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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接骨师之女》是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谭恩美于2001年出版的一部最具自传性色彩、最能反映华裔女性生活的作品。本文以后殖民女性主义理论为依托，通过对文本的仔细解读，从性别、种族和文化三个方面分析了华裔美国女性在美国社会中所面临的身份危机，揭示了她们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作为族裔和女性在建构自我身份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和做出的努力。
关键词：华裔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身份危机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谭恩美是当代美国文坛最具代表性的华裔女作家之一。1989年，她的处女作《喜福会》大获成功。之后，谭恩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作品。《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文中以其亲身经历及其祖母和母亲的经历为素材，叙述了华裔移民母女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与调解融合，生动再现了游离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两代华裔女性的艰辛和困惑，是她作品中自传性最强、表现华裔母女关系最为深入和感人的一部。
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受到包括同族在内的所有男性的压迫和歧视，同时也受到来自包括女性同胞在内的所有白人的压迫和歧视。她们被双重边缘化，既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来言说自我，也没有自我可供言说，确立自己的身份成了一直困扰她们的难题。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形式，主要围绕着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及在后殖民环境下殖民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影响等观点发展起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女权运动的产物，又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它源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境又使它游离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它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罗婷，2004：147-148）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批评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质疑西方女性主义自封的中心地位，强调妇女生存样态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话语，身份和主体。从整体上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殖民话语的分析；为非殖民化探寻出路。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二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危机
身份，简单地说，就是指“你是谁”。有一种说法认为，身份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无意识的需求，一个人总是试图确认自己的身份，目的是为了获取、维护和保持一种心理安全感，这对于保持健康稳定的心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实现。因为身份本身就有多个层面，一个人可以具有诸如民族、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不同身份。因此，当代一些理论提出多重身份的概念，因为身份是流动的、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流散群体来说。正是由于身份具有这样的特征，华裔美国女性在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美国主流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遭遇性别、种族、文化多重危机，正如全敏合（Trinh T Minh-ha）在《妇女·本土·他者》中所言：“亚裔女性移民在美国不仅是父权社会自然的被压迫者，她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的本土人，因而也是自动的他者，这三层的偏见与歧视困扰着她。”（蒲若茜，2006：166）确立身份成了她们的当务之急。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都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要对男性绝对服从。在中国历史中，妇女地位一直十分低下，“男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比妇女拥有大得多的权力。”（林树明，2004：13）传统的儒家思想充分阐释了“男尊女卑”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女性的行为准则，这些都成为父权制的理论依据。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圣经》中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女人被描述成男人的附属品或补充，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正如波伏娃指出的：“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波伏娃，1998：11）
