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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错误的“共识”——“元代无青花”。纠正这一误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纠错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世人皆知的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元代青花虽然得到普遍公认,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对“至正瓶”的介绍和研究,却仅仅仍然停留在照抄照转霍布森和波普的结论,或者在霍布森和波普文章的基础上附会演绎。更有甚者,以讹传讹,美化倒卖这两件文物的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至于这两件文物的烧制者是谁,在何地烧造,以及为什么供奉到京都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国?诸如此类谜团,从未涉及。本文作者根据先辈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并经过国内国外实地考察,首先披露了一系列与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相关的秘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两件产自中国、题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而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确定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便成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并被简称为“至正瓶”。
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虽然,在难以计数的关于中国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几乎都要提及“至正型”云龙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却不曾有过能准确介绍该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国的经过以及该瓶身世的文章,所有的,或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
笔者根据先辈遗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结合到国内外实地考查,首先披露“至正瓶”供奉到京都智化寺的原因、经过,以及对“至正瓶”流失经过的误传,包括“至正瓶”的盗卖者们内外其手和他们的结局,以纠此前舆论的舛误。
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
如同苦难的人生一样,已有842年历史的“至正瓶”,从出生到如今,经过了三段颠沛流离的历程——江南庙宇供奉(1351-1681年)、京师古刹供奉(1682-1929年)、英国伦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从“至正瓶”的第二段经历说起。这两件珍宝及一批国宝流失海外,与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智化寺建立,香火鼎盛
智化寺,位于紫禁城东8里黄华坊内的禄米仓东侧,即海岱门内西100米处,占地面积30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和天安门一起,最早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的司礼太监王振住宅侧面的家庙,建造竣工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赐名“智化禅寺”。
太监王振之所以要大建宅第,大修家庙,并得到明英宗纵容,缘起于明朝历史上的“托孤”事件。这就是庙存的《王振碑》中所说“宣宗章皇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改元辅”。此即明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驾崩前夕,授王振为元辅,命其辅佐太子朱祁镇之事。从此,朝臣皆惧怕王振,咸恭称他为“元辅翁老”。《明史》中也载:“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
明英宗在王振死后下了两道谕旨,使智化寺开始香火兴盛,几乎成了一处民间的皇家寺院。这两道谕旨:一是“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一是谕令皇宫的“僧录司左卫讲经僧官然胜”,为“智化寺开山宗师”。
