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哲学:从福特到盖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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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福特
  
  福特是20世纪企业的奠基人,他一生有两大成就:给消费者造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和给工人发更多的工资。
  
  福特的“方法”
  福特并没有发明汽车。
  1886年,德国工程师本兹(KarlBenz)发明了汽车。1893年美国工程师杜里埃兄弟造出美国第一部汽油汽车。1896年,作为爱迪生照明公司主任工程师的福特,以“发烧友”的身份在自己的工作室造出了一辆汽车。到1899年,美国共有30家汽车制造商,每年生产2500辆汽车,但美国汽车市场仍是欧洲车的天下。所有这些汽车都像今天的劳斯-莱斯一样是“打造”出来的而不是“生产”出来的。
  福特也没有发明装配线。
  早在福特之前,道奇公司就使用过简单的装配线。福特自己说,他的装配线灵感来自芝加哥屠宰业的移动屠宰线。屠宰线是依次“卸掉”各个“零件”,福特反其道而用之,依次装上各个部件。
  福特发明了——或者更准确地说,“装配”了汽车的“生产”方式。
  这个生产方式的前提是标准化。从1906年开始,福特用2年时间彻底简化汽车部件并采用当时最先进的合金钢设计出T型车。
  从1910年开始,福特率领一群专家利用当时已经非常有名的泰罗的“工时研究”方法,检测每一个操作环节,试验各种提高效率的方法。工人的操作被彻底简化为7882种最单调的标准动作,用福特的话说就是:“装进螺栓的人不必拧上螺帽,拧上螺帽的人不必将螺帽拧紧。”
  标准化的产品和标准化的操作使装配流水线的出现水到渠成。
  根据那些经过试验的操作标准,可以测出每个工位上在制件的停留时间,并据此进一步设计出到下一个工位的流动时间。到1913年,移动式装配线出现在高地公园厂房。
  移动式装配线使福特彻底改变了生产的工作程序和管理方式,把管理人改变成像泰罗那样管理时间。工人必须按标准化程序进行操作,一个人的延误将会影响整个流水线的效率。“时间”自动完成对工人工作的监督并消灭了工序之间在制件的积压。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对工人“手艺”和工头监督的依赖大大减轻了。那些刚刚擦净两腿从农田来到生产线旁的工人只需要经过简单的培训,就可以高效率高质量地工作,他们再也不需要像欧洲工人那样一代又一代以口手相授的方式进行手艺积累了。正像德鲁克所说,这是美国取得领先地位的根本诀窍。
  1914年,福特汽车公司的1.3万名工人生产了26.072万辆汽车,而美国的其他汽车公司6.635万名工人生产了28.677万辆车。每个福特工人平均年产20辆车,是其他公司工人平均年产4.3辆车的将近5倍。到1923年,福特占居了美国汽车市场的57%,福特工厂的大门每一分钟就开出一辆刚装配好的汽车。
  这就是后来称作流水线式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历史学家把它的推广简称为“工业化”。
  
  福特的“信念”
  为什么只有福特找到了汽车的“生产”方式呢?
  根本的原因在于,福特有一个违背常理的信念并且为此不懈地努力,失败了再干。
  福特坚持认为只有卖最便宜的东西才能赚最多的钱。汽车完全可以做成简单、牢固、便宜、能进入千家万户的大众必需品,给大众带来方便,同时给自己带来巨额财富。而当时所有造汽车的人都认为,这么复杂的玩艺儿只可能是少数有钱人的奢侈品。福特可不听那一套,他不想和别人做同样的事。福特说:“我将为大众造一种汽车……它将用最好的材料、让我所能聘到的最优秀的人才,按照现代工程师设计的最简单的方法来制造……它的价格非常低,所有能挣一份可观薪水的人都有能力买一辆,同他的家人一起在上帝的广袤土地上共享快乐时光。"他首先设计了简单牢固的T型车,然后引入了流水线。汽车售价几年内降低了3倍,真的进入了寻常百姓家,而福特的利润却创造了世界之最。
  福特的低价战略是一种信念而不是一时的策略。
  1909年至1914年间,美国汽车市场的需求极为旺盛,而福特还生产不出那么多汽车,这时如果保持价格不变或采取涨价策略都是轻而易举的事。许多人都劝福特应该乘机捞一把,但福特大发雷霆,他认为他对消费者的许诺才是第一位的,他绝不能让消费者失望。这期间,福特汽车不但没有涨价,反而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和成本的降低,价格下降了一半多。福特甚至没有维持每辆车的利润额,而是持续地向消费者让利,每部车的利润由1909年的220美元降为1914年的99美元,净收入却由1909年的300万美元上升为1914年的2500万美元,福特汽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由1909年的9.4%上升到1914年的48%。