《接骨师之女》中的几位主要女性角色都遭受了父权制的压迫。宝姨出生于接骨师世家，因不想成为封建婚姻的奴隶，拒绝做张老板的小妾而受其迫害，父亲和丈夫在她结婚当天死于非命，她自己也面容尽毁，失去声音。她后来忍辱负重生下女儿茹灵，转交大嫂抚养，自己则只能隐瞒真实姓名和身份，充当女儿的保姆、夫家的奴仆，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失去自我。
在夫家，宝姨一直被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渐渐长大的茹灵也无意中成了父权制的帮凶，她越来越看不起宝姨，而特别渴望“母亲”的宠爱。其实茹灵本身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因为她是宝姨和丈夫婚前孕育的孩子，是一种耻辱，“母亲”和家人对她漠不关心，只急着把她嫁出去，根本不为她的幸福着想。然而面对宝姨的关切，茹灵却十分反感，认为她只是想保住保姆的差使，因而不听其劝阻。为了女儿的幸福，宝姨最终以死相劝。茹灵最终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一切真相大白。婚约解除了，她也被赶出刘家，送到育婴堂。
在育婴堂长大后，茹灵经历战乱，历尽磨难，最终来到美国，嫁给了艾德温·杨，生下女儿露丝。美国的生活也并不尽人意。女儿露丝两岁时茹灵丧夫，她在异国他乡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由于华人的身份，她们被白人看成是低人一等的有色人种，一直不能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茹灵由于语言障碍，不能与当地人有效交流，因此在主流社会中逐渐失语，最终失忆。
作为华裔移民的后代，女儿露丝从小就被学校中的同学和周围的白人排斥，虽然她非常渴望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甚至拒绝学中文和书法，尽量避免讲汉语，主动疏离母亲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长大后露丝从事的工作是“鬼写手”（ghost writer），即替人代笔。虽然内心中十分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她还是说服自己放弃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梦想，向主流文化妥协。
在和白人男友亚特的共同生活中，露丝从一开始就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亚特做主，而且亚特从未考虑过和露丝结婚，因为他不想受到婚姻的束缚。这在表面上听来像是给露丝以充分平等和独立的权利，实际上却是带着伪装的男权主义表现。在露丝主持的中秋节家宴中，邀请到来的白人宾客不自觉地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形成了一个“非华人区”。更有甚者，亚特还邀请了前妻来参加宴会，丝毫没有考虑到露丝的感受。这其实就是强势文化种族主义的自然表露。正如华裔女性评论家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中强调的：“在美国的华人，无论是新来的移民还是美国出生的，均发现自己夹在两个世界之间。”（Ling，1990：20）
由此可见，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裔移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自己也努力地回避中国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但他们终究不能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尤其对于华裔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着性别、种族、文化多重身份危机。
三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建构
华裔美国女性长久以来就对自己的身份心存困惑。一方面，她们不能避免来自于家庭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去。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美国女性迫切地想要确立自己的身份。
确立身份的第一步就是要言说自我，获取话语权。这是因为华裔美国女性在美国遭受了多重沉默。在父权社会，女性被男性定义为从属的他者而失声；在美国这个由白人男性和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华裔女性被双重边缘化。
在小说《接骨师之女》中，三位女主人公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打破沉默。宝姨由于面容尽毁，失去声音，她只能通过手语和写字与他人交流，并由茹灵充当她的代言人。可由于在婚事问题上的分歧，茹灵拒绝与宝姨交流，宝姨因此彻底失语。不得已她将自己的身世写成书稿送给茹灵然后自尽，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打破失语状态，讲出自己的故事，最终获得女儿的理解。
