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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但是，一个国家是否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主要取决于该国的经济状况、市场开放程度和宏观政策及其配套相关性。我国经济多年来保持高速增长，市场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在此背景下，应当借鉴国际经验，将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相关领域紧密结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效应与宏观运行紧密结合，及时动态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
关键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经验
四十多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据各国不同的状况，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在取消具体的资本管制内容方面又有所区别的做法。尽管一些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英国和乌拉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大部分资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数国家仍是采取渐进式，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一般步骤为首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限制，然后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中期，国际上采用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主要有印尼、泰国、印度等，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些国家中有的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的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则是在特定阶段达到预定目标。采用激进模式的主要国家以原苏东国家俄罗斯、捷克为代表，其中还有委内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进式的进程比较平稳，效果十分明显，然而俄罗斯采用的激进式不仅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
除此之外，一些工业化国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比较强烈的倾向和趋势。二次大战结束后，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对资本项目实行较自由的管制体制外，联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1958年就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才基本完成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西方工业国家配套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模式，往往强调将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相关领域的开放相结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效应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及时动态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模式在推进次序方面类似渐进式，但在某些市场化因素较为丰富的领域则快速推进，类似激进式，时渐时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看，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整合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既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资本项目可兑换能够为企业实现海外业务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例如，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的资本流动有利于国内企业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技能，尤其是运用新金融工具来管理投资风险。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助于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降低财务成本。
2.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稀缺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以金融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改革。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匮乏的发展资金。在许多国家，外国私人资本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资本的可兑换性是一个首要因素。
3.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加快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消除加入国际组织的障碍，以获得开放的收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东欧国家在尚未完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迅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抉择，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快地成为欧盟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以便从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市场化改革。
4.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经济效应，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比如，1993年，由于连续几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泰国的资本项目积累了巨额的顺差，这些顺差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并进而导致其经常项目的逆差。正是面对这一压力，泰国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减少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1]
5.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为一国的金融部门带来动态经济利益。因为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内的金融服务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从而变得更加讲究效率。特别是这种竞争鼓励金融创新活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业的生产率。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我国宣布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算起，至今已有11个年头。从引进外资，放行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到最近开通的“港股直通车”，通过基金投资全球证券市场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不断推进中，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时机日趋成熟。据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4个交易项目中，我国完全可兑换或者基本可兑换的已经有12项，有限制兑换的17项，完全禁止的15项。[3]可见，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在朝着可自由兑换迈进。