从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由皇帝赐封的佛门师祖,并掌朝廷“僧录司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历史记载,明英宗之后,智化寺的修缮,都是朝廷操办。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时,万历神宗皇帝不但御书“敕赐智化寺”,还令“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后成清代风格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兴旺。
朝廷对智化寺的重视和赐封,不亚于明代,反而有加,出现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禁城皇宫内佛殿住持的情况。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写有“皇清示寂,钦命赐紫内万善殿正住持,掌僧录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师祖笃修德公和尚觉灵”字样。
智化寺各殿阁结构在康熙朝有过重大变化,原因是地震后重修。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从不同角度,多有记载。
清朝史料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时至酉时,声如雷,势如涛……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帝避震于景山”。
当时在京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记述:“1679年9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许多宫殿、寺院、塔和城墙都倾倒……这次地震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贵族曾离开宫殿,住在帐幕内……”
当时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书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中,记载京城庙宇被毁情况:“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师内外寺观、浮屠、相轮之居,莫不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离震中最近的海岱门内的智化寺,受毁最烈,各殿阁无一完好。
地震当年,智化寺管事僧宗玉,虽然曾倡导募捐修万佛阁,却因缺少梁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而未能动工。
在当时,修复宫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当时称金砖),是由皇家掌管、调配的。
烧造金砖在江南官窑场。当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撫慕天颜奏称“此砖若冬间烧造,恐不坚固”。大学士索额图也奏请改在来年(1680年)春后始烧。
至于梁柱大木,皇帝因“管理木税,关系宫殿大木”的缘故,直到来年的五月初二,才选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办理梁柱大木进京之事。
就是说,地震后的第二年五月,皇宫内外才开始震后修葺。最初,起修的殿阁,有万福阁、寿皇殿、万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禁城皇宫内,没有“万福阁”之名。“万福阁”的谐音,应是指智化寺内的主殿“万佛阁”。其主要的证明,便是重修好后智化寺“万佛阁”和“智化殿”两处殿顶上,镶嵌的那两副巨大独具清代皇家特色、唯有皇家宫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龙(而且是中间一座龙,八方八行龙)方形天花藻井。
智化寺主殿修好后,侧殿、后殿随之重修。现更名“大悲堂”的极乐殿墙边,埋露的石碑上,写着“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开工,重修极乐殿日期记”。
大修后的智化寺,虽然样式上仍仿明代时的模样,却有了重大改变,处处留下了清代时空的痕迹。
(三)智化寺衰落,庙宇几成大车店
雍正皇帝继位后,仍同先皇帝般看重智化寺。他谕令紫禁城皇宫的万善殿住持,从皇家瓷器库选挑当代的上品烧瓷,供奉智化寺如来殿,以示他重视该寺。
到了乾隆朝,一件仆毁塑像、拉倒石碑的奏折,从此改变了智化寺的命运——由盛转衰。
乾隆七年(1742年),曾校阅《明史》而深知王振当年擅权作恶的山东道御史沈廷芳,发现智化寺内仍有“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断……不禁发指”,遂奏请“立毁其像,投诸水火,并仆李贤之碑,以示惩创”。
后来,王振塑像所在的后庙西庑,改成了阎王殿。智化寺的香火渐稀。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整个庙宇破旧,未再重修。
1900年,八国联军抢掠北京,加速了智化寺建筑的残破程度。到了20年代初,高悬“敕赐智化寺”匾额的山门,已被封堵,进出只走西侧甬道旁门;残破的如来大殿内,昔日肃穆庄严的如来佛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像前的瓷瓶、香炉、宝塔罩满了尘埃,即便在午前阳光下,也难看清这些宝物的真面目。
