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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喜欢去乡下外婆家玩。记忆中外婆的家是一帧泛黄的老相片，古朴而悠远。外婆家的房子原是黄土坯的房子，乌黑黑的瓦檐，黃融融月亮一般土黄的墙。右边是卧房，中间是堂屋和厨房，左边还是卧房。卧房里是一溜连着的三张老式木床，床架上有各种花鸟的漆画，一年四季挂着的是粗布的白而泛黄的蚊帐。夏天的晚上，睡觉之前，总是要四处细细找寻长脚的蚊子，必得把它们消灭殆尽方能安心入睡。黄土房子终日散发着一股薄淡的尿骚味——在房子的最尽头是一个尿桶，给晚上起夜的人用的。尿桶旁边是一个长长的木楼梯通向二层的阁楼。阁楼里有很多老旧的物件，大大的木箱子，脱了漆，叠放在一起。老式的柜子，大而笨重，外面贴着老旧的年画，像是阿里巴巴的藏宝箱。于童年的我，这阁楼似乎终日弥漫着一种陈旧而神秘的气息。
我上小学时，夏天放了暑假常去外婆家玩。我母亲兄弟姊妹多，除了小舅舅念书进了城，几个舅舅都是留在乡下。记得大舅舅一家是住在外婆的黄土坯的房子的后面，紧连着就是二舅舅家。三舅舅是住在外婆家左边的那一溜卧房里。一大家子，住得团团转。舅舅们孩子也多，我很高兴有很多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和我们玩。除了人多，狗儿猫儿的也多，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下面窜，骨头一落地，就给叼了去。一派生机勃勃，人丁兴旺的景象。
到了“双抢”的时候，总是几家凑在一起，一家一家收割稻子。大家用打谷机打谷子，接着插晚稻秧。这一阵是农村里最繁劳的一段时间，对孩子们却是欢乐的节日。因着这几天大家都是凑在一起吃饭，菜蔬也因此特别丰盛，又都是现摘的，新鲜可口。而外婆还会去林场里买了鲜肉，肉片炒朝天椒，又香又辣。双抢结束，农闲的空当，人们会去看电影，露天的电影，双面都可以看。我们走好几里地去看电影，远远的就看到好多的人，密密麻麻的，铺满了一整个晒谷子的禾塘。
再后来，舅舅们就都去了广东做农民工，家里只有舅母们和幼小的孩子们，舅舅们赚了钱，家里头开始建房子，土坯房子拆了，修了两层楼的红砖房。渐渐地大家似乎都不怎么种田了，双抢的盛景越发不见了。奇怪家家好像也都不缺饭吃。再后来，舅母们也都跟着进了城，乡下只剩下了外婆外公和孩子们。红砖房也慢慢破旧了，但是也没有人管。舅舅们都进了城，深圳，广州，或者是长沙，不知道什么样的旮旯角落里。他们或者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是在建筑工地上，又或者是做了哪家公司的保安或者门卫，他们成了城市的一员，却是在最靠近地面的一层，尘土一般，被城市的风从一个角落吹到另一个角落。
而在这尘土之上，城里的房子在如梭的岁月里渐渐长高，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我小时候住在卫生学校的后面，四层高的楼房，每一家都是一样的结构，最简单的田字形结构。田字形的四个格子里各是两间卧房，客厅和厨房。后来公家统一改修，把厨房改成了一间卧房，把厨房移到了阳台。一套房间只有一个卫生间，而且极小，仅容一人。
再后来我上大学时我家搬到了莴家园那边，原先还是比较偏远的地段，很快周围的楼房也多了起来。那里的房子宽敞了一些，有三个卧房，只是还是和原来结构差不太多。再后来我出了国，回到家，家里已经搬到江北了。江北原本是大片的农田，可是修了桥以后很快也热闹起来，现在已然成了繁华地段。家乡的小城就是这样一点点扩展，原来的乡村田野迅速地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在结结实实地变化着，最显著的就是居住环境，城市的高楼越修越高，越修越多。每家每户的房子似乎也是越来越宽敞，装修越来越精致。我记得原先家里都是水泥地。我家在莴家园的房子那时候涂上了时兴的红漆，乡下来的婶婶在门口站着不敢进来，要脱鞋，忙被我妈拦住了。现在的房子里铺的都是木板或者大块的瓷砖，看着特别舒心。一开始房子里都没有热水，慢慢地家家都有了热水器，随时能用上热水。因为隔得远，每回国一次觉得最显眼的便是这居住环境，城市是越来越齐整，越来越舒适了。然而和城市的繁华相对照的就是乡村的衰落。
