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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目的在于认识自然,科学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自然现象的本质和规律的知识体系。科学传统起源于西方,“科学”一词是近代才在中国广泛运用,但在中国悠久的文明史中,也不乏科学成就。而技术的目的在于改造自然,是人在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过程中所用到的一切手段、方法的总和。
科学对世界的发现,技术对自然的改造,犹如两条臂膀共同创造着历史,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度,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典型成就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又具有哪些特色呢?近代之后,东西方科学技术拉开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科学
如果按照历史书中常谈到的“农、医、天、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古代科学成就,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农业和古代医学并不属于科学范畴。
农业是生民之本,也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尽管我国古代农业著作历代不乏,特别是明清时期卷帙浩繁。但农书中大多记录了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大量的内容是种田技艺以及农
耕器具的发明与应用——这些都属于技术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成就乏善可陈。
我国古代的医学别具特色,一直延续至今,但却饱受争议。我国中医史学家廖育群曾说过,古代中医与现代中医的区别,甚至要超过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可以说,中医内部也在不断吐故纳新或者说发生变化。社会上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以及中医废存的问题广受关注。可以说中医目前是一门非常另类的学科,在面对西医(现代医学)时总是不断调适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因此也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概念作为基础来讨论中医中的科学问题。
天文学与数学的交融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科学成就的还是天文学和数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天、算。这两门学科在我国古代联系得十分紧密,因为对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日食、月食的推测,都离不开数学上的计算。举一个例子,汉代已形成的“谈天三家”——也就是当时古人对宇宙的三种认识,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除了宣夜说有点玄奥抽象外,盖天说与浑天说均是由数学模型作为支撑的,尽管两者建构了不同的宇宙模型,但是有一条是共同坚守的,就是“日影千里差一寸”,也即八尺之表的日影在子午线方向上千里会差一寸。而“日影千里差一寸”最早源自《周髀算经》,该书既是一部数学著作,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千里差一寸的论证是错误的,一直到了唐代一行和尚通过实测才使它寿终正寝。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深受古代数学的影响,尽管盖天说、浑天说都有数学模型建构,但是这种模型并不与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另一套数学模型(算的模型)相融洽,或者说是各行其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从古希腊天体运行的圆周运动中解脱出来,发展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等近代天文学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还把地上的事物都搬到天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宿”体系。该体系是天上、人间对应比附的产物,是军国星占体系的一种反映,即为战争胜负、王室兴衰、年成丰歉等军国大事服务的,但这已经走出了科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我国古代数学的基调是由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确立的。那么《九章算术》的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实际生产生活的应用问题集:一题一答一术。“题”就是题目,“答”就是答案,“术”就是算法。那么推理、论证的过程呢?书中是查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写。所谓“九章”,就是9大类应用题目,比如“方田”是计算土地面积的问题集,“商功”是计算各种工程(沟渠、仓窖等)的土方、人工等。
