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挚友黄安国的六十寿宴上，我只说了一句话：“人生难得一知己，今生我得到了。”
　　1985年春，我调入上海市委宣传部研究室，主持工作的副主任是黄安国。我是最早进入市委机关的研究生。安国对我弃文从政有所疑虑。我听说他是不折不扣的高干子弟。其父黄宇齐曾任新四军五师联络部长，李先念的老搭档，电力部的老部长。舅舅阎明复曾任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兼统战部长。我想他一定是那种盛气凌人的“太子党”，结果和我的想象完全不同，安国待人特别谦和，急公好义，广结善缘，颇有小旋风柴进的做派，后来才知是传承了外祖阎宝航的遗风。我和安国慢慢熟络起来，因为意气相投，便发展出私人友情。当时研究室正在协助部长潘维明组织全市的文化发展战略研讨。安国负责联络文艺界，并帮助小潘取得了胡立教、汪道涵、夏征农和市委其他老领导的信任和支持。我负责联络学术圈，尤其是团结上海的中青年学者。安国点子多，我执行力强，配合默契，把研讨活动搞得如火如荼。
　　安国是个表面糊涂却绝顶聪明，看似稳重，关键时刻却无所畏惧的人。1987年初，“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席卷全国。小潘被召去北京中央高级党校闭门思过，副部长孙刚主持工作。4月6日到12日，有关部门以三家报刊的名义在河北涿州召开了一个“组稿会议”，其實是布置文艺界的大批判，准备批判一百多人，还组织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史学等若干个“大批判组”。孙刚参加会议回来就要逐级传达，安国认为这次会议和中央的基调不符，且不是正式会议，上海没有必要传达，不然会引起文艺界思想混乱，以为又要搞“文革”式的大批判了。孙刚执意要传达，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去找负责意识形态的市委副书记曾庆红报告。庆红要求我写一份研究报告，把涿州会议纪要和相关的中央文件、邓小平和总书记近期讲话以及《人民日报》言论做比较，看看有无违背之处。等我交出报告后，他决定不在上海传达。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但孙刚以为我们在他背后打小报告，从此结下怨恨，以致后来庆红提名安国出任文化局副局长时，一向顺从领导的孙刚坚决抵制。
　　不久又召开了一次全国性会议，会上提出要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安国听到传达后对我说：“文革后主政的是邓小平。现在他们要第二次拨乱反正，不是公开指责改革开放搞乱了吗？”我们商量后决定向中央最高层表达意见，但一时找不到传递信息的渠道。巧的是体改所长陈一咨正陪同外宾在上海。安国就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陈一咨非常重视，要我们通过简报的形式反映基层意见，由他亲自交给总书记和邓朴方。我立刻指派研究室同事去找理论界名人，听取他们看法。平时以敢言出名的人，如邓伟志等都不愿发声，反而是被贴上保守标签的经济学家蒋学模等老学者出来驳斥。我们把这些反映编成简报。这份简报虽然由我负责，但必须由孙刚签字才能发送。孙刚是不会同意的。安国就想了个办法：印了两个版本的简报，其中一份没有蒋学模的发言。我让孙刚签署了这份简报，然后通过正式渠道发往市委和中央。另一份没经签字的简报则交给了陈一咨，直接送到总书记和邓朴方的手上。不久从北京传来消息，邓小平看到这份简报，十分生气。总书记则严厉地批评王忍之：“你拨谁的乱？反谁的正？”这直接导致邓小平赞同有关领导发表“5·19讲话”，给“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来了个“急刹车”，改革开放再次成为舆论主流。
　　后来没过几年，我回到了学术界，安国不得不下海做生意，但他却不是做生意的料。经商需要唯利是图、锱铢必较，而安国的天性太随和，不愿意和人争利，更不愿求人。尽管这二十多年来不断地磕磕碰碰，眼看往日的朋友，有的跻身领导人的行列，有的成为亿万富翁，而安国发财既无门，做官也无缘，但他依然保持着豁达洒脱的人生态度。有一次，我俩站在美国奥列根火山湖边欣赏风景，他突然对我说：如果今天我们还在官场，可能有这样的自由和心境吗？按世俗标准，也许我们不算是成功人士，可是我们活得精彩，活得坦荡，活得潇洒，活得问心无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