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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中产会有两个标准，一是职业要求“白领”，脑力劳动者；二是年收入水平的标准。有人言之凿凿地称自己是中产，有人死也不认自己是中产，关于中产的“误会”总让人眼花缭乱，难以判断。
误会一：干“好工作”，拿“低收入”的可怜人儿
提到律师，恐怕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个“中产”的职业。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律师都是让人羡慕，收入丰厚的一个群体。但也有例外。
Waston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通过了据说通过率只有6％的全国司法考试，顺利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之前的3年里，他一直服务于一家国际著名的产权经纪公司北京办事处，担任法务助理。“很多人听到我们公司牌子，觉得很响，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待遇并不怎么样。我每个月全部工资加补贴2000块，税后也就1700左右，除了房租所剩无几，连每天的交通费都要仔细斟酌。但在这里我就是看中它的牌子，混个资历。”Waston很有信心。
今年初，Waston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从事自己希冀已久的律师工作。本来以为生活状况可以凭此大幅改观的他又-次失望了。“没办法，律师这个行业看中人脉。真正能赚到钱的是一些打过不少官司的大律师，大部分律师都没什么钱……勉强中产，差不多吧，对生活的要求低一些。”Waston又把希望寄于未来“能打几场大官司”。结论：社会公众眼中的好工作：律师、跨国企业“白领”……，这些都应该是中产者生长的土壤。公众对他们的社会期待极高。但事实上，不少国际出名的大公司给予员工的待遇并不高，很多人把跻身其中当作“混个资历”而已。但无疑，这部分人还是很有希望的“准中产”。
误会二：被家庭负担所累的“伪中产”
大学毕业后，刘基来到深圳，服务于一家著名的外资上市公司。近10年过去，刘基成为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者，每月收入将近2万元。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刘基的“中产”身份都毋容置疑。
但事实上，刘基至今住在深圳的一处农民房里，每月房租450块，每天上下班挤公车，吃最便宜的便当构成了刘基习以为常的生活。除了工作必需的西装、衬衣、公文包上点档次之外，刘基的所有用品也几乎处于当今生活水平的底线。他说，他每个月的全部开销必须控制在3000块以内。刘基的高工资干什么去了?
“养家。”说起家庭的负担，刘基也有点不好意思：“没办法，中国和国外不一样。外国人可以把父母抛给社会福利保险，中国人这么做就是不孝。再说也没有什么保险可以指望。”原来，出身于西北的刘基父亲在几年前做客运生意，一次意外的事故不仅让父亲息了重病，还导致车毁，欠下外债80余万，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每月都要靠药物来维持健康。而刘基的妻子是他在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回乡做了教师，收入很低。妻子的父母家也很困难，弟弟妹妹负担也很重，这些都指望着刘基的那点收入。
“作为一个儿子、丈夫，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指望体面的中产生活，就希望家里能尽快好起来。”刘基的妻子在今年暑假辞掉了家乡的工作，来到了深圳，至今还没找到新工作。
结论：或许刘基的事例过于极端。但无疑，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即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因为如今走入社会的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一男一女两个人除了负担自己的房子、生活等开销，还要负担双方四位老人的生活、医疗等费用。或许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最大障碍。
误会三：被“偏见”所累的私营企业主
“为何提到私营企业主，就会想到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这绝对是一种偏见。”陈荣威在珠三角地区经营者自己的小工厂他大专毕业后，一直热衷于各种继续教育。
“私营企业主绝对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有钱。每年有几十万纯利润就不错了，这个收入水平也只能算是中产。但社会看不起我们，觉得中产生活应该是优雅，有品味的，你们这些吃猪肉的私营企业小老板怎么能算中产?这是偏见。”30岁的陈荣威开一辆别克凯越轿车，在市区有自己的房子，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房、车都只是一个“中产的水平”。
陈荣威并不否认，他的很多私营企业老板朋友确实教育水平低，生活习惯不好，但如果就凭这些现象否认私营企业主的中产身份，“那我们算什么?这个社会里没有阶层符合我们的定位，我们成了‘空气’了。”陈荣威认为一些大的民营企业老板不能算中产，一些小的手工作坊老板也不能算中产，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民营企业业者都应该算中产。“那些搞lT的，做网站的不都是算中产吗?他们也是民营企业家，只是和我们从事的行业不同，其他都一样。我们也受过教育，不都是大老粗，所以不能再漠视我们了。”这似乎是“陈荣威”们一个很好的佐证。
结论：民营企业主算不算中产一直存在着争议，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他们算作中国中产阶层的范畴。但偏见也确实存在，为何新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家都可以被称作中产，而其他行业的就会引发争议呢?这也是一个误会。
误会四：自称中产的老板、名人
“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平均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直侃侃而谈的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面对我这个问题，一下子卡壳了。
为了避免冷场，我马上补充说：“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那我就选择不回答吧。”洪晃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洪晃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CEO”，但她手下的人都管她叫“老板”。不管她的身份究竟是该公司的出资人，还是领薪水的高管，也不管她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中产”：“从收入上来讲，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不仅如此，用她的话说，她编的几本杂志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们编的《乐》杂志，主要就是谈论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
不过，洪晃又补充说，“收入是中产，并不意味着我也具有中产阶级心态。在意识形态上，我也许更认同无产阶级。虽然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中产阶级，但因为我搞的是创意产业，我必须比中产阶级超前一些，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常是保守的。”
结论：如果说中国白领更认同“小资”，那么，中国老板就更认同“中产”。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中国更无人认领“大资”的帽子。或许，对于老板、名人来说，混迹于中产的群体之中能让他们更有安全感，不会那么吸引多社会关注的目光。因为这其中必然有邪恶的目光。
误会五：自称“打工者”的老总
李娜(化名)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 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一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职业经理人”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
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阶级?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结论：如果老板是“中产”，老总(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编、副总编……)也是打工者，普通的白领“打工族”也是“中产”，这样一来，“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兼容并蓄”、“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样的“阶层”还有什么意义吗?
