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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蒙天艺术教育历程研究》《刘蒙天美术作品研究》是作者刘三健通过访问刘蒙天求学从教学校的师友、学生，整理了大量的刘蒙天日记、信札、照片、作品、证件，在采访、整理刘蒙天口述回忆录的基础上，将刘蒙天各个时期的艺术创作活动和教育活动贯穿全书，一窥20世纪西北美术教育、创作的风貌。
作者刘三健以原始材料激活文献的研究，坚持整体性的系统探究。书中有大量的信札、证件、作品、日记、照片、文集等原件影印，均为研究刘蒙天乃至西北近现代美术史的原始性材料，刘三健正是从这些一手材料提供的微观局部的信息中，发掘其宏观的意义，将个别的美学问题上升到美学观的高度来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第一手材料的作用。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笔者在书中看到作者文献研究的许多特点：首先，作者的研究具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向，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以大美术史观探索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现象的发展规律。
其次，具有更深的层次和更深入的内容，西北美术因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艺术传统享誉海内外，同时也囿于此而对现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思维迟钝，如何把好当代艺术的脉搏，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值得艺术界深思，这也是西北美术研究下一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书中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民艺术形式的变通和创新的论述，对这一问题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最后，具有更广泛的读者对象，本书的研究目的绝不仅仅是对刘蒙天艺术文献的整理，而是以此为范例和研究切入点，深度挖掘和探究西北美术的脉络和整体风貌。本书叙事主题跳出艺术门类的小美育范畴，而以构建艺术的思维方式的大美育为基调和主旨，以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法，使西北美术研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支撑，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如作者讲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第七分校的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以两校创建、艰难运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涵盖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文化背景，其中讲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阶段，学校师生长途行军和进行军事训练，除文化教育外，增加军事教育内容，编队分散，奔赴延安。在“反扫荡”过程中、“小长征”的行军途中，师生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作品，如刘蒙天的《险过独木桥》《攀登吕梁山》《大生产》，古元的《八路军的生产》《减租斗争》等，都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创作风貌和时代烙印、地域特色。这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和创作特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对理论思维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形式和内容都受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刘蒙天艺术教育历程研究》《刘蒙天美术作品研究》具有深厚而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钩沉美术研究的同时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
本书作者将刘蒙天的艺术经历和特点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判其艺术成就，以研究艺术规律的传统路径，通过对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战斗画报》、西安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和报刊的创建、发展缘起的探寻，为西北美术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提供了依据。
政治观点和经济情况可以改变，但是文化背景是无法改变的。作者不仅审慎地运用以图解史、文献论证等手法解读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美术机构的行政组织沿革、架构整合，还贯穿其精神传承，如不仅把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精神风貌、思想方法、行为准则运用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将其贯穿整个延安时期、解放区以及后来西安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过程中，在办学过程中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种群体精神，一种社会风尚，一种文化氛围。不懂得这种文脉传承，要弄清西北美术是不可能的。这种文脉传承和精神风貌沉积在西北美术家、美术教育家这一群体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西北艺术教育烙印，对于认识今天西北美术的思想和文化面貌，甚至历史，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刘蒙天是知名教育家、美术活动家，也是西安美術学院的奠基者之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美术教育整个过程，从一名学生成长为西北美术教育大家。他曾在浙江民众教育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求学，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画报》当主编，在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陕西省美术专科学校、陕西省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担任管理工作，在西北艺术教育工作中形成稳定的艺术教育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艺术规律办事，用教育思想承担社会责任。如刘蒙天在担任西北美术教育领导者、西安美术学院管理人期间，充分发挥鲁迅艺术学院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办学理念，在教学上初习西法，博采众长，后详细梳理中国画学理论，形成西北美术独特的教学体系。秉持这一理念，刘蒙天坚持理论为创作服务，创作为教学服务，艺术为大众服务，并把这种精神状态、思想方法、行为准则用到艺术创作中。
