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66—1977年
如果你在此时上中学，你要学工、学农、学军，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号召下，下乡劳动。你的语文课，或许是田间地头的一堂堂“自修课”。
1970年7月从杭州机床厂五七中学（现杭州清河中学）初中毕业，同年11月分配到萧山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三营十二连，參加围垦海涂和农业生产劳动。1979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杭州第十四中学任英语教师至退休。
记得1966年我小学毕业，停课了两年，到了1968年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我读了初中。那时候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真正坐在课堂里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但新的课本还没有编写出来，我们学的知识也根据形势临时决定，少得可怜。记得语文课的“课本”是毛主席诗词，上课时老师挑选其中一篇，给我们讲解分析一下内容和格律，然后让我们按所学诗词的格律来写一首歌颂“教学改革”的诗歌。1970年初中毕业，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号召下，我被分配到萧山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接受再教育。
在那个年代，我想读、想学一些东西也是无门的，只能自学。记得当时自学过素描、速写，练过毛笔字，读过中草药书，学过针灸，还练过珠算和学做裁剪、缝纫衣裤。然而，在那段时间我更多的还是喜欢读书，可以说，我的“语文课”是一堂堂的“阅读自修课”。
字典、词典本是工具书，我把它们当书来读
记得有一次到萧山新湾镇上，我走进新华书店，看到柜台里有《新华字典》，就想买一本看看，但手头钱不够，就想到用粮票去换钱。我记得当时粮票最值钱时曾达到3毛钱1斤，《新华字典》是1元钱，为了买字典我卖掉了手中为数不多的几斤粮票。把字典买回来后，我每天有空时就看上几页，从头到尾把这本字典读了一遍。
还有一次，我借得一本厚厚的《新知识词典》。这是一本对社会科学、哲学、逻辑、心理学、文学理论、伦理道德等的术语、词条进行解释的工具书，我也把它从头读到尾，还做了许多摘录。
字典、词典本是工具书，我竟然把它们当书来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有些不可思议，就好像你还没有“米”的时候，却在不时地去洗那煮米的锅子，等着有“米”下锅。庆幸的是我等到了那个日子，在后来有书读的日子里，虽然在阅读中会碰上读不出音的字，但很少有我不知道意思的。
在那些岁月里，能逮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除了工具书，我的“阅读课”还读些什么呢？我读过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给我的生活观带来了很大影响。我从家里带去一本鲁迅的《朝花夕拾》，一不小心就被人“借”走了。我也把我妈早年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偷偷带去，看完偷偷带回。1974年，特强台风加钱塘江大潮冲垮了围垦大堤，大家撤回老家。待在家里的那几个月，我读了从邻居家借来的屠格涅夫的《春潮》、托尔斯泰的《复活》，看了我爸的藏书《西厢记》《儒林外史》和《东周列国志》。由于没有古文功底，《东周列国志》里一些内容我似懂非懂。总之，在那些岁月里，能逮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包括那时流传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
人是有思想的，只要多读书，眼界就会开阔，思想就会丰满起来。我在兵团（后改为农场）时常常考虑一个问题：我的一生就这样在那里度过？读了书以后，我知道生活应该是多彩的，人生应该是丰富的，思想应该是开阔的，人生的价值随着知识的积累也会发生变化。
“阅读自修”不但丰富了我的思想，更是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一次，我借到一本《中国文学》，其中有篇文章讲毛泽东50多岁了，夜晚还在中南海的路灯下，大声朗读英语。读到此番情景，我就想，他50多岁还要学英语，我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学学看呢？自学英语就从那时候开始。当然，在自学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经历许多曲折。当时，我绝不会想到将来会考上大学的外语系。
1978年5月，我结束八年下乡生活回到老家，第二年我决定参加高考。记得那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要求考生把一篇题为《第二次考试》的文章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电台广播中偶然听过，所以改写起来很顺手。而高考政治卷的第2题讲的是上级指示某农村的生产大队拔掉地里的黄豆改种早稻，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要求我们简要说明这件事情包含的哲学道理。巧的是《人民日报》上刊登过这件事，也做了分析、评论，我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答题就又轻而易举了。因为下乡离开家乡多年，不想再离开了，我就报了杭州师范学院，最终被外语系录取。
