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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末代皇帝溥仪的一生能折射中国的20世纪，他的存世日记也因此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本文是《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整理、注释者王庆祥先生谈自身经历的真情实况：他怎样因李淑贤授权而获得整理和注释溥仪日记的宝贵机遇，又是怎样整理和注释溥仪日记的，《溥仪日记》再版时应该主要解决哪些问题。它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1996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该书封面上作者署名为“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当时，溥仪夫人李淑贤还健在，这一署名方式主要就是尊重她的意见而确定的。
李淑贤授权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溥仪的遗孀李淑贤相识。在北京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院内一问不起眼的厢房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遗留的大量日记、信件、文章、发言底稿、与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等亲笔手稿，还有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这些原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真实再现了溥仪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我当时特别激动，“这些太珍贵了!它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溥仪的一生”。我当即提出合作整理溥仪遗稿，李淑贤欣然同意。1980年6月以后，李淑贤亲笔签署了多项授权书、协议书，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正式确立。
溥仪一生勤于日记，在前半生岁月里就曾写下许许多多的日记篇章。现在还能看到他8岁时所写的日记，因为当时年纪小，每天所记都很简短，但从中也能了解逊位小皇帝所受的教育，读过哪些书，见过哪些人，他每天怎样生活等。后来他寓居天津、度过伪满年代、被俘并成为战犯，其间日记大部损毁，却也有痕迹可寻。虽然天津时期的日记被溥仪亲手烧掉，然而，历史档案中还保留了那些年代里形成的多本溥仪的《召见日记簿》，翔实地记载了溥仪每天见过哪些人，这是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手见证。一些关键的历史情节得以再现：溥仪离津出关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劫持”?是个人意志还是受到欺骗?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还是伪装?他怎样看待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
溥仪特赦后的日记存世较多，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身份，记述了当时国内、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相关史实。特别是记述了他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以及聚餐、谈话等，他怎样看待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日记中，溥仪还一笔笔记下了他与新婚妻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娶了李淑贤后，两人生活在国家供给的房子里，溥仪依然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某一特定角度说，他们是一对不幸的夫妻，没有衾枕之乐，不能生儿育女；同时，他们又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相伴为生，相依为命，谁都离不开谁。两人还经常开玩笑、侃大山，有时李淑贤被溥仪逗得捧腹大笑。应该说溥仪是位很友善的人，能够真诚对待一位普通工友。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的溥仪，看到他特赦后过着怎样的生活。
溥仪的绝笔日记写于他去世5天前。那篇日记简短且字迹潦草，除了“蒲老开方”外其它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日期都没有记下。我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处方核对，才确定日记的日期为1967年10月12日。
怎样整理和注释
