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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许多政治学者的说法，选民们爱好肖邦还是小甜甜，和政治生活的质量毫不相干。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大众有繁忙的私人生活，个体对公共事务的参与从统计学上微不足道——不论什么政治制度，权力总会集中在少数职业精英手中。一旦经过经济、教育等方面的不平等叠加放大，大众和精英之间的鸿沟就可以历经改良和革命而依然深且广。那么，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中，民主制度怎样得以维持？普林斯顿的历史教授乔赛亚·奥伯引领我们回到雅典。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的雅典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有地位、有钱、有闲的富人只占全体公民的十分之一，他们与自食其力的农人和工匠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反差，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雅典也不具备一个完全平等而紧密的公共政治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到直接政治参与的效果。传说中的公民大会一般只能吸引少数平民，他们往往互不相识——何况发言的大多是少数统治精英的成员。这些气宇轩昂的人物提出议案，慷慨陈词，互相辩驳，民众们则是暗影里沉默的听众。会场之外，雅典的公共舆论里常常充斥着谣言和人身攻击。总之，几代中国学者心目中的那种全体人民通过充分协商做出明智集体判断的壮观场面，只是卢梭的动人想象，从来没有在雅典存在过。
然而，这个非常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却维持了三百年左右的稳定。通过耐心和全面的文献研究，奥伯给出了答案：首先，雅典的富人和穷人达成了一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层面的交易。大众对精英存在嫉妒和反感，对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深怀警惕，但同时也意识到精英的教育、技能和财富是城邦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应该加以利用。让精英们享受更多的政治影响和经济保障，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保证他们的精英地位能够贡献于民主政体的繁荣。
其次，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共识和民主框架之内，雅典各精英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各方代表通过公共政治场合——公民大会、议事会、法庭——发表言论，向敌人发难，为自己辩护，争取民众的支持。
于是，雅典公共政治的剧场里，热切地要取悦于“人民”的各路精英面对充满怀疑神色的平民听众开始演说。 他们必须运用高扬共和国价值观的语言，炫耀自己的价值，同时又谦卑地把自己的成就敬献在全体公民的脚下；歌颂人民的智慧，同时又巧妙地暗示自己的才能将为这种智慧添砖加瓦。面对敌对的宗派和怀疑的大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提议给出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引经据典，从历史和诗歌中汲取共同的记忆。同一套政治话语和信号的交流（communication）在精英和大众之间起到了斡旋和沟通的作用。
浪漫主义者常常慨叹人民把选票投给个人魅力而不是英明决策；务实的雅典人则不以为忤。由于精英对于教育和信息的优势，平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也没有奢侈的时间来对每项政议做出全面的考虑，对于精英个人品格的评判必然会成为对其政策评判的一部分。因此，统治者之间的人身攻击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们可以否认自己的精英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勤劳发家的普通人，我的对手却是人民的敌人”，也能把精英地位描述成一种公众的好处——“我的对手愿意为了钱出卖雅典，我身家富裕而没有这种卑下的想法。”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连谣言和讽刺戏剧也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道屏障：它们把精英的私心和瑕疵夸大、贬低，暴露在公共挑剔的眼光之下，这可能引起统治阶层的哀怨，却在长远来看对有力者的傲慢不羁起到了抑制作用。聆听的雅典平民们鄙视但是接受这种看似充满恶意的政治，因为他们理解精英的对峙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而精英求助于民众的道德判断，这本身表现了前者对民主价值的尊重。