初到美国的茹灵在美国社会中也面临了失语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和种族歧视，茹灵只能通过女儿露丝与外界交流，露丝成了母亲在美国的唯一代言人。同时，生长在美国的露丝与母亲茹灵之间矛盾重重。茹灵生长在中国，深受东方儒家思想的影响，家长制、等级制等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她的头脑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露丝接受的是美国正统的教育，受西方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所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独立。因此她对母亲在生活中对她的诸多约束甚为反感。母女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随着时光的流逝，茹灵的记忆力在渐渐地丧失。为了让女儿能够了解自己，茹灵把自己的身世写成书稿留给露丝，可露丝却直到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回家照料她时，才发现了这些手稿。露丝请人翻译了手稿，母亲的秘密也随之解开，最终露丝了解了母亲的故事，理解了母亲的古怪性格和行为，对母亲的同情与宽容也油然而生；母亲也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确立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对露丝来说，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她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也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八年来，从与亚特同居开始，每到八月十二日，露丝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失声，说不出话来。露丝却很喜欢这种无需言语的状态。通过这种沉默的方式，露丝反而能够反省自我，发现自我。露丝的失语实际上是一种隐喻，作为一名华裔女性，露丝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失语恰好能够使她摆脱这种尴尬局面。
除了沉默，写作也是女性言说自我的方式。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女性写作的动机和作用：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则，处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张京媛，1992：188）
通过书写自我，宝姨向茹灵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通过书写自我，茹灵又向露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通过阅读母亲的故事，女儿了解了家族的历史，理解了母亲的感受，母女之间相互宽容，母女矛盾得以和解，最终建立起一种女性谱系，女儿也因此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开始生活的力量。
综上所述，在这部小说中，面对在主流社会中的身份危机，谭恩美提出了为华裔美国女性构建身份的策略：首先，她们必须要打破沉默，言说自我；同时，她们还需要建立女性谱系，相互赋予力量；此外，颠覆对华裔女性的刻板看法对建构其身份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是应对身份危机的可行性解决方法。虽然实现身份建构在现实中还面临许多障碍和困难，但这毕竟表达了谭恩美作为一名华裔女性的美好愿望。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起止日期：2011.1-2012.12）项目编号：12512383。
参考文献：
[1] 罗婷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Ling,Amy.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
[3]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 谭恩美，张坤译：《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7]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简介：姜宏，女，1977—，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
关键词：华裔女性后殖民女性主义身份危机建构
中图分类号：I106.4文献标识码：A
谭恩美是当代美国文坛最具代表性的华裔女作家之一。1989年，她的处女作《喜福会》大获成功。之后，谭恩美又陆续出版了多部作品。《接骨师之女》是谭恩美的第四部长篇小说，文中以其亲身经历及其祖母和母亲的经历为素材，叙述了华裔移民母女两代人的矛盾冲突与调解融合，生动再现了游离在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两代华裔女性的艰辛和困惑，是她作品中自传性最强、表现华裔母女关系最为深入和感人的一部。
长期以来，美国华裔女性在美国社会中一直受到包括同族在内的所有男性的压迫和歧视，同时也受到来自包括女性同胞在内的所有白人的压迫和歧视。她们被双重边缘化，既没有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语权来言说自我，也没有自我可供言说，确立自己的身份成了一直困扰她们的难题。
一后殖民女性主义
