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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国防部正式命名之前，由解放日报于1959年宣传的先进典型；1963年命名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等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当年8月1日，毛泽东心潮起伏，诗兴勃发，亲自挥毫写下了《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同年11月29日晚，毛泽东又观看了由“南京路上好八连”改编成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据说，毛泽东于晚年仅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解放日报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及配发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竞相转载，“好八连”从此成为我党我军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跨时代和跨世纪的先进典型。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辐射全国，人人皆知，并一代代传承至今。社会已跨入了新的世纪，但好八连的精神依然是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据有的文章回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由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采写，并由当年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张默、张锦堂等修改而成，最后经总编辑魏克明审阅，由副总编辑王维看后，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刊登；同时配发的社论是由时任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撰写的。
事实真是完全如此吗？
山东大汉送来了一万七千字的初稿
毋容置疑，该通讯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1956年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站岗放哨，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寸布，每一滴水，每一分钱，用以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的看似平凡实为伟大的事迹和精神，点点滴滴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四年书，文化底子薄，但学习很努力。他和八连首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站岗放哨，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他耳闻目睹，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年八连驻防南京路之时。有一天，他送来了一幅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挺拔地站在高楼上站岗放哨的摄影作品，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取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这幅摄影作品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好，几乎成了上海的名片。初次的成功对他激励很大，以后他又先后送来了好几篇发生在八连的小故事，如《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衣》等，也都一一在解放日报的《人民子弟兵》专栏上刊登了出来。吕兴臣为人直爽，善于与人沟通，所以他和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记者都有交往，尤其是和分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关系更为密切。两位都是山东汉子，十分投缘。吕兴臣从写图片说明到写小故事，再后来写小通讯，都得到了张锦堂的鼓励与指点。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于是报社政法文教部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像一颗颗珍珠，很宝贵，但单发影响不大，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成为一根“项链”，也就是说，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政法文教部的认可，报社领导也同意，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于是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也来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下到八连站岗放哨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不像一篇通讯。