每次去外婆家，房子却都还是1980年代的红砖房，再不变更。房屋里面老式的描了花鸟图样漆画的木柜，灰黑的厨房和灶台，从未上过漆的老式座椅，依然如故。一切像是沉睡在那个年代，不复醒来。而乡村里似乎只剩了老人和留守的孩子，不，还得加上四处游走的家禽。彩色的花公鸡，麻栗色的老母鸡，似乎给这张黑白老照片上点染了一丝亮色。乡村，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新鲜活泼充满蓬勃活力的绿色乐园，而是变得如此颓败，像是一幅斑驳的旧画，渐渐剥落，露出最原始的底色。
而这其实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连接乡村和城市的交通纽带日益变得便捷。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要坐两个小时的长途班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的土路。从镇上到大山脚下外婆家的村子的一条土路，道路两旁有青幽幽的稻田，有欢快的小溪一路流淌。清澈见底的溪水，和溪水里光滑美丽的鹅卵石让这一路充满了乡村的静谧和纯净，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般美。那样的一条路，也就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再无法忘怀。后来就通了高速，从城市到乡镇的高速，平坦宽阔。镇上的柏油路也一气儿铺到了村口。回外婆家的路变得如此快捷，我似乎再找不回记忆中那条怎么也走不到头的土路了。
又何止是到外婆家的路，交通越来越迅捷，天涯不复是天涯，海角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车程。我2000年回国的时候还不太觉得，那时候在国内买机票还很不方便，只能托国内的朋友帮忙。后来网络发达起来，随便去哪个网站，买机票，用国际信用卡都可以支付。而现在有了微信支付以后，更是简单方便。距离因为时间的缩短而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回国的频率也因此增加。许多1980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十多年也不回国都不罕见，我到美国是90年代末，第一次回国是三年之后，比起那时候的留学生已经算短的了。而如今，许多人都是每年都要回国，一是要孩子回国学中文，二来也是实在便捷。在国内出行也是方便得很，尤其是这几年高铁像一张密密的网，把大好的河山点点片片都连了起来。北京到天津不过二十分钟，北京到长沙不过七个小时。回想当年从北京回老家，先是坐绿皮火车，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长沙到家乡的小城又是六个小时火车。不过短短二十年，世界已然发生了当年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城市和城市之间，国与国之间，家与国之间，已然近在咫尺。 越是如此，我越是无法明白乡村的被遗弃。大片的乡村被时代，被这个地球村甩到了一个沉寂的角落，慢慢生长，慢慢逝去，慢慢地被遗忘。它们似乎是永远停在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沉醉不醒，慢慢褪色。乡村，是我外婆的家，也是我的家，也同样是很多人根脉最初生长的家园。我看到了城市迅猛地蜕变，然而，我无法释怀乡村的停滞。甚至不只是停滞，而是倒退。