经常有人将《九章算术》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作对比,这两部书的确也代表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是以“算”为特征的实用化体系,一个是以“证”为特征的演绎逻辑体系。我们的祖先一直缺少“证”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时,徐光启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写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
说到我国古代数学,大家都会联想到南朝祖冲之在圆周率上的贡献。不过,祖冲之的《缀术》已经失传,他对圆周率的推算,学界认为是在魏晋时期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得到的。当时要计算出密率355/113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那个年代要用算筹去计算开方在内的大数目运算,难度可想而知。
苏州大学董洁林教授带领的团队遴选出了
200项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其中我国古代科学成就仅两项入选,之一是墨子进行的“小孔成像”实验。但就笔者看来,墨家学派进行的这项实验以及那句描述“小孔成像”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并不比刘徽的割圆术更科学,影响更大。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的科学门类中,物理学、化学较天文学、数学经验性成分更多,包括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众多记载,基本是经验现象的罗列与陈述,当然不乏一些细致的观察与描述。
唐代中叶到元代中叶是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有二:首先是数学著作繁兴,宋代前后不到300年竟出了50本之多;其次是水平高,就是在算法的改进与抽象化程度方面前进了许多。无论是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同余方程组解法等,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从元中叶到明末,中国古代数学整体江河日下,以至于当时学界竟然连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都读不懂了。到了明末,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数学知识开始译介、引入;后来又经过清末第二次“西学东渐”,直到20世纪初我国数学才汇入世界数学发展的洪流。
中国古代的技术
谈到我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四大发明”,但这一话题谈的太多,此处不宜赘述。从技术史专业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技术史学家华觉明提出的“中国二十四大发明”更值得关注。他提出的这“二十四大发明”,除了少量不属于技术的项目外(如汉字、十进制计数法等),大部分的确代表了我国古代技术成就的精华,比如粟作和稻作、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木结构的营造技艺等。不但如此,他还从原创性、重要性、功效三个方面对此24项发明进行了排序。另外,美国学者坦普尔在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该书列举了我国古代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100项发明与发现(发现部分一般为科学成就),其中技术部分占了很大比例。技术的门类太多,涉及范围太广,但综合来看,我国以农业生产与天文观测方面的技术成就最为突出。 农业技术的突出成就
农业技术创新方面,我国汉代创制的三件农事器具值得一提。其一是耧车,也叫耧,华北地区称之为耩子。耧车是一种北方用的条播器具,能够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程序,后来又在耧车后面拖上覆盖种子的构件,就更加便于耕种了。耧车的发明,使得单位面积土地上播种量减少,并且有利于之后的田间作业。其次是翻车,也就是后世称之为“龙骨水车”的灌溉(或排涝)农具。到了元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翻车,有脚踏翻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等。明代《天工开物》提到一种轻巧的手摇翻车(也叫拔车)。翻车是我国古代江南地区应用最广泛的提水、排涝农具,也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链传动的技术设施。还有一种是风扇车,也
叫扇车,是一种清选农具,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人为产生的风力把粮食籽粒与糠秕分开。
唐代诗人徐来军写有一首《调笑令》:“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这里描述的就是我国唐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提水器具——筒车。大型的筒车远远望去就像现代的摩天轮,只不过轮的外围悬挂的是竹筒,在流水的冲击下,竹筒在低处兜水,转到高处时倾泻到水槽中,水槽通向田地里进行灌溉。到了宋代,筒车得到普遍应用。现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溪流边,还能见到筒车的身影。
