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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医学知识的起源和其他科学知识的起源一样，有其必备条件及共性规律。云南是远古时期较早的人类文明发源地之一，笔者从现存的考古资料追溯当时的物候环境、原始人群的活动等对当时人们医事活动的影响，阐释云南医学知识起源及发展，发现远古人类云南元谋人能够支配火、水等自然资源，客观上起到了防治疾病作用。由于远古时期先民在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外伤的机会多，所以，外治医事活动早于内治，先民们大多随着远事记忆能力的提高对生、死、疾病等问题有一定的直观认识，其中巫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对医学知识的积累方面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因此，医学的起源与发展是由一种综合力量促成的。
【关键词】 云南；远古医学；医学特点；巫医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7-0064-03
中国传统医学史有近三千余年的历史，拥有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但许多医学史料多经口头传授，中医学、民族医学和民间医学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沿用的传统医药总称为民族医学，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防病治病的丰富医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其民族的繁衍及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医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是众多学科中最为古老、重要的一门学科。云南各族先民生产劳动中开始了维护健康的医药卫生活动，产生了丰富的各民族医药知识。为窥探云南远古医学概貌，笔者从医学知识起源的条件、远古医事活动、外治医学及预防医学起源等方面进行浅析。
1 元谋人的出现及预防医学雏形
生活在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是今天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古人类，对“元谋人”的研究将揭开了研究云南古文化的序幕。根据在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方发现的7件打制的石器，以及旁边大量的炭屑，推断出繁衍在滇中高原盆地上的元谋人，具备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已经使用打制粗糙的石器；二是学会了使用火。这是人类首次支配自然力的象征，是人类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了熟食，用火和熟食有力地保障了元谋人体质的健康和进化，这应当就是最初的预防医学具体体现。
房屋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云南古人类的栖身场所，由洞穴、半洞穴演变为房屋，有力地抵御着寒冷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使人类对自身保护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如：通过我省洱海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先民们已将半穴居房屋选择在溪流旁，而且这类房屋具有冬暖夏凉和避雨的特点，它以坑壁为墙，覆草为顶，屋内置有火塘和窖穴。另外，房屋可以使人与动物彻底隔离，人畜分居对人类健康是十分有利的，避免人畜交叉感染。
处于旧石器早期，元谋人用火来煮食、照明、取暖、抵御寒冷。进入新石器的云南远古先民从野居穴处到木结构房屋，从只知“饥求饱”到“储粮食”，从穿“复前而不复后”到穿上了用纺轮纺线缝制的兽皮衣服。生产劳动实践的结果，使云南远古先民有效地抵御野兽和寒冷的侵袭，并对饥饿和疾病有的一定的预防能力，这是云南远古先民卫生保健活动的一大进步。
2 巫对医事活动的影响
当原始人开始有了思维，便对周围世界充满了陌生感和神秘感，此时巫术产生了，巫师中有一部分成为了巫医，巫术中的某些仪式专为驱赶病魔而设，这个时候医学才具有了最原始的雏型——一种有目的的医疗行为组织起来了[1]。然而，部分学者对巫在医学上的作用完全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巫控制医学”，“迷信的外衣掩盖了医学的真实内容……。”虽然这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医源于巫，但医巫关系密切是无可否认的。由于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困惑、好奇与探索，在求生过程中的创伤、疾患、温饱乃至生死，产生了各种体会与经历，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逐渐积累，沉淀与升华，其中一部分从机械的、还原的、客观经验的思维方向发展，就成为科学的雏形。另一部分，从唯心的、玄学的、主观冥想的思维方向发展，就形成了宗教。