根据公开出版的需要，以及李淑贤的意见，我对溥仪日记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主要涉及6个方面。这些都很重要，不做整理，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一、格式和文字整理
这方面整理包括正确辨识字迹、调整混乱文序、规范行文段落和标点符号、换补文字误漏、准确标识日期，以及必要的文字规范如删字删句删段等。这一项项整理还涉及溥仪日记的内容，如事件、人物、单位等，都必须弄清楚。
二、内容整理
根据适合条件，把并非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这是在内容整理方面，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包含6类情况。
1、把1956、1957年溥仪到各地参观的实录和观感编入日记
收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中溥仪1956年和1957年两年内的“日记”(第46页至96页)，其实只是溥仪在抚顺关押期间随同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参观之际而在当日写下的实录和观感。管理所领导要求溥仪和伪满几名大臣，每人写一份“认罪书”或称作“悔罪书”。后来又统一给这种材料取名“我的前半生”。溥仪、张景惠等每人都写了一篇“悔罪书”，也都叫“我的前半生”。应该说明的是，这与溥仪特赦后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不是一码事，体例和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只写到1957年7月为止。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出狱时，中央领导非常关注溥仪，希望了解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的表现，就让管理所领导把那份“悔罪书”用铅字8开本印出几十册，以供阅读参考，而印到白封皮上的名字即为《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其中就有溥仪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参观的内容，溥仪自己保留了这种8开铅字本一套3册，他去世后一直由李淑贤保存。1980年李淑贤把这套资料和溥仪日记原稿等一同交给我整理。为了弥补溥仪并未在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改造时期留下日记的缺憾，征得李淑贤同意，我把这些经过考证、核实的内容，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
2、“大海捞针”，找回已失日记中若干得以保存的篇章
溥仪1960、1961、1962三年的日记以及1964年(除3月11日至4月29日以外其它时段)、1965年(除1965年4月15日至年底时段)、1966年(除5月至8月间时段)这三年之部分日记，均已经失掉。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欠，我付出“大海捞针”的努力，坚决要把已失日记中若干因当年曾被抄录于另本而得以保存的篇章，即那种写在非正规“日记”册中、而且是散落在上百万字溥仪遗稿中间的“记事性记载”文字一一寻找出来，再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对此，书中也有明示“是溥仪亲手摘抄在有关笔记本上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3、把在别处找到的相关详细记载合并入日记本文
溥仪日记中本文存在，但属简记。我又从溥仪的非日记性笔记本上费力找到了相关详细记载，把它们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以补充同日由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之不详或不足。溥仪遗稿中“1963年5月22日”相关详细记载即这种情况，全书约有30例。我在《关于整理和注释的几点说明》第二项中专门谈到这种情况：“同日日记而分写两处的，整理时合并，但隔行单列不相混淆，并对移入的部分加注说明。”
4、以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定稿代替溥仪的记录稿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并讲话，溥仪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次讲话的亲笔原始记录，题为《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对我们讲话》。在溥仪的笔记本上，还有一篇《周总理讲话、语录(第一次接见时)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亲历者相互对照、传抄而形成的，溥仪又亲笔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了。还有第三篇《补录周总理谈话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由溥仪亲笔补录在笔记本上的。由于其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和对台关系某些不宜公开事项，这在当年是不可能原样发表的，也是非亲历者不可能看到的。
