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申作松，生于1932年，八九岁时同我大爷一起闯关东，由山东日照来到吉林抚松。父母养育了6个孩子，我最小，生我时，均已年近四十。
　　父亲终生务农，在生产队里是壮劳力，身材不高，但他肯吃苦，哪样农活都难不倒他。我中专毕业以后，父亲年龄渐大，身体越来越不好，在儿女劝说下，不舍地离开了承包的参场，同三哥一家生活在一起。
　　哥嫂忙着做小生意，只有早晚饭在家里草草吃一口，只留父亲一个人在家。他以前从不相信衰老会来临，他以为浑身有用不完的力气。他没有什么爱好，白天搬个凳子坐在大门口同老街坊唠唠嗑，晚上看完电视里的《新闻联播》就睡觉，孤独和寂寞包围着他。
　　我们兄弟姐，性格都随了父亲，不善表达，即使是亲人之间，话也不多。工作后，我每次回家，父亲都非常高兴。等到我离开时，每次他都给我煮好鸡蛋，客车是早上6点发车，他会催我早睡，告诉我，他看了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明天天气不错。后半夜，他会开几次灯，看看墙上的挂钟，他是怕睡过头。4点钟叫我起来，我说太早了，他说，出门坐车，早点赶到车站没坏处，车开不等人。每次都这样，以至于我养成了习惯，无论是坐火车还是坐飞机，时间都尽可能提前。
　　父亲同我一起起来，看我吃完饭，送我到院门口。出了院门，是一条二三百米的小街，早上5点多，如果是冬天，四周黑漆漆一片。我让他回屋去，他不动，站在那里，也不说话。三哥骑摩托车驮着我，我冲父亲挥手，他依旧伫立在门口，一动不动。
　　父亲有严重哮喘病，冬天不能出门，一接触冷空气，就咳嗽不停，呼吸困难，脸憋得通红。老家在县城是平房，厕所都建在院子里，冬天一到，父亲上厕所成了最难过的一道关。我跟父亲说，大小解都在屋子里解决，让三哥给倒到外面。但他不同意，天一亮他都自己去倒。即使后来他病重了，只要有力气，他都坚持去外面上厕所。父亲这辈子，最怕的就是麻烦别人，只要自己能做，再苦再累，他都去做。
　　我一直梦想着，等有了楼房，一定接父亲来住。但工作5年后，才分到一套30平米的楼房。结婚后第二年夏天，我把父亲从老家接到吉林市，在楼房里住了二十多天。父亲说，还是楼房好。我说，你就在这住下，省得冬天回老家住平房上厕所不方便。开始他答应了，但住了一段之后，他说要回去。后来我才知道，父亲看我的房子太小，妻又怀孕，怕给我添麻烦。这是父亲惟一一次到我的家里来，回老家后的第二年春天，他便离开了我。
　　每到冬天，因为感冒，父亲的哮喘病都会变得严重。他一直怕花钱，怕儿女们操心，靠吃药硬挺着，实在挺不住，找诊所里的大夫到家里打吊瓶。但到了严重时，必须要住院。我工作上能脱得开，都会尽量请探亲假回老家照料他。
　　在病房陪伴父亲那些日子里，我和他说了许多的话，比我外出求学之前17年间同他说的话还要多。在病房里，父亲简直像换了一個人，变得健谈起来。他身体已经很衰弱了，斜靠在病床上，我拉着他布满黑茧的手，听他讲那些陈年往事，从年少时闯关东，到在生产队里种地、养猪和赶爬犁，以及承包参场……话题一打开，他就不停地说起来。那是我记忆中最温暖最难忘的时刻，每次想起，泪涌眼眶。
　　我在医院陪他的时候，他从不介意谈到死亡。母亲和二哥都过早离世，父亲对生死看得明白，看不出他有什么恐惧。他说，人早晚都有那一天，早走早好，少遭罪。
　　1998年3月24日凌晨，父亲吃完药突然仰倒，三哥忙把他送到医院，但抢救已来不及。我赶到家时，老父已躺在院子中搭好的灵棚里。见到他的刹那，我的腿一软，匍匐在地，涕泪横流。后来听三哥说，那几天，听到老父唠叨过，病痛的折磨，让他感到活着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情。他说，不如多吃几片药，一直睡过去得了。那时候，父亲每天都要吃安眠药，不然咳嗽和胸闷让他整夜都睡不着。三哥说，走的那天，看样子是多吃了药。
　　我羡慕那些颐养天年的老者，悠然地躺在椅子上，任时光一点一滴走掉。父亲没有那么幸运，他离开土地后，多年劳累积下的顽疾全找了回来，去世时只有65岁。他少小离家，毕生劳苦。他想在死之前回山东老家看一看，终究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