明代初年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中载，当时居住于云南边疆的“蒲人、阿昌、哈嘲、怒子……无阴阳医人僧侣之流，事无大小以鸡骨占凶吉……人病则命巫师于路旁祭鬼而已。”清代乾隆《云南通志》、嘉庆师范的《滇系》以及李京的《云南志略》等历史文献中也说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有病不识医药，惟用男巫”等。可见，一部分学者认为云南早期不存在医药，只有巫术。就连近年来我国有的民族学家也认为“我国解放前滞留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民族，对于疾病的治疗尚处在巫术宗教阶段，根本谈不上医药学。[2]”然而，这恰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客观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起重要制约作用，云南民族众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各不相同，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少数民族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独立而封闭，对少数民族对疾病的认识尚处在巫术宗教阶段，但不能就否定云南远古医学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大部分少数民族在面对生死、疾病等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唯物观点并伴随着一定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
巫和医两者是相通的，说明医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巫的作用多年来被认为在“祈祷和祭祀”狭小范围内，其实由他分管和办理的事情很多。“最早期的巫乃是原始社会中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既负责医疗，又分管天象及其它科学、技术性知识，不只担负祭神及占卜等（在形式上是浑然一体的）工作。[3]”巫在驱鬼传教的同时，还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责。巫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而且至今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也还继续存在并参予治病的活动，如：佤族的魔巴，以祈求鬼神或用鸡骨占卜来治病，独龙族的“南木萨”，臆造神医“南木”治病；苗族的魔公、白马治病靠念咒跳鬼；傈僳族的“尼扒”和“尼古扒”对病人使用招魂；怒族的“米亚楼”和“禹古苏”以及景颇族的“董隆”均用占卜治病，而信奉多神教的瑶族，则以“跳舞”的宗教仪式来驱除病害[4]。巫的治病活动总伴随着原始宗教仪式，但这种宗教与医术合一的情况正是远古社会医药状况的真实反映。 出现于人类古代社会中的巫，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其特殊的社会职能，不能将它简单等同于现代生活中的“装神弄鬼”。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文化职业者，承担着继承、传播和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虽然巫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医疗活动中对于疾病的产生无法认识而虚构出鬼怪作祟，但也应当认识到其在对于疾病治疗中也存在合理的、科学的一面，如：巫师在给病人治病时，除了宗教仪式以外，也同样有着使用草药和其它别的的治疗手段，这也正是巫对本民族医药知识积累的体现。从世界民族中原始医学的历史情况来看，单纯认为落后部落及部族中间的所谓巫术只是使用妖术、咒语等是片面的。大部分巫在巫术之外也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各种原始疗法及药物。在巫产生以前，人类已经积累医疗经验和知识，但它们都是相当原始、简单的，而且是以一种散在的、零星的方式存在着，不能命名为医学……巫的出现使得所有医药知识和经验得以收集、整理和系统化，在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历史性的作用[5]。如：解放初期民族工作者对西盟佤族自治县大马散寨的调查报告记载，该寨的巫医，“在驱鬼外，也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治疗，如用熊胆泡水内服或擦患处，以此来治疗发热和喉痛。有时将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如姜、蒜捣碎，再捧上熊胆水，先将病人舌头用一弓形片刮后，再将上述药物擦在舌头上。对于外伤，运用绳子在出血伤口的上部，进行包扎止血，或用荞枝、芦子、石炭嚼细，敷于伤口处止血。”巫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
巫医既不传代，也不世袭，巫医本人仍是一般的劳动群众。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中，尚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明确社会分工，朴素认知与生产劳动交织一起，同时又与原始宗教紧密结合。解放后民族工作者在对澜沧县一个拉祜族聚居的村寨中巫的调查结果，就反映了上述情况。在这个名为拉巴寨的寨子中，共有人口511人，而魔巴（即巫师）有46人。据说解放前做魔巴的还要多。魔巴不是群众选的，如果一个人想当魔巴，他就去听魔巴做鬼，学习“咒语”和方法，日子长了，人们也就自然的相信他，请他看卦送鬼。可见，当时社会并无专业医生，也没有专职的巫师。
巫医并存现象在古代的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巫医所具有的医药知识，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当时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积累的状况。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中所存在的巫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其医药知识传承作用应该作出客观评价。
3 外治医学的兴起及发展
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外治医学的产生兴起早于内治医学。远古先民遇到外伤的情况是普遍常见的，这种普遍性促进了外治医学的发展，当医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内治医学知识的起源。