张锦堂在事隔40年后的回忆中说，当时有人见稿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冷水一盆。他对吕兴臣说：“老吕呀，你把通讯当小说写了。”
可见写文章犹如造房子，建筑材料很多很好，但要造出好的房子，还得有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施工员的认真施工才成。当时报社里谁来当“设计师”或“施工员”呢？最有资格的当然是张锦堂，但他在拿到初稿并上交以后的1959年4月5日便下放奉贤劳动，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组内其他的记者，也是职责所系，难以插手。所以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酷暑夜 战斗室 成文章
据几位当事者回忆，吕兴臣的性格有个特点：心急要“跳墙”。他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那篇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便就设法“跳墙”了——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他去找了新闻日报的郑拾风，又找了《文艺月报》的魏金枝以及他的同乡、作家孙峻青，经过这些“大手笔”的点拨，果然有所长进。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研读了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很有心得。就在他的努力及作家们的参与下，一篇约八千字的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告文学，在巴金先生任主编的《文艺月报》1959年五月号《国庆特刊》上刊登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是心有不甘，《文艺月报》的发行量、读者面、影响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和解放日报相比的。而解放日报是上海的党报，代表党的声音，这么好的典型，上不了党报，实在太可惜了。
几经周折，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回找的是青年记者张贻复。因为张锦堂下放劳动去了，原来他所分管的部队一条线暂时转交给了张贻复。令人奇怪的是，吕兴臣从背包中拿出来的一大叠稿子仍然是那份被说成是“小说”的一万七千字的小故事堆砌稿，他向张贻复谈了此稿的遭遇，但只字未提《文艺月报》发表的那个稿子，而张贻复对此蒙在鼓里，并不知情。当时的张贻复，年纪还很轻，工作中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对通讯员的困难愿意帮忙试试看。 张贻复原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1954年调到解放日报，开始是借调，1956年正式转了关系。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当了记者，采写政治新闻。对于吕兴臣来报社找他以及两人怎样冒着酷暑，在斗室里挥汗撰稿的情景，张贻复在1993年7月接待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处江跃中等同志访问时，曾作过介绍。警备区的几位同志听了很觉新鲜，便在当年7月30日的《新闻出版报》上披露了此事，题目是《“好八连”从此天下传》，把吕兴臣和张贻复同列为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作者之一。1999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第十一版和《人才开发》杂志1999年第八期上，张贻复本人也撰文作了回忆（后来，我们曾访问他，他的回忆稍有补充）——
1959年7月的一天，上海的天气酷暑难当。一个周末的下午，吕兴臣来到我的住处——培文公寓97室一间小屋，即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这是原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宿舍，由我一人居住。这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把芭蕉扇用以解暑。我们俩紧靠一张褪了色的深绿色大写字桌坐下，他坐在靠东边窗户那一头，我坐在里面那一头。我们铺开一叠大开张的部队稿纸开始伏案写稿。好在现成的小故事均在手头，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珍珠”似的小故事用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变成一根“项链”。经商量，我们确定把好八连在艰苦奋斗精神主导下的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作为主线，用以突出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向夺取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发出的“两个务必”号召这个主题。接着，确定了这篇通讯的详细结构，其中包括分几个层次以及每个层次所需的小故事。于是，我们便一段一段地啃。文章的开场白由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边议边写，直到满意为止。每一段落的过渡语也是边议边写，也有些段落由我说他写，或由他写我改。每段中的小故事由他提供，再由我琢磨修改，彼此交叉进行。在写稿过程中，还采用了裁剪方法，剪剪贴贴，以节省时间。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写稿时大汗淋漓，后来干脆赤膊上阵。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我们的写作仍在继续。