一堂堂“阅读自修课”形成了知识的积累，一旦遇上机会它们便改变了我的人生，当了教师，教书育人，人生的价值因读书、学习而改变。所以在人的一生中，不管何时都该多读点书。
如果你在此时上中学，你要学工、学农、学军，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号召下，下乡劳动。你的语文课，或许是田间地头的一堂堂“自修课”。
1970年7月从杭州机床厂五七中学（现杭州清河中学）初中毕业，同年11月分配到萧山浙江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八团三营十二连，參加围垦海涂和农业生产劳动。1979年考入杭州师范学院（现杭州师范大学），毕业后在杭州第十四中学任英语教师至退休。
记得1966年我小学毕业，停课了两年，到了1968年在“复课闹革命”的指示下，我读了初中。那时候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学生以学工、学农、学军为主，真正坐在课堂里学习文化知识的时间只有一个学期，但新的课本还没有编写出来，我们学的知识也根据形势临时决定，少得可怜。记得语文课的“课本”是毛主席诗词，上课时老师挑选其中一篇，给我们讲解分析一下内容和格律，然后让我们按所学诗词的格律来写一首歌颂“教学改革”的诗歌。1970年初中毕业，在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指示号召下，我被分配到萧山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工作，接受再教育。
在那个年代，我想读、想学一些东西也是无门的，只能自学。记得当时自学过素描、速写，练过毛笔字，读过中草药书，学过针灸，还练过珠算和学做裁剪、缝纫衣裤。然而，在那段时间我更多的还是喜欢读书，可以说，我的“语文课”是一堂堂的“阅读自修课”。
字典、词典本是工具书，我把它们当书来读
记得有一次到萧山新湾镇上，我走进新华书店，看到柜台里有《新华字典》，就想买一本看看，但手头钱不够，就想到用粮票去换钱。我记得当时粮票最值钱时曾达到3毛钱1斤，《新华字典》是1元钱，为了买字典我卖掉了手中为数不多的几斤粮票。把字典买回来后，我每天有空时就看上几页，从头到尾把这本字典读了一遍。
还有一次，我借得一本厚厚的《新知识词典》。这是一本对社会科学、哲学、逻辑、心理学、文学理论、伦理道德等的术语、词条进行解释的工具书，我也把它从头读到尾，还做了许多摘录。
字典、词典本是工具书，我竟然把它们当书来读，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是有些不可思议，就好像你还没有“米”的时候，却在不时地去洗那煮米的锅子，等着有“米”下锅。庆幸的是我等到了那个日子，在后来有书读的日子里，虽然在阅读中会碰上读不出音的字，但很少有我不知道意思的。
在那些岁月里，能逮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
除了工具书，我的“阅读课”还读些什么呢？我读过苏联小说《你到底要什么》，这本书给我的生活观带来了很大影响。我从家里带去一本鲁迅的《朝花夕拾》，一不小心就被人“借”走了。我也把我妈早年买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偷偷带去，看完偷偷带回。1974年，特强台风加钱塘江大潮冲垮了围垦大堤，大家撤回老家。待在家里的那几个月，我读了从邻居家借来的屠格涅夫的《春潮》、托尔斯泰的《复活》，看了我爸的藏书《西厢记》《儒林外史》和《东周列国志》。由于没有古文功底，《东周列国志》里一些内容我似懂非懂。总之，在那些岁月里，能逮着什么书就读什么书，包括那时流传的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
人是有思想的，只要多读书，眼界就会开阔，思想就会丰满起来。我在兵团（后改为农场）时常常考虑一个问题：我的一生就这样在那里度过？读了书以后，我知道生活应该是多彩的，人生应该是丰富的，思想应该是开阔的，人生的价值随着知识的积累也会发生变化。
“阅读自修”不但丰富了我的思想，更是直接改变了我的人生
有一次，我借到一本《中国文学》，其中有篇文章讲毛泽东50多岁了，夜晚还在中南海的路灯下，大声朗读英语。读到此番情景，我就想，他50多岁还要学英语，我这么年轻为什么不去学学看呢？自学英语就从那时候开始。当然，在自学的道路上也遇到不少困难，经历许多曲折。当时，我绝不会想到将来会考上大学的外语系。
1978年5月，我结束八年下乡生活回到老家，第二年我决定参加高考。记得那年的高考语文作文题是要求考生把一篇题为《第二次考试》的文章改写为《陈伊玲的故事》。这个故事我在电台广播中偶然听过，所以改写起来很顺手。而高考政治卷的第2题讲的是上级指示某农村的生产大队拔掉地里的黄豆改种早稻，做违背客观规律的事，要求我们简要说明这件事情包含的哲学道理。巧的是《人民日报》上刊登过这件事，也做了分析、评论，我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答题就又轻而易举了。因为下乡离开家乡多年，不想再离开了，我就报了杭州师范学院，最终被外语系录取。
一堂堂“阅读自修课”形成了知识的积累，一旦遇上机会它们便改变了我的人生，当了教师，教书育人，人生的价值因读书、学习而改变。所以在人的一生中，不管何时都该多读点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