寺庙香火少,致使智化寺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于是,僧人们在无奈之下,出租后院多间小房,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的是,僧人破戒,盗卖寺院庙产。当时庙里,有些古柏,也被卖给棺材铺老板,做棺材之用。出租寺庙后院,五行杂居的庙宇成了大车店。院内住着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有卖火烧的、卖羊肚的、卖蚕豆的、吹糖人、摇拨浪鼓的、卖针头线脑的、开煤厂的,也有卖棺材的,等等。
“至正瓶”从江南庙宇移奉智化寺的原因与经过
今日智化寺如来殿,大地震前称“万福阁”。修葺后,因如来本尊巨像自江南庙宇移奉到“万福阁”,而更名为“如来殿”,其殿上层,仍谐音为“万佛(福)阁”。
江南庙宇中珍宝移奉到智化寺,宥起于一宗惊动康熙皇帝和朝野的“圣人教”案。
江南这座庙宇,初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此后历朝皇帝多有敕封。尤其是元朝延年间,元仁宗赐存多种全套佛经经卷。几百年间,祭拜人流未断。庙宇渐渐形成佛道同存的格局——中心大殿供奉如来佛祖,侧殿为道家仙师,各路小神也位列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道家祖师张道陵天师的后世嫡孙张九富,在庙中设坛,仿照佛门“三乘圣教”,开坛立“圣人教”,聚众甚多。官府逮捕了张九富等多人,押解入京。刑部三法司奏请“张九富设立圣人教名色,蛊惑庸众,拟绞监候”。五月初二,康熙帝批“处死太过,着减等发落”。退朝后,皇帝询问大学士李,才知道江南这庙宇情况和张九富身世。两天后,康熙帝更改了谕旨,并嘱三法司怎样重新拟一份奏折:“张九富……殊为可悯……可将张九富无捏造妖言事票明……再奏”。张九富被释归,“圣人教”仍然存在。但是,江南此庙却给皇帝留下了印象。
这年十一月,钦天监监副邵泰衢奏请禁邪教,以崇正体。皇宫万善殿住持宗果奏请将江南此庙宇中如来本尊佛连同供物一并移来京师智化寺供奉,并改“万福阁”为“如来殿”。上颌之。群臣奏颂:“皇上仁爱生民……仁民爱物”。
自江南移来、供奉在智化寺如来殿珍宝中,除如来本尊像外,尚有元仁宗延年刊行的多种佛经经卷;佛前各种铜佛像、七层玲珑塔、元代精品青花瓷。精品瓷中,就包括令国人对元青花精品瓷感到扑朔迷离的、已流徙到今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那两件大元至正十一年烧造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至正瓶”。
“至正瓶”等智化寺
文物被盗卖经过
说到“至正瓶”流失英国,必须要涉及不少当时的参与者。第一个“元凶”,是一个名叫吴贲熙的人。此人,在目前所见的文章和著述中,不是称之为“古董商人”、就是称之为“旅英华裔古玩商”,有的还称之为“很有眼力的大收藏家”,更有称之为“爱国华侨”的,桂冠不少。其实,這些冠名,多属杜撰和想象。没有人说到他的真实身份和他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恶行,当然也包括他的终局。
根据先辈留下的历史资料知道,吴贲熙,系福建闽南人。此人爱贪小便宜,说话口喷唾沫,外号“吴管追”(闽南话,口喷热水)。吴贲熙的营生,是卖棺材的,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开棺材铺。在智化寺衰落时期,他租用了智化寺的佛堂做仓库,在佛堂里存放待卖的棺材。他利用寺中和尚缺乏生计来源的机会,联合寺内普远大和尚,砍伐寺内百年古柏,做棺材。
参与盗卖“至正瓶”等文物的另一个人,名叫纪小辫。此人是一个混迹在琉璃厂的文物贩子,住在羊尾(读yi)巴胡同。因为横行琉璃厂,恶吃恶打,人称“纪三爷”。
吴贲熙在做棺材生意过程中,结交了不少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和文物贩子。纪小辫便是他交结的臭味相投的朋友。
1920年代,先辈在奉天任汇丰银行襄理,常往返北平、奉天。他酷爱收藏奇瓷异器,得知智化寺如来殿有几件好瓷器,曾与寺中普远大和尚交谈,探口风,欲请走佛前供奉的瓷器。为此,他还专门跑到普远大和尚的原籍——京东顺义花梨坎,请普远的亲戚从中说合,未果。
1929年夏秋之际,先辈得知如来殿前的瓷器被卖掉,便连夜从奉天赶往北京,找到普远大和尚,才知道卖掉的,不但有如来大佛前的铜佛和瓷器,还有如来肚内的经卷和佛殿顶上的两块九龙图藻井天花板。经手人就是住在庙里卖棺材的吴贲熙和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
先辈通过打听,找到了纪小辫,知道了智化寺中诸多宝物去向:
两块各重近一吨的九龙图藻井,首先由吴贲熙买通智化寺住持普远大和尚,接着由纪小辫设法运出寺庙。纪小辫为避人耳目,乘着雨天大雨,雇用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劳力,将九龙图藻井运到家中。过两天,又运到了燕京大学设在盔甲厂的学校内的一间空房中。接收这两块九龙图藻井的人,是一个名叫塞勒的洋人。他是吴贲熙的朋友。
吴贲熙拿走的,有完整的佛经卷和6件瓷器。其中有两对瓷瓶,两件瓷罐;纪小辫自己留下了所有的铜佛、一件青花香炉和一件雍正铜胎蒜头瓶。
先辈当即买下了纪小辫手中的青花香炉、雍正铜胎蒜头瓶和一尊铜佛,作为证据,报了官。时任奉军将领张作相将军(1881—1949年),命令北平警察局追索。
