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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当今人类社会已进入到了以气候、能源风险为主的全球化风险时代，气候、能源风险现象表征出“脱域性”的样态，生成了全球性的人造风险，使人的本体性存在走向了风险性存在，人类本体性存在的不安全样态开始生成。为了保障人类存在的安全，实践低碳能源安全的路径成为现时代人类规避、防控气候、能源风险的主要手段，它体现了人之主体性能力的延伸以及现时代的安全意识转向。这一思路具有安全建构主义的价值意蕴，表征出安全文化的人本功能和整合功能，其诉求旨趣在于，通过发展观更新、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社会实践手段，走低碳经济之路，以缓解全球性风险的扩张，改善人的风险性存在，从而保障人类自身本体性存在与发展的安全。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的气候、能源风险；脱域性；低碳能源安全；安全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145—05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价值趋向的时代，通过工业化进程，人类物质文明获得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富庶和繁华的同时，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尤其是与能源问题相伴的气候变化现象，严重威胁到了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人类已进入到以气候、能源风险相伴为主的全球化风险时代，人类本体性存在凸显出了风险性存在的生存样态。气候、能源风险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和根本利益，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面对风险时代的到来，人类并没有屈服于风险，而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克服风险的路径，保障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安全。走低碳能源安全之路，不仅是历史赋予人类应对气候、能源风险的一个重大使命，也是人类保障自身安全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有必要从气候、能源风险现象的生成维度，对人的风险性存在意识以及克服风险的低碳能源安全等相关问题，做深入系统地探讨。
一、全球化风险时代视域下气候、能源风险的生成机制探究
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常态。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与风险相伴的过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由风险而致的灾难事故的发生一直是我们无法抗拒、不可回避的现实。灾难事故一旦发生，必将给人的存在带来极大危害，甚至于毁灭人自身的存在。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蔓延以及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与气候、能源相伴的各类风险所致的灾难事故更是此起彼伏。如：极端恶劣气候增多加剧、海平面升高、酸雨面积扩大、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等。“全球变暖，使水蒸发加快，进而改变气流的循环，使气候变化加剧，引发热浪、飓风、洪涝及干旱，对人类危害极大。1998年，从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到南亚的孟加拉、尼泊尔、印度，频频发生的洪水就与地球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致使地球变暖有关”①。上述这些气候风险，如今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当代人类风险时代所面临的发展、环境、资源问题的典型体现，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全球化时代，因气候变化所致的风险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气候变化的调查数据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呈上升态势。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全球化蔓延的态势，并已开始危及到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风险关涉到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例如，20世纪60—70年代，英、日等国曾发生过严重的大气污染，千万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由此可见，“气候风险大于金融危机”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气候风险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大气层中温室气候的不断聚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人类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得这些温室气体长期滞留于大气层中。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据估计，从1850年开始，北美和欧洲的能源生产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70%。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估计，1950年至2002年间，因使用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为7800亿t。其中，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76.9%，仅美国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7.2%；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3.1%，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9.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还认为，未来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在快速增长，并且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气候问题的产生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
