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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书房里有一件董文胜的作品。这件摄影作品似乎并未命名,在一本杂志上它被称为《本雅明墓》,虽说名不副实,但姑且先这么称呼着。再没有比书房更适合悬挂这张照片的地方了,本雅明是个成了精的藏书家,他把藏书与读书的种种乐趣发挥到了极致。譬如他很享受书籍在房间里杂乱的无政府状态,因为阅读的激情总是跟混乱毗邻。他将书籍和妓女相提并论,明明是歪理邪说却让你无法反驳。他还有一个更惊人的观点,藏书一旦离开私人收藏者也就失去了意义,虽然公共图书馆更有益于社会和学术。我想说,艺术品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藏书的所有方式中,本雅明觉得最值得称道的是自己去写一本,既然现成的书不尽如人意,只好亲自动手为自己创作一本藏书。还有他那用引文完成一部不朽之作的宏愿,在我看来既表现了一名伟大读者的谦逊,亦暗示了他的自负,就像马拉美所说:“此身憔悴,啊,我已饱读天下诗书。”在一个传统断裂、权威丧失,过去的可遗传性已被其可引用性所取代的时代,本雅明的引文辩证法是一种由保存之意图所激发出的破坏性力量,既让你聚焦引文碎片,又“清除、撕裂上下文,是摧毁的力量”。这是一种叛逆式的拥护,一种加以变通的传承,试图将传统从因循守旧的态度中抢救出来。本雅明也是最早预言传统形式的书籍开始走向末路的先知。这个预言如今正飞快地变成现实。那么,当我把《本雅明墓》挂在书房,阅读和写作是否更像一种守灵的仪式了?
我喜爱本雅明,他和我都属于“江湖派”。本雅明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著作不符合正统的学院规范,因而在申请教授资格受挫后坚决地收回了他为此撰写的论文。此后终其一生,他都刻意用一种有别于学院派的方式生活和工作。阿多诺敏锐地察觉到,本雅明那种颇为另类的学术风格与写作方式,对于陈陈相因的制度化思维有某种撬动作用,“思维在其传统的概念框架里已经僵化,变得守旧而过时。凡是与既存方式不相符、又遏制不住的东西,应该是能给思维以原创性动力的东西”。所谓“与既存方式不相符、又遏制不住的东西”,不正类似于一种奇崛的江湖活力吗?
除了《本雅明墓》,我还收藏了董文胜另一件作品《江湖最后一个大佬》。湛蓝相接的天空与太湖,一叶半沉的小舟,小舟中有生于斯的盆景和骷髅,还有一个眺望白云与碧绿湖岸的刺青大佬的背影。这些都是董文胜惯用的视觉符号。像刺青图案分别出现在《水晶球》、《花园里的男人》、《黑社会的身份》、《身份待考》等诸多作品中,凝聚了董文胜对异端身份的思考。他是常州人,此地自古就有文身传统,这一传统与被正统文化所妖魔化并加以排斥的民族身份有关,“吴,狄夷之国,祝发文身”(《谷梁传》)。及至今日,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然是拒斥的,视之为黑社会身份的标识,刺青者不得参军或当公务员。而骷髅用本雅明《单向街》中的话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结合了“完全没有表情”与“最狂野的表情”。董文胜偏爱骷髅意象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与太湖石不但形似,而且都是时间与自然的镂空艺术的产物。太湖石是董文胜家乡的石头,江南文化的经典象征物之一,同样经常出现在他的镜头中,但已不再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而是处于孤绝荒诞的情境下(如《过敏症患者》、《孤独的石头》),被沉入水下的人艰难举起(《无关紧要的一天》),被一只鳄龟驮着四处游荡(《驮峰》),最终却难免沉没的命运(《石沉记》)。孤独的石头,哀伤的石头,传统的石头,就像一条撕裂上下文的引文,被董文胜以一种本雅明式的破坏与变通一次次援引着。与此相反,骷髅却总是被他景观化,像普通的太湖石那样与青苔绿草罗汉松等浑然一体,折射出某种跟历史与毁灭相关的宿命诗意:“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苏轼:《髑髅赞》),“一时豪杰,千古风流,白骨青山,美人黄土”(王奕:《沁园春·题新州醉白楼》)。