记得作家格非在《望春风》的后记里说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述说乡村了。他十七岁离开了家乡，动手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回了两趟老家，却发现老家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瓦砾，过去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过的路都化作了废墟和野草。我上次回国，去外婆家，特别能感同身受那样的悲凉和哀叹。到处都是破败的老房子。那些村落那么安静，人影稀疏，看到的也只是老人和孩子，极少看到年轻人。田野不复是记忆中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记忆中那里有着最鲜活的蔬菜，紫油油的茄子，金灿灿的黄花菜，黄澄澄的梨子，红黑黑的茨菰，剥开了里面是白嫩嫩的肉。记忆中那里还有热闹的老屋，一屋子的人，冬天的时候一起冲糍粑，夏天的时候在禾塘里乘凉摆龙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姐表弟们，他们又都去了哪里？
城里的月光那么好，可是它照不到乡村的田野。乡村的田野太广袤，广袤得无法分享城里一缕皎洁的月光。没有月光的乡村在一点点枯萎，一点点颓败。面对城市化的浪潮，乡村变得无影无踪。只是在我的记忆里，乡村忽远忽近，悠悠荡荡，却永远不会褪色，那是我最亲近的故土，那是我近在咫尺的家园，珍藏着我童年记忆的家园。那条通向大山的土路，那土路旁边清澈的溪流，千万年地流淌，每一刻都在变换着它的姿态和颜色，那是我再也回不去的乡村。
我父亲八岁的时候成了孤儿。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起他的身世，但是偶然的他会说几句。譬如我中学历史学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说那时候的情形比这惨烈多了。“你爷爷的两个兄弟就是那时候死的。”又比如我们学乡土历史的时候，他会拿起我们的教科书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没有写社教呢？”
这样子慢慢地我们也把他的家事凑齐全了。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保长，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三。秋收起义那年大儿子刚成了家，新娶了媳妇。那天正好他媳妇回了娘家，他带着大弟去镇上赶集。那么巧就碰到了革命军游行，两个人挤进去看热闹，却被认出是保长的儿子。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两个人绑了，游街以后就杀了。我爷爷本也闹着要去镇上，两个哥哥嫌他小，碍事，没带上，反倒捡了一条命。可惜他也不长命，我父亲出生不久他就得了伤寒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改嫁给张木匠。
这个张木匠据说是个命硬的人。我后来看《白鹿原》，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我就想，这不是张木匠嘛。他第一个老婆被马蜂蜇了第二天就死了，第二个老婆是我爷爷的大哥的遗孀，她新婚的老公被群众杀了后不久她就改嫁给张木匠，结果没几年也病死了。我奶奶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她嫁给张木匠以后，生了三个闺女，我的三个姑姑。兰姑，慧姑，秀姑，她们都长得好看。我就想，大约我的奶奶也是好看的。我奶奶再一次怀孕的时候，有一天爬梯子去阁楼里取东西，不小心摔了一大跤，去了医院打了一针说是保胎的，结果不但孩子没保住，连大人的性命也丢了。那一年，我父亲刚满八岁。他说只记得家里闹哄哄的，三个妹妹都在哭。他没有说他有没有哭，我猜他一定是哭了，只不好意思与我们说。张木匠后来又娶了个城里人的小老婆。那时候解放了，不准三妻四妾，小老婆就被休了，然后改嫁给张木匠。那个小老婆据说人也不坏。但是到底也不是亲娘亲爹，周围还有一堆有一半血缘关系或者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我父亲是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没依没靠的一个人讨生活。