天文学引领技术高峰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技术发展的高峰。北宋曾公亮1044年完成的《武经总要》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全面、系统的反映;北宋李诫于1100年成书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达到纯熟的标志;元代王祯1313年写就的《农器图谱》是我国古代农事器具的集大成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1092年由苏颂、韩公廉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古代最为复杂的天文仪器。该仪器集浑仪、浑象、圭表、计时与报时为一体,实物高12米,宽7米,蔚为壮观。这部仪器不像魏晋南北朝那些“奇器”徒有盛名而无法得其传,因为苏颂留下了制造这部仪器的《新仪象法要》,并附有插图66幅图,后人根据这本书完全可以进行复原。2012年8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复原的模型(原物的1/3)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展出,轰动一时。
元代天文仪器上的改进最重要的当属郭守敬设计的简仪。简仪是针对浑仪而言,顾名思义,是简化了的浑仪。他改进的方法是把赤道装置与地平装置分开,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环,又在刻度上精细化,使得观测精度更加精准。
明末1637年宋应星完成的《天工开物》,系统总结了我国农业、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成就。但是这就像是快下山的夕阳,在回光返照时眷恋了一下古老的中华帝国,随后在西方世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潮下,中国则与主流技术前沿渐行渐远。(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小萌
科学对世界的发现,技术对自然的改造,犹如两条臂膀共同创造着历史,推动着文明的进程。作为历史悠久的国度,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典型成就有哪些?它们是如何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又具有哪些特色呢?近代之后,东西方科学技术拉开差距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中国古代的科学
如果按照历史书中常谈到的“农、医、天、算”四个方面来分析古代科学成就,我们会发现,中国古代农业和古代医学并不属于科学范畴。
农业是生民之本,也是古代中国的立国之本,尽管我国古代农业著作历代不乏,特别是明清时期卷帙浩繁。但农书中大多记录了一些经验性的总结,大量的内容是种田技艺以及农
耕器具的发明与应用——这些都属于技术的内容,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农业科学成就乏善可陈。
我国古代的医学别具特色,一直延续至今,但却饱受争议。我国中医史学家廖育群曾说过,古代中医与现代中医的区别,甚至要超过中医与西医的区别。可以说,中医内部也在不断吐故纳新或者说发生变化。社会上关于中医是不是科学,以及中医废存的问题广受关注。可以说中医目前是一门非常另类的学科,在面对西医(现代医学)时总是不断调适着自己独特的“身份”,因此也不适合用西方科学的概念作为基础来讨论中医中的科学问题。
天文学与数学的交融
最能代表我国古代科学成就的还是天文学和数学,也就是前文提到的天、算。这两门学科在我国古代联系得十分紧密,因为对日月五星运行规律的认识以及日食、月食的推测,都离不开数学上的计算。举一个例子,汉代已形成的“谈天三家”——也就是当时古人对宇宙的三种认识,分别是盖天说、浑天说与宣夜说。除了宣夜说有点玄奥抽象外,盖天说与浑天说均是由数学模型作为支撑的,尽管两者建构了不同的宇宙模型,但是有一条是共同坚守的,就是“日影千里差一寸”,也即八尺之表的日影在子午线方向上千里会差一寸。而“日影千里差一寸”最早源自《周髀算经》,该书既是一部数学著作,也是一部天文学著作。需要说明的是,千里差一寸的论证是错误的,一直到了唐代一行和尚通过实测才使它寿终正寝。
我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深受古代数学的影响,尽管盖天说、浑天说都有数学模型建构,但是这种模型并不与推算日月五星运行的另一套数学模型(算的模型)相融洽,或者说是各行其事。因此我们也不可能像西方那样,从古希腊天体运行的圆周运动中解脱出来,发展出开普勒的椭圆轨道等近代天文学体系。我国古代天文学还把地上的事物都搬到天上,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三垣二十宿”体系。该体系是天上、人间对应比附的产物,是军国星占体系的一种反映,即为战争胜负、王室兴衰、年成丰歉等军国大事服务的,但这已经走出了科学的范畴。
中国古代的数学成就
我国古代数学的基调是由成书于汉代的《九章算术》确立的。那么《九章算术》的基调是什么呢?就是服务于实际生产生活的应用问题集:一题一答一术。“题”就是题目,“答”就是答案,“术”就是算法。那么推理、论证的过程呢?书中是查不到的,因为根本就没写。所谓“九章”,就是9大类应用题目,比如“方田”是计算土地面积的问题集,“商功”是计算各种工程(沟渠、仓窖等)的土方、人工等。
经常有人将《九章算术》与古希腊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作对比,这两部书的确也代表了东西方不同的思维风格,一个是以“算”为特征的实用化体系,一个是以“证”为特征的演绎逻辑体系。我们的祖先一直缺少“证”的那根筋,直到明末徐光启与传教士利玛窦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前6卷)时,徐光启被该书的体系所服膺,写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