能源结构和人类能源实践模式的变迁伴随着气候问题的生成，是气候风险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类能源实践具有长期性和惯性，这种长期性和惯性与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能源实践模式相关。例如，人类在能源的开采、加工或利用过程中，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了气候风险的产生。在工业社会中，能源实践模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发生变革。18世纪七八十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采煤、钢铁、纺织等新兴产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煤炭作为新能源成为能源主角。此时，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便开始排放到大气层，气候问题初见端倪。环境问题首先出现在工业化城市之中。19世纪70年代，由于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到了电气化时代，出现了石油工业、有机化工工业、电力工业、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石油作为原料和燃料登上了能源舞台，与煤炭一起成为能源的主角。由于煤炭、石油的大量消耗，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了大气里，使得气候问题走向加剧状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处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世界经济突飞猛进，化石燃料大量消耗，气候风险日益彰显出来。
上述分析表明，正是因为人类能源实践模式与能源结构的改变，致使气候风险走向了生成状态。气温升高、酸雨、大气污染等等气候风险，伴随着能源结构的改变与能源实践模式的发展而加剧。这一效应不仅产生了气候问题及其风险危害，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危机，而能源危机的结果又直接形成了能源风险，使得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社会问题。据科学家预测，到2030年左右，全世界的化石燃料将消耗殆尽，《BP世界能源统计的2006》的数据表明，全球石油储量可供生产40年，天然气和煤炭则分别可供应65年和162年，因此，能源危机已经不是神话。随着社会生产的继续发展，能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将面临着全球供给短缺的局面，因而不断深化的能源风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难题。
二、全球性气候、能源风险蔓延下人类本体性存在的风险性表征方式
可以说，和气候风险相伴的能源风险问题，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张、深化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维度上说，它是一种人造的风险。特别是工业化运动中突出经济利益的主导价值取向，使得这两类风险的数量大大增加，风险的种类日益增多，风险的程度不断加深。与工業文明前的农业时代相比，由气候、能源问题引发的风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文明时期的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更大，风险程度更深，致使社会生活中风险总量迅速扩张，从而形成全球性风险。一旦这些风险加剧演化，对人类本体性存在来说，将会产生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正如托夫勒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③全球性气候、能源风险蔓延下，人类本体性存在的风险有下面四种表征方式。
第一，气候、能源风险的脱域性程度加深，造成人类本体性存在不安全的全球风险环境的可能性增大。“脱域性”乃是现时代气候风险与能源风险的根本属性之一，它指的是两类风险的积累内驱力和扩张倾向具有无限性与广泛性。工业化以来，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扩大和深入，气候、能源风险普遍存在，并且不受任何地理条件的影响和束缚，气候、能源风险的这种“脱域性”，意味着全球性风险的生成，一旦发生事故，地球上所有的人将无一能够幸免。进一步说，风险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原来的区域性，走向了全球范围，生成了全球性的气候、能源风险，造成了人之本体性存在不安全的全球风险环境。例如，消耗化石性燃料的能源模式导致的气候变化已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区域的局部性事件，温室气体是全球性的污染，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排放，结果都是一样的。由气温升高导致的海平面升高、酸雨增多等风险也具有全球性特征，与这一效应相伴的能源危机同样具有全球性。