在《江湖最后一个大佬》中,刺青、骷髅等不相干的视觉符号被突兀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带给我们复杂感受的超现实场景。这场景是唯美的,也是狞厉的。是戏谑的,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周星驰早年的同名电影,也是挽歌般的。它用一个开阔、明净的空间传达了一种充满时间感伤的幽思;或者说它虽然展示了自然之美,聚焦的却是社会历史的诡谲与沧桑。这个江湖大佬让我想到马尔库塞阐释本雅明《暴力批判》时给出的论断:“自由人性只有在对现实的激进(而不仅仅是具有‘决定性’的)否定中才有可能,因为在既成现实的权力下,连善都会变得软弱无能和沆瀣一气。”而推崇(外在于法律暴力的)纯粹暴力的本雅明,与其说是“最后一个欧洲人”(伊格尔顿语)、“最后的自由知识分子”(桑塔格语),毋宁说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本雅明二三十岁时吸食过毒品,一生颠沛流离,甚至没有职业,像所有江湖大佬一样不断躲避本国政府的迫害与追杀,进过集中营,还偷越过边境;他基本上是个神秘主义者,对犹太教“喀巴拉”终生爱好,对星座理论与笔相学像江湖术士一样热衷;他推崇游手好闲和美学上的震惊体验,有点颓废,有点阴郁;尽管情势危急,他依然迟迟不肯离开法国,原因是“这里仍有很多位置需要捍卫”;尤其是最后他死得就像一个真正的大佬。
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本雅明在西班牙边陲小镇Port Bou服用过量吗啡自杀身亡,据同行者说,他服下的剂量足以使他死上好几遍。对于其死因,汉娜·阿伦特认为,盖世太保查抄了他在巴黎寓所里的藏书和手稿,而他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书和手稿同样岌岌可危,这给他带来巨大的打击;更致命的打击来自逃亡途中的坏运气。到底有多坏呢?如果早一天,他可以顺利通过边境,然后从里斯本乘船赴美;如果晚一天,他将知道已不可能从西班牙过境。“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成为可能。”阿伦特说。当本雅明在旅馆内吞下大剂量的吗啡,决定不再逃亡时,他会再一次听到那个驼背小人用煤气灯般的咝咝声跟他说话的声音吗?
本雅明死后依然神秘,谣言四起,并继续霉运缠身。按常理,一个习惯在任何动荡环境下写作的流亡作家,一定会将正在写或修改的手稿带在身边。事实上护送本雅明出境的菲特科女士清晰地记得他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公文包。本雅明告诉她:“里面的文稿一定要保存下来,它比我更重要。”然而在被详细登记的遗物中,没有黑色公文包,除了几封信以外没有一页手稿。他的好友肖勒姆推测,另一名逃亡者为避免麻烦将它们毁掉了。尽管在当地官方记录中,瓦尔特·本雅明以天主教徒而非犹太人的身份,以本雅明·瓦尔特之名,被葬于一处下临地中海海湾的天主教墓地,但几个月后当阿伦特前来寻找墓址时,却一无所获。以假名和假身份埋在一个难以确定位置的墓穴中,并且墓穴租约到期后被移至公共墓地,与其他遗骸混杂在一起,从此不知其踪,这就是本雅明作为遗体的命运。董文胜的《本尊》用青苔覆顶、小花蔓生的骷髅盆景,营造了一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本尊。而本雅明百年生死两茫茫,我们别无他途,唯有经由他的文字来追寻他那谜一样的本尊,或本尊们。
我喜爱本雅明,他和我都属于“江湖派”。本雅明很早就认识到自己的著作不符合正统的学院规范,因而在申请教授资格受挫后坚决地收回了他为此撰写的论文。此后终其一生,他都刻意用一种有别于学院派的方式生活和工作。阿多诺敏锐地察觉到,本雅明那种颇为另类的学术风格与写作方式,对于陈陈相因的制度化思维有某种撬动作用,“思维在其传统的概念框架里已经僵化,变得守旧而过时。凡是与既存方式不相符、又遏制不住的东西,应该是能给思维以原创性动力的东西”。所谓“与既存方式不相符、又遏制不住的东西”,不正类似于一种奇崛的江湖活力吗?