据说我爷爷是颇有些才气的，毕竟是保长的儿子，小时候读过私塾的。我父亲说，爷爷二胡拉得特别好，那时候还在镇上的戏台子上演出过，我家里那把二胡就是爷爷传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是得了些真传，也是方圆十几里地的秀才，不仅二胡拉得好，字也写得好，还会在大衣柜门上画百鸟朝凤和富贵花开。那时候，附近乡邻有了红白喜丧事都爱喊他。一来父亲会编对联，写对联，二来他还会打算盘，可以兼做账房先生。我小时候，别人喊他，他总是甩下手里的活拔腿就跑，母亲在他背后大声地呵斥，他只当没有听见。
父亲最风光的时候大概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时期，他称做社教的那个一两年，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事吧。他那时还是单身，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台下是乌泱乌泱的一大片。群众把他们报告团的人当神一样敬，盛情挽留他们留下来做干部——真有留下来的。可是父亲天性单纯，又被热血澎湃的时代冲晕了头，压根想不到要做什么官，还是兴致勃勃地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一场一场地做报告。然而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很快就不搞什么社教了。父亲回到老家种田，而那些留下来的就做了官——乡长甚至是后来的县长。他有时候说起某某某当年还没他讲得好，现在都做了区长了。母亲就开始嘲笑他，骂他蠢，看不准形势。 他也不恼，任母亲说，就像平常任何事情一样。他就是听着，不生气，也不发火。
我家兄弟三个。我初中就开始住校，很少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哥和我都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小弟也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我弟留在了省城，我和我哥都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还是件颇新鲜的事，县里的报纸找到了我们家采访父亲母亲。他们两个拘谨地坐在禾塘的竹凳子上，父亲一开口眼泪就往下淌。母亲坐在旁边，不哭。
我后来接父亲母亲去美国住，他们不习惯，尤其是父亲。我有次带孩子看病，把他也带上了。我们在小单间等医生的时候，父亲抱怨说：“美国看病的房子都这么小。” 我很无语，中国看病的房子是大，可是好多人呢。病人看病是没有隐私的，你说你的病状，满屋子的人都尖着耳朵听。我老婆是个城里人，父母亲第一次来，她就给每个菜盘里加双筷子，说是公筷。 有一次父亲忘了换筷子，我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父亲茫然地看着我。我很想把老婆呵斥一顿，然而我究竟没有，父亲的懦弱像是从空气中传到我这儿。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张木匠家的日子，尽管他从没有跟我们提过。那样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唯有变得懦弱，才能保护自己，只这习惯性的示弱已经深深写在他骨子里，甚至是通过DNA传到我这儿。我悲哀地发现，我在重复父亲，重复父亲的懦弱和隐忍。
父亲住满了六个月马上就走，我心里很内疚，但是我竟然不知道能做什么。父亲回到家就常跟我们提海归的事，说我的中学同学大林学习那么差，复读一年才勉强进入省里的一个二流大学，现在在东莞，做房地产，早发了。“你和你哥也回来吧，国内机会多得是呢。” 我和我哥都不做声。