以上三篇原始记录与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的正式谈话记录，除大致意思相符，具体用词、组句、成篇都不同。在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等十一人时的谈话》几种文本并存的情况下，我经过比对，乃选定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文本，用以取代溥仪的原始记录稿和“对照、传抄”稿。
5、把书写在溥仪日记行文之外的记载纳入正文
就是说，本篇日记中的一两句话，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而是写在日记行文之外，实为某种备忘性或提示性记载。例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正文行文外，有一句：“他说从皇帝到人(公)民，是史无前例[的]奇迹。”经考证而把它纳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正文，并加注释：“此句是溥仪补写在日记正文之外的，现据内容插入正文。”这种情况全书有46例。
6、史实纠误，排除“硬伤”
溥仪原文或有“硬伤”即出现重要史实错误，经查阅存档历史资料，对溥仪原文“硬伤”，加以考订和纠正。这一项整理全书有19例。例如1963年3月22日日记，溥仪原文为“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经查阅历史档案，我将“第二届”改为“第三届”(《爱新觉罗·溥仪日》)P137)。又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溥仪原文为“政协祭严济慈先生的追悼会”。经考证，我改定为“政协祭严口口先生的追悼会”，并加注文“是日，全国政协为严希纯先生开追悼会，溥仪却误记为别人了。严希纯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政公党中央常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学委会主委等职。”
三、注释，文字量已超过正文
因为溥仪身份复杂、经历丰富，其日记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又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社会变革，内容博大，这势必影响到注释文字的数量和质量。整理他的日记必须广加注释，才便于读者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释溥仪的日记，等于编一部溥仪辞典。同时，这也是印证和传播历史史实的好机会。为此，我整理溥仪日记特别着重注释，其文字量已超过正文。就我的能力以及目前占有的资料而言，可能还是难以尽如人意。
四、有创意的“篇后附录”
关于“篇后附录”，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说到这一发现与创意的由来：“溥仪日记中的某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内容不能明了，对此而有其他可靠资料能够补充或佐证的，都尽可能注出或作为‘篇后附录’而完整引证出来，似有助于环境的补充。本书‘篇后附录’较多地利用了董益三先生的日记资料。董先生是溥仪特赦后的同事，他们都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同室办公，朝夕相处，在60年代中期前后五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但有共同的业务生活、政治学习生活、劳动生活和参观旅游生活，两人还成为邻居和相知的朋友，发生了比其他专员间更密切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年代里，董先生帮助溥仪分析形势、正确处理面对的各种难题，使两人的情谊在新的考验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当我在80年代初走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时，他热情而直率地提供了自己的日记(1962年～1967年)以及当年的工作笔记等珍贵手稿资料。董先生的生活规律性极强，日记准确、详明、生动、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史料性。他提供的资料不仅能够核实溥仪日记中的许多记载，而且有助于丰富溥仪日记的内容，使其失于简略的涉及专员共同生活的记述，得到了必要的补充性的具体说明。尤为难得的是，董先生日记中还有数量不少的关于溥仪言行的生动的直接记述。引证董先生的日记、工作笔记作为‘篇后附录’和注文，等于保存了一批有关溥仪思想和生活轨迹的重要佐证资料，他填补了溥仪遗留的部分空白。”
五、保护原文原意
溥仪作为中国末代皇帝，又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他的日记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而珍贵。因此，整理他的日记必须慎之又慎，重在保护原文原意。
对溥仪原文。或因文字重复，或因字迹不清，或因记载简略以至语意难明，或因关涉隐私，或因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或因其它种种原因而删字、删句、删段。内容取舍涉及要对本文从多角度考量，要与溥仪日记关联、比照，藉以认定是否可以如此取舍。我做这项整理时，一般都以删节号表示，并在注文中明示，对读者有交代。此类删文。全书可以列举82例。