第二，随着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程度的加强、加剧，“类”风险开始生成，对人类本体性存在造成不可逆灾难的可能性加大。气候、能源风险生成后，其危害人类本体性存在的程度也随之增大。就危害人类本体性存在的程度而言，各类因气候、能源问题产生的风险带来的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一旦“大灾”出现，就会对人的存在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容易生成不可逆的灾难事故。大量的科学数据证明了这类风险存在的现实性。如，由于最近100年全球不断上升，使得海平面持续上升，北极冰川逐渐缩小，物种持续灭绝，极端恶劣天气不断增多，公众健康遭受严峻威胁，上亿的人口面临缺水或者缺粮的状况。另外，能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认为，人口增加和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导致的能源需求，将使2030年的能源需求上升到比现在高出50%的程度，煤荒、油荒、电荒等现象接踵而来，能源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从气候、能源风险的破坏性状况来看，风险的破坏性趋向了“类”风险的状况。如果气候、能源风险的破坏程度继续加深，破坏范围继续加大，那么，最终的后果将给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气候、能源风险的复杂性程度加深，潜伏期加大，使得人类本体性存在遭受灾难事故的不确定性加剧。从这两类风险存在和发展的趋势来说，它们属于复杂性、潜在性与现实性交叉的风险。从目前来看，极端气候的突发事件增多，这种不断增长意义上的气候风险全球化，意味着自然风险转向了人为风险，自然风险和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而致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局部区域的气候、能源风险转向了全球性的气候、能源风险，由此带来了以气候、能源风险相伴的政治风险、道德风险、文化风险等问题，上述这些环节都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四，公众对气候、能源问题的风险意识加深又有可能生成新的风险，这种风险意识本身就体现着风险的扩张。基于气候、能源风险的“脱域性”、破坏性与复杂潜在性，从认知意义上说，这些风险对人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新的认知。进一步说，人们对气候、能源的风险意识会生成新的风险，即风险意识本身对社会与人的风险危害性。当前，人类正生活在遭受气候、能源风险冲击的环境下，气候、能源风险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规模和特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风险意识，风险后果的危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感性的经验与切身的体会使得人们的气候、能源风险意识加强。应该说，公众获得气候、能源风险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气候、能源现实风险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实际水平，再加上气候、能源风险还具有潜在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而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很难认知和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大了人们认知风险的难度，所以，人们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的恐惧、忧虑心理又生成了新的风险。
从目前来说，在当今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气温升高”、“环境污染”、“节约资源”等概念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着，气候、能源风险的表现形式在各类报刊中经常出现，公众生活在风险意识的境遇包围之中，社会上已有的气候、能源风险知识已进入到人们的认知领域，风险意识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视角与判断问题的价值理念，规避以及应对风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绿色生活”、“低碳交通”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们追求安全的一种新的价值诉求。
三、低碳能源安全：对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之安全意识转向的哲学反思
气候、能源风险时代的来临，给人类的本体性安全和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如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克服风险的路径，保障自身存在的安全。渴望以及寻求安全和谐乃是人的天然本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从自然本性上说，人具有渴望安全，寻求安全、和谐生活的诉求，面对气候、能源风险的侵袭，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能力，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改善人类的风险生存方式，努力创造和实现人的安全化生存。
目前，世界各国的人们已深刻意识到了气候、能源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克服风险的路径上，人们主要采取低碳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借助于发展观更新、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社会实践手段，利用并发明低碳能源来节能减排，保障自身本体性存在的安全。这一思路有利于改善、优化能源结构与能源实践模式，有利于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从而减少碳排放，来预防、规避、限制气候、能源风险的现实发生，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利用低碳能源的社会发展模式来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思路体现了现时代安全意识的重大转向，它是针对高碳能源对人类社会形成的风险及其严重威胁而提出的。其涵义是指：在人类历史实践的过程中，采用低碳经济的社会模式，依靠自己的主体性能力，利用、创造与发明低碳能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并以它为载体来保证人及其存在环境的安全，使得人以及存在的环境免受、远离因高碳能源而致的风险及其事故的侵害，维护人与社会的自身存在利益，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人类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低碳能源，来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由于低碳能源表征出清洁、环保、可循环使用、能源效率较高的特征，因而发展低碳能源的路径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迎战气候风险的必然选择。