我去年带着儿子壮壮回国给他做七十大寿，我哥我弟也都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这么多年总算是又聚在一起。我家是在一个小山冲里，在大路上隔一两里地都能看到，可是要绕上一大段路才能走到。我记得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父亲会说一句：“坐稳了！” 然后车子在泥路上一颠一颠地出了山冲。好在后来从大路到家门口的那段泥路改建扩修了，私家车也能开进来了。那天孩子们都跑到老屋里耍，跑上跑下，兴奋得很。我家的老屋很破旧，南方农村典型的青瓦尖屋顶，中间是堂屋，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卧房。厨房还是那种老旧烧柴火的灶台。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田埂上挖水米花，然后捣碎了放在糯米里做糍粑。到了过年我们在灶火上烤糍粑，烤到金灿灿的再撒上白糖，吃起來满口的香甜。我们后来要给他们修新房子。父亲不肯拆老屋，就只好在老屋旁边并排修了一栋新屋。新屋有三层楼，那时候还是附近最高的楼，可是现在也是灰头灰脸，周围好几栋楼都比它高了。那天来了不少人，其实大多是我们兄弟三个的同学来捧场。我们在禾塘里摆了近二十桌，父亲乐呵呵地忙上忙下，看得出很高兴。平日里这两栋大屋子，就他们两个老人住，一定是寂寞得很。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一轮残月挂在天边。父亲看着空荡荡的禾塘，突然跟我儿子说：“壮壮，你要听爷爷拉琴吗？”说着就从大衣柜里找出了他的二胡。壮壮拨弄着二胡，说：“跟我的小提琴有点像呢，也是要拉的。”“是啊，这是中国版的小提琴，等我死了这把琴就给你好不好？”父亲跟壮壮说。“我不要，爷爷不会死的。”父亲笑了，然后他就坐在禾塘的小竹凳上，也不看我们，拉了起来。他拉的是《二泉映月》，调子很悲凉，我小时候听过许多遍，我知道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就会要拉他的二胡。他拉得很入神，我看着他微屈的背影，像一棵被挖空了的老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却紧力地抓着地面。我不知道他这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我站在那儿，心里是月凉如水的凄凉。
【责任编辑】 宁珍志
我上小学时，夏天放了暑假常去外婆家玩。我母亲兄弟姊妹多，除了小舅舅念书进了城，几个舅舅都是留在乡下。记得大舅舅一家是住在外婆的黄土坯的房子的后面，紧连着就是二舅舅家。三舅舅是住在外婆家左边的那一溜卧房里。一大家子，住得团团转。舅舅们孩子也多，我很高兴有很多的表哥表弟表姐表妹和我们玩。除了人多，狗儿猫儿的也多，吃饭的时候在桌子下面窜，骨头一落地，就给叼了去。一派生机勃勃，人丁兴旺的景象。
到了“双抢”的时候，总是几家凑在一起，一家一家收割稻子。大家用打谷机打谷子，接着插晚稻秧。这一阵是农村里最繁劳的一段时间，对孩子们却是欢乐的节日。因着这几天大家都是凑在一起吃饭，菜蔬也因此特别丰盛，又都是现摘的，新鲜可口。而外婆还会去林场里买了鲜肉，肉片炒朝天椒，又香又辣。双抢结束，农闲的空当，人们会去看电影，露天的电影，双面都可以看。我们走好几里地去看电影，远远的就看到好多的人，密密麻麻的，铺满了一整个晒谷子的禾塘。
再后来，舅舅们就都去了广东做农民工，家里只有舅母们和幼小的孩子们，舅舅们赚了钱，家里头开始建房子，土坯房子拆了，修了两层楼的红砖房。渐渐地大家似乎都不怎么种田了，双抢的盛景越发不见了。奇怪家家好像也都不缺饭吃。再后来，舅母们也都跟着进了城，乡下只剩下了外婆外公和孩子们。红砖房也慢慢破旧了，但是也没有人管。舅舅们都进了城，深圳，广州，或者是长沙，不知道什么样的旮旯角落里。他们或者是在工厂的流水线上，或者是在建筑工地上，又或者是做了哪家公司的保安或者门卫，他们成了城市的一员，却是在最靠近地面的一层，尘土一般，被城市的风从一个角落吹到另一个角落。