例如1957年6月9日-12日日记(在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厂)。溥仪原文：“还有在幼儿园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当无数天真活泼的儿童，向我们表示欢迎并伸出那可爱的小手打招呼，有的还发出感人的声音说着：‘叔叔你好!’也有的说：‘叔叔抱抱我!’等等的话。真使我‘自惭形秽’，我暗想到：你们今天欢迎的这一群人们，都是在过去曾经骑在你们父兄的头上，压迫过他们，榨取过他们，甚至还曾经杀害过他们的血腥凶手啊!可是现在呢，却都怡然自得地受着这群可爱孩子的欢迎!”我整理后删去溥仪原文中“还有”、“当”、“们”、“在过去”、“的”、“曾经”等多余虚字，增加了“这些话”三字，使文字精炼、通顺、规范(《爱新觉罗·溥仅日记》P85、86)，而实质内容，凡属表达一定意义的用词、用字，都要尽可能保留而不随意改变，如需变动，一般采取“虚改实留”的原则。不能把溥仪日记作为手中玩物，随便“创造”，改变原文，篡改内容。
再版时的建议
我整理溥仪日记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受到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缺欠。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本书的整理，首先应当指出，溥仪日记中记录的某些讲话、记述的某些见闻以及其中反映的某些观点，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特殊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当然不应苛求于写日记的人。对此，除删节一些内容外，均加注释说明。如加注引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段落加以说明。尽管如此，当年的日记不能不带有当年的痕迹，‘而且作为个人的日记，受到经历、感情及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在记人记事方面也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看问题的片面与偏见’，谨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历史背景正确对待之。”对《溥仪日 记》再版，我提出一些建议。
一、恢复因政治因素而删除的内容
日记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记录时代，展现真实。因政治因素而删减内容，现在看来很不合适。例如1957年8月28日～30日日记(二次参观沈阳)，整理时删去原文中“也使我认识到，章、罗等右派分子集团的阴谋诡计的可恨可耻”一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95)，“反右”是当时背景下很真实的情况，删去此句不合适，完全可以不删除。此外还有误删的，如整理1966年12月23日日记时误删“每天睾丸酮注射二次，佚剂一片”一句，更应该恢复。
二、纠正失误
整理、出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一项巨大工程，工作量极大，虽历数年精心整理，也不可能丝毫不出现失误。此类情况可以列举出56例之多。例如1957年6月4日～8日(在哈尔滨参观)。溥仪原文为“绿树涟漪相衬成趣”，《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7)错改为“绿树涟漪相见成趣”，文义已不通；1967年7月6日日记原文：“下午，王毓超突来访”，《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88)误以“下”为“上”，写成“上午”等。
三、天津时期溥仪《召见日记》增加注释
《召见日记》中可见大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当年健在的清朝遗老，民国政府的高官，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欧美国家驻天津的政界和军界人物以及来访的各国政要，特别是日本军界、政界、文化艺术界各类代表团等，他们在天津会见溥仪都存有现实或长远的目的，其中还有一些人物正是后来伪满14年中与溥仪又发生多种关联的人物，例如德穆楚克栋鲁普、邢士廉、谢介石、陈曾寿、郑禹、土肥原贤二、吉冈安直等。当时溥仪会见过的人物中，还有一些后来又与新中国发生过某种关联，例如章土钊、周善培等。对这些人的政治倾向、简单经历以及他们与溥仪的交往加以注释。有利于显示溥仪会见他们的政治目的、内涵和实践，很有必要。希望了解内情的国内同行学者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四、把《溥仪生平大事记》作为附录编入书中，不可缺失
存世溥仪日记固然珍贵，但毕竟由于历史原因缺失过多，如能把经过考证而确认的溥仪生平细节列入大事记附于书中，则非常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并理解溥仪存世日记。应特别侧重属于“大事”的细节，侧重把时间定位在某年某月的某日，而使之真正可与溥仪日记相辅相成。
(本文编辑 张云静)