吕兴臣不停地抽香烟，把大量烟灰弹在一张大稿纸上，越积越多。整个写稿过程，由于我们思想高度集中，所以竟然毫无倦意。直至第二天清晨，全文终于一气呵成，只是最后一段，战士童新根的思想转变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尚需补充。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特别重视推敲标题，要画龙点睛。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忖了一忖，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我也疯了似地兴奋起来。就这样，他一半，我一半，一锤定音，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标题。此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标题竟然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引以为豪的优秀连队的永久象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用了点早餐就呼呼入睡了，直至中午才分手。我们商定，需补充的材料由吕兴臣去完成，并由他尽快送交给我。果然，他很快将补充材料写进稿件并送来了。由张默交到总编辑魏克明那里。魏总看了当即肯定此稿，要求再作些修改。
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张默只提了一条意见，建议再补充一些八连的业余生活，说明他们物质生活虽然艰苦朴素，但兴趣广泛，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按照张默提的意见，我们俩马上在原稿上加了一节关于好八连学习生活和文化娱乐体育方面的一些内容。稿件定稿后仅几天就见报了，其反响之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于该稿的署名问题，因为当时解放日报有个内部惯例，为了不让记者滋长个人名利思想，本报记者与通讯员共写的稿件如材料都是通讯员的一般不署名。该篇通讯虽由我和吕兴臣合作完成，但最后只署了“吕兴臣”一个人的名字。我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甘愿默默无闻。由于我们首次合作，一举轰动，我们俩都深受鼓舞。不久，我们再度合作对好八连作了深入报道，又共同采写了一篇《亲人会见好八连》的长篇通讯，于1960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登了出来。
几十年以后，张贻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激情满怀：“初生牛犊不怕虎，抓大头条，大题材，大典型，大文章，是记者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石激起千层浪，浪花溅在心坎上，其乐无穷。”他又说：“机会和尝试往往是成功之先决条件，能获得出乎意料之成果。它是人们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一座永恒的宏伟大桥。若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既不尝又不试，停留于空谈，或束之高阁，必然一事无成。我要谢谢张锦堂，由于他的下放劳动，让出了‘空档’；也要谢谢张默，是她安排我接替部队报道，当了‘临时工’，给了我尝试的机会；更要谢谢吕兴臣，是他拉我‘出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感到十分幸运，一次并非很有把握的尝试，却取得了意外的重大收获，与部队通讯员吕兴臣一起成为了‘好八连’精神的第一传播人。”
纠正误传终还历史真面目
上世纪末的1999年，为纪念解放日报创刊50周年，报社制作了回顾性的纪录片《解放日报50周年》在电视台播放，其中涉及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采写情况。纪录片播出后，张贻复发现有关内容不够完整，于是他写了书面回忆材料寄送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对实际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前面说的，于1999年8月间在光明日报和《人才开发》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之后，为了弄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处级调研员桑晋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除了详阅了当事者的书面材料和报刊上的文章外，还对一些关键的人物进行了当面采访并收集证据。2006年3月1日，他去拜访了张贻复，请他对当年的写作经过再作回忆。张贻复说，他同吕兴臣的合作，主要是帮助吕兴臣把材料更好地串起来，进行提炼，突出主题，同时在文字上做些润色，在段落之间作些衔接和过渡，直至完稿定标题。桑晋泉根据调查结果，写了《解放日报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该文中叙述了吕、张共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情况。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在今年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时，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长文，文中提到吕兴臣的稿子经过张锦堂、张默等人大幅度修改，文字从一万七千字改成见报时的六千九百字。此一说法明显有误。
