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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光：我们就昨天讨论的主题“雕塑与空间”进行延伸，进一步探讨人文关怀和公共空间的关系问题，下面请北大的张浩达教授主持本次研讨会。
张浩达：谈“人文关怀”，就涉及到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如康德所言的“人类共通感”。既然是人类核心价值观，就无需进一步定义，因为它不受种族、国界、政治制度的影响，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追求真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它们具有普世的价值。认同了以上的定义之后才可能谈文化意义上的、具有特殊性的价值观念，例如：民族习俗、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可能被进一步定义成为某些有自我特点的价值观。
下面请各位自由发表意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杨晓见：如果有一天，我们眼见的物理空间与我们暗恋的精神空间能搭建起更多的对位合拍，现实中立出的就不会是改版的贞节牌坊、鎏金贴银的大花脸、霸道的喝令训斥、厚颜的宣扬标榜。雕塑作品就再不会脱离艺术的高度而沦落为鲜活个体之外的视觉毒素，那些用艺术的幌子堆砌出的浑浊就不再对我们进行人身侵扰。花哨的浩面洗脑也好、堂皇的清胃灌肠也好，它们都是美不能承受的精神绑架。其实生命的完整正托举着精神与身体的并重，环保就实在不只是局限于餐桌上的食品，还有眼见的污秽。艺术家不就是来护卫一个个自由的精神免受损伤、拒绝侮辱、抵制摧残的吗?艺术家的敏锐不难感悟现状，艺术家的真诚必然表露真情。
谭勋：人文关怀本质上体现为对于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它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各种细节，更是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共鸣与温暖。公共空间作为人活动的公共领域，是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人文从字面上理解有文化意义上的对人的支持之意，体现出较为明确的时代气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虽然是以伟大的古文明复兴为导向，但本质上还是自身所处时代的发展结果，带有完全区别于中世纪以前的文化特质。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不应停留在带有传统复古、与时代脱节的伪人文关怀之上，而是需要能够反映当代中国人气质的文化诉求，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因此，在这一语境下的公共空间，必然需要我们有一个文化传承脉络和东方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思考，在这个基础上营造出新公共空间的时代特质。
赵展：我毕业没有几年，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的时间很短，因此面对各位老师时还是觉得自己能力见解都有限。我觉得人文关怀这个话题比较宽泛，而雕塑空间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空间，它同时也应该包括了观者的欣赏空间。