误会六：自称无产者的文化人
他穿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军装，戴着“红星闪闪”的军帽，两指夹着一根烟，双眼眯成一条线，略带娃娃气的圆脸努力作出远眺状，只有紧缩的眉头撑起的那副时尚眼镜和撸起袖子的手腕上露出的那块外国名表破坏了“时代氛围”：他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士兵。
他叫张广天，职业是编剧、导演兼音乐人。格瓦拉是张广天的偶像。2000年，他参与编剧并担任导演的一出戏，戏名就叫《切·格瓦拉》，当时那部戏在中国演得非常火，也演得非常有争议，他因此被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
如今，张广天与我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附近一家酒店“梅地亚中心”的大厅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意地聊着。眼前的张广天，就像小说《纯爱谱》描述的那样，“一口烟黄的牙齿，圆脸，带着微笑”，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微笑着谈天说地、讥人讽世、开荤骂娘……
虽然张广天写的书写到了他过去的“无产阶级生活”，但他承认，他现在过的其实是“中产阶级生活”：“我是独立文化人，完全靠自己的文化产品养活自己，我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大块：导演、音乐和写书，我的收入使我能够在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中过一份还算可以的生活。我每个月的家庭基本开销不少于1万元人民币，每年开销至少12万，这意味着我的收入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虽然从阶级定位来说，我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无产阶级生活，就像我不是格瓦拉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排有关格瓦拉的戏、我拒绝‘新左派’标签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研究左翼思想一样……”张广天语速极快，仿佛在追赶着增速更快的思绪，他一边与我聊天，一边不时地与远处、近处的熟人打招呼。
我这才注意到，“梅地亚中心”大厅其实颇为忙碌：酒店旋转门，转进旋出着一拨一拨行色匆匆、不知在奔忙着什么的人，大厅沙发上，正坐斜靠着一堆一堆窃窃私语、不知在策划着什么的人。张广天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文化人。
结论：独立的文化人一直是一个另类，但凭借着专业的技术和艺术技巧，他们过着不错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群体必然有他们的位置。
误会一：干“好工作”，拿“低收入”的可怜人儿
提到律师，恐怕没有几个人不认为这是个“中产”的职业。无论在中国国内还是国外，律师都是让人羡慕，收入丰厚的一个群体。但也有例外。
Waston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通过了据说通过率只有6％的全国司法考试，顺利获得律师从业资格。之前的3年里，他一直服务于一家国际著名的产权经纪公司北京办事处，担任法务助理。“很多人听到我们公司牌子，觉得很响，对我们羡慕得不得了。但实际上待遇并不怎么样。我每个月全部工资加补贴2000块，税后也就1700左右，除了房租所剩无几，连每天的交通费都要仔细斟酌。但在这里我就是看中它的牌子，混个资历。”Waston很有信心。
今年初，Waston跳槽到一家律师事务所，开始从事自己希冀已久的律师工作。本来以为生活状况可以凭此大幅改观的他又-次失望了。“没办法，律师这个行业看中人脉。真正能赚到钱的是一些打过不少官司的大律师，大部分律师都没什么钱……勉强中产，差不多吧，对生活的要求低一些。”Waston又把希望寄于未来“能打几场大官司”。结论：社会公众眼中的好工作：律师、跨国企业“白领”……，这些都应该是中产者生长的土壤。公众对他们的社会期待极高。但事实上，不少国际出名的大公司给予员工的待遇并不高，很多人把跻身其中当作“混个资历”而已。但无疑，这部分人还是很有希望的“准中产”。
误会二：被家庭负担所累的“伪中产”
大学毕业后，刘基来到深圳，服务于一家著名的外资上市公司。近10年过去，刘基成为公司的一名中层管理者，每月收入将近2万元。无论是职业还是收入，刘基的“中产”身份都毋容置疑。
但事实上，刘基至今住在深圳的一处农民房里，每月房租450块，每天上下班挤公车，吃最便宜的便当构成了刘基习以为常的生活。除了工作必需的西装、衬衣、公文包上点档次之外，刘基的所有用品也几乎处于当今生活水平的底线。他说，他每个月的全部开销必须控制在3000块以内。刘基的高工资干什么去了?