如前所述，张锦堂于1959年4月5日下放劳动后，对吕兴臣的那篇一万七千字的长稿再也没有过问了。又据张默1999年6月24日的回忆说：“1959年3月底或4月初，张锦堂还没有下放时，就把吕兴臣的初稿交来了。”“我们看了直摇头。”“7月初，吕兴臣把改写过的通讯送到我手里时，已经基本可用了。”显然，此可用稿就是吕兴臣、张贻复两人挑灯夜战，挥汗拼搏写出来的稿子。张默对此稿修改，用她自己回忆的话就是“只提出一条意见”（见《我们的脚印——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第二辑》第231页），由此可见，所谓“大幅度修改”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把事实的真相搞得更清楚些，我们又专程去拜访了张贻复。
今年5月16日，我们相约在上海交大宾馆见面。张贻复虽已年届耄耋，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思路敏捷，还时而会发出朗朗笑声。谈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成文过程，张贻复说写文章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胎儿经过了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但在分娩时难产了，需要进行手术，不管手术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一朝”解决。《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从素材积累到写成初稿，经过的时间不算短，吕兴臣也动了很多脑筋，请人指导，研究范文，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但就是没能达到报社的要求，结果难产了。后来我和他运用“手术刀”和“专业技术”，进行剖腹产，搞了差不多半天一夜，解决了问题，终于把一万七千字的“摇头稿”变成了六千九百字的成文稿，将原先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根完整的“项链”。
张贻复还特别向我们说明，十几年前他所提出的关于要完整地回顾《好八连》问世经过的建议，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什么名份，这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 是啊，据我们了解，他早就是高级记者了，1978年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建站时就担任了站长，还享受了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写过有影响的文章上百篇，如今他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一切个人的名呀利呀统统早就置之脑外了，之所以要把经历的事情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其目的就是要还一个历史的真相，务必不要使上海的新闻史或报业史留下瑕疵，免得以讹传讹，误导后人。
在访谈中，张贻复又特地澄清了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那篇通讯撰写社论的作者是吴云溥而非夏其言。他介绍说，“好八连”的通讯写好后，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政治组组长张默拿给他该通讯的铅字小样稿，要他请吴云溥写社论。他找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吴云溥。吴笔头快，文字功底深，和张贻复曾经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时是同事，又是顶头上司，关系很熟。果然，吴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写好的社论稿交来了。张说：“我记得他是写在市委宣传部小开稿子上的，约六七页，字体很工整。”这件事的过程相关领导是很清楚的，但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结果都说这社论是原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所写。有人在前些年悼念夏其言的文章中还坚持此一说法，甚至还把该篇社论编进了《夏其言同志纪念文集》中公开出版了。直至今天此说不变。如此张冠李戴，实在令人遗憾。
张贻复说：“对这件事，我非常佩服桑晋泉同志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告诉我，他去了解放日报档案室，居然查到了这篇社论由吴云溥撰写的原稿和排出的小样，并复印了下来，他又去找吴云溥的夫人和友人进行笔迹辨认和事实核对。后来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对此事也进行了披露。”
我们找到了该文，特将其中一段摘录如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吴云溥夫人朱萍影的证实，她说，老吴为了写这篇文章，专程去好八连采访。她还向笔者出示了吴云溥当年亲手写的在各家报刊发表的文章登记表。在1959年的登记栏里，除了这篇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还为解放日报写了5月4日社论《发扬“五四”革命传统 争取今年更大跃进》等两篇。其中5月4日社论也从档案材料里得到了证实。笔者分别向朱萍影及吴云溥的老同事、《大江南北》杂志主编陈扬出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手稿，经辨认，肯定都是吴云溥的手迹不容置疑。”该文还提到，稿件见报当天，在报社举办的评报会上，报社领导除了肯定成绩之外，还指出了一些差错，如社论中有的内容是消息中写到的，但消息没有发，由于没有与吴云溥通气，所以社论未作出相应更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论确是吴云溥所写的事实。我们对吴云溥手迹的原稿复印件与编辑部准备见报的小样稿作了核对比较，证实两者完全一致。熠熠发光的“项链”有了这样一篇充满光彩的社论相匹配，更显耀眼夺目。