北平有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先是征询普远大和尚,查找盗卖寺中文物的参与者去向,并对智化寺财产进行登记,当时有土地二十六亩,房屋一百九十九间,铜佛像七尊,泥像木像七十一尊,宝鼎一座,铜钟两口,铁钟一口,大小鼓七面,铛子一对,九音锣一副,铜钹、铸各一份,有僧八人。
北平警察局随即派人到北京西郊海甸燕京教会大学新址,找校长吴雷川(1870-1944年),索要叫塞勒的洋人。得知塞勒的全名叫“伦道夫·西·塞勒(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年),中文名叫“夏仁德”,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经燕京教会大学首任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介绍入校,任心理学系教授。夏仁德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来华后在民间低下层中传教。他在入校任职表上写着“1898年出生在美国费城”。
吴校长找来夏仁德。夏说,是住在庙里的棺材铺老板吴贲熙对他说,智化寺缺钱,有两块九龙图天花板,不但工好,而且千年不蚀,他可以帮助买下,条件是帮他去美国或英国。
警察局追讨这些失物和吴贲熙下落。夏仁德说,九龙图藻井板已从天津装船运往美国;吴贲熙由他协助,已由上海搭船去了英国。
吴雷川校长答应向司徒雷登寻求帮助,索要这两件九龙图藻井板,并查找吴贲熙及经卷、瓷器下落。
后来,美国传来消息说,两块九龙图藻井被运到了夏仁德家乡的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博物馆的威尔逊又把其中一块卖给了纳尔逊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吴雷川校长愤怒,但已无法追回这些国宝,他于1931年春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并把这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二人。这才有刘敦桢当年自南京来北平,考察智化寺如来殿的举动;才有梁思成去美国,借讲学之机,找寻国宝之事。
盗卖智化寺文物贩子的结局与“至正瓶”的现状
以卖棺材为业的吴贲熙,带着盗走的元代佛经经卷和“至正瓶”等国宝之瓷,去了伦敦。他通过当时的福建“福清帮”,把几件元瓷推介给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帕西瓦尔·大维德。吴贲熙用盗卖智化寺国宝而获得的不义之财,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中国城开了家餐馆,从此没敢返回中国,死在伦敦。
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在盗卖智化寺九龙图藻井的当年,就被北平警察局关进了功德林监狱(今秦城监狱的前身)。由于功德林监狱几经改造,纪小辫的档案也无从查询。
接收转运两块九龙图藻井到美国的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因盗卖偷运中国国宝等非法“地下活动”,1950年8月,被新政府定为“文化特务嫌疑”,驱除出境。1973年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 理的接见。
参与盗卖智化寺诸多国宝的智化寺第二十五代住持普远大和尚,1950年,新政府要求他离庙还俗,返回了京东顺义天竺乡花梨坎村原籍。
吴贲熙盗走“至正瓶”等国宝元瓷后,曾首先想在琉璃厂卖掉“至正瓶”,但却被琉璃厂当时的瓷器鉴定高手判定为赝品。因为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古玩行似乎有一共识——“元代无青花”。
几经周折,“至正瓶”被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令“至正瓶”得以著称于世的,分别得益于英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年)和美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Dr 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年)的研究和介绍。当帕西瓦尔·大维德见到“至正瓶”之后,立即请在伦敦大学讲授中国陶瓷艺术的霍布森进行了鉴定。霍布森早在1915年即出版专著《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霍布森對“至正瓶”初步鉴定之后,于1929年在《老家具》(The 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明代之前的青花》(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对“至正瓶”进行了介绍。1934年,霍布森又将“至正瓶”收入《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霍布森对“至正瓶”的介绍,引起了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注意。