远古人类的本能救护特性是人类医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当具有医疗意义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则预示着医学的产生。远古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各种原因所致的外伤机会增加，受脑发育的限制，先民的直观思维起决定性。如：当人们在采集、追逐野兽、分享猎物时纠葛、斗殴致伤，便有了疼痛的感知，并“得出”我受伤了的结论，能够逐渐把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与“血”联系在一起，再针对外伤采取相应对策，如：为了缓解疼痛，减少流血，能主动将受伤的部位在口中吮吸，或者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伤口，减少流血，甚至主动用清水冲洗伤口，用绿叶植物揉搓后贴敷在伤口，这已经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已经具备了外治疗法的性质，并将治疗手段将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丰富，形成外治医学理论。
其中水在外治疗法起源中有着显著地位。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远古人类多择居于依山傍水之地，在炎热的夏季有些患有各种外伤感染的人，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也跳入水中避暑，当他们在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伤口或痒或痛，通过搔抓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加速了伤口的愈合，这种经验被口口相传保留了下来。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有经验的人见了，便会教他主动寻找溪流进行洗涤，通过清洗伤口，促进伤口早日愈合。这种有目的的医疗行为才是人类早期的医疗活动之一，是物理疗法中的自然水浴疗法的开端，属于早期的外治疗法。
4 药物知识起源
云南全境山峦起伏，气候类型多样，物种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誉称，同时，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从医药学的角度来看适宜于作为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药源之多，种类之齐，是全国少有的地区。丰富的药物资源，为世世代代生活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群众提供了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云南远古人类采集植物果实充饥，是取得食物的主要方法，先民经常会因为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的认识了有毒和无毒的植物，以及可以用于治疗中毒的药用植物，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的知识[6]。如东巴经中有纳西族英雄人物崇忍潘迪寻药的记载。崇忍潘迪骑着一匹能听懂人话的黄马，去寻找天地间起死回生的药。黑猪咬了一朵毒药花，饮了一点毒药水，痛得似乎要死去一般。黑猪又咬了一朵良药花，饮了一点良药水，不死地又复活起来了。公鹿咬了一朵毒药花，饮了一点毒药水，痛得似乎将要死去一般。蛇皮般花斑色的公鹿又咬了一朵良药花，饮了一点良药水，不死地又复活起来了。文中观察对象为黑猪、公鹿、良药花、毒药花，实质就是先民长期、大量地观察周围众多的植物及动物自救而认识药物的浓缩记述，体现了纳西先民在生活实践中慢慢总结出药物的作用和性质。云南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着医药知识，不同的民族都有着治疗地方病和常见多发病的不同方法和药物。据有关部门的初步统计，全省各民族就使用着一千三百多种不同种类的药物[4]。
5 结语
云南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较早的发源地，笔者围绕生活在云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出现的医事活动，展开讨论云南远古医学特点，阐述远古医学概貌，虽然有史料记载的资料很少，但通过现存的考古资料追索当时的物候环境、原始人群的活动、综合科学技术对当时人们医事活动的影响等，进而阐释云南医学知识起源及发展。远古人类云南元谋人能够支配火、水等自然资源，客观上起到了防治疾病作用，由于远古时期先民在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外伤的机会多，所以外治医事活动早于内治，先民们大多随着远事记忆能力的提高对生、死、疾病等问题有一定的直观认识，其中巫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对医学知识的积累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云南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较早的发源地，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医学的萌芽，虽然只是一些具体而简单的医事活动，先民们的思维模式也属于直观思维，但随着古人类的进化，医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展现在人们眼前，为今后探讨云南医学起源及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马伯英.关于我国医学起源问题的辩证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1（8）：38-40.
[2]梁钊滔，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06.
[3]蒋信.有关巫的几点看法[J].中华医史杂志，1954（1）：8.
[4]田敬国.云南医药卫生简史[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7，11.
[5]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9 .
[6]甑志亚.中国医学史（修订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6.