记取险把“黄金”当“黄土”的教训
随着《南京路上好八连》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巨大影响，此文被解放日报社评为“大红旗”稿。解放日报编辑部当年在总结评选红旗稿的经验教训时，揭出了这篇稿子在成文过程中，差一点被埋没的遭遇。据了解，桑晋泉曾去过上海历史档案馆查证当年解放日报评报会的记录，就在长篇通讯见报当天举行的评报会上，总编辑魏光明对有关部门作了批评，指出“好八连”的报道反映出报社报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起初，吕兴臣写的报道《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八连养成节俭之风》被一些同志认为“和气候不合”，“要抓大局”，“现在许多商品积压，你这样强调节约，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就凭这样的“理由”，将稿件挡回去了。结果1958年3月23日被解放军报采用。后来《文艺月报》发表关于好八连事迹的报告文学，又有人认为：人家已经登出来了，再登还有意思吗？最后幸好由于报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篇大通讯才得以见了报。评报会后，报社提出了“思想红，版面红”，“只有思想插红旗，版面才能插红旗”的要求。但是，在“好八连”的报道见报之后不久，魏克明曾指示政法文教部，帮助吕兴臣再写一篇“好八连”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重点大文章。有关负责人虽与吕兴臣几次商议如何写，但结果不了了之。可见，要做成一件事情，并不容易。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发现到见报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甚至差一点把“黄金”当成了“黄土”而胎死腹中。解放日报编辑部的总结中所指的“一些同志”，应该也是一些关键人物，并且深知内情。但是现在因为已时隔半个多世纪，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我们只能从一些解放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中寻找线索，从在世的那些人中进行采访，力求搞清当年的情况及澄清之后发生的误传，给广大关心文史的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过程。同时对于那些为宣传“好八连”事迹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几十年来从不张扬的人，我们也在此表示深深的崇敬。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国防部正式命名之前，由解放日报于1959年宣传的先进典型；1963年命名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陈毅等纷纷题词，号召全国人民要向“南京路上好八连”学习。当年8月1日，毛泽东心潮起伏，诗兴勃发，亲自挥毫写下了《八连颂》：“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同年11月29日晚，毛泽东又观看了由“南京路上好八连”改编成的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据说，毛泽东于晚年仅看过两部话剧，一部是《雷锋》，一部就是《霓虹灯下的哨兵》。
解放日报于1959年7月23日发表的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及配发的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确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人民日报》等主要报刊竞相转载，“好八连”从此成为我党我军闻名全国，家喻户晓的一个跨时代和跨世纪的先进典型。其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的精神辐射全国，人人皆知，并一代代传承至今。社会已跨入了新的世纪，但好八连的精神依然是全军，乃至全国人民心中的一面永不褪色的红旗。
据有的文章回忆，《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由解放日报部队通讯员吕兴臣采写，并由当年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张默、张锦堂等修改而成，最后经总编辑魏克明审阅，由副总编辑王维看后，上报上海市委审定刊登；同时配发的社论是由时任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撰写的。
事实真是完全如此吗？
山东大汉送来了一万七千字的初稿
毋容置疑，该通讯的素材来自解放军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这本来是一支很普通的连队，在山东组建，渡江南下后，参加了江苏丹阳整训，上海解放后移师浦东，1956年驻防上海南京路，承担了保卫大上海最繁华地区的重任。这个连队的可贵之处是进城后不忘艰苦奋斗，在五光十色的霓虹灯下站岗放哨，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时刻警惕“糖衣炮弹”的进攻，节约每一度电，每一寸布，每一滴水，每一分钱，用以支援灾区和贫困地区的老百姓。他们的看似平凡实为伟大的事迹和精神，点点滴滴被一位有心人记录了下来，他就是八连所在团的俱乐部主任吕兴臣。这位山东大汉是苦出身，仅读过四年书，文化底子薄，但学习很努力。他和八连首任指导员刘仁福是同村人，并同年参军，关系很熟。他又常去八连，与官兵们一起站岗放哨，所以发生在八连的一些事情，他耳闻目睹，都能在第一时间记录下来。
