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吴建功，又名吴中杰，1911年生，上海市南汇县大团人。他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曾跟着父亲学习中医。后受大革命的影响，立志教育救国。1925年考入南汇简易师范学校，1929年在学校由陆应珍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吴建功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员和校长等职，利用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青年教师和社会各阶层中宣传党的主张，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政府的反动腐败，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1930年秋，南汇泥城暴动失败，吴建功和党内负责同志暴露，便秘密离开本地隐蔽。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建功响应中共中央“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日”的伟大号召，重返泥城。他变卖了家中的田地及妻子的陪嫁首饰，动员亲戚张岳年等各界朋友捐款，将所筹款用来购买枪支弹药，并以组训壮丁“抗战救国保家乡”的名义，动员当地中产阶级出钱出枪，贫苦人家出人出力，建立起近20人的浦东第一支抗日武装——泥城“保家卫国团”（简称“保卫团”），他暂任队长。
吴建功不懂军事，期待上级党组织派熟悉军事的同志来领导这支抗日队伍。他欣闻好友周大根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回上海，便三次赴上海邀请周大根来领导这支队伍。周大根同意到泥城去看一看，周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回到上海后，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认为泥城抗日武装的建立符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在农村中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同意派周大根来泥城工作。
1937年11月14日上海沦陷。12月，周秋萍（周大根）、姜文光、姜文奎与陈文祥等同志先后回浦东南汇泥城，与吴建功的自卫团汇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又动员了一批贫苦农民、小学教员、小手工业者和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浦东失业工人、流亡学生加入部队，将“自卫团”通过关系争取到“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的番号（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吴建功为正副中队长，姜文光为政训主任，郭毅为参谋长。周大根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受过训，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当过县委书记，加之浦东工委的关心和支持，仅半年时间，部队迅速发展到200余人，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步枪、手枪人手一支。吴建功负责部队保障、对外联络、筹措经费、开展统战等活动。由于中队领导全是中共党员，“保卫二中”纪律严明，被群众誉为“模范部队”。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派陈静、周强、朱君务成立浦东工作委员会，领导浦东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对“保卫二中”的领导，派工委委员朱君务兼任“保卫二中”的政训员。“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在中共浦委领导下在浦东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武装。
“保卫二中”实行官兵平等，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每天“三操二讲堂”（三次军事操练，一堂政治课，一堂军事课）。
为了培训抗日力量，“保卫二中”派出政训员姜文光、姜文奎同宋益山、杨杏邨等同志，在南汇县新场以东李家桥创办了“抗日建国公学”，吸收爱国青年，学习文化、政治、军事。后来这个学校培养出不少抗日人才，输送到浦东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队伍中去。
