。虽然大多数情况下不会投入这样的财力，但多投点心力还是能够做到的。我们有时觉得老外给自己取的中文名字，如温源宁、詹明信、杜可风、竺静思之类，把我们的雅全给占去了，那可是花了大鼻子们老鼻子劲啊。最好是能建立一个统一的行业标准，综合各种翻译风格的特点，对译名加以规范，别弄得太出格太不靠谱。还有要紧的一点就是，不要老是在旧的诗意堆里打滚，在没有挖掘出汉语新的诗意之前，不妨以质朴示人。即便我们不再有雪莱、叶芝、“魂断蓝桥”，我们也不要碧咸、阿里·汉和“爱比恋更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