黄丹麾：提出一个话题比较难，它要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商品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商品社会让人文关怀逐渐减少。我们在面对社会时，不由自主地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圈。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中，打造一个城市的名片非常重要，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精神。80年代的时候全社会都有一种人文关怀，它是一种普世价值，现在人文关怀当然是在沦丧，而且人们对于艺术本体的追求也开始淡化。90年代，艺术戴上了一个经济镣铐，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大家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金钱。现在有人提出文化是支柱产业，这个提法我觉得不妥，文化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地方的产业。
孙龙本：雕塑不外乎造型与精神，造型是雕塑本身所具有的，而精神则是附加的。雕塑的空间包括了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雕塑的尺寸与物理空间有关，而人们欣赏雕塑时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空间的存在。人文关怀首先要关怀自己，然后才是关怀社会。
张浩达：非常同意孙龙本的意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不可能左右社会，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干预社会。我说的“干预社会”不是指艺术家去做政治家，而是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他个人的人文情怀，体现出了人类共有的价值思考，而非仅仅停留在体积、空间与形式构成层面的思考，这是问题的关键。
杜国建：我的理解是，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记忆空间和物理活动空间。
杨晓见：其实，所谓的中心只存在于人控的疆界中，往往是得势者的强制。在更大的时空中，它们必然难逃如下的命运：以一时的宠物登场，似新潮的风向路标，随即又成为时尚的弃儿，其结果必然是上台的利用者转瞬之间又成了倒台的牺牲品。
比之凝聚感的中心式，还有一种雕塑的存在，它们默默地闲置为一种避静的点缀。其实这比那些以聚众为能事的存在更具正常性，因为任何局部的中心在更高远的视野中，都还是会落入“零落成泥”的幽密境地。但这样的散漫姿态却是与各路来者的平行并列，它们没有号召欲、中心感、标榜性，也就更有缘去融入无帮无派的周遭万物而与他物和谐共生。
黄丹麾：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信。为什么总是要复古?究其原因，首先就是缺乏这种文化自信。其次，复古也是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为了追求旅游资源，增加GDP。
作为雕塑从业者，人文关怀和公共空间太大，雕塑无非就是两个方面：造型和精神。而其中的空间就包括了公共空间、雕塑本身的空间和心理空间。我们做雕塑是为人服务的，是一个情感类的空间，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人文关怀是雕塑家对自己本身和社会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怀自己。>>张浩达：做这样的论坛或会议的确有难度，因为艺术家必须要强调个性，本质上来讲艺术家只是一个个体。我们将这么多艺术家聚在一起，必须有一个话题将大家的视点聚拢起来，当然，这个话题也不能定得太死，应该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而不是杜撰出来的。
蔡增杰：人文关怀，政府早就提出来了，讲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主旋律，具体说来就是八荣八耻。但是现实中，我们很多雕塑家做的东西很不一致，很多都不是在引导审美和对善的表达。总体来说，民众缺乏的精神也导致我们的创造表面化多样化，实际上有点乱，我希望看到的作品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对于论坛，我听了很多老师的意见，但没有找到答案。比如王中老师的一本书，谈的多是一种现象，表达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些批判之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昨天听一位山西的老师说，大同现在要推倒城市，进行古城复原，台儿庄现在也是在这样做，那么古代的精神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恢复的?这值得思考。