而吕兴臣和解放日报的关系始于1956年八连驻防南京路之时。有一天，他送来了一幅一位解放军战士手握钢枪挺拔地站在高楼上站岗放哨的摄影作品，被解放日报采用了，取名为《南京路上的哨兵》。这幅摄影作品刊发后社会反响很好，几乎成了上海的名片。初次的成功对他激励很大，以后他又先后送来了好几篇发生在八连的小故事，如《针线包》、《行军锅》、《一分钱的故事》、《三十八个补丁的衬衣》等，也都一一在解放日报的《人民子弟兵》专栏上刊登了出来。吕兴臣为人直爽，善于与人沟通，所以他和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的记者都有交往，尤其是和分管军队报道的记者张锦堂关系更为密切。两位都是山东汉子，十分投缘。吕兴臣从写图片说明到写小故事，再后来写小通讯，都得到了张锦堂的鼓励与指点。
八连的小故事登得多了，于是报社政法文教部有记者建议：这些小故事，像一颗颗珍珠，很宝贵，但单发影响不大，如果能用一根主线串起来，成为一根“项链”，也就是说，搞成一篇大通讯，那刊登出来影响就大了。此建议得到了政法文教部的认可，报社领导也同意，总编辑魏克明指示要写好，写大，放一版，配社论。于是政法文教部立即开会落实，并邀请吕兴臣也来参加。吕兴臣既兴奋又感到压力很大，但他还是迎难而上，再次下到八连站岗放哨体验生活，经过几个月的奋战，终于拿出了初稿，洋洋洒洒一万七千字，但基本上是一则则小故事的堆积，像是部队评先进的总结材料，不像一篇通讯。
张锦堂在事隔40年后的回忆中说，当时有人见稿后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冷水一盆。他对吕兴臣说：“老吕呀，你把通讯当小说写了。”
可见写文章犹如造房子，建筑材料很多很好，但要造出好的房子，还得有设计师的精心设计，施工员的认真施工才成。当时报社里谁来当“设计师”或“施工员”呢？最有资格的当然是张锦堂，但他在拿到初稿并上交以后的1959年4月5日便下放奉贤劳动，此事也就无暇顾及了。组内其他的记者，也是职责所系，难以插手。所以吕兴臣的那篇初稿，虽然在政法文教部内有过讨论，研究重写，但未见结果，一时被束之高阁，无人问津了。
酷暑夜 战斗室 成文章
据几位当事者回忆，吕兴臣的性格有个特点：心急要“跳墙”。他眼看自己花了不少心血所写成的那篇稿件在解放日报没有了下文，便就设法“跳墙”了——跳出解放日报的圈子找“外援”。于是他去找了新闻日报的郑拾风，又找了《文艺月报》的魏金枝以及他的同乡、作家孙峻青，经过这些“大手笔”的点拨，果然有所长进。同时他又非常认真地研读了魏巍写的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也很有心得。就在他的努力及作家们的参与下，一篇约八千字的关于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报告文学，在巴金先生任主编的《文艺月报》1959年五月号《国庆特刊》上刊登了出来。尽管如此，他仍是心有不甘，《文艺月报》的发行量、读者面、影响力无论如何是无法和解放日报相比的。而解放日报是上海的党报，代表党的声音，这么好的典型，上不了党报，实在太可惜了。
几经周折，他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这回找的是青年记者张贻复。因为张锦堂下放劳动去了，原来他所分管的部队一条线暂时转交给了张贻复。令人奇怪的是，吕兴臣从背包中拿出来的一大叠稿子仍然是那份被说成是“小说”的一万七千字的小故事堆砌稿，他向张贻复谈了此稿的遭遇，但只字未提《文艺月报》发表的那个稿子，而张贻复对此蒙在鼓里，并不知情。当时的张贻复，年纪还很轻，工作中充满了激情和活力，对通讯员的困难愿意帮忙试试看。 张贻复原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1954年调到解放日报，开始是借调，1956年正式转了关系。当时他才二十多岁，当了记者，采写政治新闻。对于吕兴臣来报社找他以及两人怎样冒着酷暑，在斗室里挥汗撰稿的情景，张贻复在1993年7月接待上海警备区政治部宣传处江跃中等同志访问时，曾作过介绍。警备区的几位同志听了很觉新鲜，便在当年7月30日的《新闻出版报》上披露了此事，题目是《“好八连”从此天下传》，把吕兴臣和张贻复同列为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作者之一。1999年8月2日的《光明日报》第十一版和《人才开发》杂志1999年第八期上，张贻复本人也撰文作了回忆（后来，我们曾访问他，他的回忆稍有补充）——
1959年7月的一天，上海的天气酷暑难当。一个周末的下午，吕兴臣来到我的住处——培文公寓97室一间小屋，即淮海中路妇女用品商店楼上，这是原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宿舍，由我一人居住。这里没有电风扇，只有两把芭蕉扇用以解暑。我们俩紧靠一张褪了色的深绿色大写字桌坐下，他坐在靠东边窗户那一头，我坐在里面那一头。我们铺开一叠大开张的部队稿纸开始伏案写稿。好在现成的小故事均在手头，问题是如何将这些“珍珠”似的小故事用一根主线将其串起来变成一根“项链”。经商量，我们确定把好八连在艰苦奋斗精神主导下的身居闹市，一尘不染，拒腐蚀，永不沾作为主线，用以突出毛泽东当年在西柏坡向夺取全国胜利前夕的中国共产党全党同志发出的“两个务必”号召这个主题。接着，确定了这篇通讯的详细结构，其中包括分几个层次以及每个层次所需的小故事。于是，我们便一段一段地啃。文章的开场白由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边议边写，直到满意为止。每一段落的过渡语也是边议边写，也有些段落由我说他写，或由他写我改。每段中的小故事由他提供，再由我琢磨修改，彼此交叉进行。在写稿过程中，还采用了裁剪方法，剪剪贴贴，以节省时间。