说到我国古代数学,大家都会联想到南朝祖冲之在圆周率上的贡献。不过,祖冲之的《缀术》已经失传,他对圆周率的推算,学界认为是在魏晋时期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得到的。当时要计算出密率355/113的确是很了不起的成就,要知道那个年代要用算筹去计算开方在内的大数目运算,难度可想而知。
苏州大学董洁林教授带领的团队遴选出了
200项人类在科学方面的成就,其中我国古代科学成就仅两项入选,之一是墨子进行的“小孔成像”实验。但就笔者看来,墨家学派进行的这项实验以及那句描述“小孔成像”的“下者之人也高,高者之人也下”并不比刘徽的割圆术更科学,影响更大。笔者认为在我国古代的科学门类中,物理学、化学较天文学、数学经验性成分更多,包括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中的众多记载,基本是经验现象的罗列与陈述,当然不乏一些细致的观察与描述。
唐代中叶到元代中叶是我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黄金时期,特别是宋元时期达到了顶峰。发展到高峰的标志有二:首先是数学著作繁兴,宋代前后不到300年竟出了50本之多;其次是水平高,就是在算法的改进与抽象化程度方面前进了许多。无论是高次方程的近似解法、多元一次方程组的解法、高阶等差级数、同余方程组解法等,都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水平。
从元中叶到明末,中国古代数学整体江河日下,以至于当时学界竟然连宋元时期的数学著作都读不懂了。到了明末,随着传教士的东来,西方的数学知识开始译介、引入;后来又经过清末第二次“西学东渐”,直到20世纪初我国数学才汇入世界数学发展的洪流。
中国古代的技术
谈到我国古代的技术成就,大家首先想到的会是“四大发明”,但这一话题谈的太多,此处不宜赘述。从技术史专业的角度来看,近些年技术史学家华觉明提出的“中国二十四大发明”更值得关注。他提出的这“二十四大发明”,除了少量不属于技术的项目外(如汉字、十进制计数法等),大部分的确代表了我国古代技术成就的精华,比如粟作和稻作、以生铁为本的钢铁技术、木结构的营造技艺等。不但如此,他还从原创性、重要性、功效三个方面对此24项发明进行了排序。另外,美国学者坦普尔在英国科技史专家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基础上完成了《中国:发明与发现的国度》,该书列举了我国古代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的100项发明与发现(发现部分一般为科学成就),其中技术部分占了很大比例。技术的门类太多,涉及范围太广,但综合来看,我国以农业生产与天文观测方面的技术成就最为突出。 农业技术的突出成就
农业技术创新方面,我国汉代创制的三件农事器具值得一提。其一是耧车,也叫耧,华北地区称之为耩子。耧车是一种北方用的条播器具,能够同时完成开沟和下种程序,后来又在耧车后面拖上覆盖种子的构件,就更加便于耕种了。耧车的发明,使得单位面积土地上播种量减少,并且有利于之后的田间作业。其次是翻车,也就是后世称之为“龙骨水车”的灌溉(或排涝)农具。到了元代,出现了多种形式的翻车,有脚踏翻车、牛转翻车、水转翻车等。明代《天工开物》提到一种轻巧的手摇翻车(也叫拔车)。翻车是我国古代江南地区应用最广泛的提水、排涝农具,也是世界上最早应用链传动的技术设施。还有一种是风扇车,也
叫扇车,是一种清选农具,能够合理、有效地利用人为产生的风力把粮食籽粒与糠秕分开。
唐代诗人徐来军写有一首《调笑令》:“翻倒,翻倒,喝得醉来吐掉。转来转去自行,千匝万匝未停。停未?停未?禾苗待我灌醉。”这里描述的就是我国唐代时期出现的一种新式提水器具——筒车。大型的筒车远远望去就像现代的摩天轮,只不过轮的外围悬挂的是竹筒,在流水的冲击下,竹筒在低处兜水,转到高处时倾泻到水槽中,水槽通向田地里进行灌溉。到了宋代,筒车得到普遍应用。现在湖南西部、广西北部的溪流边,还能见到筒车的身影。
天文学引领技术高峰
宋元时期是我国古代技术发展的高峰。北宋曾公亮1044年完成的《武经总要》是我国古代军事技术全面、系统的反映;北宋李诫于1100年成书的《营造法式》是我国古代木构建筑技术达到纯熟的标志;元代王祯1313年写就的《农器图谱》是我国古代农事器具的集大成之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1092年由苏颂、韩公廉制成的水运仪象台,是我国古代最为复杂的天文仪器。该仪器集浑仪、浑象、圭表、计时与报时为一体,实物高12米,宽7米,蔚为壮观。这部仪器不像魏晋南北朝那些“奇器”徒有盛名而无法得其传,因为苏颂留下了制造这部仪器的《新仪象法要》,并附有插图66幅图,后人根据这本书完全可以进行复原。2012年8月国际天文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期间,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与清华大学等单位复原的模型(原物的1/3)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展出,轰动一时。
元代天文仪器上的改进最重要的当属郭守敬设计的简仪。简仪是针对浑仪而言,顾名思义,是简化了的浑仪。他改进的方法是把赤道装置与地平装置分开,去掉一些不必要的环,又在刻度上精细化,使得观测精度更加精准。
明末1637年宋应星完成的《天工开物》,系统总结了我国农业、手工业方面的技术成就。但是这就像是快下山的夕阳,在回光返照时眷恋了一下古老的中华帝国,随后在西方世界轰轰烈烈的工业革命大潮下,中国则与主流技术前沿渐行渐远。(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小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