“养家。”说起家庭的负担，刘基也有点不好意思：“没办法，中国和国外不一样。外国人可以把父母抛给社会福利保险，中国人这么做就是不孝。再说也没有什么保险可以指望。”原来，出身于西北的刘基父亲在几年前做客运生意，一次意外的事故不仅让父亲息了重病，还导致车毁，欠下外债80余万，母亲身体一直不好，每月都要靠药物来维持健康。而刘基的妻子是他在师范大学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回乡做了教师，收入很低。妻子的父母家也很困难，弟弟妹妹负担也很重，这些都指望着刘基的那点收入。
“作为一个儿子、丈夫，能有什么办法，我不指望体面的中产生活，就希望家里能尽快好起来。”刘基的妻子在今年暑假辞掉了家乡的工作，来到了深圳，至今还没找到新工作。
结论：或许刘基的事例过于极端。但无疑，中国社会的养老问题即将面临更大的考验，因为如今走入社会的一代人大多是独生子女，一男一女两个人除了负担自己的房子、生活等开销，还要负担双方四位老人的生活、医疗等费用。或许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已成为中国中产阶级成长的最大障碍。
误会三：被“偏见”所累的私营企业主
“为何提到私营企业主，就会想到没有受过教育的暴发户?这绝对是一种偏见。”陈荣威在珠三角地区经营者自己的小工厂他大专毕业后，一直热衷于各种继续教育。
“私营企业主绝对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么有钱。每年有几十万纯利润就不错了，这个收入水平也只能算是中产。但社会看不起我们，觉得中产生活应该是优雅，有品味的，你们这些吃猪肉的私营企业小老板怎么能算中产?这是偏见。”30岁的陈荣威开一辆别克凯越轿车，在市区有自己的房子，他坚持认为自己的房、车都只是一个“中产的水平”。
陈荣威并不否认，他的很多私营企业老板朋友确实教育水平低，生活习惯不好，但如果就凭这些现象否认私营企业主的中产身份，“那我们算什么?这个社会里没有阶层符合我们的定位，我们成了‘空气’了。”陈荣威认为一些大的民营企业老板不能算中产，一些小的手工作坊老板也不能算中产，但大部分受过教育的民营企业业者都应该算中产。“那些搞lT的，做网站的不都是算中产吗?他们也是民营企业家，只是和我们从事的行业不同，其他都一样。我们也受过教育，不都是大老粗，所以不能再漠视我们了。”这似乎是“陈荣威”们一个很好的佐证。
结论：民营企业主算不算中产一直存在着争议，更多的人倾向于把他们算作中国中产阶层的范畴。但偏见也确实存在，为何新经济领域的民营企业家都可以被称作中产，而其他行业的就会引发争议呢?这也是一个误会。
误会四：自称中产的老板、名人
“能不能冒昧地问你一下：你平均年收入大概有多少?”
一直侃侃而谈的中国互动媒体集团CEO洪晃面对我这个问题，一下子卡壳了。
为了避免冷场，我马上补充说：“对这个问题，你可以选择回答，也可以不回答。”
“那我就选择不回答吧。”洪晃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洪晃递给我的名片上写着“CEO”，但她手下的人都管她叫“老板”。不管她的身份究竟是该公司的出资人，还是领薪水的高管，也不管她收入到底有多少，她一口咬定自己是“中产”：“从收入上来讲，我可不就是中产嘛!”