低碳能源安全这一新的安全意识转向关涉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建构在回应、消解、限制、规避高碳能源给人类带来的气候、能源风险之上，具有控制风险的功能效应，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环保思路，通过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借助于低碳能源之节能减排为旨趣的各种体制、科技、管理模式的创新，把高碳实践模式的短视时空取向还原为低碳能源实践模式的长远时空取向，進而将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提升至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建立起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认知体系，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低碳文化情境，使得人的存在免受或者较小地受到气候、能源风险所致的灾难事故的伤害，从而保障人存在的安全。“能源安全方面，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由于受能源市场（如全球性能源需求的剧增和不断高涨的能源价格）、地缘政治（如伊拉克战争）乃至自然界（如卡特琳娜飓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主要依赖于能源进口的国家，深切认识到其能源供应结构的脆弱性。由此，继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再次成为国际政治与战略决策的首要议题，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组织都在制定或调整其能源战略，通过政策、法律、科技等措施，减少化石能源需求的增长，并使能源来源多样化，这一趋势在2005—2006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④低碳能源安全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而提出的，它注重长远的未来时空取向，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可持续发展观并不是放弃发展而是放弃不合理的发展，不是消极地限制发展而是合理、协调更为有效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符合并顺应了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基本要求，它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全面发展的战略作为发展的中心，优先关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关系与人类的整体利益，从而有利于控制、规避气候、能源风险的潜在和现实发生。
其次，从安全目标的深层次维度上说，低碳能源安全这一现时代的安全意识转向具有安全建构主义的价值意蕴，有利于整合各方力量来实现人类整体的安全。由于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加大，为了实现“类”安全的价值诉求，各国政府可以低碳能源为载体，建构一个全世界视域内的“安全共同体”，借助于该“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能动的、自律的理性行动，通过互动达成社会乃至国际间的宏观层面的安全结构体系，以此来节能减排，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的目标。
低碳能源安全之所以具有安全建构主义的价值意蕴，其原因在于：从微观的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具有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的人本功能，即通过低碳能源相关战略来缓解风险，降低灾难事故发生率，保证气候和能源发展的相对安全，它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健康的生产和生活，这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人本存在的安全（人生命的安全）。从宏观的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具有保障国家、民族安全以及人的“类”安全的发展功能，即通过低碳能源的路径，以它作载体，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国际社会的政治安全、民族安全，推进地球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以人本理念为核心和前提条件，通过制度选择和技术创新，倡导低碳安全文化的价值理念来促进和保障人生命权利的安全，进而从人本安全的理念走向民生安全，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最后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保障地球的安全。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视野里，利用低碳能源安全的思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缓解风险和危机的主要路径之一，乃是因为其关联到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其一，关联到社会的主体——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与未来，这是从人本安全到民生安全之维度上而言的；其二，关联到人赖以存在的客体——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这是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地球的安全之维度上而言的；其三，关联到低碳能源发展模式的安全性，即低碳能源能否实现安全的机制，是否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从低碳能源结构、实践模式、发展前景的安全维度上而言的。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彼此发生互动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低碳能源安全的张力系统。