在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路径的选择对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应简单地拘泥于所谓渐进式还是激进式，也不应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应当根据资本项目不同领域的开放程度配套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充分估计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措施，使国内经济运行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推进特定领域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如果国内的基本市场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配套，就要果断地采用激进方式，反之，应夯实配套政策的基础，采用渐进式。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资本项目可采取以下路径实现可兑换。[4]
1.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虽然我国在开放改革初期，就迈上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国就应该先放开资本流入，后开放资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只是资本流入的一个构成部分。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限制间接资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外资流入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如果采取激进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那么可以预计，间接投资将取代直接投资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间接投资流入由于缺乏实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资难于引导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间接投资涌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则容易引起泡沫经济。
2.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一是长期资本中具有实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较高，而短期资本流入中，只有贸易投资一项有实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实物交易比例较高的背景，长期资本交易相对于短期资本有较高的稳定性。一般说来，长期资本流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不利情况时，长期资本流动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二是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成分大。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游资在各国间移动成为增加各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出将引起该国的流动性危机和清偿能力的危机。泰国、韩国、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3.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开放非居民国内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国内法规法令的约束，国家可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调节居民的国外投资交易行为。二是居民即使产生投机动机的行为，也是在国外市场上，对国内经济影响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国的投资行为虽然受国内法律约束，但其资金来源等不受国内的制约，国家宏观调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针对国内出现的不利形势进行大规模投机，而国内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则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4.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指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外商作为设备物品进行的投资在海关统计中体现为贸易进口，作为资金流入的投资也将用于进口或在国内市场上形成购买力，贸易融资为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因此这些交易行为事实上与经常项目密切相关，有着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会形成自我膨胀、大量投机的机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包括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这种资本投机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诱发泡沫经济的因素，种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祸根，而其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出又会使汇市、股市等一片萧条，直接使危机变成现实。
四、我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对策建议
不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选择任何时间，任何模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理论上说，总是存在一些可能风险，如可能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导致国内出现持续的高利率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规避风险，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1.建立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宏观调控提供市场条件，为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二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三要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四要建立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缓和市场汇率水平的波动）。[5]
2.客观把握我国宏观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趋势。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创新受到限制、国际流动资本受到外汇管制等。因而，货币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保持了较高的相关度。随着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视M0、强调M1、监控M2等货币指标的同时，还要重视利率等价格性指标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并注重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协调。
3.根据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的客观要求，协调对内、对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首先，应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周期与国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差异，适时进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孰主孰辅或者两相并重的政策调控；其次，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第三，施行汇率政策应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
4.改进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手段。可以研究将外汇管理部门现在所做的一些合规性审核，如外债登记、外债还本付息核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等，下放给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简化手续，提高效益；进一步淡化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行政审批，引进价格调节等间接调节手段如无息外币存款准备金、托宾税等；取消对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骤地放松现有的一些资本管制。通过给居民个人设定投资限额的方法，全面放开对个人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证券市场的有序开放。