不仅如此，用她的话说，她编的几本杂志都是以“中产阶级”为主要读者对象的：“我们编的《乐》杂志，主要就是谈论中产阶级的吃喝玩乐。”
不过，洪晃又补充说，“收入是中产，并不意味着我也具有中产阶级心态。在意识形态上，我也许更认同无产阶级。虽然我们杂志的读者是中产阶级，但因为我搞的是创意产业，我必须比中产阶级超前一些，因为中产阶级的价值观通常是保守的。”
结论：如果说中国白领更认同“小资”，那么，中国老板就更认同“中产”。中国没有人自称“精英”，中国更无人认领“大资”的帽子。或许，对于老板、名人来说，混迹于中产的群体之中能让他们更有安全感，不会那么吸引多社会关注的目光。因为这其中必然有邪恶的目光。
误会五：自称“打工者”的老总
李娜(化名)30岁出头，发型时尚，衣着亮丽，说话快人快语：“谈吧，你想知道什么?”如此单刀直 入，倒使作为提问者的我一时不知该问什么好，只好佯装细读她刚递给我的名片。
我很难把眼前这个新潮女性与名片上的职衔联系起来：李娜是一家著名外资银行上海分行的副总裁，专门负责该行最重要的一块业务一中国区跨国公司的银行生意，她的办公室位于上海浦东的标志性建筑物——金茂大厦之中；
我也很难把眼前这个年轻女性与她随后介绍的工作经历联系起来：她在中国的外资银行圈内已经干了11年，数次跳槽——日资银行2年，泰资银行3年，英资银行5年，最近又跳到这家欧陆背景的银行，绝对应该属于这个圈子里的资深人士；只有李娜回答提问时的简洁和老练，以及李娜要求我勿透露其真实身份时的谨慎和周详，才遗留了一些有关她职位和资历的蛛丝马迹……
“职业经理人”大概是现代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产物，他们不是老板，甚至也不一定拥有企业的股份，他们的经济收入主要来源于固定的薪水和不固定的奖金，但他们并不一定就比老板寒酸。当然，“职业经理人”也分层次，据说，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中，“职业经理人”的最上层，即跨国公司的CEO们，肯定要比中小企业的老板们阔绰、风光。
但这也随之带来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职业经理人”属于中产阶级?
“我现在年薪有50多万人民币，另外每年还有相当于三、四个月薪水的奖金。”李娜一边看着笔记本电脑，一边回答着我的提问，有时她还要接不时响铃的电话。“我在拿薪水的人中，收入也许属于中等偏高，但在驻华外资银行的中方雇员中，这就是一个中等的收入。”
让我感到惊讶的是，李娜既未买房，也没买车，她尚未成家，住在父母那里，上班或购物就靠打车(坐出租车)，“我每月打车的费用，也就千把块钱，比养车的费用便宜。”她一边说着，一边签了张单子。
结论：如果老板是“中产”，老总(总裁、副总裁、总经理、副总经理、总编、副总编……)也是打工者，普通的白领“打工族”也是“中产”，这样一来，“中产阶级”成了一个“兼容并蓄”、“鱼龙混杂”的大杂烩，这样的“阶层”还有什么意义吗?
误会六：自称无产者的文化人
他穿着上世纪60、70年代的军装，戴着“红星闪闪”的军帽，两指夹着一根烟，双眼眯成一条线，略带娃娃气的圆脸努力作出远眺状，只有紧缩的眉头撑起的那副时尚眼镜和撸起袖子的手腕上露出的那块外国名表破坏了“时代氛围”：他应该不是那个年代的普通士兵。
他叫张广天，职业是编剧、导演兼音乐人。格瓦拉是张广天的偶像。2000年，他参与编剧并担任导演的一出戏，戏名就叫《切·格瓦拉》，当时那部戏在中国演得非常火，也演得非常有争议，他因此被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贴上了“新左派”的标签。
如今，张广天与我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附近一家酒店“梅地亚中心”的大厅中，一边喝着咖啡，一边随意地聊着。眼前的张广天，就像小说《纯爱谱》描述的那样，“一口烟黄的牙齿，圆脸，带着微笑”，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微笑着谈天说地、讥人讽世、开荤骂娘……
虽然张广天写的书写到了他过去的“无产阶级生活”，但他承认，他现在过的其实是“中产阶级生活”：“我是独立文化人，完全靠自己的文化产品养活自己，我的收入主要来自三大块：导演、音乐和写书，我的收入使我能够在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中过一份还算可以的生活。我每个月的家庭基本开销不少于1万元人民币，每年开销至少12万，这意味着我的收入肯定要超过这个数，如果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中产阶级收入标准，我肯定属于中产阶层。虽然从阶级定位来说，我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没有无产阶级生活，就像我不是格瓦拉主义者并不意味着我不能排有关格瓦拉的戏、我拒绝‘新左派’标签并不意味着我不能研究左翼思想一样……”张广天语速极快，仿佛在追赶着增速更快的思绪，他一边与我聊天，一边不时地与远处、近处的熟人打招呼。
我这才注意到，“梅地亚中心”大厅其实颇为忙碌：酒店旋转门，转进旋出着一拨一拨行色匆匆、不知在奔忙着什么的人，大厅沙发上，正坐斜靠着一堆一堆窃窃私语、不知在策划着什么的人。张广天告诉我，这些人都是他的同行：文化人。
结论：独立的文化人一直是一个另类，但凭借着专业的技术和艺术技巧，他们过着不错的生活，中产阶级的群体必然有他们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