他在反复比对了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之后,以这两件瓷瓶为标准器,将供奉于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的中国青花瓷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比对,将所有具有“至正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将元代青花瓷器从明代青花中分离出来,定名为元青花,并提出“至正型”理论。他发表了两本奠定元青花理论的著作,即《14世纪的青花: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1952年)、《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1956年)。从此,以“至正瓶”为代表的元代青花瓷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唤醒了国人对元青花的朦胧,催化了对元代精品瓷器的探讨和热情。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大维德爵士于1950年将毕生收藏的千余件中国瓷器包括“至正瓶”悉数捐赠给伦敦大学,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了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对外公开展出。2009年,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馆将所藏的1691件中国瓷器全部移交大英博物馆,陈列于何鸿卿爵士专门筹建的陶瓷研究中心,自2009年4月23日重新对外公开展示。■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
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中国古玩界有一错误的“共识”——“元代无青花”。纠正这一误识的,不是中国人,而是两名外国人,一是英国的中国古瓷专家霍布森,一是美国的中国古瓷专家波普。他们纠错的主要根据,是1929年从北京古刹智化寺流失到伦敦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两件铭有“至正十一年”(1351年)的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即世人皆知的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
然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元代青花虽然得到普遍公认,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推崇,对“至正瓶”的介绍和研究,却仅仅仍然停留在照抄照转霍布森和波普的结论,或者在霍布森和波普文章的基础上附会演绎。更有甚者,以讹传讹,美化倒卖这两件文物的华夏民族的千古罪人。至于这两件文物的烧制者是谁,在何地烧造,以及为什么供奉到京都智化寺,又因何故流失到英国?诸如此类谜团,从未涉及。本文作者根据先辈的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并经过国内国外实地考察,首先披露了一系列与元青花标准器——“至正瓶”相关的秘密。
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Percival David Foundation of Chinese Art,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o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以珍藏两件产自中国、题有“至正十一年”铭文的青花瓷瓶——元代云龙纹象耳青花瓷瓶而闻名于世。这两件青花瓷瓶,自20世纪50年代被美国佛利尔艺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的中国古陶瓷学者波普博士确定为“14世纪青花瓷”以来,便成举世公认的“至正型”元青花断代的标准器,并被简称为“至正瓶”。
耿宝昌先生在《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元明清釉下彩》的开篇《淡洁雅致的釉下彩瓷》中写道:“目前所知,流散于海外的高档元青花瓷传世品约200件,其中最为珍贵的,是两件元至正十一年(1351年)款的青花云龙象耳瓶。”虽然,在难以计数的关于中国古瓷的文章和著述中,几乎都要提及“至正型”云龙象耳青花瓶或“至正瓶”,却不曾有过能准确介绍该瓶从北京智化寺流失英国的经过以及该瓶身世的文章,所有的,或人云亦云,或以讹传讹。
笔者根据先辈遗留下的鲜为人知的资料,结合到国内外实地考查,首先披露“至正瓶”供奉到京都智化寺的原因、经过,以及对“至正瓶”流失经过的误传,包括“至正瓶”的盗卖者们内外其手和他们的结局,以纠此前舆论的舛误。
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
如同苦难的人生一样,已有842年历史的“至正瓶”,从出生到如今,经过了三段颠沛流离的历程——江南庙宇供奉(1351-1681年)、京师古刹供奉(1682-1929年)、英国伦敦珍藏(1929-如今)。
本文先从“至正瓶”的第二段经历说起。这两件珍宝及一批国宝流失海外,与北京古刹智化寺的兴衰有着直接的关系。
(一)智化寺建立,香火鼎盛