由于天气太热，我们写稿时大汗淋漓，后来干脆赤膊上阵。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但我们的写作仍在继续。吕兴臣不停地抽香烟，把大量烟灰弹在一张大稿纸上，越积越多。整个写稿过程，由于我们思想高度集中，所以竟然毫无倦意。直至第二天清晨，全文终于一气呵成，只是最后一段，战士童新根的思想转变只有结果，没有过程，尚需补充。最后，该定文章的标题了，我特别重视推敲标题，要画龙点睛。我问“老吕，题目叫什么？”他想了一想回答说“就叫‘好八连’吧”，便写在稿子上。我忖了一忖，觉得还不够，未能体现地处大上海南京路的特点。于是，我提出在“好八连”前加上“南京路上”四个字，即标题为“南京路上好八连”。我问“怎么样”，他突然站起身来拍案叫好，我也疯了似地兴奋起来。就这样，他一半，我一半，一锤定音，拼成了一个完整的标题。此时，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一标题竟然会有如此大的魅力，并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引以为豪的优秀连队的永久象征。
第二天早上，我们用了点早餐就呼呼入睡了，直至中午才分手。我们商定，需补充的材料由吕兴臣去完成，并由他尽快送交给我。果然，他很快将补充材料写进稿件并送来了。由张默交到总编辑魏克明那里。魏总看了当即肯定此稿，要求再作些修改。
在修改稿子的过程中，张默只提了一条意见，建议再补充一些八连的业余生活，说明他们物质生活虽然艰苦朴素，但兴趣广泛，精神生活丰富多彩。
按照张默提的意见，我们俩马上在原稿上加了一节关于好八连学习生活和文化娱乐体育方面的一些内容。稿件定稿后仅几天就见报了，其反响之大，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关于该稿的署名问题，因为当时解放日报有个内部惯例，为了不让记者滋长个人名利思想，本报记者与通讯员共写的稿件如材料都是通讯员的一般不署名。该篇通讯虽由我和吕兴臣合作完成，但最后只署了“吕兴臣”一个人的名字。我对此一点也不在乎，甘愿默默无闻。由于我们首次合作，一举轰动，我们俩都深受鼓舞。不久，我们再度合作对好八连作了深入报道，又共同采写了一篇《亲人会见好八连》的长篇通讯，于1960年2月13日在解放日报第三版上登了出来。
几十年以后，张贻复在回忆这段历史时，仍激情满怀：“初生牛犊不怕虎，抓大头条，大题材，大典型，大文章，是记者生活中的一大乐趣。一石激起千层浪，浪花溅在心坎上，其乐无穷。”他又说：“机会和尝试往往是成功之先决条件，能获得出乎意料之成果。它是人们从必然走向自由的一座永恒的宏伟大桥。若在机会到来的时候，既不尝又不试，停留于空谈，或束之高阁，必然一事无成。我要谢谢张锦堂，由于他的下放劳动，让出了‘空档’；也要谢谢张默，是她安排我接替部队报道，当了‘临时工’，给了我尝试的机会；更要谢谢吕兴臣，是他拉我‘出马’，给了我勇气和信心。我感到十分幸运，一次并非很有把握的尝试，却取得了意外的重大收获，与部队通讯员吕兴臣一起成为了‘好八连’精神的第一传播人。”
纠正误传终还历史真面目
上世纪末的1999年，为纪念解放日报创刊50周年，报社制作了回顾性的纪录片《解放日报50周年》在电视台播放，其中涉及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采写情况。纪录片播出后，张贻复发现有关内容不够完整，于是他写了书面回忆材料寄送给有关单位和领导，对实际情况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和补充。前面说的，于1999年8月间在光明日报和《人才开发》杂志上发表的回忆文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的。
之后，为了弄清楚当时的真实情况，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副处级调研员桑晋泉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调查。他除了详阅了当事者的书面材料和报刊上的文章外，还对一些关键的人物进行了当面采访并收集证据。2006年3月1日，他去拜访了张贻复，请他对当年的写作经过再作回忆。张贻复说，他同吕兴臣的合作，主要是帮助吕兴臣把材料更好地串起来，进行提炼，突出主题，同时在文字上做些润色，在段落之间作些衔接和过渡，直至完稿定标题。桑晋泉根据调查结果，写了《解放日报与南京路上好八连》一文，刊登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该文中叙述了吕、张共写《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情况。 事情本来已经很清楚，但在今年纪念“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时，上海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长文，文中提到吕兴臣的稿子经过张锦堂、张默等人大幅度修改，文字从一万七千字改成见报时的六千九百字。此一说法明显有误。
如前所述，张锦堂于1959年4月5日下放劳动后，对吕兴臣的那篇一万七千字的长稿再也没有过问了。又据张默1999年6月24日的回忆说：“1959年3月底或4月初，张锦堂还没有下放时，就把吕兴臣的初稿交来了。”“我们看了直摇头。”“7月初，吕兴臣把改写过的通讯送到我手里时，已经基本可用了。”显然，此可用稿就是吕兴臣、张贻复两人挑灯夜战，挥汗拼搏写出来的稿子。张默对此稿修改，用她自己回忆的话就是“只提出一条意见”（见《我们的脚印——上海老新闻工作者的回忆第二辑》第231页），由此可见，所谓“大幅度修改”一说是不能成立的。
为了把事实的真相搞得更清楚些，我们又专程去拜访了张贻复。
今年5月16日，我们相约在上海交大宾馆见面。张贻复虽已年届耄耋，但脸色红润，身体健壮，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思路敏捷，还时而会发出朗朗笑声。谈及《南京路上好八连》的成文过程，张贻复说写文章就像“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胎儿经过了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但在分娩时难产了，需要进行手术，不管手术成功还是失败，都需要“一朝”解决。《南京路上好八连》这篇通讯，从素材积累到写成初稿，经过的时间不算短，吕兴臣也动了很多脑筋，请人指导，研究范文，昼思夜想，绞尽脑汁，但就是没能达到报社的要求，结果难产了。后来我和他运用“手术刀”和“专业技术”，进行剖腹产，搞了差不多半天一夜，解决了问题，终于把一万七千字的“摇头稿”变成了六千九百字的成文稿，将原先散落的“珍珠”串成了一根完整的“项链”。