（收稿日期：2015.05.29）
【关键词】 云南；远古医学；医学特点；巫医
【中图分类号】R-09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1007-8517（2015）17-0064-03
中国传统医学史有近三千余年的历史，拥有许多独具中国特色的理论和治疗方法，但许多医学史料多经口头传授，中医学、民族医学和民间医学共同组成了中国的传统医学。我国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创造和沿用的传统医药总称为民族医学，是各少数民族人民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积累的防病治病的丰富医药知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为其民族的繁衍及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医学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后的产物，是众多学科中最为古老、重要的一门学科。云南各族先民生产劳动中开始了维护健康的医药卫生活动，产生了丰富的各民族医药知识。为窥探云南远古医学概貌，笔者从医学知识起源的条件、远古医事活动、外治医学及预防医学起源等方面进行浅析。
1 元谋人的出现及预防医学雏形
生活在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早于蓝田人、北京人，是今天中国已知的最早的古人类，对“元谋人”的研究将揭开了研究云南古文化的序幕。根据在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方发现的7件打制的石器，以及旁边大量的炭屑，推断出繁衍在滇中高原盆地上的元谋人，具备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一是已经使用打制粗糙的石器；二是学会了使用火。这是人类首次支配自然力的象征，是人类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改变了“茹毛饮血”的原始状态的元谋人已经学会了熟食，用火和熟食有力地保障了元谋人体质的健康和进化，这应当就是最初的预防医学具体体现。
房屋的出现改善了人们的生存环境。云南古人类的栖身场所，由洞穴、半洞穴演变为房屋，有力地抵御着寒冷的侵袭和野兽的威胁，使人类对自身保护能力有了明显提高。如：通过我省洱海地区发掘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发现先民们已将半穴居房屋选择在溪流旁，而且这类房屋具有冬暖夏凉和避雨的特点，它以坑壁为墙，覆草为顶，屋内置有火塘和窖穴。另外，房屋可以使人与动物彻底隔离，人畜分居对人类健康是十分有利的，避免人畜交叉感染。
处于旧石器早期，元谋人用火来煮食、照明、取暖、抵御寒冷。进入新石器的云南远古先民从野居穴处到木结构房屋，从只知“饥求饱”到“储粮食”，从穿“复前而不复后”到穿上了用纺轮纺线缝制的兽皮衣服。生产劳动实践的结果，使云南远古先民有效地抵御野兽和寒冷的侵袭，并对饥饿和疾病有的一定的预防能力，这是云南远古先民卫生保健活动的一大进步。
2 巫对医事活动的影响
当原始人开始有了思维，便对周围世界充满了陌生感和神秘感，此时巫术产生了，巫师中有一部分成为了巫医，巫术中的某些仪式专为驱赶病魔而设，这个时候医学才具有了最原始的雏型——一种有目的的医疗行为组织起来了[1]。然而，部分学者对巫在医学上的作用完全持有否定的态度，认为“巫控制医学”，“迷信的外衣掩盖了医学的真实内容……。”虽然这部分学者极力反对医源于巫，但医巫关系密切是无可否认的。由于原始人类对生命的困惑、好奇与探索，在求生过程中的创伤、疾患、温饱乃至生死，产生了各种体会与经历，随着人类的进化而逐渐积累，沉淀与升华，其中一部分从机械的、还原的、客观经验的思维方向发展，就成为科学的雏形。另一部分，从唯心的、玄学的、主观冥想的思维方向发展，就形成了宗教。
明代初年钱古训、李思聪的《百夷传》中载，当时居住于云南边疆的“蒲人、阿昌、哈嘲、怒子……无阴阳医人僧侣之流，事无大小以鸡骨占凶吉……人病则命巫师于路旁祭鬼而已。”清代乾隆《云南通志》、嘉庆师范的《滇系》以及李京的《云南志略》等历史文献中也说当时云南的少数民族“病无医药，用夷巫禳之”“……有病不识医药，惟用男巫”等。可见，一部分学者认为云南早期不存在医药，只有巫术。就连近年来我国有的民族学家也认为“我国解放前滞留在原始社会解体的民族，对于疾病的治疗尚处在巫术宗教阶段，根本谈不上医药学。[2]”然而，这恰是由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阶段，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客观条件下，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起重要制约作用，云南民族众多，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也各不相同，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少数民族与外界交流相对较少，独立而封闭，对少数民族对疾病的认识尚处在巫术宗教阶段，但不能就否定云南远古医学的存在与发展，因为大部分少数民族在面对生死、疾病等问题上已经开始出现唯物观点并伴随着一定具体的医疗实践活动。