奥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嘈杂、充满嫉妒的雅典，而读者常常在书页间看到现代社会的倒影。奥伯书写的是历史，传达的却是对于社会分化和民主之关系的普遍关注。读者不禁想到罗尔斯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哲学理想：“要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作为公共（而不是私人的）的财富。”同时，熟悉哈贝马斯和乔恩·埃斯特(Jon Elster)的读者会想到“虚伪具有教化的力量”。精英们也许只是出于争取政治支持的角度来迷惑大众，大众也并不真的为甜言蜜语所麻痹。但是一旦承诺能够落实在个人行为中去接受裁判，关于民主和公共利益的信仰就可能不断得到巩固，对个人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比如，为了向平民听众证明自己的大公无私，精英们常常忍痛捐献财物充实国库。有力者的动机、手段和行为在这种白炽光下面不断地评判和再评判。
知识界越是浪漫地把民主文化塑造为没有匮乏和斗争的天使国，我们越是可能对社会现实和所谓民主素质的现状绝望。相比之下，奥伯告诉我们，对于存在长期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真正有助于民主的也许是一种鲜明、热辣、不太文质彬彬但有效制约精英的文化。
文化的力量总要有制度本身的支持。这种支持一方面表现在鼓励平民参与政治。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降低了担任公职者的财产标准，雅典的一般公职比如治安官由抽签产生并领取报酬。这鼓励了平民参与政治，限制了滥权现象，也保证了日常治理的稳定，而把更危险的政治博弈交付给法庭和大会那样实时的公共空间。
这个公共文化空间自身也有一些制度激励。比如，参与公民大会就能领少量车马费——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惊世骇俗，却是吸引贫民到会并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政治能力和兴趣的有效手段。公民大会和法庭的发言程序，也有意鼓励精英和大众结盟，而不是彼此形成寡头团体。
另一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迫使精英为其言说和行为负责。雅典法律规定，如果精英们的提案违反了现有法律，或者在事后证明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显示精英在提案和决策过程中收受贿赂，那么即使他们先前的提议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认可，本人也要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他们对于民主政体的议事内容和决策过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民众；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控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保护下，经济的不平等没有蔓延进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公民整体，雅典人是自由的。
历史往往是苛刻的。出于维持基本共识的需要，城邦以贝壳放逐甚至更极端的方式裁抑特立独行的公民。在奥伯看来，雅典民主的这种峻厉牺牲了苏格拉底，但也可能防止了无数的狄摩西尼、希佩里德斯和伊萨乌斯成为毫无节制的暴君。幸而，历史中的人们在付出昂贵代价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和校正自己。后来的制度设计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少数权利的保护，正如雅典民主体制自身也来自四世纪和五世纪政治动荡中的探索和斗争。
奥伯的这份研究学科跨度之广令人惊讶——本书赢得了二○○四年度美国语言学学会的出版大奖。他的方法和结论也引起不小的争议。读者不时会疑惑作者对雅典政治是否给出了另一种过于浪漫的解说；他对于有限历史材料的诠释富有开拓性但是否过于恣肆；我们面对他的结论应该欢呼还是沮丧。但无论作为历史还是寓言，奥伯的雅典都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对于为各种预设所困的我们，《民主雅典的大众和精英》暗示了真正解放的思想和宽阔的视野的可能。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从公元前五世纪到三世纪的雅典并不是一个和谐社会。有地位、有钱、有闲的富人只占全体公民的十分之一，他们与自食其力的农人和工匠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和经济反差，产生各种大大小小的摩擦。雅典也不具备一个完全平等而紧密的公共政治空间。社会经济地位也影响到直接政治参与的效果。传说中的公民大会一般只能吸引少数平民，他们往往互不相识——何况发言的大多是少数统治精英的成员。这些气宇轩昂的人物提出议案，慷慨陈词，互相辩驳，民众们则是暗影里沉默的听众。会场之外，雅典的公共舆论里常常充斥着谣言和人身攻击。总之，几代中国学者心目中的那种全体人民通过充分协商做出明智集体判断的壮观场面，只是卢梭的动人想象，从来没有在雅典存在过。
然而，这个非常不完善的民主制度，却维持了三百年左右的稳定。通过耐心和全面的文献研究，奥伯给出了答案：首先，雅典的富人和穷人达成了一项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层面的交易。大众对精英存在嫉妒和反感，对其滥用权力的可能深怀警惕，但同时也意识到精英的教育、技能和财富是城邦治理中不可或缺的资源，应该加以利用。让精英们享受更多的政治影响和经济保障，条件是他们必须遵守人民的信仰和价值观，并保证他们的精英地位能够贡献于民主政体的繁荣。