“保卫二中”十分注意群众纪律。一次，有个战士因为天热口渴摘了农家的一串葡萄。周大根知道后，在早操时当众严厉批评了这个战士，并带领着这个战士向农家检讨道歉。“保卫二中”很关心穷苦民众的生活，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公开颁布“二五减租”的布告，这是浦东地区乃至全上海郊县的第一个减租息的布告，对当时贫苦农民鼓舞很大。
连柏生同志回忆中说：“1938年8月中旬，中共浦委组织我和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鲍季良到泥城‘保卫二中’向周大根学习组建部队的经验，如怎样筹集经费，怎样搞武装，怎样教育和训练等。周还答应帮助购买枪支，派军事教官。临走送我们五人每人一支手枪，几十发子弹。9月，我按照浦委书记陈静的指示，打通南汇县保卫团团副孙远达的关系，取得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的番号。”周大根派军事教官沈光中到“保卫四中”任教官，帮助训练部队。这样，党领导下的两支抗日部队不断壮大和发展。
徐放同志回忆中说：“南汇二区区长连柏生和党员王才林，进步青年林有璋、潘林儒等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他们仰慕‘保卫二中’纪律严明、声誉好、群众拥护，派了10余个进步青年到‘保卫二中’学习，‘保卫二中’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思想教育，还发展了几个党员，他们回‘保卫四中’后成为了骨干。不久，还派了沈光中同志去‘保卫四中’任教官，帮助‘保卫四中’搞军训。在‘保卫二中’的支持下，‘保卫四中’迅速发展壮大。后来扩大发展成为‘新四军淞沪第五支队’，在浦东平原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
武汉沦陷后，日军为了加强对上海的统治，对浦东进行大扫荡，矛头首先指向坚决抗日、并得到群众拥护的“保卫二中”。上海日军头目在其军用地图上将“保卫二中”驻地画上了大红圆圈，表示必欲消灭这支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也引起了驻浦东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及一些地主武装的嫉恨，他们把“保卫二中”的迅速壮大看成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
1938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调动1000多兵力，从周浦、祝桥及奉贤的南桥据点出发，向南汇东南部大举扫荡，沿途的国民党“忠救军”闻风而逃。日军14日占领新场，15日抵达大团，距离“保卫二中”驻地只有10公里左右。15日下午，按照同浦东工委商量的意见，周大根决定率部向东南沿海撤退，离开横港。15日夜，日军占领了“保卫二中”的原驻扎地泥城。16日一早，日军对“保卫二中”的活动地区进行扫荡。日军从上海出动两架飞机低空盘旋，协助侦查；海面上还出动了汽艇巡逻，堵住“保卫二中”的海上退路。“保卫二中”指战员虽知敌我力量悬殊，但抗日救国歼敌的壮志甚坚。周大根率领一部分指战员埋伏在汇角海滩芦苇丛中，当日军逼近时，奋起抵抗。激战一个半小时，双方互有伤亡。日军突然停止进攻，佯装撤走，实际上埋伏在四周。下午4时左右，“保卫二中”误以为日军已撤走，从芦苇丛中走了出来，结果正面和左右两侧都是日军，背后是大海。周大根指挥部队奋起迎战，击毙数名日军，终因力量悬殊，再次被迫退入芦苇丛中。天黑突围。周大根不幸中弹牺牲，仅有少数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保卫二中”在外面的干部朱君务、姜文光、姜文奎及被打散的战士陆续归队，也仅剩下五六十人，两挺机枪和数十支步枪。由吴建功接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副，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吴建功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保卫二中”中队长。他怀着十分沉痛地心情，组织掩埋烈士忠骸，安置伤病员，把队伍暂且转移到民福乡等地，其间镇压了民福乡民愤极大的恶霸陈山。后来吴建功在长沟乡找到“保卫四中”，两支部队暂时驻扎在一起。两个部队曾配合一起对刚进驻南汇城的日伪军进行袭击和扰乱，迫使敌人撤走。两个部队还一起攻打“忠救军”胡振海的一个据点。后来“保卫二中”由于搞得太红番号被取消，大部分干部战士参加了“保卫四中”或转去“江抗”等抗日队伍，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6月，“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连柏生为大队长。