智化寺,位于紫禁城东8里黄华坊内的禄米仓东侧,即海岱门内西100米处,占地面积30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和天安门一起,最早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智化寺,最初是明朝英宗皇帝朱祁镇的司礼太监王振住宅侧面的家庙,建造竣工于明朝正统九年(1444年)三月初一。英宗赐名“智化禅寺”。
太监王振之所以要大建宅第,大修家庙,并得到明英宗纵容,缘起于明朝历史上的“托孤”事件。这就是庙存的《王振碑》中所说“宣宗章皇违豫,独荷付托之,命……改元辅”。此即明英宗之父、宣宗朱瞻基驾崩前夕,授王振为元辅,命其辅佐太子朱祁镇之事。从此,朝臣皆惧怕王振,咸恭称他为“元辅翁老”。《明史》中也载:“振……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兴麓川之师”。
明英宗在王振死后下了两道谕旨,使智化寺开始香火兴盛,几乎成了一处民间的皇家寺院。这两道谕旨:一是“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一是谕令皇宫的“僧录司左卫讲经僧官然胜”,为“智化寺开山宗师”。
从此,智化寺每一代住持,都是由皇帝赐封的佛门师祖,并掌朝廷“僧录司印”。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的第十五代住持容乾大和尚。
历史记载,明英宗之后,智化寺的修缮,都是朝廷操办。如明万历五年(1577年)重修时,万历神宗皇帝不但御书“敕赐智化寺”,还令“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都督等”重修。
(二)康熙年大地震,智化寺大修后成清代风格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智化寺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冷落,香火反而更兴旺。
朝廷对智化寺的重视和赐封,不亚于明代,反而有加,出现了智化寺住持兼任紫禁城皇宫内佛殿住持的情况。第十一代住持的牌位上,就写有“皇清示寂,钦命赐紫内万善殿正住持,掌僧录司印,兼智化堂上第十一代师祖笃修德公和尚觉灵”字样。
智化寺各殿阁结构在康熙朝有过重大变化,原因是地震后重修。这次京城大地震,中外史籍从不同角度,多有记载。
清朝史料记: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庚申(9月2日),“京城地震,自巳时至酉时,声如雷,势如涛……宫殿、官廨、民居十倒七八……文武官及士民死者甚众……帝避震于景山”。
当时在京城的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Du Halde)记述:“1679年9月2日,在北京发生了可怕的地震。许多宫殿、寺院、塔和城墙都倾倒……这次地震延续了三个月之久,皇帝、太子和贵族曾离开宫殿,住在帐幕内……”
当时担任康熙皇帝起居官的沈荃,在他行书的《重修长椿寺碑记》中,记载京城庙宇被毁情况:“康熙已未十八年秋七月,地震,京师内外寺观、浮屠、相轮之居,莫不倾圮。”
震中在通州城西,离震中最近的海岱门内的智化寺,受毁最烈,各殿阁无一完好。
地震当年,智化寺管事僧宗玉,虽然曾倡导募捐修万佛阁,却因缺少梁柱大木和房脊琉璃瓦,而未能动工。
在当时,修复宫殿所需的大木和琉璃瓦(当时称金砖),是由皇家掌管、调配的。
烧造金砖在江南官窑场。当年十月十六日,江南巡撫慕天颜奏称“此砖若冬间烧造,恐不坚固”。大学士索额图也奏请改在来年(1680年)春后始烧。
至于梁柱大木,皇帝因“管理木税,关系宫殿大木”的缘故,直到来年的五月初二,才选定工部主事巴克善,去古北口办理梁柱大木进京之事。
就是说,地震后的第二年五月,皇宫内外才开始震后修葺。最初,起修的殿阁,有万福阁、寿皇殿、万善殿。值得一提的是:紫禁城皇宫内,没有“万福阁”之名。“万福阁”的谐音,应是指智化寺内的主殿“万佛阁”。其主要的证明,便是重修好后智化寺“万佛阁”和“智化殿”两处殿顶上,镶嵌的那两副巨大独具清代皇家特色、唯有皇家宫殿才可使用的五爪九龙(而且是中间一座龙,八方八行龙)方形天花藻井。
智化寺主殿修好后,侧殿、后殿随之重修。现更名“大悲堂”的极乐殿墙边,埋露的石碑上,写着“第十三代住持宗果……康熙二十年(1681年)二月初一开工,重修极乐殿日期记”。
大修后的智化寺,虽然样式上仍仿明代时的模样,却有了重大改变,处处留下了清代时空的痕迹。
(三)智化寺衰落,庙宇几成大车店
雍正皇帝继位后,仍同先皇帝般看重智化寺。他谕令紫禁城皇宫的万善殿住持,从皇家瓷器库选挑当代的上品烧瓷,供奉智化寺如来殿,以示他重视该寺。
到了乾隆朝,一件仆毁塑像、拉倒石碑的奏折,从此改变了智化寺的命运——由盛转衰。
乾隆七年(1742年),曾校阅《明史》而深知王振当年擅权作恶的山东道御史沈廷芳,发现智化寺内仍有“逆振之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香火不断……不禁发指”,遂奏请“立毁其像,投诸水火,并仆李贤之碑,以示惩创”。
后来,王振塑像所在的后庙西庑,改成了阎王殿。智化寺的香火渐稀。这种情况延续了一百五十多年。整个庙宇破旧,未再重修。
1900年,八国联军抢掠北京,加速了智化寺建筑的残破程度。到了20年代初,高悬“敕赐智化寺”匾额的山门,已被封堵,进出只走西侧甬道旁门;残破的如来大殿内,昔日肃穆庄严的如来佛尊,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像前的瓷瓶、香炉、宝塔罩满了尘埃,即便在午前阳光下,也难看清这些宝物的真面目。
