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笔者为了核对一条引文，查阅《列宁选集》第四卷，不想目光竟长时间停留在最后一篇题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文章上，被其中的精辟论断所吸引。列宁在这一名篇中强调的是，改善国家机关“不应当追求数量和急于求成”，而要遵守一条准则：“宁肯数量少些，但要质量高些”。笔者由此得到启发，认为这句至理名言放之四海而皆准，值得学术界的同仁深思和笃行。
　　毋庸讳言，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当前的学术界弥漫着一片令人厌恶的歪风邪气。心浮气躁，追名逐利，被“孔方兄”牵着鼻子走者有之；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热衷于低水平重复著述，“一年磨十剑”者有之；贪图“捷径”，拾人牙慧，掠他人之美，抄袭剽窃者有之；弄虚作假，为人捉刀，败坏学术界声誉者有之。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然而，面对这片浓重的阴霾，大批学者依然心明眼亮，不改初衷。他们淡泊名利，潜心治学，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踏踏实实，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获，有所前进。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就是这样一个群体。
　　这个中心成立于2000年。宗旨是动员和组织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的专职和兼职人员，通过这个学术平台，为加强学科建设，推动史学发展，打造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贡献才智。基于上述宗旨，中心成立后，通过招标的方式，落实了“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与历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成就”、“二十世纪西方史学主要思潮及相互关系研究”、“中西古代历史、史学及理论比较研究”、“十七世纪至十九世纪中叶中西史学比较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思想研究”、“中国近代史学思潮研究”、“二十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研究”等重大课题。
　　在六年多的探索和研究中，这个中心的学者们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理念，从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视角，丰富了学科内涵，促进了学科发展，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论文。现在，他们又从这些论文中遴选优秀，辑成“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这套丛书，首批推出四种，即《历史研究的理性抉择》（副题为《历史学的理论、历史与比较研究》）、《文明演进源流的思考》（副题为《中国古代史学研究》）、《历史时代嬗变的记录》（副题为《中国近现代史学研究》）、《史学理论的世界视野》（副题为《外国史学研究》）。入选这套丛书的论文，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精品，但却可以说篇篇都浸透着精品意识，是研究者呕心沥血之作，不乏独到的（乃至突出的）见解和较高的学术价值，能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因此，这套丛书所反映出的学者们治学的精品意识，比学者们取得的治学成果更值得重视。
　　谈到治学的精品意识，笔者不禁想起明清之际的史学家顾炎武。这位著名学者（“著名”的桂冠加在他的头上可谓当之无愧，不可与时下廉价奉送的“著名”帽子相提并论），用大半生的时间和精力写成近百万字的读书札记《日知录》。这部巨著问世以来，始终被学术界奉为精品。
　　笔者每读这部札记，都为顾氏务实求真、宁缺勿滥的治学品格所征服。尤其令笔者无比钦佩的是，那篇只有六十一个字的自序：“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如果减掉书名来源和作者籍贯姓名占去的十五个字，仅有四十六个字。顾氏所言“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是务实，表现了顾炎武独立思考、宁缺勿滥，尊重前人研究成果、不贪功掠美的治学态度：“其有不合，时复改定”，“以正后之君子”，是求真，反映了顾炎武勤于探索、勇于修正，谦虚谨慎、无愧后人检验的治学精神。
　　严谨治学的顾炎武，一向反对学人治学的蜻蜓点水现象和沽名钓誉行为。他在《与人书二十》中斥责急功近利、草率成书者是“失足落井”，斥责为这类学人作序是“落井下石”。他鄙视某些人治学投机取巧、粗制滥造，以至变相攫取前人研究成果的劣迹。在《与人书十》中，他用铸钱比喻治学，抨击不学无术之徒想铸新钱又懒于“采铜于山”，故而收购废钱熔铸，更为恶劣者，竟然“将古人传世之宝，舂锉碎散”，与废钱混杂熔铸，以次充好，欺世牟利。他还针对“今人著作，以多为富”的流弊，在《文不贵多》中大声疾呼：“夫多必不能工，即工亦必不皆有用于世”；在《著书之难》中称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和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
　　顾炎武作古已逾三个多世纪，但他治学的精品意识和充分体现这种精品意识的力作《日知录》，至今仍在学术界发挥振聋发聩的作用。愿学术界的同仁时刻铭记他的言论和行动，同“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系列”丛书的作者们一道，把“宁肯少些，但要好些”作为治学的不二法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