张贻复还特别向我们说明，十几年前他所提出的关于要完整地回顾《好八连》问世经过的建议，绝对不是为了给自己争什么名份，这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 是啊，据我们了解，他早就是高级记者了，1978年光明日报上海记者站建站时就担任了站长，还享受了国务院特殊贡献津贴，写过有影响的文章上百篇，如今他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一切个人的名呀利呀统统早就置之脑外了，之所以要把经历的事情实事求是地写出来，其目的就是要还一个历史的真相，务必不要使上海的新闻史或报业史留下瑕疵，免得以讹传讹，误导后人。
在访谈中，张贻复又特地澄清了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那篇通讯撰写社论的作者是吴云溥而非夏其言。他介绍说，“好八连”的通讯写好后，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政治组组长张默拿给他该通讯的铅字小样稿，要他请吴云溥写社论。他找到了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报刊处副处长吴云溥。吴笔头快，文字功底深，和张贻复曾经在上海市政府新闻处工作时是同事，又是顶头上司，关系很熟。果然，吴只用了两天时间，就把写好的社论稿交来了。张说：“我记得他是写在市委宣传部小开稿子上的，约六七页，字体很工整。”这件事的过程相关领导是很清楚的，但不知是记忆有误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结果都说这社论是原解放日报政法文教部主任夏其言所写。有人在前些年悼念夏其言的文章中还坚持此一说法，甚至还把该篇社论编进了《夏其言同志纪念文集》中公开出版了。直至今天此说不变。如此张冠李戴，实在令人遗憾。
张贻复说：“对这件事，我非常佩服桑晋泉同志所做的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他告诉我，他去了解放日报档案室，居然查到了这篇社论由吴云溥撰写的原稿和排出的小样，并复印了下来，他又去找吴云溥的夫人和友人进行笔迹辨认和事实核对。后来在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主办的《上海新闻研究》2010年第三期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对此事也进行了披露。”
我们找到了该文，特将其中一段摘录如下：“这件事情得到了吴云溥夫人朱萍影的证实，她说，老吴为了写这篇文章，专程去好八连采访。她还向笔者出示了吴云溥当年亲手写的在各家报刊发表的文章登记表。在1959年的登记栏里，除了这篇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还为解放日报写了5月4日社论《发扬“五四”革命传统 争取今年更大跃进》等两篇。其中5月4日社论也从档案材料里得到了证实。笔者分别向朱萍影及吴云溥的老同事、《大江南北》杂志主编陈扬出示了《人民解放军的光荣 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的手稿，经辨认，肯定都是吴云溥的手迹不容置疑。”该文还提到，稿件见报当天，在报社举办的评报会上，报社领导除了肯定成绩之外，还指出了一些差错，如社论中有的内容是消息中写到的，但消息没有发，由于没有与吴云溥通气，所以社论未作出相应更改。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印证了社论确是吴云溥所写的事实。我们对吴云溥手迹的原稿复印件与编辑部准备见报的小样稿作了核对比较，证实两者完全一致。熠熠发光的“项链”有了这样一篇充满光彩的社论相匹配，更显耀眼夺目。
记取险把“黄金”当“黄土”的教训
随着《南京路上好八连》长篇通讯发表后的巨大影响，此文被解放日报社评为“大红旗”稿。解放日报编辑部当年在总结评选红旗稿的经验教训时，揭出了这篇稿子在成文过程中，差一点被埋没的遭遇。据了解，桑晋泉曾去过上海历史档案馆查证当年解放日报评报会的记录，就在长篇通讯见报当天举行的评报会上，总编辑魏光明对有关部门作了批评，指出“好八连”的报道反映出报社报道中的一些不足之处：起初，吕兴臣写的报道《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八连养成节俭之风》被一些同志认为“和气候不合”，“要抓大局”，“现在许多商品积压，你这样强调节约，东西卖不出去怎么办？”就凭这样的“理由”，将稿件挡回去了。结果1958年3月23日被解放军报采用。后来《文艺月报》发表关于好八连事迹的报告文学，又有人认为：人家已经登出来了，再登还有意思吗？最后幸好由于报社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这篇大通讯才得以见了报。评报会后，报社提出了“思想红，版面红”，“只有思想插红旗，版面才能插红旗”的要求。但是，在“好八连”的报道见报之后不久，魏克明曾指示政法文教部，帮助吕兴臣再写一篇“好八连”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重点大文章。有关负责人虽与吕兴臣几次商议如何写，但结果不了了之。可见，要做成一件事情，并不容易。
“南京路上好八连”从发现到见报经历了曲折的过程，甚至差一点把“黄金”当成了“黄土”而胎死腹中。解放日报编辑部的总结中所指的“一些同志”，应该也是一些关键人物，并且深知内情。但是现在因为已时隔半个多世纪，难以寻找他们的踪迹。我们只能从一些解放日报老报人的回忆文章中寻找线索，从在世的那些人中进行采访，力求搞清当年的情况及澄清之后发生的误传，给广大关心文史的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过程。同时对于那些为宣传“好八连”事迹做出了突出贡献而几十年来从不张扬的人，我们也在此表示深深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