寺庙香火少,致使智化寺逐步变得难以为继。于是,僧人们在无奈之下,出租后院多间小房,以维持生计。更有甚者的是,僧人破戒,盗卖寺院庙产。当时庙里,有些古柏,也被卖给棺材铺老板,做棺材之用。出租寺庙后院,五行杂居的庙宇成了大车店。院内住着各种各样做买卖的,有卖火烧的、卖羊肚的、卖蚕豆的、吹糖人、摇拨浪鼓的、卖针头线脑的、开煤厂的,也有卖棺材的,等等。
“至正瓶”从江南庙宇移奉智化寺的原因与经过
今日智化寺如来殿,大地震前称“万福阁”。修葺后,因如来本尊巨像自江南庙宇移奉到“万福阁”,而更名为“如来殿”,其殿上层,仍谐音为“万佛(福)阁”。
江南庙宇中珍宝移奉到智化寺,宥起于一宗惊动康熙皇帝和朝野的“圣人教”案。
江南这座庙宇,初建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年),此后历朝皇帝多有敕封。尤其是元朝延年间,元仁宗赐存多种全套佛经经卷。几百年间,祭拜人流未断。庙宇渐渐形成佛道同存的格局——中心大殿供奉如来佛祖,侧殿为道家仙师,各路小神也位列其中。
康熙十九年(1680年)初,道家祖师张道陵天师的后世嫡孙张九富,在庙中设坛,仿照佛门“三乘圣教”,开坛立“圣人教”,聚众甚多。官府逮捕了张九富等多人,押解入京。刑部三法司奏请“张九富设立圣人教名色,蛊惑庸众,拟绞监候”。五月初二,康熙帝批“处死太过,着减等发落”。退朝后,皇帝询问大学士李,才知道江南这庙宇情况和张九富身世。两天后,康熙帝更改了谕旨,并嘱三法司怎样重新拟一份奏折:“张九富……殊为可悯……可将张九富无捏造妖言事票明……再奏”。张九富被释归,“圣人教”仍然存在。但是,江南此庙却给皇帝留下了印象。
这年十一月,钦天监监副邵泰衢奏请禁邪教,以崇正体。皇宫万善殿住持宗果奏请将江南此庙宇中如来本尊佛连同供物一并移来京师智化寺供奉,并改“万福阁”为“如来殿”。上颌之。群臣奏颂:“皇上仁爱生民……仁民爱物”。
自江南移来、供奉在智化寺如来殿珍宝中,除如来本尊像外,尚有元仁宗延年刊行的多种佛经经卷;佛前各种铜佛像、七层玲珑塔、元代精品青花瓷。精品瓷中,就包括令国人对元青花精品瓷感到扑朔迷离的、已流徙到今英国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那两件大元至正十一年烧造的元青花云龙纹象耳“至正瓶”。
“至正瓶”等智化寺
文物被盗卖经过
说到“至正瓶”流失英国,必须要涉及不少当时的参与者。第一个“元凶”,是一个名叫吴贲熙的人。此人,在目前所见的文章和著述中,不是称之为“古董商人”、就是称之为“旅英华裔古玩商”,有的还称之为“很有眼力的大收藏家”,更有称之为“爱国华侨”的,桂冠不少。其实,這些冠名,多属杜撰和想象。没有人说到他的真实身份和他对中华民族犯下的恶行,当然也包括他的终局。
根据先辈留下的历史资料知道,吴贲熙,系福建闽南人。此人爱贪小便宜,说话口喷唾沫,外号“吴管追”(闽南话,口喷热水)。吴贲熙的营生,是卖棺材的,在北京琉璃厂附近开棺材铺。在智化寺衰落时期,他租用了智化寺的佛堂做仓库,在佛堂里存放待卖的棺材。他利用寺中和尚缺乏生计来源的机会,联合寺内普远大和尚,砍伐寺内百年古柏,做棺材。
参与盗卖“至正瓶”等文物的另一个人,名叫纪小辫。此人是一个混迹在琉璃厂的文物贩子,住在羊尾(读yi)巴胡同。因为横行琉璃厂,恶吃恶打,人称“纪三爷”。
吴贲熙在做棺材生意过程中,结交了不少琉璃厂的古董商人和文物贩子。纪小辫便是他交结的臭味相投的朋友。
1920年代,先辈在奉天任汇丰银行襄理,常往返北平、奉天。他酷爱收藏奇瓷异器,得知智化寺如来殿有几件好瓷器,曾与寺中普远大和尚交谈,探口风,欲请走佛前供奉的瓷器。为此,他还专门跑到普远大和尚的原籍——京东顺义花梨坎,请普远的亲戚从中说合,未果。
1929年夏秋之际,先辈得知如来殿前的瓷器被卖掉,便连夜从奉天赶往北京,找到普远大和尚,才知道卖掉的,不但有如来大佛前的铜佛和瓷器,还有如来肚内的经卷和佛殿顶上的两块九龙图藻井天花板。经手人就是住在庙里卖棺材的吴贲熙和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
先辈通过打听,找到了纪小辫,知道了智化寺中诸多宝物去向:
两块各重近一吨的九龙图藻井,首先由吴贲熙买通智化寺住持普远大和尚,接着由纪小辫设法运出寺庙。纪小辫为避人耳目,乘着雨天大雨,雇用天德扛房中靠抬棺材为生的劳力,将九龙图藻井运到家中。过两天,又运到了燕京大学设在盔甲厂的学校内的一间空房中。接收这两块九龙图藻井的人,是一个名叫塞勒的洋人。他是吴贲熙的朋友。
吴贲熙拿走的,有完整的佛经卷和6件瓷器。其中有两对瓷瓶,两件瓷罐;纪小辫自己留下了所有的铜佛、一件青花香炉和一件雍正铜胎蒜头瓶。
先辈当即买下了纪小辫手中的青花香炉、雍正铜胎蒜头瓶和一尊铜佛,作为证据,报了官。时任奉军将领张作相将军(1881—1949年),命令北平警察局追索。
北平有关部门立即开展调查,先是征询普远大和尚,查找盗卖寺中文物的参与者去向,并对智化寺财产进行登记,当时有土地二十六亩,房屋一百九十九间,铜佛像七尊,泥像木像七十一尊,宝鼎一座,铜钟两口,铁钟一口,大小鼓七面,铛子一对,九音锣一副,铜钹、铸各一份,有僧八人。
北平警察局随即派人到北京西郊海甸燕京教会大学新址,找校长吴雷川(1870-1944年),索要叫塞勒的洋人。得知塞勒的全名叫“伦道夫·西·塞勒(Randolph C. Sailer,1898-1981年),中文名叫“夏仁德”,是民国十二年(1923年)8月经燕京教会大学首任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1876-1962年)介绍入校,任心理学系教授。夏仁德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来华后在民间低下层中传教。他在入校任职表上写着“1898年出生在美国费城”。
吴校长找来夏仁德。夏说,是住在庙里的棺材铺老板吴贲熙对他说,智化寺缺钱,有两块九龙图天花板,不但工好,而且千年不蚀,他可以帮助买下,条件是帮他去美国或英国。