6.加强和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一是甄别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尽可能减少资本交易混入经常项目的数量，增强对资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国际通行规则，明确区别资本账户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从范围、概念上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外债规模的调控，使其既能有效地为我国提供资金，又能保证我国有充足的偿还能力。四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在我国的子公司的资金往来，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既不影响其在我国正常投资，又能限制其进行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的资金调拨。五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
7.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缓解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政策走向的冲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对我国宏观政策及其搭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影响，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性经济变量，注重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差异及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5] 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P.丹尼尔斯、戴维.D.范户斯.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安邦简报[N]. 每日金融，2007-08-27.
[4] 李庆云.中国进入WTO与资本项目可兑换[DB/OL].http://www.studa.net/jinrong/060812/17421532-2.html.
关键词：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建议
中图分类号：F83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1003-9031(2008)01-0072-03
一、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际经验
四十多年来，国际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是逐步根据各国不同的状况，放开资本项目管制，但在取消具体的资本管制内容方面又有所区别的做法。尽管一些国家（如20世纪70年代的阿根廷、英国和乌拉圭）在很短的时间内取消了大部分资本管制措施，但大多数国家仍是采取渐进式，逐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一般步骤为首先放开与贸易有关的资本流动限制，然后放开对短期资本流动的控制。
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至90年代中期，国际上采用渐进式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主要有印尼、泰国、印度等，但由于具体条件不同，这些国家中有的取得了明显成效，有的不能达到预期目标，有的则是在特定阶段达到预定目标。采用激进模式的主要国家以原苏东国家俄罗斯、捷克为代表，其中还有委内瑞拉、毛里求斯等。捷克的激进式的进程比较平稳，效果十分明显，然而俄罗斯采用的激进式不仅没有取得预定效果，而且由此直接导致了金融危机。
除此之外，一些工业化国家主要采用了配套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相对发展中国家来说，主要工业化国家实行资本项目可兑换存在比较强烈的倾向和趋势。二次大战结束后，除了美国、加拿大和瑞士对资本项目实行较自由的管制体制外，联邦德国是世界上最早推行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国家，1958年就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管制。直至90年代，西方工业国家才基本完成了资本项目可兑换过程。西方工业国家配套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模式，往往强调将国内市场化改革与资本项目相关领域的开放相结合，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效应与国内宏观经济运行相结合，及时动态地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这种模式在推进次序方面类似渐进式，但在某些市场化因素较为丰富的领域则快速推进，类似激进式，时渐时激，收到了明显的效果。
二、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一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选择
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个国家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进程中必然面临的重要问题。从当前全球经济金融发展趋势看，资本流动自由化是大势所趋。在这个过程中，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整合和金融产品的创新既为资本的自由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也提出了资本自由流动的要求。资本项目可兑换既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
1.资本项目可兑换能够为企业实现海外业务的多元化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和市场条件。例如，资本项目可兑换推动的资本流动有利于国内企业利用新技术、新管理技能，尤其是运用新金融工具来管理投资风险。同时，资本项目可兑换还有助于企业等市场主体进入国际金融市场，降低财务成本。
2.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解决经济发展中的资金稀缺问题。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拉美和东南亚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开始了以金融和贸易自由化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改革。这就要求这些国家的政府寻找新的资金来源替代原先因管制而匮乏的发展资金。在许多国家，外国私人资本充当了这一角色，而对于私人资本来说，资本的可兑换性是一个首要因素。
3.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加快经济体制市场化的进程。一些国家的政府决定放松资本项目管制，其直接目的常常是为了消除加入国际组织的障碍，以获得开放的收益。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许多东欧国家在尚未完全从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中走出的情况下，便作出了迅速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抉择，其主要目的就是尽快地成为欧盟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的成员，以便从那里得到更多的资金和技术，从而进一步推动其市场化改革。
4.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压力。一些国家的政府期望利用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宏观经济效应，缓解货币升值或贬值的压力，促进宏观经济金融的稳定。比如，1993年，由于连续几年外国资本的大量流入，泰国的资本项目积累了巨额的顺差，这些顺差引起了通货膨胀和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并进而导致其经常项目的逆差。正是面对这一压力，泰国政府大幅度取消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措施。1994年，智利也是在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减少了对资本流出的限制。[1]
5.资本项目可兑换可以为一国的金融部门带来动态经济利益。因为来自国外同业的竞争压力将迫使国内的金融服务不断改进服务质量、降低成本，从而变得更加讲究效率。特别是这种竞争鼓励金融创新活动，从而大大提高金融业的生产率。
三、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路径选择