而在这尘土之上，城里的房子在如梭的岁月里渐渐长高，春笋一般，破土而出。我小时候住在卫生学校的后面，四层高的楼房，每一家都是一样的结构，最简单的田字形结构。田字形的四个格子里各是两间卧房，客厅和厨房。后来公家统一改修，把厨房改成了一间卧房，把厨房移到了阳台。一套房间只有一个卫生间，而且极小，仅容一人。
再后来我上大学时我家搬到了莴家园那边，原先还是比较偏远的地段，很快周围的楼房也多了起来。那里的房子宽敞了一些，有三个卧房，只是还是和原来结构差不太多。再后来我出了国，回到家，家里已经搬到江北了。江北原本是大片的农田，可是修了桥以后很快也热闹起来，现在已然成了繁华地段。家乡的小城就是这样一点点扩展，原来的乡村田野迅速地变成了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在结结实实地变化着，最显著的就是居住环境，城市的高楼越修越高，越修越多。每家每户的房子似乎也是越来越宽敞，装修越来越精致。我记得原先家里都是水泥地。我家在莴家园的房子那时候涂上了时兴的红漆，乡下来的婶婶在门口站着不敢进来，要脱鞋，忙被我妈拦住了。现在的房子里铺的都是木板或者大块的瓷砖，看着特别舒心。一开始房子里都没有热水，慢慢地家家都有了热水器，随时能用上热水。因为隔得远，每回国一次觉得最显眼的便是这居住环境，城市是越来越齐整，越来越舒适了。然而和城市的繁华相对照的就是乡村的衰落。
每次去外婆家，房子却都还是1980年代的红砖房，再不变更。房屋里面老式的描了花鸟图样漆画的木柜，灰黑的厨房和灶台，从未上过漆的老式座椅，依然如故。一切像是沉睡在那个年代，不复醒来。而乡村里似乎只剩了老人和留守的孩子，不，还得加上四处游走的家禽。彩色的花公鸡，麻栗色的老母鸡，似乎给这张黑白老照片上点染了一丝亮色。乡村，已经不再是我记忆中新鲜活泼充满蓬勃活力的绿色乐园，而是变得如此颓败，像是一幅斑驳的旧画，渐渐剥落，露出最原始的底色。
而这其实是让人匪夷所思的，因为连接乡村和城市的交通纽带日益变得便捷。记得小时候去外婆家要坐两个小时的长途班车，下了车，还得走十几里地的土路。从镇上到大山脚下外婆家的村子的一条土路，道路两旁有青幽幽的稻田，有欢快的小溪一路流淌。清澈见底的溪水，和溪水里光滑美丽的鹅卵石让这一路充满了乡村的静谧和纯净，像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般美。那样的一条路，也就一次一次出现在我的文字里，再无法忘怀。后来就通了高速，从城市到乡镇的高速，平坦宽阔。镇上的柏油路也一气儿铺到了村口。回外婆家的路变得如此快捷，我似乎再找不回记忆中那条怎么也走不到头的土路了。
又何止是到外婆家的路，交通越来越迅捷，天涯不复是天涯，海角也不过是几个小时的车程。我2000年回国的时候还不太觉得，那时候在国内买机票还很不方便，只能托国内的朋友帮忙。后来网络发达起来，随便去哪个网站，买机票，用国际信用卡都可以支付。而现在有了微信支付以后，更是简单方便。距离因为时间的缩短而变得不再那么令人生畏，回国的频率也因此增加。许多1980年代的留学生到美国十多年也不回国都不罕见，我到美国是90年代末，第一次回国是三年之后，比起那时候的留学生已经算短的了。而如今，许多人都是每年都要回国，一是要孩子回国学中文，二来也是实在便捷。在国内出行也是方便得很，尤其是这几年高铁像一张密密的网，把大好的河山点点片片都连了起来。北京到天津不过二十分钟，北京到长沙不过七个小时。回想当年从北京回老家，先是坐绿皮火车，近二十个小时的车程，长沙到家乡的小城又是六个小时火车。不过短短二十年，世界已然发生了当年的我们无法想象的变化。城市和城市之间，国与国之间，家与国之间，已然近在咫尺。 越是如此，我越是无法明白乡村的被遗弃。大片的乡村被时代，被这个地球村甩到了一个沉寂的角落，慢慢生长，慢慢逝去，慢慢地被遗忘。它们似乎是永远停在了上个世纪的90年代，沉醉不醒，慢慢褪色。乡村，是我外婆的家，也是我的家，也同样是很多人根脉最初生长的家园。我看到了城市迅猛地蜕变，然而，我无法释怀乡村的停滞。甚至不只是停滞，而是倒退。
