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和2019年的国际局势会有何区别？对于这一问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中国新闻周刊：你近期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了一篇文章，一开始就提到了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就特朗普政府中国政策发表的长篇演说。不少人将这次演说看成是新的“铁幕”演说，认为这意味着中美“新冷战”开始了。但你多次指出，中美进入冷战的说法是错误的。这种风险不存在吗？
　　阎学通：任何国际事务都有多种变化的可能，但各种变化的概率有高低之别。我并不能完全排除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但我认为出现新冷战的可能性不大。很多人认为国际政治只有三种状态：热战、冷战与和平。然而，这种认识不符合当下世界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人类历史。
　　冷战并不是热战与和平之间的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战争烈度和规模都较小，但那不是冷战。冷战是特指1945年二战结束之后到1988年美苏达成和解这个时期的国际政治形势，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代理人战争的策略在全世界进行意识形态竞争的状态，即推行本国的政治体制。我之所以说进入“新冷战”的可能性很小，是指中美不会用代理人战争的方式进行意识形态之争。
　　中国新闻周刊：在现在的国际格局中，对于如何定义谁是朋友、谁是对手、谁是敌人，是不是已经有了明显的变化？
　　阎学通：在不同的时代，国家对敌友的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但抽象的标准是相同的，即有无共同利益。在中美两极化的趋势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利益冲突大于共同或互补的利益，于是无法将对方定义为朋友。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者了，中国虽然没有将美国定义为竞争者，但也无法将美国定义为朋友，甚至也无法定义为合作伙伴。
　　上世纪90年代起，中美将两国关系定位为“非敌非友”，这不过是假朋友的代称。我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以意识形态定义敌友，即使美国单方面以意识形态定义敌友，其他国家以政治意识形态判断敌友的可能性也不大，多数国家仍会以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判断敌友。这也是为什么我建议中国对外政策要坚持上世纪90年代中央提出的“对外政策以国家利益为出发点”的原则。这个原则为中国改善国际环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需要长期坚持，不能改。
　　另外，外交政策和其他政策一样也得坚持“解放思想”的原则，要不断地改变僵化了的思想观念。随着环境、事件、问题以及历史的变化，任何一种思想观念都可能不再适于客观世界。我们要对外交理念进行梳理，分辨哪些是过去适宜但今天不適宜的。对于不适宜的观念，不能僵化地坚持，而应根据环境的变化进行调整。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经验就是我们不断地突破自己僵化的观念，这对国家是有好处的。
　　比如在中国的身份地位界定上，我觉得我们应该考虑将我国的身份界定为什么样的地位对维护国家利益最有利。定位为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或者其他的什么身份地位。如果我们界定的国际身份地位不被国际社会所接受，这对我们有利还是不利，是值得思考的。如果有利，那我们就坚持，如果不利，那就应该寻求新的身份定位。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处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进程的普通民众，如何寻找个体的定位，应该用什么样的一种态度和方式来与急剧变革的世界实现比较好的相处？
　　阎学通：我以为，中国普通民众应以“谦虚谨慎”的态度而不是“自以为是”的态度对待中国的崛起。例如，目前我国还没有建设成为世界灯塔国家，因此还不具备引领世界的能力。我这里说的谦虚谨慎是指无论自己的实力比他国强还是弱，都应坚持学习他国先进之处，并随时承认自己的缺点。
　　中国新闻周刊：从国际局势的演进看，能否请你简要总结下2018年的特殊之处，并展望下2019年？
　　阎学通：2018年最为突出的特点是中美战略竞争公开化，这将可能是未来多年的趋势，一两年内不会发生逆转。这使得各地区大国采取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给自己留出在中美之间迂回的空间，一方面提升他们自己在地区事务中的作用。中美竞争加剧的同时，世界经济也可能出现下行态势，而且这种下行有产生新一轮全球经济危机的危险。不过，中美竞争加剧与世界经济下行并没有必然的关联，很可能两者只是碰巧发生在同一时期。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