当然，利用低碳能源来保障人与社会的安全，远离气候、能源风险的侵袭，也是相对的，绝对的安全只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诉求。
综上所述，由于低碳能源安全具有对气候、能源风险的控制效应，有利于保障人的本体性安全，有利于保障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与地球）的安全，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成为当今人类回应与规避气候风险与能源风险之威胁与危害的主要战略，成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及人类迎战风险的最佳选择。目前，欧美一些国家正掀起一场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旨在占领新时期产业制高点，为自身经济发展以及气候改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在日本，因为《新阳光计划》的提出，1993—2020年，日本用于能源和环境技术研发的财政预算支出达110亿美元。而美国也在投入巨资研发低碳技术，从生物燃料、太阳能设备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发电厂，都制定了开发计划。
世界各国的低碳能源实践取得成功的事实，为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提供了科学基础和条件，体现了人类规避和控制气候风险和能源风险之路的进步，毋庸置疑，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能源发展之路能够有助于预防和控制气候、能源风险的扩张。这一意蕴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更为显著和突出。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大量出现，不容忽视，因而在中国当代所面临的各类风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视低碳能源安全这一安全意识转向，对于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存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裴广川、林灿铃等人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②张坤民、潘家华等主编：《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③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第175页。
④张军、李小春等编著：《国际能源战略与新能源技术进展》，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2］庄有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責任编辑：思 齐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的气候、能源风险；脱域性；低碳能源安全；安全建构主义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1)03—0145—05
当今世界，人类正处在以经济发展为主导价值趋向的时代，通过工业化进程，人类物质文明获得巨大发展，人类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但是，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工业文明在给人类带来富庶和繁华的同时，生态环境却日益恶化，尤其是与能源问题相伴的气候变化现象，严重威胁到了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很显然，人类已进入到以气候、能源风险相伴为主的全球化风险时代，人类本体性存在凸显出了风险性存在的生存样态。气候、能源风险直接影响到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和根本利益，给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极为不利的负面影响。面对风险时代的到来，人类并没有屈服于风险，而是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克服风险的路径，保障自身存在与发展的安全。走低碳能源安全之路，不仅是历史赋予人类应对气候、能源风险的一个重大使命，也是人类保障自身安全的必由之路。基于此，有必要从气候、能源风险现象的生成维度，对人的风险性存在意识以及克服风险的低碳能源安全等相关问题，做深入系统地探讨。
一、全球化风险时代视域下气候、能源风险的生成机制探究
风险发生的不确定性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程中的一个常态。从人类社会产生开始，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一个与风险相伴的过程。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由风险而致的灾难事故的发生一直是我们无法抗拒、不可回避的现实。灾难事故一旦发生，必将给人的存在带来极大危害，甚至于毁灭人自身的存在。特别是进入工业社会以来，随着全球化时代的蔓延以及科学技术的深入发展，与气候、能源相伴的各类风险所致的灾难事故更是此起彼伏。如：极端恶劣气候增多加剧、海平面升高、酸雨面积扩大、物种灭绝速度加快，等等。“全球变暖，使水蒸发加快，进而改变气流的循环，使气候变化加剧，引发热浪、飓风、洪涝及干旱，对人类危害极大。1998年，从东亚的中国、日本、韩国到南亚的孟加拉、尼泊尔、印度，频频发生的洪水就与地球上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多致使地球变暖有关”①。上述这些气候风险，如今正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当代人类风险时代所面临的发展、环境、资源问题的典型体现，成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严重障碍。