警察局追讨这些失物和吴贲熙下落。夏仁德说,九龙图藻井板已从天津装船运往美国;吴贲熙由他协助,已由上海搭船去了英国。
吴雷川校长答应向司徒雷登寻求帮助,索要这两件九龙图藻井板,并查找吴贲熙及经卷、瓷器下落。
后来,美国传来消息说,两块九龙图藻井被运到了夏仁德家乡的费城博物馆(Philadelphia Museum of Art)。博物馆的威尔逊又把其中一块卖给了纳尔逊博物馆(The 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吴雷川校长愤怒,但已无法追回这些国宝,他于1931年春提出辞去校长职务,并把这消息告诉了当时的中国建筑学家刘敦桢、梁思成二人。这才有刘敦桢当年自南京来北平,考察智化寺如来殿的举动;才有梁思成去美国,借讲学之机,找寻国宝之事。
盗卖智化寺文物贩子的结局与“至正瓶”的现状
以卖棺材为业的吴贲熙,带着盗走的元代佛经经卷和“至正瓶”等国宝之瓷,去了伦敦。他通过当时的福建“福清帮”,把几件元瓷推介给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的创始人帕西瓦尔·大维德。吴贲熙用盗卖智化寺国宝而获得的不义之财,在伦敦莱斯特广场的中国城开了家餐馆,从此没敢返回中国,死在伦敦。
混迹琉璃厂的文物贩子纪小辫,在盗卖智化寺九龙图藻井的当年,就被北平警察局关进了功德林监狱(今秦城监狱的前身)。由于功德林监狱几经改造,纪小辫的档案也无从查询。
接收转运两块九龙图藻井到美国的燕京大学教授夏仁德,因盗卖偷运中国国宝等非法“地下活动”,1950年8月,被新政府定为“文化特务嫌疑”,驱除出境。1973年应邀访华,受到周恩来总 理的接见。
参与盗卖智化寺诸多国宝的智化寺第二十五代住持普远大和尚,1950年,新政府要求他离庙还俗,返回了京东顺义天竺乡花梨坎村原籍。
吴贲熙盗走“至正瓶”等国宝元瓷后,曾首先想在琉璃厂卖掉“至正瓶”,但却被琉璃厂当时的瓷器鉴定高手判定为赝品。因为在20世纪中期之前,中国古玩行似乎有一共识——“元代无青花”。
几经周折,“至正瓶”被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令“至正瓶”得以著称于世的,分别得益于英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罗伯特·洛克哈特·霍布森(Robert Lockhart Hobson,1872-1941年)和美国的中国瓷器大家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Dr John Alexander Pope,1929-1982年)的研究和介绍。当帕西瓦尔·大维德见到“至正瓶”之后,立即请在伦敦大学讲授中国陶瓷艺术的霍布森进行了鉴定。霍布森早在1915年即出版专著《中国陶瓷》(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霍布森對“至正瓶”初步鉴定之后,于1929年在《老家具》(The Old Furniture)杂志上发表了题为《明代之前的青花》(Blue and White Before the Ming Dynasty),对“至正瓶”进行了介绍。1934年,霍布森又将“至正瓶”收入《帕西瓦尔·大维德爵士所藏中国陶瓷目录》(Catalogue of Chinese Pottery and Porcelain in the Collection of Sir Percival David)。霍布森对“至正瓶”的介绍,引起了美国佛利尔艺术馆的中国古陶瓷学者约翰·亚历山大·波普博士的注意。他在反复比对了帕西瓦尔·大维德收藏的“至正瓶”之后,以这两件瓷瓶为标准器,将供奉于伊朗阿尔德比尔神庙的中国青花瓷器和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收藏的中国瓷器中几十件与之风格相近的中国瓷器,进行详细比对,将所有具有“至正瓶”风格的青花瓷定为14 世纪青花瓷,将元代青花瓷器从明代青花中分离出来,定名为元青花,并提出“至正型”理论。他发表了两本奠定元青花理论的著作,即《14世纪的青花: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的一组中国瓷器》(Fourteenth-Century Blue-And-White: A Group of Chinese Porcelains in the Topkapu Sarayi Muzesi, Istanbul,1952年)、《阿德比耳寺收藏的中国瓷器》(Chinese Porcelains from the Ardebil Shrine,1956年)。从此,以“至正瓶”为代表的元代青花瓷研究,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唤醒了国人对元青花的朦胧,催化了对元代精品瓷器的探讨和热情。
最后需要交代的是,大维德爵士于1950年将毕生收藏的千余件中国瓷器包括“至正瓶”悉数捐赠给伦敦大学,并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建立了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基金会,对外公开展出。2009年,由于缺乏资金而难以为继,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帕西瓦尔·大维德中国艺术馆将所藏的1691件中国瓷器全部移交大英博物馆,陈列于何鸿卿爵士专门筹建的陶瓷研究中心,自2009年4月23日重新对外公开展示。■
编辑:陈畅鸣charmingchi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