王强：复古这个问题还是博物馆的概念，它并不是公共艺术，比如野口勇提倡用雕塑恢复室外的土地。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应该针对景观本身，而不是做一些博物馆的事情，应该创造一些和人结合起来、和环境结合起来的作品。
杜国建：对于历史文化空间的了解，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我一直在做齐国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此我曾徒步四十多里从上虞走到临淄，就是为了推广传统文化。我是从文化系统调到教育系统的，因此我有一种使命感，想做一项把传统文化从研究机构推广到校园的工程。
黄丹麾：强化文物意识，文化意识。至于山西大同市，我觉得也没必要推倒了重建。现在我们总是在做这样的傻事，比如在崇祯于景山上吊的地方种一棵小树，纪念这位皇帝，这样根本没有必要。政府能不能拿出更多的钱对文化进行整体保护， 打造一流的创作队伍以及如何让现代与传统接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吐界的五百强也有中国海尔之类的民族企业，但中国的文化到底在哪，根本没有答案。此外，要保护好当地的传统文化。
王强：名人像太多了，但没有创新精神。咱们不是不注重文化，但文化需要有一定的引导性和指导性。大家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标杆，但现在做得更多的是博物馆的一些东西。
张浩达：我参加过很多交叉学科的会议，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要了解政治，这个政治是广义的。举个例子，宜家的家具，其实它不是家具，它是北欧的政治，它的设计体现的是北欧的民主政治当中的“民生”，而我们则习惯以形状、色彩、体积或空间作为教学的主体，缺乏“民生”的意识。比如现在的台儿庄，当地的领导能以这样的精神来对待这个工程，在中国已经算不错了，山东人成为游客的主体有一定说明意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我们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才会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我曾在中科院的研究生院讲课，问两百多位研究生，如果一个院士拿着国家的经费为自己的晋升院士活动打广告，这种做法应不应该?很多答卷说从道德上不应该，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可能真的得不到。这类的回答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制度，而个人在其中并不作为。因此，作为艺术家谈人文关怀更应该从自身出发。
宋伟光：我们常常提到的公共性是什么?公共性原本是政治层面所议论的话题，它产生于个体意识的觉醒，社会组织的合理是实现公共性的前提、也是公民权的体现。“公共性”具有约束作用，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其作用就在于；它能够约束以公众为名义而实际上是权利与利益操控下的‘公共艺术’的产生，能够约束艺术自律论下的个人审美意志，并能使之完成于对公共性的体现之中。在公共意识的前提下，我们的艺术家不应仅以个人的视角去指责公共艺术赞助人，其实赞助人或公民也往往在指责艺术家。所以，如何摆正艺术家、公众、赞助人之间的位置是关系到公共艺术是否能够体现“公共性”的问题。
陈绿寿：公共空间是范伟民在武汉谈的题目。里面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艺术品太多了，比如这个台儿庄古城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艺术品，太多了。雕塑空间，回到我们自身，需要像玩古董一样，能够品尝。到底什么是雕塑空间，如果感知都麻木了，就没有谈论雕塑的基础了。我们谈的公共艺术首先是以造型参与其中，它表达的是一种审美意识。国外很多大师其实是考虑到周围最观的，比如说芝加哥中心广场安尼斯·卡普尔的球，就一下把周围的建筑软化了，让人感觉很舒服。
