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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联手偷了两棵桂花树，结果患上恐惧症。听说桂花树的主人向公安机关报了案，急忙找人牵线搭桥，一番协商后，10万元换回了受害人的免罪承诺。然而，几个月后，偷树的两人依然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免刑不免罪，两人觉得亏大了，一怒之下，把桂花树的主人告上了法庭。
偷了两棵桂花树，罪耶？非耶？
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园林花木，浏阳离长沙不远，在这里承包一块山地，栽种园林花木，肯定大有市场。长沙市雨花区的袁志强很有经济头脑，他来到浏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商机。这块山地原来就选好了，价钱也基本谈妥，袁志强今天的任务，是签订承包协议。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当天下午，袁志强与浏阳市当地村民唐宁山的手握到了一起，他们签订了承包协议，袁志强承包了唐宁山的一块山地，准备用这块山地栽植桂花树等林木。
做好承包山地前期工作之后，袁志强把林木的栽植事宜全部委托给赵军奇，他则当起了甩手掌柜。时间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着，恍然间便到了2009年。这六七年里，经过赵军奇的精心打理，袁志强承包的这块山坡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尤其是山上栽的桂花树长势喜人，一到8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这几年来，长沙城市发展高速前进，园林花木的行情也一路看涨，袁志强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就拿这桂花树来说吧，市场上是按胸径估价的，胸径20至30厘米的树，它的价值不是以千元，而是以万元来计算。这么一算，那一株株的桂花树简直就是一棵棵摇钱树。
看着这一山林木，有人心动了，打起了歪主意。动了歪心思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地的发包人唐宁山。唐宁山见袁志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9月，唐宁山与本村朱昭辉喝酒时发起了牢骚，提议挖两棵桂花树卖掉。唐宁山的提议得到朱昭辉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林木无人看管，唐宁山和朱昭辉携带锄头等工具，对早已瞄好的两棵桂花树下了手。
偷来的两棵桂花树，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出手，每人分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钱，心里都喜滋滋的。然而，这快乐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便被烦恼替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桂花树被盗后，赵军奇到派出所报了案。
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挖树的时候，他们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进行的。何况，要连根刨两棵胸径不小的桂花树，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要把这两棵桂花树运走卖掉，更不可能避人耳目。因此，警察只要顺藤摸瓜，不用费多大的工夫就能找到他们。本来，在农村，谁家的责任山丢了一两棵树，那是经常的事，山主一般也就是骂几句，骂完之后了事，很少有报案的，因此，在商量挖树的时候，两人没想那么多。现在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怎么办？是坐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还是主动地想想办法，唐宁山和朱昭辉一番商量后，选择了后者。
10万元买来免罪承诺
2009年9月中旬，唐宁山和朱昭辉找到当地村民徐锋，由他当中间人，与赵军奇沟通协商。二人表示愿意赔偿袁志强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袁志强要谅解他们，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徐锋爽快地答应了唐宁山的要求，随即拨通了赵军奇的电话。
接了徐锋的电话，听说“偷树贼”主动找上门，还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赵军奇很是高兴。在中间人徐锋的提议下，赵军奇、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坐到了一起，平等自愿地协商赔偿事宜。唐宁山、朱昭辉愿意赔，对于赵军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个愿意赔偿，一个接受赔偿，协商的关键就只有一点——赔偿的数额。
唐宁山和朱昭辉当然希望赔偿越少越好，赵军奇呢，正好相反，赔偿款是多多益善。赵军奇知道，唐宁山等二人上门协商，证明他们怕坐牢，说明协商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在这场博弈中，赵军奇始终占据着优势。最终，唐宁山和朱昭辉答应赔偿10万元，赵军奇将情况告知袁志强后，表达了袁志强的意思，同意这个赔偿数额，并承诺不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唐宁山遵守诺言，将10万元现金通过银行汇到了袁志强账户上。亲眼见到唐宁山汇款后，赵军奇打下收条：“今收到××乡××村村民唐宁山赔偿两棵桂花树款项共计拾万元整。”唐宁山看了收条后，又要赵军奇在收条上特别注明“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我方保证不再就此事追究唐宁山方一切责任，此事到此结清”。随后，唐宁山把收条收好，在他看来，袁志强、赵军奇的口头承诺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这不仅仅是一份收条，而是他和朱昭辉的“免罪符”，有了它，他们将逃过刑事处罚。