在全球化时代，因气候变化所致的风险已成为人类生存与可持续发展的一大挑战，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对气候变化的调查数据表明，近一个世纪以来，全球平均气温呈上升态势。随着全球化时代的继续推进，气候变化现象日趋严重，形成了全球化蔓延的态势，并已开始危及到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正如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指出的那样，气候变化风险关涉到全球人类的基本生活元素——水的获得、粮食生产、健康和环境，例如，20世纪60—70年代，英、日等国曾发生过严重的大气污染，千万人的生命受到了严重威胁。由此可见，“气候风险大于金融危机”的说法并不是危言耸听。
这些气候风险的产生是多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大气层中温室气候的不断聚集是其最重要的原因。由于人类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量的二氧化碳，使得这些温室气体长期滞留于大气层中。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据估计，从1850年开始，北美和欧洲的能源生产排放量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的70%。据世界资源研究所估计，1950年至2002年间，因使用化石燃料和水泥生产，全球二氧化碳累计排放量为7800亿t。其中，发达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76.9%，仅美国一个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7.2%；发展中国家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23.1%，中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世界总排放量的9.2%。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还认为，未来大部分二氧化碳排放量将来自发展中国家，因为这些国家的人口和国民生产总值在快速增长，并且在能源密集型产业中所占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通过二氧化碳排放量的这些数据，我们不难发现，气候问题的产生与能源问题密切相关。
能源结构和人类能源实践模式的变迁伴随着气候问题的生成，是气候风险产生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人类能源实践具有长期性和惯性，这种长期性和惯性与化石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能源实践模式相关。例如，人类在能源的开采、加工或利用过程中，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导致了气候风险的产生。在工业社会中，能源实践模式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开始发生变革。18世纪七八十年代蒸汽机的发明和使用，使采煤、钢铁、纺织等新兴产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煤炭作为新能源成为能源主角。此时，煤炭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便开始排放到大气层，气候问题初见端倪。环境问题首先出现在工业化城市之中。19世纪70年代，由于内燃机的发明和使用，第二次产业革命开始，人类进入到了电气化时代，出现了石油工业、有机化工工业、电力工业、汽车工业等新兴工业部门，石油作为原料和燃料登上了能源舞台，与煤炭一起成为能源的主角。由于煤炭、石油的大量消耗，越来越多的二氧化碳排放到了大气里，使得气候问题走向加剧状态，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处于冷战时期，国际局势相对稳定，世界经济突飞猛进，化石燃料大量消耗，气候风险日益彰显出来。
上述分析表明，正是因为人类能源实践模式与能源结构的改变，致使气候风险走向了生成状态。气温升高、酸雨、大气污染等等气候风险，伴随着能源结构的改变与能源实践模式的发展而加剧。这一效应不仅产生了气候问题及其风险危害，同时也造成了能源危机，而能源危机的结果又直接形成了能源风险，使得资源、环境、发展之间的问题成为当今世界的主要社会问题。据科学家预测，到2030年左右，全世界的化石燃料将消耗殆尽，《BP世界能源统计的2006》的数据表明，全球石油储量可供生产40年，天然气和煤炭则分别可供应65年和162年，因此，能源危机已经不是神话。随着社会生产的继续发展，能源作为国家经济命脉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物资，将面临着全球供给短缺的局面，因而不断深化的能源风险也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难题。
二、全球性气候、能源风险蔓延下人类本体性存在的风险性表征方式
可以说，和气候风险相伴的能源风险问题，与人类实践活动的扩张、深化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维度上说，它是一种人造的风险。特别是工业化运动中突出经济利益的主导价值取向，使得这两类风险的数量大大增加，风险的种类日益增多，风险的程度不断加深。与工業文明前的农业时代相比，由气候、能源问题引发的风险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工业文明时期的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更大，风险程度更深，致使社会生活中风险总量迅速扩张，从而形成全球性风险。一旦这些风险加剧演化，对人类本体性存在来说，将会产生不可逆的、毁灭性的打击。正如托夫勒所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文明，能够创造出这种手段，能够不仅摧毁一个城市，而且可以毁灭地球。从来没有整个海洋面临中毒的问题。由于人类贪婪或疏忽，整个空间可以突然一夜之间从地球上消失。”③全球性气候、能源风险蔓延下，人类本体性存在的风险有下面四种表征方式。
第一，气候、能源风险的脱域性程度加深，造成人类本体性存在不安全的全球风险环境的可能性增大。“脱域性”乃是现时代气候风险与能源风险的根本属性之一，它指的是两类风险的积累内驱力和扩张倾向具有无限性与广泛性。工业化以来，随着人类实践水平的扩大和深入，气候、能源风险普遍存在，并且不受任何地理条件的影响和束缚，气候、能源风险的这种“脱域性”，意味着全球性风险的生成，一旦发生事故，地球上所有的人将无一能够幸免。进一步说，风险的规模和范围超出了原来的区域性，走向了全球范围，生成了全球性的气候、能源风险，造成了人之本体性存在不安全的全球风险环境。例如，消耗化石性燃料的能源模式导致的气候变化已不是某个国家、某个区域的局部性事件，温室气体是全球性的污染，无论在地球上的哪个地方排放，结果都是一样的。由气温升高导致的海平面升高、酸雨增多等风险也具有全球性特征，与这一效应相伴的能源危机同样具有全球性。