郭秋英：我来自山西，谈一谈山西临汾的天安门。临汾市市长完全把北京的天安门等比例复制过来，后来被曝光，就撤了。它为了建天安门遗址，就把明代的尧庙给毁了，当然这几年又在恢复。这几年，很多县城都在抢文化遗产，比如说临汾旁边一个县这几年就在抢孙悟空的名头。还有山西的平遥，本来是要拆的，因为当时很穷就没有拆。大同是辽京的古都，所以现在大同恢复古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且现在他们的市长都是请的国际上一流的规划师、设计师来设计。还有山西的晋城，有一个宋代的二十八星宿图像，但是没有妥善地保存好。当年钱绍武带领团队六次到山西，考察的就是山西的泥塑和彩塑，这些东西精彩绝伦。
于俊峰：一个论坛想让大家针对一个点来谈，很不可能，尤其听了张浩达先生谈到了一些本质论，而另一位老师说了非本质论，这种碰撞让我们这些做雕塑的为之一亮。我84年学雕塑，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对雕塑空间的兴趣。98年在《雕塑》杂志发表了一个空间的论文，后来又立了雕塑与空间环境的研究项目。我们这是一个小学科，我的课题的中心问题谈的就是雕塑空间问题。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谈空间，都是从实践者的角度来谈的感受，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可能空间这个问题太深也太广，我们可能没法讨论完，但我们希望就着一两次机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人文关怀应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化层面，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处在一个严重的制度化阶段，制度对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制约。公共空间这个事情实际上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只能谈物理层面的东西，却没有能力谈政治方面的问题。
海民：十年在历史长河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雕塑专业委员会已经在这十年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设计师的费用标准等等都已经出台了。尽管政府部门仍然没有出台相关文件，但是我们这样的呼声是有作用的。
滕小松：在昨天的论坛上，几乎所有的专家在谈论雕塑空间时都说到了摩尔。看来，在雕塑空间的发展演变中，摩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点。我们只要把摩尔与他同时代的阿尔普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虽然都注重有机形体的开掘，但摩尔比阿尔普更注重生命体验、人文意蕴和公共意识，因而摩尔在雕塑史上要比阿尔普更有影响、更有名气。摩尔的每一个雕塑形体都充满了诗意，也都潜藏着故事。他的雕塑之形都浸透着丰富的情感。摩尔在拓展雕塑空间时实际上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布朗库西，另一个是贾科梅蒂。布朗库西的雕塑空间基本是往外扩张的，像他的《空中之鸟》，而器科梅蒂的雕塑空间基本上是向内聚合的，像他的《城市广场》。摩尔就以这两个艺术家为参照系发展起了自己的空间理论。摩尔的雕塑空间拓新主要体现在“形而内外”。这个问题如果还要展开下去，可能会更复杂。摩尔的所有雕塑都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意识，他每画一个雕塑草图都要考虑雕塑周围的环境因素。比如他画了平面草图还要做5cm的立体模型、10cm的立体模型、1／4的立体模型和1／2的立体模型。如果设计稿放大后在具体环境里不行，那么还要重做，这和我们一般的的雕塑家仅仅以效果图为主很不一样。由此展开，摩尔雕塑空间的公共性也特别强。严格说来，“公共性”这一概念是在18世纪启蒙意识强盛之后才真正地突显出来，但宽泛地说，公共空间就是在古代的城市乃至农村也还是被人看重的。