1996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该书封面上作者署名为“爱新觉罗·溥仪遗稿、李淑贤提供、王庆祥整理注释”。当时，溥仪夫人李淑贤还健在，这一署名方式主要就是尊重她的意见而确定的。
李淑贤授权
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溥仪的遗孀李淑贤相识。在北京东城北小街草原胡同23号院内一问不起眼的厢房里，我惊奇地见到了中国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遗留的大量日记、信件、文章、发言底稿、与各界人士的谈话记录等亲笔手稿，还有各种出席证、请柬和家庭影集。这些原始的文字和图片资料，真实再现了溥仪特赦以后的崭新风貌。我当时特别激动，“这些太珍贵了!它能让我们更多地了解溥仪的一生”。我当即提出合作整理溥仪遗稿，李淑贤欣然同意。1980年6月以后，李淑贤亲笔签署了多项授权书、协议书，我们的合作关系就此正式确立。
溥仪一生勤于日记，在前半生岁月里就曾写下许许多多的日记篇章。现在还能看到他8岁时所写的日记，因为当时年纪小，每天所记都很简短，但从中也能了解逊位小皇帝所受的教育，读过哪些书，见过哪些人，他每天怎样生活等。后来他寓居天津、度过伪满年代、被俘并成为战犯，其间日记大部损毁，却也有痕迹可寻。虽然天津时期的日记被溥仪亲手烧掉，然而，历史档案中还保留了那些年代里形成的多本溥仪的《召见日记簿》，翔实地记载了溥仪每天见过哪些人，这是他政治活动最重要的第一手见证。一些关键的历史情节得以再现：溥仪离津出关是主动行为，还是被“劫持”?是个人意志还是受到欺骗?他到底是真改造好了，还是伪装?他怎样看待新世界、新中国、新社会?
溥仪特赦后的日记存世较多，这位当过皇帝的公民，以关心时局的普通人身份，记述了当时国内、国际上一些重要的政治事件；更从在全国政协机关工作的特赦人员的角度，记述了作为同事的前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情况和相关史实。特别是记述了他受到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接见，以及聚餐、谈话等，他怎样看待领袖人物毛泽东、周恩来等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在日记中，溥仪还一笔笔记下了他与新婚妻子的婚姻家庭生活。他娶了李淑贤后，两人生活在国家供给的房子里，溥仪依然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从某一特定角度说，他们是一对不幸的夫妻，没有衾枕之乐，不能生儿育女；同时，他们又是一对幸福的伴侣，相伴为生，相依为命，谁都离不开谁。两人还经常开玩笑、侃大山，有时李淑贤被溥仪逗得捧腹大笑。应该说溥仪是位很友善的人，能够真诚对待一位普通工友。这就是我们可以从日记中看到的溥仪，看到他特赦后过着怎样的生活。
溥仪的绝笔日记写于他去世5天前。那篇日记简短且字迹潦草，除了“蒲老开方”外其它的几个字都不认识。甚至连日期都没有记下。我与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原处方核对，才确定日记的日期为1967年10月12日。
怎样整理和注释
根据公开出版的需要，以及李淑贤的意见，我对溥仪日记做了大量整理工作，主要涉及6个方面。这些都很重要，不做整理，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
一、格式和文字整理
这方面整理包括正确辨识字迹、调整混乱文序、规范行文段落和标点符号、换补文字误漏、准确标识日期，以及必要的文字规范如删字删句删段等。这一项项整理还涉及溥仪日记的内容，如事件、人物、单位等，都必须弄清楚。
二、内容整理
根据适合条件，把并非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这是在内容整理方面，我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具体包含6类情况。
1、把1956、1957年溥仪到各地参观的实录和观感编入日记
收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中溥仪1956年和1957年两年内的“日记”(第46页至96页)，其实只是溥仪在抚顺关押期间随同战犯管理所组织的参观团，到外地参观之际而在当日写下的实录和观感。管理所领导要求溥仪和伪满几名大臣，每人写一份“认罪书”或称作“悔罪书”。后来又统一给这种材料取名“我的前半生”。溥仪、张景惠等每人都写了一篇“悔罪书”，也都叫“我的前半生”。应该说明的是，这与溥仪特赦后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那本《我的前半生》不是一码事，体例和内容完全不同，而且只写到1957年7月为止。
1959年12月第一批特赦战犯出狱时，中央领导非常关注溥仪，希望了解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期间的表现，就让管理所领导把那份“悔罪书”用铅字8开本印出几十册，以供阅读参考，而印到白封皮上的名字即为《我的前半生(未定稿)》，其中就有溥仪在哈尔滨、长春、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参观的内容，溥仪自己保留了这种8开铅字本一套3册，他去世后一直由李淑贤保存。1980年李淑贤把这套资料和溥仪日记原稿等一同交给我整理。为了弥补溥仪并未在其人生中极为重要的改造时期留下日记的缺憾，征得李淑贤同意，我把这些经过考证、核实的内容，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一书。