其次，在这个意识形态的共识和民主框架之内，雅典各精英团体之间存在着激烈的竞争，各方代表通过公共政治场合——公民大会、议事会、法庭——发表言论，向敌人发难，为自己辩护，争取民众的支持。
于是，雅典公共政治的剧场里，热切地要取悦于“人民”的各路精英面对充满怀疑神色的平民听众开始演说。 他们必须运用高扬共和国价值观的语言，炫耀自己的价值，同时又谦卑地把自己的成就敬献在全体公民的脚下；歌颂人民的智慧，同时又巧妙地暗示自己的才能将为这种智慧添砖加瓦。面对敌对的宗派和怀疑的大众，他们必须为自己的提议给出充分的公共利益理由。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需要引经据典，从历史和诗歌中汲取共同的记忆。同一套政治话语和信号的交流（communication）在精英和大众之间起到了斡旋和沟通的作用。
浪漫主义者常常慨叹人民把选票投给个人魅力而不是英明决策；务实的雅典人则不以为忤。由于精英对于教育和信息的优势，平民们没有充分的根据，也没有奢侈的时间来对每项政议做出全面的考虑，对于精英个人品格的评判必然会成为对其政策评判的一部分。因此，统治者之间的人身攻击是可以被容忍的。他们可以否认自己的精英身份——“我不过是一个勤劳发家的普通人，我的对手却是人民的敌人”，也能把精英地位描述成一种公众的好处——“我的对手愿意为了钱出卖雅典，我身家富裕而没有这种卑下的想法。”在这种政治文化中，连谣言和讽刺戏剧也成为公共利益的一道屏障：它们把精英的私心和瑕疵夸大、贬低，暴露在公共挑剔的眼光之下，这可能引起统治阶层的哀怨，却在长远来看对有力者的傲慢不羁起到了抑制作用。聆听的雅典平民们鄙视但是接受这种看似充满恶意的政治，因为他们理解精英的对峙有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而精英求助于民众的道德判断，这本身表现了前者对民主价值的尊重。
奥伯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嘈杂、充满嫉妒的雅典，而读者常常在书页间看到现代社会的倒影。奥伯书写的是历史，传达的却是对于社会分化和民主之关系的普遍关注。读者不禁想到罗尔斯对于社会不平等的哲学理想：“要把资源的不平等分配作为公共（而不是私人的）的财富。”同时，熟悉哈贝马斯和乔恩·埃斯特(Jon Elster)的读者会想到“虚伪具有教化的力量”。精英们也许只是出于争取政治支持的角度来迷惑大众，大众也并不真的为甜言蜜语所麻痹。但是一旦承诺能够落实在个人行为中去接受裁判，关于民主和公共利益的信仰就可能不断得到巩固，对个人行为产生一定的制约。比如，为了向平民听众证明自己的大公无私，精英们常常忍痛捐献财物充实国库。有力者的动机、手段和行为在这种白炽光下面不断地评判和再评判。
知识界越是浪漫地把民主文化塑造为没有匮乏和斗争的天使国，我们越是可能对社会现实和所谓民主素质的现状绝望。相比之下，奥伯告诉我们，对于存在长期不平等的现实社会，真正有助于民主的也许是一种鲜明、热辣、不太文质彬彬但有效制约精英的文化。
文化的力量总要有制度本身的支持。这种支持一方面表现在鼓励平民参与政治。梭伦和克里斯提尼改革之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降低了担任公职者的财产标准，雅典的一般公职比如治安官由抽签产生并领取报酬。这鼓励了平民参与政治，限制了滥权现象，也保证了日常治理的稳定，而把更危险的政治博弈交付给法庭和大会那样实时的公共空间。
这个公共文化空间自身也有一些制度激励。比如，参与公民大会就能领少量车马费——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惊世骇俗，却是吸引贫民到会并在参与过程中逐渐培养起政治能力和兴趣的有效手段。公民大会和法庭的发言程序，也有意鼓励精英和大众结盟，而不是彼此形成寡头团体。
另一方面，这种支持表现在迫使精英为其言说和行为负责。雅典法律规定，如果精英们的提案违反了现有法律，或者在事后证明损害了公共利益，或者显示精英在提案和决策过程中收受贿赂，那么即使他们先前的提议得到了公民大会的认可，本人也要承担严厉的法律责任。他们对于民主政体的议事内容和决策过程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一般民众；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控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双重保护下，经济的不平等没有蔓延进政治领域，作为一个公民整体，雅典人是自由的。
历史往往是苛刻的。出于维持基本共识的需要，城邦以贝壳放逐甚至更极端的方式裁抑特立独行的公民。在奥伯看来，雅典民主的这种峻厉牺牲了苏格拉底，但也可能防止了无数的狄摩西尼、希佩里德斯和伊萨乌斯成为毫无节制的暴君。幸而，历史中的人们在付出昂贵代价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和校正自己。后来的制度设计中越来越多地考虑到少数权利的保护，正如雅典民主体制自身也来自四世纪和五世纪政治动荡中的探索和斗争。
奥伯的这份研究学科跨度之广令人惊讶——本书赢得了二○○四年度美国语言学学会的出版大奖。他的方法和结论也引起不小的争议。读者不时会疑惑作者对雅典政治是否给出了另一种过于浪漫的解说；他对于有限历史材料的诠释富有开拓性但是否过于恣肆；我们面对他的结论应该欢呼还是沮丧。但无论作为历史还是寓言，奥伯的雅典都可以帮助我们开始思考。对于为各种预设所困的我们，《民主雅典的大众和精英》暗示了真正解放的思想和宽阔的视野的可能。
(Josiah Ober: Mass and Elite in Democratic Athe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