记得作家格非在《望春风》的后记里说道，这大概是他最后一次系统地述说乡村了。他十七岁离开了家乡，动手写这部小说是因为回了两趟老家，却发现老家不知去向，只剩下一片瓦砾，过去的人、说话的声音、走过的路都化作了废墟和野草。我上次回国，去外婆家，特别能感同身受那样的悲凉和哀叹。到处都是破败的老房子。那些村落那么安静，人影稀疏，看到的也只是老人和孩子，极少看到年轻人。田野不复是记忆中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记忆中那里有着最鲜活的蔬菜，紫油油的茄子，金灿灿的黄花菜，黄澄澄的梨子，红黑黑的茨菰，剥开了里面是白嫩嫩的肉。记忆中那里还有热闹的老屋，一屋子的人，冬天的时候一起冲糍粑，夏天的时候在禾塘里乘凉摆龙门，那些和我年纪相仿的表姐表弟们，他们又都去了哪里？
城里的月光那么好，可是它照不到乡村的田野。乡村的田野太广袤，广袤得无法分享城里一缕皎洁的月光。没有月光的乡村在一点点枯萎，一点点颓败。面对城市化的浪潮，乡村变得无影无踪。只是在我的记忆里，乡村忽远忽近，悠悠荡荡，却永远不会褪色，那是我最亲近的故土，那是我近在咫尺的家园，珍藏着我童年记忆的家园。那条通向大山的土路，那土路旁边清澈的溪流，千万年地流淌，每一刻都在变换着它的姿态和颜色，那是我再也回不去的乡村。
父亲的二胡
我父亲八岁的时候成了孤儿。
父亲很少跟我们说起他的身世，但是偶然的他会说几句。譬如我中学历史学秋收起义的时候，他看了一眼我们的历史教科书，说那时候的情形比这惨烈多了。“你爷爷的两个兄弟就是那时候死的。”又比如我们学乡土历史的时候，他会拿起我们的教科书翻，然后自言自语地说：“怎么会没有写社教呢？”
这样子慢慢地我们也把他的家事凑齐全了。我的曾祖父是一个保长，三个儿子，一个女儿，我爷爷排行老三。秋收起义那年大儿子刚成了家，新娶了媳妇。那天正好他媳妇回了娘家，他带着大弟去镇上赶集。那么巧就碰到了革命军游行，两个人挤进去看热闹，却被认出是保长的儿子。愤怒的群众当场就把两个人绑了，游街以后就杀了。我爷爷本也闹着要去镇上，两个哥哥嫌他小，碍事，没带上，反倒捡了一条命。可惜他也不长命，我父亲出生不久他就得了伤寒去世了。我奶奶带着我父亲改嫁给张木匠。
这个张木匠据说是个命硬的人。我后来看《白鹿原》，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我就想，这不是张木匠嘛。他第一个老婆被马蜂蜇了第二天就死了，第二个老婆是我爷爷的大哥的遗孀，她新婚的老公被群众杀了后不久她就改嫁给张木匠，结果没几年也病死了。我奶奶是他的第三个老婆，她嫁给张木匠以后，生了三个闺女，我的三个姑姑。兰姑，慧姑，秀姑，她们都长得好看。我就想，大约我的奶奶也是好看的。我奶奶再一次怀孕的时候，有一天爬梯子去阁楼里取东西，不小心摔了一大跤，去了医院打了一针说是保胎的，结果不但孩子没保住，连大人的性命也丢了。那一年，我父亲刚满八岁。他说只记得家里闹哄哄的，三个妹妹都在哭。他没有说他有没有哭，我猜他一定是哭了，只不好意思与我们说。张木匠后来又娶了个城里人的小老婆。那时候解放了，不准三妻四妾，小老婆就被休了，然后改嫁给张木匠。那个小老婆据说人也不坏。但是到底也不是亲娘亲爹，周围还有一堆有一半血缘关系或者毫无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我父亲是在这样的大家庭里，没依没靠的一个人讨生活。
据说我爷爷是颇有些才气的，毕竟是保长的儿子，小时候读过私塾的。我父亲说，爷爷二胡拉得特别好，那时候还在镇上的戏台子上演出过，我家里那把二胡就是爷爷传下来的。我父亲大概是得了些真传，也是方圆十几里地的秀才，不仅二胡拉得好，字也写得好，还会在大衣柜门上画百鸟朝凤和富贵花开。那时候，附近乡邻有了红白喜丧事都爱喊他。一来父亲会编对联，写对联，二来他还会打算盘，可以兼做账房先生。我小时候，别人喊他，他总是甩下手里的活拔腿就跑，母亲在他背后大声地呵斥，他只当没有听见。