1939年6月，“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吴仲超、谭震林先后会见了吴建功，给予了鼓励安慰和工作指示，让他暂留“江抗”地区工作。同年7月任江抗阳澄区支书，9月调任南汇一区区长，12月任南汇一区抗卫一大特中中队副。
1940年4月，谭震林同志到苏南常熟，建立江南区党委，组织东路军政委员会，江南抗日义勇军全面统管江南党政军工作。中共江苏省委把浦东工委的领导权移交给谭震林同志。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充实和加强了中共浦东工委的领导班子，由金子明同志任书记，朱亚民、朱人俊、周强、陈伯亮（陈文祥）为委员，下设军事工作委员会，朱亚民任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陈伯亮任书记；敌伪军策反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任书记，委员为吴建功、姜文光、方晓。
1940年7月，南汇“抗卫二大”改番号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贯彻了党中央“灰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新的形势下，上级对中共浦委进行调整后，新浦委策划决心开辟第二战场，决定派吴建功、方晓、姜文光等同志打入伪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进行对伪军策反工作。
（责任编辑 李赞庭）
吴建功毕业后，在小学任教员和校长等职，利用合法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在青年教师和社会各阶层中宣传党的主张，揭露旧社会的黑暗和政府的反动腐败，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1930年秋，南汇泥城暴动失败，吴建功和党内负责同志暴露，便秘密离开本地隐蔽。
七七事变爆发后，吴建功响应中共中央“全中国人民动员起来，武装起来，参加抗日”的伟大号召，重返泥城。他变卖了家中的田地及妻子的陪嫁首饰，动员亲戚张岳年等各界朋友捐款，将所筹款用来购买枪支弹药，并以组训壮丁“抗战救国保家乡”的名义，动员当地中产阶级出钱出枪，贫苦人家出人出力，建立起近20人的浦东第一支抗日武装——泥城“保家卫国团”（简称“保卫团”），他暂任队长。
吴建功不懂军事，期待上级党组织派熟悉军事的同志来领导这支抗日队伍。他欣闻好友周大根从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回上海，便三次赴上海邀请周大根来领导这支队伍。周大根同意到泥城去看一看，周看到这支队伍纪律严明，士气高涨。回到上海后，立即向党组织做了汇报。组织上认为泥城抗日武装的建立符合中共江苏省委关于在农村中发展抗日武装的方针，同意派周大根来泥城工作。
1937年11月14日上海沦陷。12月，周秋萍（周大根）、姜文光、姜文奎与陈文祥等同志先后回浦东南汇泥城，与吴建功的自卫团汇合，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他们又动员了一批贫苦农民、小学教员、小手工业者和上海难民收容所的浦东失业工人、流亡学生加入部队，将“自卫团”通过关系争取到“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的番号（简称“保卫二中”）。周大根、吴建功为正副中队长，姜文光为政训主任，郭毅为参谋长。周大根在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受过训，参加过南昌起义，又当过县委书记，加之浦东工委的关心和支持，仅半年时间，部队迅速发展到200余人，有重机枪1挺、轻机枪10挺、步枪、手枪人手一支。吴建功负责部队保障、对外联络、筹措经费、开展统战等活动。由于中队领导全是中共党员，“保卫二中”纪律严明，被群众誉为“模范部队”。1938年初，中共江苏省委派陈静、周强、朱君务成立浦东工作委员会，领导浦东党的工作。为了加强对“保卫二中”的领导，派工委委员朱君务兼任“保卫二中”的政训员。“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在中共浦委领导下在浦东建立最早的抗日游击队武装。
“保卫二中”实行官兵平等，经常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每天“三操二讲堂”（三次军事操练，一堂政治课，一堂军事课）。
为了培训抗日力量，“保卫二中”派出政训员姜文光、姜文奎同宋益山、杨杏邨等同志，在南汇县新场以东李家桥创办了“抗日建国公学”，吸收爱国青年，学习文化、政治、军事。后来这个学校培养出不少抗日人才，输送到浦东地区的几支抗日武装队伍中去。
“保卫二中”十分注意群众纪律。一次，有个战士因为天热口渴摘了农家的一串葡萄。周大根知道后，在早操时当众严厉批评了这个战士，并带领着这个战士向农家检讨道歉。“保卫二中”很关心穷苦民众的生活，积极推行“二五减租”，公开颁布“二五减租”的布告，这是浦东地区乃至全上海郊县的第一个减租息的布告，对当时贫苦农民鼓舞很大。