第二，随着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程度的加强、加剧，“类”风险开始生成，对人类本体性存在造成不可逆灾难的可能性加大。气候、能源风险生成后，其危害人类本体性存在的程度也随之增大。就危害人类本体性存在的程度而言，各类因气候、能源问题产生的风险带来的灾害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激烈。一旦“大灾”出现，就会对人的存在构成毁灭性的打击，容易生成不可逆的灾难事故。大量的科学数据证明了这类风险存在的现实性。如，由于最近100年全球不断上升，使得海平面持续上升，北极冰川逐渐缩小，物种持续灭绝，极端恶劣天气不断增多，公众健康遭受严峻威胁，上亿的人口面临缺水或者缺粮的状况。另外，能源自身的可持续发展也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认为，人口增加和日益增长的工业化导致的能源需求，将使2030年的能源需求上升到比现在高出50%的程度，煤荒、油荒、电荒等现象接踵而来，能源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从气候、能源风险的破坏性状况来看，风险的破坏性趋向了“类”风险的状况。如果气候、能源风险的破坏程度继续加深，破坏范围继续加大，那么，最终的后果将给整个人类及其生存的环境造成严重威胁。
第三，气候、能源风险的复杂性程度加深，潜伏期加大，使得人类本体性存在遭受灾难事故的不确定性加剧。从这两类风险存在和发展的趋势来说，它们属于复杂性、潜在性与现实性交叉的风险。从目前来看，极端气候的突发事件增多，这种不断增长意义上的气候风险全球化，意味着自然风险转向了人为风险，自然风险和人为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而致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局部区域的气候、能源风险转向了全球性的气候、能源风险，由此带来了以气候、能源风险相伴的政治风险、道德风险、文化风险等问题，上述这些环节都增加了风险发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第四，公众对气候、能源问题的风险意识加深又有可能生成新的风险，这种风险意识本身就体现着风险的扩张。基于气候、能源风险的“脱域性”、破坏性与复杂潜在性，从认知意义上说，这些风险对人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新的认知。进一步说，人们对气候、能源的风险意识会生成新的风险，即风险意识本身对社会与人的风险危害性。当前，人类正生活在遭受气候、能源风险冲击的环境下，气候、能源风险意识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其规模和特征大大拓展了人们的风险意识，风险后果的危害威胁着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感性的经验与切身的体会使得人们的气候、能源风险意识加强。应该说，公众获得气候、能源风险的认知是有限的，对气候、能源现实风险的认知往往滞后于实际水平，再加上气候、能源风险还具有潜在性和复杂性的特征，因而在风险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很难认知和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加大了人们认知风险的难度，所以，人们对气候变化、能源危机的恐惧、忧虑心理又生成了新的风险。
从目前来说，在当今气候变化、能源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气温升高”、“环境污染”、“节约资源”等概念在现实中大量存在着，气候、能源风险的表现形式在各类报刊中经常出现，公众生活在风险意识的境遇包围之中，社会上已有的气候、能源风险知识已进入到人们的认知领域，风险意识成为人们思考问题的视角与判断问题的价值理念，规避以及应对风险的呼声也日益高涨。“绿色生活”、“低碳交通”等概念的提出，反映了人们追求安全的一种新的价值诉求。
三、低碳能源安全：对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之安全意识转向的哲学反思
气候、能源风险时代的来临，给人类的本体性安全和环境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和威胁。如今，全世界的人们都在积极主动地寻找克服风险的路径，保障自身存在的安全。渴望以及寻求安全和谐乃是人的天然本性。作为社会历史的主体，从自然本性上说，人具有渴望安全，寻求安全、和谐生活的诉求，面对气候、能源风险的侵袭，人类能够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能力，将风险控制在一定的限度内，改善人类的风险生存方式，努力创造和实现人的安全化生存。
目前，世界各国的人们已深刻意识到了气候、能源风险的严重危害性。在克服风险的路径上，人们主要采取低碳经济的社会发展模式，即借助于发展观更新、制度创新以及技术创新等社会实践手段，利用并发明低碳能源来节能减排，保障自身本体性存在的安全。这一思路有利于改善、优化能源结构与能源实践模式，有利于实现能源供应的多元化，从而减少碳排放，来预防、规避、限制气候、能源风险的现实发生，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利用低碳能源的社会发展模式来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的安全思路体现了现时代安全意识的重大转向，它是针对高碳能源对人类社会形成的风险及其严重威胁而提出的。其涵义是指：在人类历史实践的过程中，采用低碳经济的社会模式，依靠自己的主体性能力，利用、创造与发明低碳能源，达到节能减排的目的，并以它为载体来保证人及其存在环境的安全，使得人以及存在的环境免受、远离因高碳能源而致的风险及其事故的侵害，维护人与社会的自身存在利益，从而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的生命健康与社会的安定和谐。例如，人类可以利用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低碳能源，来解决温室气体的排放问题。由于低碳能源表征出清洁、环保、可循环使用、能源效率较高的特征，因而发展低碳能源的路径成为当今世界各国迎战气候风险的必然选择。低碳能源安全这一新的安全意识转向关涉到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首先，它建构在回应、消解、限制、规避高碳能源给人类带来的气候、能源风险之上，具有控制风险的功能效应，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环保思路，通过维护人与自然的和谐，借助于低碳能源之节能减排为旨趣的各种体制、科技、管理模式的创新，把高碳实践模式的短视时空取向还原为低碳能源实践模式的长远时空取向，進而将工业文明发展范式提升至生态文明发展范式，建立起以低碳经济为核心的认知体系，创造一个相对安全的低碳文化情境，使得人的存在免受或者较小地受到气候、能源风险所致的灾难事故的伤害，从而保障人存在的安全。