  卖最便宜的东西才能赚最多的钱,它背后是经济学的一条基本原理,叫需求弹性:更便宜才能换来更多的需求,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剩余),消费者才能更多地消费以回报给你更多的价值。
  更便宜,为消费者创造更多的价值(剩余),就需要找到一些和别人不同的方法,这就需要创新。福特的创新就是流水线和它带来的高效率和大规模,只要找到实现高效率和大规模的途径降低成本与价格以创造出更多的需求,就能把“最少”和“最多”牵在一起,实现从“最少”到“最多”的转换。后来的发展证明,这就是工业化的基本逻辑。
  但这还不够。
  1914年1月5日,福特宣布了福特汽车公司工人新的薪酬方案:最低日工资从2.3美元提高到5美元,每天的工作时间从10小时减少到8小时,另外还有利润分享计划。
  这又是件违背常理的事儿:高工资能降低成本吗?福特认为能,秘密就是高效率的人和他的积极性。尽管早在1832年英国人巴贝奇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没有一个企业主赞同并实践这个主张。福特并不知道巴贝奇,但福特从自己的经验中知道,高工资能留住最好的工人,招来更多的好工人,还能使他们干活更卖劲儿,他把这招儿称为“效率工程学”和“利润分享”,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激励”。
  事实上,是福特的顾问们说服了福特这样做的。正像卓别林电影里表现的那样,福特的流水线劳动强度极高,工人们不愿意在那里工作,短期行为严重,流动性极大。1913年的一年中,福特工厂每100个工作职位就要招聘963人次,为此,公司需要不断为新招聘的工人办短期培训班。公司不断增加的各种福利制度也不能留住人。
  面对流水线生产带来的工人高流动性,其他企业将其看成是生产常态,把增加的成本转移到产品价格上,转嫁给消费者。彻底的消费者第一的信念使福特再次做出创新之举:用大幅提高工资和利润分享计划来减少流动性,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
  福特建立新激励方式的创新震动了全美国和全世界。包括福特公司绝大多数股东在内的投资者和企业主们恶语咒骂福特,把他说成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一个想让所有公司都破产的恶棍。工人们则把福特看成是劳工之友,是维护他们利益的人。正在拟议中的福特公司的工会也被认为是没有必要而被取消了。过了几年,在福特的劝说和帮助下,福特公司的工会才得以成立。
  实行日工资5美元后的3年中,福特公司的利润提高了近3倍,从1914年的2500万美元增加到1917年的7000万美元。实际上,福特公司每新增加的10美元利润中,只有3.5美元用于给工人提高了工资,而其他6.5美元都落入福特的腰包。这真是奇妙的办法,提高工资会带来更高的利润率。
  1918年,当新方案的强大作用充分展示,人们最后一点怀疑也被一扫而光后,福特骄傲地在董事会上说:“一天8小时,工资5美元,这是我们最成功的降低成本的方案之一。”
  后来的发展证明,这是工业化的另一个基本逻辑。
  福特的“信念”——为顾客和职工创造更多的价值才能使自己获得更多的价值——我们把它称为“管理哲学”。
  
  福特的“哲学”
  低价格和高工资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也就是给别人的越多,自己得到的就更多,这太不可思议太违背常理了。不要说福特时代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们不相信,就是现在,99%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也不相信。
  但是福特信。这个信念推动着福特要找到一种别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把“蛋糕”做得更大,使每个参与这项交易的人都能分得更大的一块。人们把这个过程称为“创新”。
  预见到一种别人认识不到或别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前景,把它作为坚定不移的信念,推动自己去创造一种别人没有使用过的方法,实现它。这就是福特的“哲学”,也是一切创新的哲学。