除了《本雅明墓》,我还收藏了董文胜另一件作品《江湖最后一个大佬》。湛蓝相接的天空与太湖,一叶半沉的小舟,小舟中有生于斯的盆景和骷髅,还有一个眺望白云与碧绿湖岸的刺青大佬的背影。这些都是董文胜惯用的视觉符号。像刺青图案分别出现在《水晶球》、《花园里的男人》、《黑社会的身份》、《身份待考》等诸多作品中,凝聚了董文胜对异端身份的思考。他是常州人,此地自古就有文身传统,这一传统与被正统文化所妖魔化并加以排斥的民族身份有关,“吴,狄夷之国,祝发文身”(《谷梁传》)。及至今日,主流意识形态对此仍然是拒斥的,视之为黑社会身份的标识,刺青者不得参军或当公务员。而骷髅用本雅明《单向街》中的话说,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语言”,结合了“完全没有表情”与“最狂野的表情”。董文胜偏爱骷髅意象有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它与太湖石不但形似,而且都是时间与自然的镂空艺术的产物。太湖石是董文胜家乡的石头,江南文化的经典象征物之一,同样经常出现在他的镜头中,但已不再作为园林景观的一部分,而是处于孤绝荒诞的情境下(如《过敏症患者》、《孤独的石头》),被沉入水下的人艰难举起(《无关紧要的一天》),被一只鳄龟驮着四处游荡(《驮峰》),最终却难免沉没的命运(《石沉记》)。孤独的石头,哀伤的石头,传统的石头,就像一条撕裂上下文的引文,被董文胜以一种本雅明式的破坏与变通一次次援引着。与此相反,骷髅却总是被他景观化,像普通的太湖石那样与青苔绿草罗汉松等浑然一体,折射出某种跟历史与毁灭相关的宿命诗意:“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苏轼:《髑髅赞》),“一时豪杰,千古风流,白骨青山,美人黄土”(王奕:《沁园春·题新州醉白楼》)。在《江湖最后一个大佬》中,刺青、骷髅等不相干的视觉符号被突兀地并置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带给我们复杂感受的超现实场景。这场景是唯美的,也是狞厉的。是戏谑的,有些人可能会联想到周星驰早年的同名电影,也是挽歌般的。它用一个开阔、明净的空间传达了一种充满时间感伤的幽思;或者说它虽然展示了自然之美,聚焦的却是社会历史的诡谲与沧桑。这个江湖大佬让我想到马尔库塞阐释本雅明《暴力批判》时给出的论断:“自由人性只有在对现实的激进(而不仅仅是具有‘决定性’的)否定中才有可能,因为在既成现实的权力下,连善都会变得软弱无能和沆瀣一气。”而推崇(外在于法律暴力的)纯粹暴力的本雅明,与其说是“最后一个欧洲人”(伊格尔顿语)、“最后的自由知识分子”(桑塔格语),毋宁说是“江湖最后一个大佬”。
本雅明二三十岁时吸食过毒品,一生颠沛流离,甚至没有职业,像所有江湖大佬一样不断躲避本国政府的迫害与追杀,进过集中营,还偷越过边境;他基本上是个神秘主义者,对犹太教“喀巴拉”终生爱好,对星座理论与笔相学像江湖术士一样热衷;他推崇游手好闲和美学上的震惊体验,有点颓废,有点阴郁;尽管情势危急,他依然迟迟不肯离开法国,原因是“这里仍有很多位置需要捍卫”;尤其是最后他死得就像一个真正的大佬。
一九四零年九月二十六日,本雅明在西班牙边陲小镇Port Bou服用过量吗啡自杀身亡,据同行者说,他服下的剂量足以使他死上好几遍。对于其死因,汉娜·阿伦特认为,盖世太保查抄了他在巴黎寓所里的藏书和手稿,而他存放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的书和手稿同样岌岌可危,这给他带来巨大的打击;更致命的打击来自逃亡途中的坏运气。到底有多坏呢?如果早一天,他可以顺利通过边境,然后从里斯本乘船赴美;如果晚一天,他将知道已不可能从西班牙过境。“唯独在那一天,灾难才成为可能。”阿伦特说。当本雅明在旅馆内吞下大剂量的吗啡,决定不再逃亡时,他会再一次听到那个驼背小人用煤气灯般的咝咝声跟他说话的声音吗?
本雅明死后依然神秘,谣言四起,并继续霉运缠身。按常理,一个习惯在任何动荡环境下写作的流亡作家,一定会将正在写或修改的手稿带在身边。事实上护送本雅明出境的菲特科女士清晰地记得他随身携带了一个黑色公文包。本雅明告诉她:“里面的文稿一定要保存下来,它比我更重要。”然而在被详细登记的遗物中,没有黑色公文包,除了几封信以外没有一页手稿。他的好友肖勒姆推测,另一名逃亡者为避免麻烦将它们毁掉了。尽管在当地官方记录中,瓦尔特·本雅明以天主教徒而非犹太人的身份,以本雅明·瓦尔特之名,被葬于一处下临地中海海湾的天主教墓地,但几个月后当阿伦特前来寻找墓址时,却一无所获。以假名和假身份埋在一个难以确定位置的墓穴中,并且墓穴租约到期后被移至公共墓地,与其他遗骸混杂在一起,从此不知其踪,这就是本雅明作为遗体的命运。董文胜的《本尊》用青苔覆顶、小花蔓生的骷髅盆景,营造了一个“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的本尊。而本雅明百年生死两茫茫,我们别无他途,唯有经由他的文字来追寻他那谜一样的本尊,或本尊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