英国的学者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把城市的发展阶段对应为三种身体器官：第一个阶段是“声音和眼睛的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心脏运动”；第三阶段是“动脉与静脉”。市民身体的感觉实际上是要纳入城市空间中的。同理，市民的体验也都要纳入城市雕塑空间里面来。比如欧洲古代的体育馆作为～个公共场所总是被置于人体的需要之中，人们站在雅典的竞技场里面，可以听到各种声音，也可以看到周围的人群，这就考虑到了人类身体的需求。摩尔的雕塑空间所具有的场所意识对我们当代城市雕塑建设来说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杨晓见：在雕塑的众多用场中，有门墩的迎面招呼、照壁的躬亲引领、墓碑的深情惦念、神龛的内省投射。
其中的神龛似最有中心的凝聚力，本来，只要它还安放在各自家门的避静之处，就的确能慰藉出许多深重的自语，就只是一种自重自爱的回归。但是，一旦搬进了庙门，香火就会在热闹中乌合出群情激昂，就要为一个“头柱香”抢道争位，你攀我比出些香柱的高低长短，于是朝拜就变成r对粗大细小的疯狂计较，原本拥有的内在中心也就完全演变为一种外在的显摆：引人注目的夸耀、遮掩自己耳目的一派造势。如此论来，似乎聚众的中心都有搅乱人心的功效?的确，宁静才能致远，煽动出的情绪似疯癫的游魂，即便那样的狂欢，甚至也有在人类的史册中留下许多难忘，但巨变的倾情合作和英勇牺牲是四肢健全、体格完备的人民大众，可惜那一团、一帮、一代都太抽象了，只会在流行的大合唱中狂叫乱嚎，以至于自我中心蜕的认可和提倡在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都甚多甚，“。一尊挺立在人群中心比手划脚的活菩萨需要多少拥趸?抽空自我的痴迷在前赴后继中永无停息，这全都是因为，不为真艺术品开悟的盲从者实在太多了。
张浩达：在学术性的交流讨论中，要注意概念使用的严谨性。大众媒体传播使用的是口语化语言，而在学术活动则要注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样才容易确定讨论的范围，而学术性论文则要使用文本语言，遵守学术规范。与大众传播比较，这是不同的语境和语言体系，从论坛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些作者还需要加强学术训练。今天研讨会的气氛很好，希望我们下次再见面时，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
张浩达：谈“人文关怀”，就涉及到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如康德所言的“人类共通感”。既然是人类核心价值观，就无需进一步定义，因为它不受种族、国界、政治制度的影响，它是人类共同的追求：追求真理、民主、自由、平等和人权，它们具有普世的价值。认同了以上的定义之后才可能谈文化意义上的、具有特殊性的价值观念，例如：民族习俗、国家制度、意识形态等等，它们可能被进一步定义成为某些有自我特点的价值观。
下面请各位自由发表意见，希望大家畅所欲言。
杨晓见：如果有一天，我们眼见的物理空间与我们暗恋的精神空间能搭建起更多的对位合拍，现实中立出的就不会是改版的贞节牌坊、鎏金贴银的大花脸、霸道的喝令训斥、厚颜的宣扬标榜。雕塑作品就再不会脱离艺术的高度而沦落为鲜活个体之外的视觉毒素，那些用艺术的幌子堆砌出的浑浊就不再对我们进行人身侵扰。花哨的浩面洗脑也好、堂皇的清胃灌肠也好，它们都是美不能承受的精神绑架。其实生命的完整正托举着精神与身体的并重，环保就实在不只是局限于餐桌上的食品，还有眼见的污秽。艺术家不就是来护卫一个个自由的精神免受损伤、拒绝侮辱、抵制摧残的吗?艺术家的敏锐不难感悟现状，艺术家的真诚必然表露真情。
谭勋：人文关怀本质上体现为对于人自身的终极关怀，它表现在各个方面，不仅在于物质生活的各种细节，更是体现在精神层面的共鸣与温暖。公共空间作为人活动的公共领域，是人文关怀的集中体现。人文从字面上理解有文化意义上的对人的支持之意，体现出较为明确的时代气息。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关怀，虽然是以伟大的古文明复兴为导向，但本质上还是自身所处时代的发展结果，带有完全区别于中世纪以前的文化特质。同样的道理，我们今天所提倡的人文关怀，不应停留在带有传统复古、与时代脱节的伪人文关怀之上，而是需要能够反映当代中国人气质的文化诉求，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气息。因此，在这一语境下的公共空间，必然需要我们有一个文化传承脉络和东方文化精神层面上的问题思考，在这个基础上营造出新公共空间的时代特质。