  几乎所有研究福特经营哲学的人都特别关注他创造的“方法”——流水生产线,认为是这个“方法”开创了工业化的新纪元。当他们提到福特的“信念”时,都是顺便提及和一带而过。然而,“方法”是福特创造的结果,而“信念”——为大众造更好更便宜的汽车和与职工分享利润——是福特创新的起因和动力。强调“方法”只能产生对“方法”的学习或抄袭;强调“信念”才能启发出更多的福特式的创新。
  许多研究福特经营哲学的人同样注意到了我们所说的“信念”和“方法”之间的差别,但他们对此迷惑不解。例如管理学者斯图尔特·克雷纳(Crainer·S)指出:“福特的自相矛盾之处在于,他把消费者放在第一位而把生产放在第二位,他在营销上获得的成功和其生产理论的成功同样巨大。虽然两者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结,他通常与后者结合而不是前者。”
  其实福特一点也不自相矛盾。所谓福特是生产型的而不是市场型的,是研究者们强加给福特的,但那不是真实的福特。在这一点上,优秀的企业家要比研究者对福特的理解更深刻。福特的竞争对手,通用汽车公司总裁阿尔弗雷德·斯隆说:“福特先生的汽车制造流水线、高工资和低价格是革命性的创举,它也是对我们的工业文明做出最大贡献的人之一。它的基本构想——低价格、固定车型——是那时的市场,尤其是农村市场所需要的。”
  斯隆明确指出了低价格是福特的基本构想,也是当时的市场所需,福特是为这个基本构想和市场所需创造出流水线的。
  曾在福特公司长期工作,并在80年代末拯救了克莱斯勒公司的李·亚柯卡见过老福特,他在《时代》周刊的一篇回忆文章中说:“福特开创了工业化大规模生产的先河,但对他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大规模消费。他认为,如果他付给工人的工资足以让他们过上真正的生活,并且用更少的时间生产出更多的汽车,而售价又不那么高,那人人都会买得起汽车。”
  
  福特的“失败”
  福特错误地估计了他与消费者之间的承诺。他以为他们只需要低价格,但实际并非如此。
  福特的高工资和被福特带动起来的工资的大幅提高逐渐造就了一个蓝领中产阶级,他们逐渐积累下的财富使他们不再满足于虽然便宜、结实,但却一模一样、毫无变化也不舒适的T型车了。他们不在乎汽车稍贵一些,但要更舒适,更方便。他们还希望汽车能有更多的个性,也许更时髦、更流行,也许更高贵、更典雅。
  经济学家把这些需求称为“偏好”。
  顾客需要的价值是由价格和偏好两方面组成的,或者说,顾客价值包括经济性和社会、文化性两个方面。价格比较简单,容易识别;偏好则比较复杂,不容易识别。价格和偏好的组合就更为复杂。
  为消费者创造价值的低价战略是福特靠经验获得的,由于获得巨大成功,这个战略异化为一种标牌,一种恩赐,一种偏执,它蒙住了福特的双眼,使他闭眼不看市场的变化,拒绝接受关于偏好的知识。福特汽车的经销商,福特公司的员工,甚至福特的儿子福特二世都感觉到了市场中悄悄积累起来的变化,他们都极力建议推出新车型。福特的反应是大发雷霆。
  福特并非完全没有道理。1920年,已经当上公司总裁的福特的儿子和技术人员们建议设计新车型时,T型车的市场份额仍在上升中。到1924年,T型车占据了美国汽车市场份额的65%,就在这一年,已经临近破产的通用汽车公司经过长期准备,推出了低价位的新型雪佛兰车。新型雪佛兰虽稍贵于T型车,但使用了电打火、三段变速箱等新技术,车的设计也更舒适。结果,1925年T型车的销量就开始下降,1926年大幅下降,到1927年5月25日,福特被迫宣布停止生产T型车。当年12月推出新型A型车。要不是福特二世背着父亲早已悄悄设计好了A型车,当时世界最大的企业福特汽车公司就可能陷入破产。
  市场的变化就如疾风骤雨,只有预见到变化的人才能乘风破浪。
  然而消费者常常并不真正知道自己到底需要什么。在T型车出现之前,工人和农民并不认为他们“需要”拥有一辆汽车,就像今天的人并不认为他们“需要”拥有一架航天飞机一样。在雪佛兰出现之前,人们需要变化,但并不确切知道需要哪些变化。只有新产品推向市场,经过试用,他们才能确定他们需要的是哪些变化,而哪些变化是他们不需要的。
  消费者的价值需求是多样的,预见是有风险的。永远不要自以为了解顾客的需要和顾客的价值。正因为如此,为顾客创造价值和创新是一体化的。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不断为顾客创造价值,才能使一种信念得到完满。
  以后我们还将看到,职工的价值需求,包括管理者自身的价值需求,也是多样的,不仅限于经济性,满足职工的价值需求也要不断创新。
  不断地探索顾客、职工(包括管理者自身)的价值需求,通过不断的创新来不断满足他们的需求,为他们创造价值,同时也使自己获得更大的价值,这就是管理的真谛,我们把它称为“管理哲学”。
  
  福特的“遗产”
  在福特之前,没有一个企业家像福特那样通过持续不断地为顾客和职工创造价值来使自己获得价值。