父亲最风光的时候大概是在社会主义教育时期，他称做社教的那个一两年，大概是1960年左右的事吧。他那时还是单身，被人邀请到处做报告。台下是乌泱乌泱的一大片。群众把他们报告团的人当神一样敬，盛情挽留他们留下来做干部——真有留下来的。可是父亲天性单纯，又被热血澎湃的时代冲晕了头，压根想不到要做什么官，还是兴致勃勃地一个乡一个乡地跑，一场一场地做报告。然而那个时代什么事情都跟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很快就不搞什么社教了。父亲回到老家种田，而那些留下来的就做了官——乡长甚至是后来的县长。他有时候说起某某某当年还没他讲得好，现在都做了区长了。母亲就开始嘲笑他，骂他蠢，看不准形势。 他也不恼，任母亲说，就像平常任何事情一样。他就是听着，不生气，也不发火。
我家兄弟三个。我初中就开始住校，很少和家里人住在一起。后来我哥和我都考上了北京最好的大学，小弟也上了省城的大学。再后来，我弟留在了省城，我和我哥都出国留学，在那个年代还是件颇新鲜的事，县里的报纸找到了我们家采访父亲母亲。他们两个拘谨地坐在禾塘的竹凳子上，父亲一开口眼泪就往下淌。母亲坐在旁边，不哭。
我后来接父亲母亲去美国住，他们不习惯，尤其是父亲。我有次带孩子看病，把他也带上了。我们在小单间等医生的时候，父亲抱怨说：“美国看病的房子都这么小。” 我很无语，中国看病的房子是大，可是好多人呢。病人看病是没有隐私的，你说你的病状，满屋子的人都尖着耳朵听。我老婆是个城里人，父母亲第一次来，她就给每个菜盘里加双筷子，说是公筷。 有一次父亲忘了换筷子，我老婆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父亲茫然地看着我。我很想把老婆呵斥一顿，然而我究竟没有，父亲的懦弱像是从空气中传到我这儿。我突然想起我父亲在张木匠家的日子，尽管他从没有跟我们提过。那样寄人篱下的日子，他唯有变得懦弱，才能保护自己，只这习惯性的示弱已经深深写在他骨子里，甚至是通过DNA传到我这儿。我悲哀地发现，我在重复父亲，重复父亲的懦弱和隐忍。
父亲住满了六个月马上就走，我心里很内疚，但是我竟然不知道能做什么。父亲回到家就常跟我们提海归的事，说我的中学同学大林学习那么差，复读一年才勉强进入省里的一个二流大学，现在在东莞，做房地产，早发了。“你和你哥也回来吧，国内机会多得是呢。” 我和我哥都不做声。
我去年带着儿子壮壮回国给他做七十大寿，我哥我弟也都回来了，带着他们的孩子。一大家子这么多年总算是又聚在一起。我家是在一个小山冲里，在大路上隔一两里地都能看到，可是要绕上一大段路才能走到。我记得小时候坐在父亲的自行车背后，父亲会说一句：“坐稳了！” 然后车子在泥路上一颠一颠地出了山冲。好在后来从大路到家门口的那段泥路改建扩修了，私家车也能开进来了。那天孩子们都跑到老屋里耍，跑上跑下，兴奋得很。我家的老屋很破旧，南方农村典型的青瓦尖屋顶，中间是堂屋，右边是厨房，左边是卧房。厨房还是那种老旧烧柴火的灶台。我记得小时候父亲会带我们到田埂上挖水米花，然后捣碎了放在糯米里做糍粑。到了过年我们在灶火上烤糍粑，烤到金灿灿的再撒上白糖，吃起來满口的香甜。我们后来要给他们修新房子。父亲不肯拆老屋，就只好在老屋旁边并排修了一栋新屋。新屋有三层楼，那时候还是附近最高的楼，可是现在也是灰头灰脸，周围好几栋楼都比它高了。那天来了不少人，其实大多是我们兄弟三个的同学来捧场。我们在禾塘里摆了近二十桌，父亲乐呵呵地忙上忙下，看得出很高兴。平日里这两栋大屋子，就他们两个老人住，一定是寂寞得很。
那天晚上，客人都走了，一轮残月挂在天边。父亲看着空荡荡的禾塘，突然跟我儿子说：“壮壮，你要听爷爷拉琴吗？”说着就从大衣柜里找出了他的二胡。壮壮拨弄着二胡，说：“跟我的小提琴有点像呢，也是要拉的。”“是啊，这是中国版的小提琴，等我死了这把琴就给你好不好？”父亲跟壮壮说。“我不要，爷爷不会死的。”父亲笑了，然后他就坐在禾塘的小竹凳上，也不看我们，拉了起来。他拉的是《二泉映月》，调子很悲凉，我小时候听过许多遍，我知道他心情好或者不好的时候就会要拉他的二胡。他拉得很入神，我看着他微屈的背影，像一棵被挖空了的老树，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却紧力地抓着地面。我不知道他这次是心情好还是不好，我站在那儿，心里是月凉如水的凄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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