赵展：我毕业没有几年，从学生到老师的身份转变的时间很短，因此面对各位老师时还是觉得自己能力见解都有限。我觉得人文关怀这个话题比较宽泛，而雕塑空间不仅仅是作品本身的空间，它同时也应该包括了观者的欣赏空间。
黄丹麾：提出一个话题比较难，它要求理论必须联系实际。商品社会是一把双刃剑，商品社会让人文关怀逐渐减少。我们在面对社会时，不由自主地已经进入了一个利益圈。在这个大的社会背景中，打造一个城市的名片非常重要，每个城市都要有自己的精神。80年代的时候全社会都有一种人文关怀，它是一种普世价值，现在人文关怀当然是在沦丧，而且人们对于艺术本体的追求也开始淡化。90年代，艺术戴上了一个经济镣铐，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收藏家，大家都在想办法让自己的作品变成金钱。现在有人提出文化是支柱产业，这个提法我觉得不妥，文化不可能支撑起一个地方的产业。
孙龙本：雕塑不外乎造型与精神，造型是雕塑本身所具有的，而精神则是附加的。雕塑的空间包括了物理空间和精神空间，雕塑的尺寸与物理空间有关，而人们欣赏雕塑时会意识到这种精神空间的存在。人文关怀首先要关怀自己，然后才是关怀社会。
张浩达：非常同意孙龙本的意见，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个体，不可能左右社会，我们首先要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谈干预社会。我说的“干预社会”不是指艺术家去做政治家，而是艺术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体现出了他个人的人文情怀，体现出了人类共有的价值思考，而非仅仅停留在体积、空间与形式构成层面的思考，这是问题的关键。
杜国建：我的理解是，城市空间包括城市记忆空间和物理活动空间。
杨晓见：其实，所谓的中心只存在于人控的疆界中，往往是得势者的强制。在更大的时空中，它们必然难逃如下的命运：以一时的宠物登场，似新潮的风向路标，随即又成为时尚的弃儿，其结果必然是上台的利用者转瞬之间又成了倒台的牺牲品。
比之凝聚感的中心式，还有一种雕塑的存在，它们默默地闲置为一种避静的点缀。其实这比那些以聚众为能事的存在更具正常性，因为任何局部的中心在更高远的视野中，都还是会落入“零落成泥”的幽密境地。但这样的散漫姿态却是与各路来者的平行并列，它们没有号召欲、中心感、标榜性，也就更有缘去融入无帮无派的周遭万物而与他物和谐共生。
黄丹麾：我们要有一种文化自信。为什么总是要复古?究其原因，首先就是缺乏这种文化自信。其次，复古也是吸引眼球的一种方式，为了追求旅游资源，增加GDP。
作为雕塑从业者，人文关怀和公共空间太大，雕塑无非就是两个方面：造型和精神。而其中的空间就包括了公共空间、雕塑本身的空间和心理空间。我们做雕塑是为人服务的，是一个情感类的空间，我们应该允许不同的声音出现。人文关怀是雕塑家对自己本身和社会的关怀，而不仅仅是关怀自己。>>张浩达：做这样的论坛或会议的确有难度，因为艺术家必须要强调个性，本质上来讲艺术家只是一个个体。我们将这么多艺术家聚在一起，必须有一个话题将大家的视点聚拢起来，当然，这个话题也不能定得太死，应该是大家都在关注的话题，而不是杜撰出来的。
蔡增杰：人文关怀，政府早就提出来了，讲的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弘扬主旋律，具体说来就是八荣八耻。但是现实中，我们很多雕塑家做的东西很不一致，很多都不是在引导审美和对善的表达。总体来说，民众缺乏的精神也导致我们的创造表面化多样化，实际上有点乱，我希望看到的作品多一些主旋律的东西。对于论坛，我听了很多老师的意见，但没有找到答案。比如王中老师的一本书，谈的多是一种现象，表达一种批判的态度。但这些批判之后，我们该怎么做，我还没有找到答案。昨天听一位山西的老师说，大同现在要推倒城市，进行古城复原，台儿庄现在也是在这样做，那么古代的精神是不是我们今天要恢复的?这值得思考。
王强：复古这个问题还是博物馆的概念，它并不是公共艺术，比如野口勇提倡用雕塑恢复室外的土地。所以我觉得公共艺术应该针对景观本身，而不是做一些博物馆的事情，应该创造一些和人结合起来、和环境结合起来的作品。