  福特创造了一种不同于20世纪以前企业主实行的崭新的企业管理方式。它再也不把“买者自当心”作为信条,一有机会就坑他们一把。它不但不与顾客为敌,而且把他们奉为“上帝”,尽可能满足他们从功能到质量到价格的多种多样和挑剔的需求;它也不再与职工为敌,而是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他们,满足他们。当然,这种新企业在福特时期还仅仅是个雏形。
  福特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20世纪以前的崭新的市场。
  福特认为工人有了钱才能购买包括福特汽车在内的由于大规模生产而降低了价格的工业品,从而扩大整个工业品的市场。在这个市场中,消费者和生产者是统一的。企业通过创新,从降低价格和提高工资两方面使构成这市场的人获益,这就大大扩展了市场在质和量两方面的容量。大容量的市场提供了较大的激励,推动了各种各样的创新。
  在1865-1923的60年间,美国的平均工资每30年大约增长1倍,而在1923-1929的7年间就增长1倍,同时劳动时间大大减少,工人队伍大大扩展,在整个20年代,构成了强大的购买力和生产力,使美国成长为世界最大的市场,促进美国经济的高速成长。
  福特还创造了一个不同于20世纪以前的崭新的社会。
  流水线的推广创造了工业化,高效率提供了高工资的可能。只是福特把高工资真正发给了工人而不是装到自己的腰包中。福特创造了一个蓝领中产阶层。工人摆脱了马克思所说的“绝对贫困化”的命运,他们有了自己的汽车、住房和以后的股票。他们也有能力使自己和自己的后代接受更多的教育。
  社会的大多数人历史性地告别贫困,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的第一次。而这条道路是福特开辟的。
  福特还允许企业工会的成立。富裕了的工人出钱请来保护他们利益的律师,展开了和福特的斗争。福特对此懊悔不已。
  从个人道德角度看,福特是个独裁者,正像彼得·德鲁克在《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指出的,“亨利·福特的暴政中最为根本的就是他系统地、有预谋地、有意识地试图排除管理层,从而独自掌管这几十亿美元的商业帝国。只要他的助手试图做出决定,都必定会被密探报告给他。”福特还是个反犹太主义者、希特勒法西斯的支持者、自大狂和阴谋家。他幻想靠他的力量就能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散布谣言使小股东抛弃福特公司的股票,他却暗中收购,最终获得公司的完全控制权。
  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福特是旧企业、旧社会的掘墓人,也是新企业、新社会的不情愿的拉幕人。这种历史和道德的二律背反再次说明人类社会的复杂。
  福特作为企业家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不仅创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企业和社会价值,而且创造了获得这种价值的内在逻辑。
  在福特之前,企业的逻辑是:利润最大化=低工资+高价格。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思想家没有认为这有什么不对。马克思就是根据这个逻辑预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然而那些思想家只属于过去,因为他们只会用普通逻辑说话;而福特那样的企业家属于未来,因为他们创造悖论。
  福特创造的公式是任何统计学和数学原理都无法推导出来的,这个公式是:利润最大化=(高工资+低价格)×(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这里面的秘密是,如果一心想着资本的利益(利润)最大化就一定得不到利润最大化;如果兼顾所有参与者(顾客、职工、管理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就有可能获得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不是一个以它为目标时的必然产出,而是一个综合目标的可能产出。这个道理,经济学家在福特70年之后才有点想明白了,但至今仍没有找到能计算它的公式,因而至今也无法把它放到正式的经济学体系中去。
  (高工资+低价格)×(大规模生产+大规模消费),简单地说,工业化,改变了资本主义的命运。因为从泰罗和福特开始,它已经不是马克思看到的处于原始积累时期的那种资本主义了,它正在告别血汗制度走向新时代,尽管路途多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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