从1996年我国宣布人民币经常项目可兑换算起，至今已有11个年头。从引进外资，放行对外直接投资，引入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金融业对外资开放到最近开通的“港股直通车”，通过基金投资全球证券市场等，我国资本项目可兑换正在不断推进中，开放资本项目自由兑换，时机日趋成熟。据统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定的44个交易项目中，我国完全可兑换或者基本可兑换的已经有12项，有限制兑换的17项，完全禁止的15项。[3]可见，我国人民币资本项目正在朝着可自由兑换迈进。
在走向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中，路径的选择对成功与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看，当前我国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不应简单地拘泥于所谓渐进式还是激进式，也不应照搬照抄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而是应当根据资本项目不同领域的开放程度配套推进国内相关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在充分估计资本项目可兑换可能导致的宏观经济效应的同时，积极采取适当的宏观政策措施，使国内经济运行具备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在推进特定领域资本项目可兑换时，如果国内的基本市场条件和经济条件相配套，就要果断地采用激进方式，反之，应夯实配套政策的基础，采用渐进式。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状况，资本项目可采取以下路径实现可兑换。[4]
1.先放开资本流出，后放开资本流入。虽然我国在开放改革初期，就迈上了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程，开放了外商直接投资，但是并不等于说我国就应该先放开资本流入，后开放资本流出。一是外商直接投资只是资本流入的一个构成部分。多年来，由于我国采取了鼓励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和限制间接资本流入的政策，外商直接投资在外资流入中占有绝大多数的比例。如果采取激进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那么可以预计，间接投资将取代直接投资而占主要地位。二是间接投资流入由于缺乏实物交易背景，因而比直接投资难于引导和控制。尤其是如果大量的间接投资涌向证券市场、房地产市场，则容易引起泡沫经济。
2.先放开长期资本交易，后放开短期资本交易。一是长期资本中具有实物交易背景的比例较高，而短期资本流入中，只有贸易投资一项有实物交易背景。因此，由于有实物交易比例较高的背景，长期资本交易相对于短期资本有较高的稳定性。一般说来，长期资本流动在短期内不会发生很大变化，即使在国民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出现不利情况时，长期资本流动也不会带来很大的冲击。二是短期资本流动投机成分大。在国际市场上，巨大的游资在各国间移动成为增加各国经济发展不稳定性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在一国经济发展和国际收支出现困难时，投机资本的过度流出将引起该国的流动性危机和清偿能力的危机。泰国、韩国、印尼以及智利在20世纪90年代所经历的金融危机就是例证。
3.先放开居民国外交易，后开放非居民国内交易。一是由于居民完全受国内法规法令的约束，国家可通过宏观调控有效地调节居民的国外投资交易行为。二是居民即使产生投机动机的行为，也是在国外市场上，对国内经济影响较小。三是非居民在我国的投资行为虽然受国内法律约束，但其资金来源等不受国内的制约，国家宏观调控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非居民如果针对国内出现的不利形势进行大规模投机，而国内市场抗风险能力不足，则会给国内经济带来很大风险。
4.先放开有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后放开无真实交易背景的交易。有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指直接投资、贸易融资等。外商作为设备物品进行的投资在海关统计中体现为贸易进口，作为资金流入的投资也将用于进口或在国内市场上形成购买力，贸易融资为贸易进出口提供便利，因此这些交易行为事实上与经常项目密切相关，有着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不会形成自我膨胀、大量投机的机制。无真实交易背景的资本交易包括发行证券、有价证券投资、金融信贷等。由于缺乏直接的实物交易背景，这种资本投机性的大量流入存在诱发泡沫经济的因素，种下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祸根，而其投机性资本的大量流出又会使汇市、股市等一片萧条，直接使危机变成现实。
四、我国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对策建议
不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不论是选择任何时间，任何模式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从理论上说，总是存在一些可能风险，如可能导致国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出现国际收支失衡、部分丧失货币政策独立性、加剧宏观经济的波动和导致国内出现持续的高利率等。可以采取以下措施规避风险，积极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1.建立开放、完善的金融市场体系。为宏观调控提供市场条件，为应对资本流动的冲击提供分流渠道。一要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二要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外汇市场体系；三要推进证券市场的国际化和规范化；四要建立外币同业拆借市场（缓和市场汇率水平的波动）。[5]
2.客观把握我国宏观政策中介目标的演变趋势。目前，我国以货币供应量为货币政策的中介目标，主要是我国金融市场尚不发达、金融创新受到限制、国际流动资本受到外汇管制等。因而，货币总量指标与国民经济发展水平之间保持了较高的相关度。随着金融市场和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在重视M0、强调M1、监控M2等货币指标的同时，还要重视利率等价格性指标的作用，提高利率在货币政策中的作用，推进利率市场化，并注重利率和汇率之间的协调。
3.根据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中的客观要求，协调对内、对外的政策工具和政策目标。首先，应注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相互协调，针对国内经济发展周期与国际经济发展周期的差异，适时进行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孰主孰辅或者两相并重的政策调控；其次，货币政策应兼顾内外均衡目标；第三，施行汇率政策应立足于国际收支平衡。
4.改进现行资本项目管理手段。可以研究将外汇管理部门现在所做的一些合规性审核，如外债登记、外债还本付息核准、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等，下放给外汇指定银行办理，以简化手续，提高效益；进一步淡化在资本项目管理中的行政审批，引进价格调节等间接调节手段如无息外币存款准备金、托宾税等；取消对境外投资的外汇资金来源审核、购汇审核、利润汇回等方面的限制，以提高资本项目管理的效率。
5.分步骤地放松现有的一些资本管制。通过给居民个人设定投资限额的方法，全面放开对个人进行境外投资的限制。此外，可以研究借鉴国际上的经验，加大力度对外开放国内证券市场，并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推动证券市场的有序开放。
6.加强和完善资本项目外汇管理。一是甄别经常交易和资本交易，尽可能减少资本交易混入经常项目的数量，增强对资本交易的可控性。二是按国际通行规则，明确区别资本账户下的居民交易和非居民交易，从范围、概念上为资本账户开放创造条件。三是加强外债规模的调控，使其既能有效地为我国提供资金，又能保证我国有充足的偿还能力。四是针对跨国公司的母公司与其在我国的子公司的资金往来，研究、制定有效的管理办法，既不影响其在我国正常投资，又能限制其进行对我国经济造成危害的资金调拨。五是加强对资本流动的统计监测。
7.通过积极参与国际经济金融合作，缓解国内宏观政策与国际市场政策走向的冲突。一方面要研究世界各国的宏观政策对我国宏观政策及其搭配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要研究我国的宏观政策对于其他国家的经济运行的影响，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同时，充分关注汇率、外债、外汇储备等外向性经济变量，注重不同国家宏观政策的差异及其可能产生的溢出效应。
参考文献：
[1][5] 邢毓静.放松资本管制的进程[M].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
[2] 约瑟夫.P.丹尼尔斯、戴维.D.范户斯.国际金融货币与金融经济学[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3]安邦简报[N]. 每日金融，2007-08-27.
[4] 李庆云.中国进入WTO与资本项目可兑换[DB/OL].http://www.studa.net/jinrong/060812/17421532-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