2、“大海捞针”，找回已失日记中若干得以保存的篇章
溥仪1960、1961、1962三年的日记以及1964年(除3月11日至4月29日以外其它时段)、1965年(除1965年4月15日至年底时段)、1966年(除5月至8月间时段)这三年之部分日记，均已经失掉。为了弥补这一重大缺欠，我付出“大海捞针”的努力，坚决要把已失日记中若干因当年曾被抄录于另本而得以保存的篇章，即那种写在非正规“日记”册中、而且是散落在上百万字溥仪遗稿中间的“记事性记载”文字一一寻找出来，再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对此，书中也有明示“是溥仪亲手摘抄在有关笔记本上而幸运地保存了下来”。
3、把在别处找到的相关详细记载合并入日记本文
溥仪日记中本文存在，但属简记。我又从溥仪的非日记性笔记本上费力找到了相关详细记载，把它们按时序编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中，以补充同日由溥仪写入正规“日记”册中的文字之不详或不足。溥仪遗稿中“1963年5月22日”相关详细记载即这种情况，全书约有30例。我在《关于整理和注释的几点说明》第二项中专门谈到这种情况：“同日日记而分写两处的，整理时合并，但隔行单列不相混淆，并对移入的部分加注说明。”
4、以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的定稿代替溥仪的记录稿 1959年12月14日，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并讲话，溥仪在笔记本上留下了这次讲话的亲笔原始记录，题为《1959年12月14日周总理对我们讲话》。在溥仪的笔记本上，还有一篇《周总理讲话、语录(第一次接见时)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亲历者相互对照、传抄而形成的，溥仪又亲笔抄写在他的笔记本上了。还有第三篇《补录周总理谈话1959年12月14日》，这是事后由溥仪亲笔补录在笔记本上的。由于其内容涉及国际关系和对台关系某些不宜公开事项，这在当年是不可能原样发表的，也是非亲历者不可能看到的。
以上三篇原始记录与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的正式谈话记录，除大致意思相符，具体用词、组句、成篇都不同。在周恩来《接见首批特赦战犯溥仪等十一人时的谈话》几种文本并存的情况下，我经过比对，乃选定收入《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一书文本，用以取代溥仪的原始记录稿和“对照、传抄”稿。
5、把书写在溥仪日记行文之外的记载纳入正文
就是说，本篇日记中的一两句话，在原文中并不存在。而是写在日记行文之外，实为某种备忘性或提示性记载。例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正文行文外，有一句：“他说从皇帝到人(公)民，是史无前例[的]奇迹。”经考证而把它纳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正文，并加注释：“此句是溥仪补写在日记正文之外的，现据内容插入正文。”这种情况全书有46例。
6、史实纠误，排除“硬伤”
溥仪原文或有“硬伤”即出现重要史实错误，经查阅存档历史资料，对溥仪原文“硬伤”，加以考订和纠正。这一项整理全书有19例。例如1963年3月22日日记，溥仪原文为“第二届亚非人民团结大会”。经查阅历史档案，我将“第二届”改为“第三届”(《爱新觉罗·溥仪日》)P137)。又如1965年10月5日日记，溥仪原文为“政协祭严济慈先生的追悼会”。经考证，我改定为“政协祭严口口先生的追悼会”，并加注文“是日，全国政协为严希纯先生开追悼会，溥仪却误记为别人了。严希纯逝世前任全国政协常委和中国政公党中央常委；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学委会主委等职。”
三、注释，文字量已超过正文
因为溥仪身份复杂、经历丰富，其日记涉及一千多位中外人物和众多的历史事件，又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中的社会变革，内容博大，这势必影响到注释文字的数量和质量。整理他的日记必须广加注释，才便于读者接受。从某种意义上说，注释溥仪的日记，等于编一部溥仪辞典。同时，这也是印证和传播历史史实的好机会。为此，我整理溥仪日记特别着重注释，其文字量已超过正文。就我的能力以及目前占有的资料而言，可能还是难以尽如人意。
四、有创意的“篇后附录”
关于“篇后附录”，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说到这一发现与创意的由来：“溥仪日记中的某些记载过于简略，以致内容不能明了，对此而有其他可靠资料能够补充或佐证的，都尽可能注出或作为‘篇后附录’而完整引证出来，似有助于环境的补充。本书‘篇后附录’较多地利用了董益三先生的日记资料。董先生是溥仪特赦后的同事，他们都是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的专员，同室办公，朝夕相处，在60年代中期前后五年多时间里，他们不但有共同的业务生活、政治学习生活、劳动生活和参观旅游生活，两人还成为邻居和相知的朋友，发生了比其他专员间更密切的个人和家庭之间的交往。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初的年代里，董先生帮助溥仪分析形势、正确处理面对的各种难题，使两人的情谊在新的考验中得到深化和发展。当我在80年代初走访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时，他热情而直率地提供了自己的日记(1962年～1967年)以及当年的工作笔记等珍贵手稿资料。董先生的生活规律性极强，日记准确、详明、生动、具体，富有思想性和史料性。他提供的资料不仅能够核实溥仪日记中的许多记载，而且有助于丰富溥仪日记的内容，使其失于简略的涉及专员共同生活的记述，得到了必要的补充性的具体说明。尤为难得的是，董先生日记中还有数量不少的关于溥仪言行的生动的直接记述。引证董先生的日记、工作笔记作为‘篇后附录’和注文，等于保存了一批有关溥仪思想和生活轨迹的重要佐证资料，他填补了溥仪遗留的部分空白。”