巫和医两者是相通的，说明医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巫的作用多年来被认为在“祈祷和祭祀”狭小范围内，其实由他分管和办理的事情很多。“最早期的巫乃是原始社会中的第一批知识分子，他们的任务是既负责医疗，又分管天象及其它科学、技术性知识，不只担负祭神及占卜等（在形式上是浑然一体的）工作。[3]”巫在驱鬼传教的同时，还肩负着救死扶伤、治病救人的职责。巫不仅在历史上存在而且至今云南一些少数民族中也还继续存在并参予治病的活动，如：佤族的魔巴，以祈求鬼神或用鸡骨占卜来治病，独龙族的“南木萨”，臆造神医“南木”治病；苗族的魔公、白马治病靠念咒跳鬼；傈僳族的“尼扒”和“尼古扒”对病人使用招魂；怒族的“米亚楼”和“禹古苏”以及景颇族的“董隆”均用占卜治病，而信奉多神教的瑶族，则以“跳舞”的宗教仪式来驱除病害[4]。巫的治病活动总伴随着原始宗教仪式，但这种宗教与医术合一的情况正是远古社会医药状况的真实反映。 出现于人类古代社会中的巫，作为一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有着其特殊的社会职能，不能将它简单等同于现代生活中的“装神弄鬼”。巫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作为文化职业者，承担着继承、传播和保护本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作用。虽然巫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人们在医疗活动中对于疾病的产生无法认识而虚构出鬼怪作祟，但也应当认识到其在对于疾病治疗中也存在合理的、科学的一面，如：巫师在给病人治病时，除了宗教仪式以外，也同样有着使用草药和其它别的的治疗手段，这也正是巫对本民族医药知识积累的体现。从世界民族中原始医学的历史情况来看，单纯认为落后部落及部族中间的所谓巫术只是使用妖术、咒语等是片面的。大部分巫在巫术之外也利用当时可以利用的各种原始疗法及药物。在巫产生以前，人类已经积累医疗经验和知识，但它们都是相当原始、简单的，而且是以一种散在的、零星的方式存在着，不能命名为医学……巫的出现使得所有医药知识和经验得以收集、整理和系统化，在医学的发展中起到了极大的历史性的作用[5]。如：解放初期民族工作者对西盟佤族自治县大马散寨的调查报告记载，该寨的巫医，“在驱鬼外，也进行一些实质性的治疗，如用熊胆泡水内服或擦患处，以此来治疗发热和喉痛。有时将具有刺激性的食物如姜、蒜捣碎，再捧上熊胆水，先将病人舌头用一弓形片刮后，再将上述药物擦在舌头上。对于外伤，运用绳子在出血伤口的上部，进行包扎止血，或用荞枝、芦子、石炭嚼细，敷于伤口处止血。”巫在医药经验积累过程中，一些比较留心医药而又具有创造才能的人，他们善于总结经验，能探寻出更有效的药物和更好的治疗措施，因而在推动医药发展中起着更突出的作用。
巫医既不传代，也不世袭，巫医本人仍是一般的劳动群众。在生产力极为低下的原始社会中，尚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明确社会分工，朴素认知与生产劳动交织一起，同时又与原始宗教紧密结合。解放后民族工作者在对澜沧县一个拉祜族聚居的村寨中巫的调查结果，就反映了上述情况。在这个名为拉巴寨的寨子中，共有人口511人，而魔巴（即巫师）有46人。据说解放前做魔巴的还要多。魔巴不是群众选的，如果一个人想当魔巴，他就去听魔巴做鬼，学习“咒语”和方法，日子长了，人们也就自然的相信他，请他看卦送鬼。可见，当时社会并无专业医生，也没有专职的巫师。
巫医并存现象在古代的云南少数民族普遍存在。巫医所具有的医药知识，不同程度地反映出当时民族传统医药知识积累的状况。因此，对于少数民族中所存在的巫医，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对其医药知识传承作用应该作出客观评价。
3 外治医学的兴起及发展
受当时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外治医学的产生兴起早于内治医学。远古先民遇到外伤的情况是普遍常见的，这种普遍性促进了外治医学的发展，当医学知识积累到一定程度后，才有内治医学知识的起源。