杜国建：对于历史文化空间的了解，一定要到现场去看。我一直在做齐国文化艺术的研究，为此我曾徒步四十多里从上虞走到临淄，就是为了推广传统文化。我是从文化系统调到教育系统的，因此我有一种使命感，想做一项把传统文化从研究机构推广到校园的工程。
黄丹麾：强化文物意识，文化意识。至于山西大同市，我觉得也没必要推倒了重建。现在我们总是在做这样的傻事，比如在崇祯于景山上吊的地方种一棵小树，纪念这位皇帝，这样根本没有必要。政府能不能拿出更多的钱对文化进行整体保护， 打造一流的创作队伍以及如何让现代与传统接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吐界的五百强也有中国海尔之类的民族企业，但中国的文化到底在哪，根本没有答案。此外，要保护好当地的传统文化。
王强：名人像太多了，但没有创新精神。咱们不是不注重文化，但文化需要有一定的引导性和指导性。大家代表的应该是一种标杆，但现在做得更多的是博物馆的一些东西。
张浩达：我参加过很多交叉学科的会议，一个最大的感受是，我们要了解政治，这个政治是广义的。举个例子，宜家的家具，其实它不是家具，它是北欧的政治，它的设计体现的是北欧的民主政治当中的“民生”，而我们则习惯以形状、色彩、体积或空间作为教学的主体，缺乏“民生”的意识。比如现在的台儿庄，当地的领导能以这样的精神来对待这个工程，在中国已经算不错了，山东人成为游客的主体有一定说明意义。历史上的许多东西我们要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去看才会有一个宏观的把握。我曾在中科院的研究生院讲课，问两百多位研究生，如果一个院士拿着国家的经费为自己的晋升院士活动打广告，这种做法应不应该?很多答卷说从道德上不应该，但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你就可能真的得不到。这类的回答说明了一个问题：我们很容易把所有问题都推给制度，而个人在其中并不作为。因此，作为艺术家谈人文关怀更应该从自身出发。
宋伟光：我们常常提到的公共性是什么?公共性原本是政治层面所议论的话题，它产生于个体意识的觉醒，社会组织的合理是实现公共性的前提、也是公民权的体现。“公共性”具有约束作用，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指出“其作用就在于；它能够约束以公众为名义而实际上是权利与利益操控下的‘公共艺术’的产生，能够约束艺术自律论下的个人审美意志，并能使之完成于对公共性的体现之中。在公共意识的前提下，我们的艺术家不应仅以个人的视角去指责公共艺术赞助人，其实赞助人或公民也往往在指责艺术家。所以，如何摆正艺术家、公众、赞助人之间的位置是关系到公共艺术是否能够体现“公共性”的问题。
陈绿寿：公共空间是范伟民在武汉谈的题目。里面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公共艺术品太多了，比如这个台儿庄古城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艺术品，太多了。雕塑空间，回到我们自身，需要像玩古董一样，能够品尝。到底什么是雕塑空间，如果感知都麻木了，就没有谈论雕塑的基础了。我们谈的公共艺术首先是以造型参与其中，它表达的是一种审美意识。国外很多大师其实是考虑到周围最观的，比如说芝加哥中心广场安尼斯·卡普尔的球，就一下把周围的建筑软化了，让人感觉很舒服。
郭秋英：我来自山西，谈一谈山西临汾的天安门。临汾市市长完全把北京的天安门等比例复制过来，后来被曝光，就撤了。它为了建天安门遗址，就把明代的尧庙给毁了，当然这几年又在恢复。这几年，很多县城都在抢文化遗产，比如说临汾旁边一个县这几年就在抢孙悟空的名头。还有山西的平遥，本来是要拆的，因为当时很穷就没有拆。大同是辽京的古都，所以现在大同恢复古都，是有历史渊源的，而且现在他们的市长都是请的国际上一流的规划师、设计师来设计。还有山西的晋城，有一个宋代的二十八星宿图像，但是没有妥善地保存好。当年钱绍武带领团队六次到山西，考察的就是山西的泥塑和彩塑，这些东西精彩绝伦。
于俊峰：一个论坛想让大家针对一个点来谈，很不可能，尤其听了张浩达先生谈到了一些本质论，而另一位老师说了非本质论，这种碰撞让我们这些做雕塑的为之一亮。我84年学雕塑，从那时开始就产生了对雕塑空间的兴趣。98年在《雕塑》杂志发表了一个空间的论文，后来又立了雕塑与空间环境的研究项目。我们这是一个小学科，我的课题的中心问题谈的就是雕塑空间问题。我们从艺术的角度来谈空间，都是从实践者的角度来谈的感受，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启发。可能空间这个问题太深也太广，我们可能没法讨论完，但我们希望就着一两次机会得到一些新的启示。人文关怀应该是两个部分，一个是文化层面，在这个文化当中，我们处在一个严重的制度化阶段，制度对我们的文化有很大的制约。公共空间这个事情实际上比较复杂，我们现在只能谈物理层面的东西，却没有能力谈政治方面的问题。