后殖民女性主义，有时也被称为第三世界女性主义，是女性主义哲学的一种形式，主要围绕着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及在后殖民环境下殖民主义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长期影响等观点发展起来。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既是女权运动的产物，又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结果。它源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其独特的文化与种族语境又使它游离于主流女性主义批评而具有自身的特色。它奉行的是一种社会-历史批评，注重研究各民族妇女作品的特殊性、妇女作家的传统和创作规律，要求文学反映妇女现状，重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作品及作者与社会、历史、种族、阶级之间的各种相互依存关系。（罗婷，2004：147-148）
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旨在批评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霸权，质疑西方女性主义自封的中心地位，强调妇女生存样态的多样化和差异性。其基本观点可概括为话语，身份和主体。从整体上来说，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具有以下三个特征：对文化霸权的批判；对殖民话语的分析；为非殖民化探寻出路。后殖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文化批判意识和性别研究视角两方面克服了后殖民批评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局限，有助于推进第三世界妇女和少数族裔妇女反文化帝国主义，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非殖民化进程。
二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危机
身份，简单地说，就是指“你是谁”。有一种说法认为，身份是人们的一种内在的、无意识的需求，一个人总是试图确认自己的身份，目的是为了获取、维护和保持一种心理安全感，这对于保持健康稳定的心灵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然而，这一点却并不容易实现。因为身份本身就有多个层面，一个人可以具有诸如民族、社会、文化、种族、阶级、性别等多重不同身份。因此，当代一些理论提出多重身份的概念，因为身份是流动的、变化的，而不是静止不动的，尤其是对于那些流散群体来说。正是由于身份具有这样的特征，华裔美国女性在以白人男性为中心的美国主流社会中处于劣势地位，遭遇性别、种族、文化多重危机，正如全敏合（Trinh T Minh-ha）在《妇女·本土·他者》中所言：“亚裔女性移民在美国不仅是父权社会自然的被压迫者，她同时又是第三世界的本土人，因而也是自动的他者，这三层的偏见与歧视困扰着她。”（蒲若茜，2006：166）确立身份成了她们的当务之急。
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女性都受到父权制的压迫，要对男性绝对服从。在中国历史中，妇女地位一直十分低下，“男人无论在家庭还是在社会上，都比妇女拥有大得多的权力。”（林树明，2004：13）传统的儒家思想充分阐释了“男尊女卑”的观点，并提出了“三从四德”、“三纲五常”作为女性的行为准则，这些都成为父权制的理论依据。在西方文化中，女性也同样遭受了严重的性别歧视。《圣经》中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从这里可以看出，女人被描述成男人的附属品或补充，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正如波伏娃指出的：“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相对立的次要者。他是主体，是绝对，而她则是他者。”（波伏娃，1998：11）
《接骨师之女》中的几位主要女性角色都遭受了父权制的压迫。宝姨出生于接骨师世家，因不想成为封建婚姻的奴隶，拒绝做张老板的小妾而受其迫害，父亲和丈夫在她结婚当天死于非命，她自己也面容尽毁，失去声音。她后来忍辱负重生下女儿茹灵，转交大嫂抚养，自己则只能隐瞒真实姓名和身份，充当女儿的保姆、夫家的奴仆，在父权制的压迫下失去自我。
在夫家，宝姨一直被歧视，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渐渐长大的茹灵也无意中成了父权制的帮凶，她越来越看不起宝姨，而特别渴望“母亲”的宠爱。其实茹灵本身也是父权制的受害者。因为她是宝姨和丈夫婚前孕育的孩子，是一种耻辱，“母亲”和家人对她漠不关心，只急着把她嫁出去，根本不为她的幸福着想。然而面对宝姨的关切，茹灵却十分反感，认为她只是想保住保姆的差使，因而不听其劝阻。为了女儿的幸福，宝姨最终以死相劝。茹灵最终了解到自己的身世，一切真相大白。婚约解除了，她也被赶出刘家，送到育婴堂。
在育婴堂长大后，茹灵经历战乱，历尽磨难，最终来到美国，嫁给了艾德温·杨，生下女儿露丝。美国的生活也并不尽人意。女儿露丝两岁时茹灵丧夫，她在异国他乡独自将女儿抚养长大。由于华人的身份，她们被白人看成是低人一等的有色人种，一直不能被主流社会所接受。茹灵由于语言障碍，不能与当地人有效交流，因此在主流社会中逐渐失语，最终失忆。
作为华裔移民的后代，女儿露丝从小就被学校中的同学和周围的白人排斥，虽然她非常渴望融入到主流社会中去，甚至拒绝学中文和书法，尽量避免讲汉语，主动疏离母亲和母亲所代表的中国文化。长大后露丝从事的工作是“鬼写手”（ghost writer），即替人代笔。虽然内心中十分渴望获得他人的认可，她还是说服自己放弃按自己意愿写作的梦想，向主流文化妥协。
在和白人男友亚特的共同生活中，露丝从一开始就处于从属地位。他们生活中的许多事情都是由亚特做主，而且亚特从未考虑过和露丝结婚，因为他不想受到婚姻的束缚。这在表面上听来像是给露丝以充分平等和独立的权利，实际上却是带着伪装的男权主义表现。在露丝主持的中秋节家宴中，邀请到来的白人宾客不自觉地坐到了同一张桌子，形成了一个“非华人区”。更有甚者，亚特还邀请了前妻来参加宴会，丝毫没有考虑到露丝的感受。这其实就是强势文化种族主义的自然表露。正如华裔女性评论家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女作家》中强调的：“在美国的华人，无论是新来的移民还是美国出生的，均发现自己夹在两个世界之间。”（Ling，1990：20）