远古人类的本能救护特性是人类医学得以发展的基础，当具有医疗意义的行为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则预示着医学的产生。远古人类在生产活动中，各种原因所致的外伤机会增加，受脑发育的限制，先民的直观思维起决定性。如：当人们在采集、追逐野兽、分享猎物时纠葛、斗殴致伤，便有了疼痛的感知，并“得出”我受伤了的结论，能够逐渐把伤口中流出的红色液体与“血”联系在一起，再针对外伤采取相应对策，如：为了缓解疼痛，减少流血，能主动将受伤的部位在口中吮吸，或者用另一只手紧紧握住伤口，减少流血，甚至主动用清水冲洗伤口，用绿叶植物揉搓后贴敷在伤口，这已经是一种有目的的主动行为，已经具备了外治疗法的性质，并将治疗手段将随着经验的积累而逐渐丰富，形成外治医学理论。
其中水在外治疗法起源中有着显著地位。水是人类生存必不可少的物质，远古人类多择居于依山傍水之地，在炎热的夏季有些患有各种外伤感染的人，或者患有各种皮肤病的人也跳入水中避暑，当他们在水中避暑（浸泡）的时候，伤口或痒或痛，通过搔抓剥掉已经泡软了的痂壳，加速了伤口的愈合，这种经验被口口相传保留了下来。后来当人们伤口感染，经久不愈时，有经验的人见了，便会教他主动寻找溪流进行洗涤，通过清洗伤口，促进伤口早日愈合。这种有目的的医疗行为才是人类早期的医疗活动之一，是物理疗法中的自然水浴疗法的开端，属于早期的外治疗法。
4 药物知识起源
云南全境山峦起伏，气候类型多样，物种丰富素有“植物王国”、“动物王国”和“有色金属王国”的誉称，同时，云南是我国重要的药材产地之一，从医药学的角度来看适宜于作为药用的植物、动物、矿物药源之多，种类之齐，是全国少有的地区。丰富的药物资源，为世世代代生活在云南这块土地上的各民族群众提供了与疾病作斗争的有力武器。云南远古人类采集植物果实充饥，是取得食物的主要方法，先民经常会因为误食某些有毒的植物，发生呕吐、腹泻、昏迷甚至死亡，经过无数次的尝试，逐渐的认识了有毒和无毒的植物，以及可以用于治疗中毒的药用植物，积累了一些植物药的知识[6]。如东巴经中有纳西族英雄人物崇忍潘迪寻药的记载。崇忍潘迪骑着一匹能听懂人话的黄马，去寻找天地间起死回生的药。黑猪咬了一朵毒药花，饮了一点毒药水，痛得似乎要死去一般。黑猪又咬了一朵良药花，饮了一点良药水，不死地又复活起来了。公鹿咬了一朵毒药花，饮了一点毒药水，痛得似乎将要死去一般。蛇皮般花斑色的公鹿又咬了一朵良药花，饮了一点良药水，不死地又复活起来了。文中观察对象为黑猪、公鹿、良药花、毒药花，实质就是先民长期、大量地观察周围众多的植物及动物自救而认识药物的浓缩记述，体现了纳西先民在生活实践中慢慢总结出药物的作用和性质。云南各族人民在漫长的社会发展进程中与疾病斗争中积累着医药知识，不同的民族都有着治疗地方病和常见多发病的不同方法和药物。据有关部门的初步统计，全省各民族就使用着一千三百多种不同种类的药物[4]。
5 结语
云南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较早的发源地，笔者围绕生活在云南土地上的先民们在生活实践中出现的医事活动，展开讨论云南远古医学特点，阐述远古医学概貌，虽然有史料记载的资料很少，但通过现存的考古资料追索当时的物候环境、原始人群的活动、综合科学技术对当时人们医事活动的影响等，进而阐释云南医学知识起源及发展。远古人类云南元谋人能够支配火、水等自然资源，客观上起到了防治疾病作用，由于远古时期先民在从事生产实践活动中外伤的机会多，所以外治医事活动早于内治，先民们大多随着远事记忆能力的提高对生、死、疾病等问题有一定的直观认识，其中巫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对医学知识的积累方面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总之，云南是远古时期人类文明较早的发源地，人们在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医学的萌芽，虽然只是一些具体而简单的医事活动，先民们的思维模式也属于直观思维，但随着古人类的进化，医学的内涵和外延也不断展现在人们眼前，为今后探讨云南医学起源及发展史提供了可能。
参考文献
[1]马伯英.关于我国医学起源问题的辩证思考[J].医学与哲学，1991（8）：38-40.
[2]梁钊滔，陈启新，杨鹤书.中国民族学概论[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5：206.
[3]蒋信.有关巫的几点看法[J].中华医史杂志，1954（1）：8.
[4]田敬国.云南医药卫生简史[M].昆明：云南科技出版社，1987：7，11.
[5]郭沫若.中国史稿（第一册）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39 .
[6]甑志亚.中国医学史（修订版）[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9：6.
（收稿日期：2015.05.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