然而，这“免罪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由于赵军奇此前已经报案，公安机关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们达成了协议而停顿下来。公安民警多次上门，虽然没有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唐宁山和朱昭辉还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两人屡屡催促赵军奇、袁志强履行免罪承诺。赵军奇和袁志强并没有闲着，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天，赵军奇来到镇派出所作证，主动作出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月底，袁志强亲自来到镇公安派出所，再一次央求公安机关对唐宁山和朱昭辉宽大处理。
兜里揣着受害人放弃追究一切责任的“免罪符”，受害人还先后两次到派出所为他们求情，公安机关会放他们一马吗？
公安机关只是将这一切记录在案，随后把案卷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则以唐宁山和朱昭辉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请求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刑事责任。2009年12月，瀏阳市人民法院认定唐宁山和朱昭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考虑到案发后主动投案，并赔偿失主的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盗窃罪判处唐宁山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朱昭辉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
免刑不免罪，10万退不退？
因为判处了缓刑，唐宁山和朱昭辉不用去监狱服刑，不过，两人都不满意，他们追求的不是不坐牢，而是不定罪，想想花10万元买来“免罪符”却免不了罪，他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说盗窃的桂花树得赔，可那两棵桂花树虽然值钱，也达不到10万元的价值，特别是得知浏阳市价格认证中心 曾经受公安机关委托，对两棵桂花树价值进行价格鉴定，得出两棵桂花树价值为3.7万元的鉴定结论后，两人更觉得亏了。
唐宁山和朱昭辉于是去找袁志强和赵军奇协商，几个回合之后，袁志强和赵军奇一点儿也不松口：打官司随便，要退钱甭想。协商的路堵死了，要挽回损失，唐宁山和朱昭辉便只剩下华山一条道——打官司。
2010年7月，唐宁山和朱昭辉向雨花区法院提起诉讼，把袁志强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由袁志强返还10万元。
袁志强则认为，唐宁山和朱昭辉所盗窃的两棵桂花树市值在9万多元，与10万元的赔偿额相差无几。唐宁山和朱昭辉违背诚信，过河拆桥，其诉讼主张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公平正义，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的诉求和被告的答辩似乎都有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法律的天平去衡量，究竟是原告获得支持，还是被告笑到最后呢？2011年初，在经过充分思考后，法院给出了答案，判决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
积极赔偿并不意味着获得受害人的谅解，不积极赔偿，受害人也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你被动地赔偿。因此，为了获得受害人的谅解，罪犯多赔一点，法律并不禁止。■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此稿未经本社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上网、转载。）
编辑：董晓菊dxj502@163.com
偷了两棵桂花树，罪耶？非耶？
城市发展，必然需要大量园林花木，浏阳离长沙不远，在这里承包一块山地，栽种园林花木，肯定大有市场。长沙市雨花区的袁志强很有经济头脑，他来到浏阳，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个商机。这块山地原来就选好了，价钱也基本谈妥，袁志强今天的任务，是签订承包协议。事情办得非常顺利，当天下午，袁志强与浏阳市当地村民唐宁山的手握到了一起，他们签订了承包协议，袁志强承包了唐宁山的一块山地，准备用这块山地栽植桂花树等林木。
做好承包山地前期工作之后，袁志强把林木的栽植事宜全部委托给赵军奇，他则当起了甩手掌柜。时间就这样优哉游哉地过着，恍然间便到了2009年。这六七年里，经过赵军奇的精心打理，袁志强承包的这块山坡郁郁葱葱，一派生机，尤其是山上栽的桂花树长势喜人，一到8月，桂花飘香，沁人心脾。这几年来，长沙城市发展高速前进，园林花木的行情也一路看涨，袁志强从中获得了不少利益。就拿这桂花树来说吧，市场上是按胸径估价的，胸径20至30厘米的树，它的价值不是以千元，而是以万元来计算。这么一算，那一株株的桂花树简直就是一棵棵摇钱树。
看着这一山林木，有人心动了，打起了歪主意。动了歪心思的，不是别人，正是山地的发包人唐宁山。唐宁山见袁志强赚得盆满钵满，心里很不是滋味。2009年9月，唐宁山与本村朱昭辉喝酒时发起了牢骚，提议挖两棵桂花树卖掉。唐宁山的提议得到朱昭辉的响应，两人一拍即合。不久之后的一天，趁着林木无人看管，唐宁山和朱昭辉携带锄头等工具，对早已瞄好的两棵桂花树下了手。