研究刘蒙天及其创作、教学理念，其意义已超越了个案分析反映的文本价值，背后有待深度挖掘的西北美术教育发展历史脉络及其对西北美术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才是美术理论研究者应当持续关注的。
（作者单位：岭南美术出版社）
探赜索隐，钩深致远——文献里的美术史
作者刘三健以原始材料激活文献的研究，坚持整体性的系统探究。书中有大量的信札、证件、作品、日记、照片、文集等原件影印，均为研究刘蒙天乃至西北近现代美术史的原始性材料，刘三健正是从这些一手材料提供的微观局部的信息中，发掘其宏观的意义，将个别的美学问题上升到美学观的高度来认识，最大限度地发挥第一手材料的作用。
在资料整理过程中，笔者在书中看到作者文献研究的许多特点：首先，作者的研究具有新的视角和新的方向，作者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时期的历史背景下，以大美术史观探索在特定历史时期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艺术现象的发展规律。
其次，具有更深的层次和更深入的内容，西北美术因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深厚的艺术传统享誉海内外，同时也囿于此而对现代艺术发展的新方向思维迟钝，如何把好当代艺术的脉搏，使其焕发新的生命力，值得艺术界深思，这也是西北美术研究下一步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书中关于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民艺术形式的变通和创新的论述，对这一问题具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最后，具有更广泛的读者对象，本书的研究目的绝不仅仅是对刘蒙天艺术文献的整理，而是以此为范例和研究切入点，深度挖掘和探究西北美术的脉络和整体风貌。本书叙事主题跳出艺术门类的小美育范畴，而以构建艺术的思维方式的大美育为基调和主旨，以历史、哲学等学科的思维方式和叙事手法，使西北美术研究具有更深厚的文化支撑，焕发出旺盛的生命力。如作者讲述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第七分校的艺术教育的过程中，以两校创建、艰难运作为研究对象，同时涵盖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大文化背景，其中讲述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最艰苦的阶段，学校师生长途行军和进行军事训练，除文化教育外，增加军事教育内容，编队分散，奔赴延安。在“反扫荡”过程中、“小长征”的行军途中，师生创作了大量特色鲜明的作品，如刘蒙天的《险过独木桥》《攀登吕梁山》《大生产》，古元的《八路军的生产》《减租斗争》等，都反映了他们各自的创作风貌和时代烙印、地域特色。这对研究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教育和创作特点具有较高的文献价值。
见微知著——探寻艺术发展的一般规律
社会环境、历史背景对理论思维的发展起到重要作用，同样，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形式和内容都受时代的社会历史条件制约。《刘蒙天艺术教育历程研究》《刘蒙天美术作品研究》具有深厚而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钩沉美术研究的同时也比较真实地反映了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变化情况。
本书作者将刘蒙天的艺术经历和特点放在其所处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评判其艺术成就，以研究艺术规律的传统路径，通过对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战斗画报》、西安美术学院等艺术院校和报刊的创建、发展缘起的探寻，为西北美术教育发展历程研究提供了依据。
政治观点和经济情况可以改变，但是文化背景是无法改变的。作者不仅审慎地运用以图解史、文献论证等手法解读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等美术机构的行政组织沿革、架构整合，还贯穿其精神传承，如不仅把鲁迅文学艺术学院的精神风貌、思想方法、行为准则运用到艺术创作中，而且将其贯穿整个延安时期、解放区以及后来西安美术学院的艺术教育过程中，在办学过程中不是某个人的思想，而是一种群体精神，一种社会风尚，一种文化氛围。不懂得这种文脉传承，要弄清西北美术是不可能的。这种文脉传承和精神风貌沉积在西北美术家、美术教育家这一群体的身上，打上了深深的西北艺术教育烙印，对于认识今天西北美术的思想和文化面貌，甚至历史，都是有积极意义的。
鲜明的西部特色——刘蒙天美术创作和教育理念形成的背景
刘蒙天是知名教育家、美术活动家，也是西安美術学院的奠基者之一。他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时期美术教育整个过程，从一名学生成长为西北美术教育大家。他曾在浙江民众教育学校、抗日军政大学、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合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第二分校、抗日军政大学第七分校求学，在晋绥军区政治部《战斗画报》当主编，在西北军政大学艺术学院、陕西省美术专科学校、陕西省艺术学院、西安美术学院担任管理工作，在西北艺术教育工作中形成稳定的艺术教育理念：一切从实际出发，按艺术规律办事，用教育思想承担社会责任。如刘蒙天在担任西北美术教育领导者、西安美术学院管理人期间，充分发挥鲁迅艺术学院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和办学理念，在教学上初习西法，博采众长，后详细梳理中国画学理论，形成西北美术独特的教学体系。秉持这一理念，刘蒙天坚持理论为创作服务，创作为教学服务，艺术为大众服务，并把这种精神状态、思想方法、行为准则用到艺术创作中。
研究刘蒙天及其创作、教学理念，其意义已超越了个案分析反映的文本价值，背后有待深度挖掘的西北美术教育发展历史脉络及其对西北美术未来发展方向的启示，才是美术理论研究者应当持续关注的。
（作者单位：岭南美术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