连柏生同志回忆中说：“1938年8月中旬，中共浦委组织我和王才林、王义生、林有璋、鲍季良到泥城‘保卫二中’向周大根学习组建部队的经验，如怎样筹集经费，怎样搞武装，怎样教育和训练等。周还答应帮助购买枪支，派军事教官。临走送我们五人每人一支手枪，几十发子弹。9月，我按照浦委书记陈静的指示，打通南汇县保卫团团副孙远达的关系，取得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简称‘保卫四中’）的番号。”周大根派军事教官沈光中到“保卫四中”任教官，帮助训练部队。这样，党领导下的两支抗日部队不断壮大和发展。
徐放同志回忆中说：“南汇二区区长连柏生和党员王才林，进步青年林有璋、潘林儒等组建了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他们仰慕‘保卫二中’纪律严明、声誉好、群众拥护，派了10余个进步青年到‘保卫二中’学习，‘保卫二中’对他们进行了革命思想教育，还发展了几个党员，他们回‘保卫四中’后成为了骨干。不久，还派了沈光中同志去‘保卫四中’任教官，帮助‘保卫四中’搞军训。在‘保卫二中’的支持下，‘保卫四中’迅速发展壮大。后来扩大发展成为‘新四军淞沪第五支队’，在浦东平原和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英勇顽强地抗击日寇。”
武汉沦陷后，日军为了加强对上海的统治，对浦东进行大扫荡，矛头首先指向坚决抗日、并得到群众拥护的“保卫二中”。上海日军头目在其军用地图上将“保卫二中”驻地画上了大红圆圈，表示必欲消灭这支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也引起了驻浦东的国民党“忠义救国军”及一些地主武装的嫉恨，他们把“保卫二中”的迅速壮大看成一种潜在的严重威胁。
1938年12月13日，日本侵略军调动1000多兵力，从周浦、祝桥及奉贤的南桥据点出发，向南汇东南部大举扫荡，沿途的国民党“忠救军”闻风而逃。日军14日占领新场，15日抵达大团，距离“保卫二中”驻地只有10公里左右。15日下午，按照同浦东工委商量的意见，周大根决定率部向东南沿海撤退，离开横港。15日夜，日军占领了“保卫二中”的原驻扎地泥城。16日一早，日军对“保卫二中”的活动地区进行扫荡。日军从上海出动两架飞机低空盘旋，协助侦查；海面上还出动了汽艇巡逻，堵住“保卫二中”的海上退路。“保卫二中”指战员虽知敌我力量悬殊，但抗日救国歼敌的壮志甚坚。周大根率领一部分指战员埋伏在汇角海滩芦苇丛中，当日军逼近时，奋起抵抗。激战一个半小时，双方互有伤亡。日军突然停止进攻，佯装撤走，实际上埋伏在四周。下午4时左右，“保卫二中”误以为日军已撤走，从芦苇丛中走了出来，结果正面和左右两侧都是日军，背后是大海。周大根指挥部队奋起迎战，击毙数名日军，终因力量悬殊，再次被迫退入芦苇丛中。天黑突围。周大根不幸中弹牺牲，仅有少数人员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后来，“保卫二中”在外面的干部朱君务、姜文光、姜文奎及被打散的战士陆续归队，也仅剩下五六十人，两挺机枪和数十支步枪。由吴建功接任中队长，李芳任中队副，继续进行抗日活动。
吴建功同志受命于危难之际，继任“保卫二中”中队长。他怀着十分沉痛地心情，组织掩埋烈士忠骸，安置伤病员，把队伍暂且转移到民福乡等地，其间镇压了民福乡民愤极大的恶霸陈山。后来吴建功在长沟乡找到“保卫四中”，两支部队暂时驻扎在一起。两个部队曾配合一起对刚进驻南汇城的日伪军进行袭击和扰乱，迫使敌人撤走。两个部队还一起攻打“忠救军”胡振海的一个据点。后来“保卫二中”由于搞得太红番号被取消，大部分干部战士参加了“保卫四中”或转去“江抗”等抗日队伍，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9年6月，“保卫四中”扩编为南汇县抗日自卫团第二大队（简称“抗卫二大”），连柏生为大队长。
1939年6月，“江南抗日义勇军”领导人吴仲超、谭震林先后会见了吴建功，给予了鼓励安慰和工作指示，让他暂留“江抗”地区工作。同年7月任江抗阳澄区支书，9月调任南汇一区区长，12月任南汇一区抗卫一大特中中队副。
1940年4月，谭震林同志到苏南常熟，建立江南区党委，组织东路军政委员会，江南抗日义勇军全面统管江南党政军工作。中共江苏省委把浦东工委的领导权移交给谭震林同志。不久中共江苏省委充实和加强了中共浦东工委的领导班子，由金子明同志任书记，朱亚民、朱人俊、周强、陈伯亮（陈文祥）为委员，下设军事工作委员会，朱亚民任书记；民运工作委员会，陈伯亮任书记；敌伪军策反工作委员会，朱人俊任书记，委员为吴建功、姜文光、方晓。
1940年7月，南汇“抗卫二大”改番号为淞沪游击第五支队，贯彻了党中央“灰色隐蔽，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在新的形势下，上级对中共浦委进行调整后，新浦委策划决心开辟第二战场，决定派吴建功、方晓、姜文光等同志打入伪十三师二十五旅五十团，进行对伪军策反工作。
（责任编辑 李赞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