偷来的两棵桂花树，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出手，每人分得了数额不菲的一笔钱，心里都喜滋滋的。然而，这快乐的心情没能持续多久便被烦恼替代，因为，有人告诉他们，桂花树被盗后，赵军奇到派出所报了案。
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心里如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忐忑不安。挖树的时候，他们没有遮遮掩掩，而是堂而皇之地进行的。何况，要连根刨两棵胸径不小的桂花树，也不可能没有一点动静，要把这两棵桂花树运走卖掉，更不可能避人耳目。因此，警察只要顺藤摸瓜，不用费多大的工夫就能找到他们。本来，在农村，谁家的责任山丢了一两棵树，那是经常的事，山主一般也就是骂几句，骂完之后了事，很少有报案的，因此，在商量挖树的时候，两人没想那么多。现在听说赵军奇报了案，唐宁山和朱昭辉才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怎么办？是坐在家里等着警察上门，还是主动地想想办法，唐宁山和朱昭辉一番商量后，选择了后者。
10万元买来免罪承诺
2009年9月中旬，唐宁山和朱昭辉找到当地村民徐锋，由他当中间人，与赵军奇沟通协商。二人表示愿意赔偿袁志强的经济损失，但是有一个条件，袁志强要谅解他们，放弃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徐锋爽快地答应了唐宁山的要求，随即拨通了赵军奇的电话。
接了徐锋的电话，听说“偷树贼”主动找上门，还表示愿意赔偿损失，赵军奇很是高兴。在中间人徐锋的提议下，赵军奇、唐宁山和朱昭辉很快坐到了一起，平等自愿地协商赔偿事宜。唐宁山、朱昭辉愿意赔，对于赵军奇来说，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一个愿意赔偿，一个接受赔偿，协商的关键就只有一点——赔偿的数额。
唐宁山和朱昭辉当然希望赔偿越少越好，赵军奇呢，正好相反，赔偿款是多多益善。赵军奇知道，唐宁山等二人上门协商，证明他们怕坐牢，说明协商的主动权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由于把握住了对方的心理，在这场博弈中，赵军奇始终占据着优势。最终，唐宁山和朱昭辉答应赔偿10万元，赵军奇将情况告知袁志强后，表达了袁志强的意思，同意这个赔偿数额，并承诺不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一切责任。
第二天，唐宁山遵守诺言，将10万元现金通过银行汇到了袁志强账户上。亲眼见到唐宁山汇款后，赵军奇打下收条：“今收到××乡××村村民唐宁山赔偿两棵桂花树款项共计拾万元整。”唐宁山看了收条后，又要赵军奇在收条上特别注明“通过双方协商，达成和解，我方保证不再就此事追究唐宁山方一切责任，此事到此结清”。随后，唐宁山把收条收好，在他看来，袁志强、赵军奇的口头承诺已经变成了白纸黑字，这不仅仅是一份收条，而是他和朱昭辉的“免罪符”，有了它，他们将逃过刑事处罚。
然而，这“免罪符”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作用，由于赵军奇此前已经报案，公安机关的动作并没有因为他们达成了协议而停顿下来。公安民警多次上门，虽然没有采取拘留逮捕措施，唐宁山和朱昭辉还是感受到了空前的压力，两人屡屡催促赵军奇、袁志强履行免罪承诺。赵军奇和袁志强并没有闲着，2009年10月中旬的一天，赵军奇来到镇派出所作证，主动作出不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责任的意思表示。同月底，袁志强亲自来到镇公安派出所，再一次央求公安机关对唐宁山和朱昭辉宽大处理。
兜里揣着受害人放弃追究一切责任的“免罪符”，受害人还先后两次到派出所为他们求情，公安机关会放他们一马吗？
公安机关只是将这一切记录在案，随后把案卷移送检察院，检察院则以唐宁山和朱昭辉涉嫌盗窃罪向法院提起了公诉，请求追究唐宁山和朱昭辉的刑事责任。2009年12月，瀏阳市人民法院认定唐宁山和朱昭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考虑到案发后主动投案，并赔偿失主的损失，可以酌情从轻处罚。据此，以盗窃罪判处唐宁山有期徒刑两年，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判处朱昭辉有期徒刑一年零九个月，宣告缓刑两年，并处罚金1万元。
免刑不免罪，10万退不退？
因为判处了缓刑，唐宁山和朱昭辉不用去监狱服刑，不过，两人都不满意，他们追求的不是不坐牢，而是不定罪，想想花10万元买来“免罪符”却免不了罪，他们心里很不平衡。虽然说盗窃的桂花树得赔，可那两棵桂花树虽然值钱，也达不到10万元的价值，特别是得知浏阳市价格认证中心 曾经受公安机关委托，对两棵桂花树价值进行价格鉴定，得出两棵桂花树价值为3.7万元的鉴定结论后，两人更觉得亏了。
唐宁山和朱昭辉于是去找袁志强和赵军奇协商，几个回合之后，袁志强和赵军奇一点儿也不松口：打官司随便，要退钱甭想。协商的路堵死了，要挽回损失，唐宁山和朱昭辉便只剩下华山一条道——打官司。
2010年7月，唐宁山和朱昭辉向雨花区法院提起诉讼，把袁志强告上了法庭，请求确认和解协议无效，并由袁志强返还10万元。
袁志强则认为，唐宁山和朱昭辉所盗窃的两棵桂花树市值在9万多元，与10万元的赔偿额相差无几。唐宁山和朱昭辉违背诚信，过河拆桥，其诉讼主张违背了法律和道义的公平正义，请求驳回诉讼请求。
原告的诉求和被告的答辩似乎都有道理，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法律的天平去衡量，究竟是原告获得支持，还是被告笑到最后呢？2011年初，在经过充分思考后，法院给出了答案，判决驳回了二人的诉讼请求。
积极赔偿并不意味着获得受害人的谅解，不积极赔偿，受害人也会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让你被动地赔偿。因此，为了获得受害人的谅解，罪犯多赔一点，法律并不禁止。■
（文中当事人均系化名。此稿未经本社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上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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