五、保护原文原意
溥仪作为中国末代皇帝，又经历了20世纪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他的日记恰可折射中国近现代历史，重要而珍贵。因此，整理他的日记必须慎之又慎，重在保护原文原意。
对溥仪原文。或因文字重复，或因字迹不清，或因记载简略以至语意难明，或因关涉隐私，或因受限于当时的政治因素，或因其它种种原因而删字、删句、删段。内容取舍涉及要对本文从多角度考量，要与溥仪日记关联、比照，藉以认定是否可以如此取舍。我做这项整理时，一般都以删节号表示，并在注文中明示，对读者有交代。此类删文。全书可以列举82例。
例如1957年6月9日-12日日记(在长春参观第一汽车厂)。溥仪原文：“还有在幼儿园也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感动。当无数天真活泼的儿童，向我们表示欢迎并伸出那可爱的小手打招呼，有的还发出感人的声音说着：‘叔叔你好!’也有的说：‘叔叔抱抱我!’等等的话。真使我‘自惭形秽’，我暗想到：你们今天欢迎的这一群人们，都是在过去曾经骑在你们父兄的头上，压迫过他们，榨取过他们，甚至还曾经杀害过他们的血腥凶手啊!可是现在呢，却都怡然自得地受着这群可爱孩子的欢迎!”我整理后删去溥仪原文中“还有”、“当”、“们”、“在过去”、“的”、“曾经”等多余虚字，增加了“这些话”三字，使文字精炼、通顺、规范(《爱新觉罗·溥仅日记》P85、86)，而实质内容，凡属表达一定意义的用词、用字，都要尽可能保留而不随意改变，如需变动，一般采取“虚改实留”的原则。不能把溥仪日记作为手中玩物，随便“创造”，改变原文，篡改内容。
再版时的建议
我整理溥仪日记主要是在上世纪80年代完成的。受到时代和个人认识的局限，有缺欠。我在《爱新觉罗·溥仪的遗稿与日记》一文中就谈到了这一问题：“关于本书的整理，首先应当指出，溥仪日记中记录的某些讲话、记述的某些见闻以及其中反映的某些观点，由于受到当时政治背景、特殊环境或其他因素的影响，现在看来是不合时宜的，这当然不应苛求于写日记的人。对此，除删节一些内容外，均加注释说明。如加注引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的有关段落加以说明。尽管如此，当年的日记不能不带有当年的痕迹，‘而且作为个人的日记，受到经历、感情及特定环境和条件的影响，在记人记事方面也难免带有个人感情色彩或看问题的片面与偏见’，谨请研究者和广大读者联系历史背景正确对待之。”对《溥仪日 记》再版，我提出一些建议。
一、恢复因政治因素而删除的内容
日记的主要功用就在于记录时代，展现真实。因政治因素而删减内容，现在看来很不合适。例如1957年8月28日～30日日记(二次参观沈阳)，整理时删去原文中“也使我认识到，章、罗等右派分子集团的阴谋诡计的可恨可耻”一句(《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95)，“反右”是当时背景下很真实的情况，删去此句不合适，完全可以不删除。此外还有误删的，如整理1966年12月23日日记时误删“每天睾丸酮注射二次，佚剂一片”一句，更应该恢复。
二、纠正失误
整理、出版《爱新觉罗·溥仪日记》是一项巨大工程，工作量极大，虽历数年精心整理，也不可能丝毫不出现失误。此类情况可以列举出56例之多。例如1957年6月4日～8日(在哈尔滨参观)。溥仪原文为“绿树涟漪相衬成趣”，《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7)错改为“绿树涟漪相见成趣”，文义已不通；1967年7月6日日记原文：“下午，王毓超突来访”，《爱新觉罗·溥仪日记》(P688)误以“下”为“上”，写成“上午”等。
三、天津时期溥仪《召见日记》增加注释
《召见日记》中可见大量在中国历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例如当年健在的清朝遗老，民国政府的高官，英、美、法、德、意、西班牙等欧美国家驻天津的政界和军界人物以及来访的各国政要，特别是日本军界、政界、文化艺术界各类代表团等，他们在天津会见溥仪都存有现实或长远的目的，其中还有一些人物正是后来伪满14年中与溥仪又发生多种关联的人物，例如德穆楚克栋鲁普、邢士廉、谢介石、陈曾寿、郑禹、土肥原贤二、吉冈安直等。当时溥仪会见过的人物中，还有一些后来又与新中国发生过某种关联，例如章土钊、周善培等。对这些人的政治倾向、简单经历以及他们与溥仪的交往加以注释。有利于显示溥仪会见他们的政治目的、内涵和实践，很有必要。希望了解内情的国内同行学者共同做好这项工作。
四、把《溥仪生平大事记》作为附录编入书中，不可缺失
存世溥仪日记固然珍贵，但毕竟由于历史原因缺失过多，如能把经过考证而确认的溥仪生平细节列入大事记附于书中，则非常方便读者和研究者了解并理解溥仪存世日记。应特别侧重属于“大事”的细节，侧重把时间定位在某年某月的某日，而使之真正可与溥仪日记相辅相成。
(本文编辑 张云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