海民：十年在历史长河上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雕塑专业委员会已经在这十年中起到了一些作用，比如设计师的费用标准等等都已经出台了。尽管政府部门仍然没有出台相关文件，但是我们这样的呼声是有作用的。
滕小松：在昨天的论坛上，几乎所有的专家在谈论雕塑空间时都说到了摩尔。看来，在雕塑空间的发展演变中，摩尔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结点。我们只要把摩尔与他同时代的阿尔普做一下比较就会发现：他们虽然都注重有机形体的开掘，但摩尔比阿尔普更注重生命体验、人文意蕴和公共意识，因而摩尔在雕塑史上要比阿尔普更有影响、更有名气。摩尔的每一个雕塑形体都充满了诗意，也都潜藏着故事。他的雕塑之形都浸透着丰富的情感。摩尔在拓展雕塑空间时实际上有两个参照系：一个是布朗库西，另一个是贾科梅蒂。布朗库西的雕塑空间基本是往外扩张的，像他的《空中之鸟》，而器科梅蒂的雕塑空间基本上是向内聚合的，像他的《城市广场》。摩尔就以这两个艺术家为参照系发展起了自己的空间理论。摩尔的雕塑空间拓新主要体现在“形而内外”。这个问题如果还要展开下去，可能会更复杂。摩尔的所有雕塑都有非常强烈的公共意识，他每画一个雕塑草图都要考虑雕塑周围的环境因素。比如他画了平面草图还要做5cm的立体模型、10cm的立体模型、1／4的立体模型和1／2的立体模型。如果设计稿放大后在具体环境里不行，那么还要重做，这和我们一般的的雕塑家仅仅以效果图为主很不一样。由此展开，摩尔雕塑空间的公共性也特别强。严格说来，“公共性”这一概念是在18世纪启蒙意识强盛之后才真正地突显出来，但宽泛地说，公共空间就是在古代的城市乃至农村也还是被人看重的。英国的学者桑内特在《肉体与石头——西方文明中的身体与城市》中把城市的发展阶段对应为三种身体器官：第一个阶段是“声音和眼睛的力量”；第二个阶段是“心脏运动”；第三阶段是“动脉与静脉”。市民身体的感觉实际上是要纳入城市空间中的。同理，市民的体验也都要纳入城市雕塑空间里面来。比如欧洲古代的体育馆作为～个公共场所总是被置于人体的需要之中，人们站在雅典的竞技场里面，可以听到各种声音，也可以看到周围的人群，这就考虑到了人类身体的需求。摩尔的雕塑空间所具有的场所意识对我们当代城市雕塑建设来说具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杨晓见：在雕塑的众多用场中，有门墩的迎面招呼、照壁的躬亲引领、墓碑的深情惦念、神龛的内省投射。
其中的神龛似最有中心的凝聚力，本来，只要它还安放在各自家门的避静之处，就的确能慰藉出许多深重的自语，就只是一种自重自爱的回归。但是，一旦搬进了庙门，香火就会在热闹中乌合出群情激昂，就要为一个“头柱香”抢道争位，你攀我比出些香柱的高低长短，于是朝拜就变成r对粗大细小的疯狂计较，原本拥有的内在中心也就完全演变为一种外在的显摆：引人注目的夸耀、遮掩自己耳目的一派造势。如此论来，似乎聚众的中心都有搅乱人心的功效?的确，宁静才能致远，煽动出的情绪似疯癫的游魂，即便那样的狂欢，甚至也有在人类的史册中留下许多难忘，但巨变的倾情合作和英勇牺牲是四肢健全、体格完备的人民大众，可惜那一团、一帮、一代都太抽象了，只会在流行的大合唱中狂叫乱嚎，以至于自我中心蜕的认可和提倡在古今中外的成功案例都甚多甚，“。一尊挺立在人群中心比手划脚的活菩萨需要多少拥趸?抽空自我的痴迷在前赴后继中永无停息，这全都是因为，不为真艺术品开悟的盲从者实在太多了。
张浩达：在学术性的交流讨论中，要注意概念使用的严谨性。大众媒体传播使用的是口语化语言，而在学术活动则要注意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这样才容易确定讨论的范围，而学术性论文则要使用文本语言，遵守学术规范。与大众传播比较，这是不同的语境和语言体系，从论坛提交的论文来看，有些作者还需要加强学术训练。今天研讨会的气氛很好，希望我们下次再见面时，就一个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研讨会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