“能源安全方面，进入21世纪尤其是2003年以来，由于受能源市场（如全球性能源需求的剧增和不断高涨的能源价格）、地缘政治（如伊拉克战争）乃至自然界（如卡特琳娜飓风）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国、尤其是那些主要依赖于能源进口的国家，深切认识到其能源供应结构的脆弱性。由此，继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以后，保障能源供应安全再次成为国际政治与战略决策的首要议题，世界主要工业化国家和组织都在制定或调整其能源战略，通过政策、法律、科技等措施，减少化石能源需求的增长，并使能源来源多样化，这一趋势在2005—2006年间表现得尤为突出。”④低碳能源安全是基于人类的理性及其实践而提出的，它注重长远的未来时空取向，体现了可持续发展观的内涵。可持续发展观并不是放弃发展而是放弃不合理的发展，不是消极地限制发展而是合理、协调更为有效地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符合并顺应了可持续发展范式的基本要求，它通过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将全面发展的战略作为发展的中心，优先关注现实与未来之间的平衡关系与人类的整体利益，从而有利于控制、规避气候、能源风险的潜在和现实发生。
其次，从安全目标的深层次维度上说，低碳能源安全这一现时代的安全意识转向具有安全建构主义的价值意蕴，有利于整合各方力量来实现人类整体的安全。由于气候、能源风险破坏性加大，为了实现“类”安全的价值诉求，各国政府可以低碳能源为载体，建构一个全世界视域内的“安全共同体”，借助于该“安全共同体”中各成员能动的、自律的理性行动，通过互动达成社会乃至国际间的宏观层面的安全结构体系，以此来节能减排，实现气候安全和能源安全的目标。
低碳能源安全之所以具有安全建构主义的价值意蕴，其原因在于：从微观的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具有保障人类本体性存在的人本功能，即通过低碳能源相关战略来缓解风险，降低灾难事故发生率，保证气候和能源发展的相对安全，它有利于人们安居乐业，健康的生产和生活，这是一种生存论意义上人本存在的安全（人生命的安全）。从宏观的意义上说，低碳能源安全具有保障国家、民族安全以及人的“类”安全的发展功能，即通过低碳能源的路径，以它作载体，走低碳经济的发展模式，创造一个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安全社会环境和国际环境，协调各方利益关系，促进国际社会的政治安全、民族安全，推进地球的和谐发展。其核心是：维护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统一，以人本理念为核心和前提条件，通过制度选择和技术创新，倡导低碳安全文化的价值理念来促进和保障人生命权利的安全，进而从人本安全的理念走向民生安全，保障国家和民族的安全，最后实现整个人类社会的安全，保障地球的安全。
在全球化的历史进程视野里，利用低碳能源安全的思路已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缓解风险和危机的主要路径之一，乃是因为其关联到以下三个方面的议题：其一，关联到社会的主体——人的生命存在的现实与未来，这是从人本安全到民生安全之维度上而言的；其二，关联到人赖以存在的客体——生存环境（自然与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这是从社会安全、国家安全乃至地球的安全之维度上而言的；其三，关联到低碳能源发展模式的安全性，即低碳能源能否实现安全的机制，是否保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这是从低碳能源结构、实践模式、发展前景的安全维度上而言的。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作用，有机统一，彼此发生互动的关系，共同构成了低碳能源安全的张力系统。
当然，利用低碳能源来保障人与社会的安全，远离气候、能源风险的侵袭，也是相对的，绝对的安全只是一种理想性的价值诉求。
综上所述，由于低碳能源安全具有对气候、能源风险的控制效应，有利于保障人的本体性安全，有利于保障群体（国家、民族、社会与地球）的安全，有利于促进社会、资源、环境之间的可持续发展，因而成为当今人类回应与规避气候风险与能源风险之威胁与危害的主要战略，成为21世纪可持续发展道路以及人类迎战风险的最佳选择。目前，欧美一些国家正掀起一场以高能效、低排放为核心的“新工业革命”，旨在占领新时期产业制高点，为自身经济发展以及气候改进寻找新的增长动力。英国先后引入了气候变化税、气候变化协议、排放贸易机制、碳信托基金等多项经济政策。在日本，因为《新阳光计划》的提出，1993—2020年，日本用于能源和环境技术研发的财政预算支出达110亿美元。而美国也在投入巨资研发低碳技术，从生物燃料、太阳能设备到二氧化碳排放的发电厂，都制定了开发计划。
世界各国的低碳能源实践取得成功的事实，为保障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安全提供了科学基础和条件，体现了人类规避和控制气候风险和能源风险之路的进步，毋庸置疑，发展低碳经济，走低碳能源发展之路能够有助于预防和控制气候、能源风险的扩张。这一意蕴对中国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中国现在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作为一个后发追赶型的发展中国家，发展与环境、资源之间的矛盾更为显著和突出。今天，中国的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已大量出现，不容忽视，因而在中国当代所面临的各类风险逐步向纵深发展的关键时刻，重视低碳能源安全这一安全意识转向，对于保障我国人民的生存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注释
①裴广川、林灿铃等人主编，《环境伦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②张坤民、潘家华等主编：《低碳经济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7页。
③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第175页。
④张军、李小春等编著：《国际能源战略与新能源技术进展》，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2页。
参考文献
［1］［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M］.田禾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00.
［2］庄有刚.跨越风险社会——风险社会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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