由此可见，生长在美国的二代华裔移民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他们自己也努力地回避中国文化，融入美国文化，但他们终究不能被主流文化所接受。尤其对于华裔女性来说，她们面临着性别、种族、文化多重身份危机。
三华裔美国女性的身份建构
华裔美国女性长久以来就对自己的身份心存困惑。一方面，她们不能避免来自于家庭的中国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她们又无法融入到美国主流社会中去。游走在两个世界之间，华裔美国女性迫切地想要确立自己的身份。
确立身份的第一步就是要言说自我，获取话语权。这是因为华裔美国女性在美国遭受了多重沉默。在父权社会，女性被男性定义为从属的他者而失声；在美国这个由白人男性和白人文化占统治地位的国度里，华裔女性被双重边缘化。
在小说《接骨师之女》中，三位女主人公选择用沉默的方式打破沉默。宝姨由于面容尽毁，失去声音，她只能通过手语和写字与他人交流，并由茹灵充当她的代言人。可由于在婚事问题上的分歧，茹灵拒绝与宝姨交流，宝姨因此彻底失语。不得已她将自己的身世写成书稿送给茹灵然后自尽，用这种沉默的方式打破失语状态，讲出自己的故事，最终获得女儿的理解。
初到美国的茹灵在美国社会中也面临了失语的问题。由于语言障碍和种族歧视，茹灵只能通过女儿露丝与外界交流，露丝成了母亲在美国的唯一代言人。同时，生长在美国的露丝与母亲茹灵之间矛盾重重。茹灵生长在中国，深受东方儒家思想的影响，家长制、等级制等传统的伦理道德在她的头脑中占据重要位置。而露丝接受的是美国正统的教育，受西方文化习俗和生活方式的直接影响，所追求的是个人的权利、自由和独立。因此她对母亲在生活中对她的诸多约束甚为反感。母女间的矛盾冲突愈演愈烈。随着时光的流逝，茹灵的记忆力在渐渐地丧失。为了让女儿能够了解自己，茹灵把自己的身世写成书稿留给露丝，可露丝却直到母亲患上了严重的老年痴呆症回家照料她时，才发现了这些手稿。露丝请人翻译了手稿，母亲的秘密也随之解开，最终露丝了解了母亲的故事，理解了母亲的古怪性格和行为，对母亲的同情与宽容也油然而生；母亲也通过书写自己的故事，确立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而对露丝来说，作为一名华裔女性，她在美国主流社会中也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八年来，从与亚特同居开始，每到八月十二日，露丝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失声，说不出话来。露丝却很喜欢这种无需言语的状态。通过这种沉默的方式，露丝反而能够反省自我，发现自我。露丝的失语实际上是一种隐喻，作为一名华裔女性，露丝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性别和种族双重压迫，失语恰好能够使她摆脱这种尴尬局面。
除了沉默，写作也是女性言说自我的方式。在《美杜莎的微笑》一文中，埃莱娜·西苏提出了女性写作的动机和作用：
“妇女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出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则，处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张京媛，1992：188）
通过书写自我，宝姨向茹灵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通过书写自我，茹灵又向露丝讲述了自己的故事。通过阅读母亲的故事，女儿了解了家族的历史，理解了母亲的感受，母女之间相互宽容，母女矛盾得以和解，最终建立起一种女性谱系，女儿也因此从母亲那里获得了开始生活的力量。
综上所述，在这部小说中，面对在主流社会中的身份危机，谭恩美提出了为华裔美国女性构建身份的策略：首先，她们必须要打破沉默，言说自我；同时，她们还需要建立女性谱系，相互赋予力量；此外，颠覆对华裔女性的刻板看法对建构其身份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都是应对身份危机的可行性解决方法。虽然实现身份建构在现实中还面临许多障碍和困难，但这毕竟表达了谭恩美作为一名华裔女性的美好愿望。
注：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项目（起止日期：2011.1-2012.12）项目编号：12512383。
参考文献：
[1] 罗婷主编：《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2] Ling,Amy.Between Worlds:Women Writers of Chinese Ancestry[M].New York:Pergamon Press,1990.
[3] 蒲若茜：《族裔经验与文化想象——华裔美国小说典型母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
[4] 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5] 西蒙娜·德·波伏娃，陶铁柱译：《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6] 谭恩美，张坤译：《接骨师之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7] 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作者简介：姜宏，女，1977—，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英美文学，工作单位：齐齐哈尔大学大学英语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