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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都无从得知《人民日报》的历年新年献词出自何人手笔。但翻阅那浓缩共和国63载年轮记忆的故纸堆，仍能找到一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秘密。
遍览《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是值得一提的名篇。即使发表于“文革”语言盛行的1970年，这篇别具一格的社论至今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
更有意思的是，那篇社论也影响了《人民日报》后继的新年献词作者。
1970年，天津一中的一间教室，一名叫米博华的学生站在讲台上高声朗读新一年的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当时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他成了2001年元旦献词的执笔者。
米博华现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曾任评论部主任的他，谈到新年献词的构思所要考虑的要素：一是新年祝福，二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三是对新一年形势的展望，四是新一年应该做些什么，五是激励人心的话语。
在米博华看来，《人民日报》很多优秀乃至经典的文章，恰恰就是庆典性和纪念性的评论。1970年的那篇社论，他至今能大段背诵。“好，写得特别好！有很多好的排比句，读起来特别过瘾。”回忆时，他忍不住赞叹。
无独有偶，米博华的同事，现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卢新宁，2012年11月在复旦的讲座也提及：“1970年的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气势磅礴，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为报人和读者深深铭记。这篇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范畴。”
任何一本谈论现代中国的历史书都不会否认1949是个特殊年份。而这一年的日程是由《人民日报》第一篇新年献词掀开的。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战的召唤。彼时，淮海战役胜利在即，渡江战役正待筹谋。
因为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篇社论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操刀。对此，《百年潮》杂志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进行了校正，当中提及“据参加该卷编辑工作的人员说，这篇是胡乔木起草的”。文章作者冯蕙查阅了相关档案后写道：“我看到的是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的清样，毛泽东作了重要的修改并定稿。这一篇可以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但她没有提到毛泽东做了什么修改。
在《人民日报》众多幕后社论作者尤其是新年献词作者中，胡乔木无疑是最知名的。与《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年的国庆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也由他撰稿。他在1941年到1966年的25年间担任毛泽东秘书，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起草过《共同纲领》等多个重要文件。
1950年，胡乔木开始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又兼任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期间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因此，他撰写的社论直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胡乔木许多手稿上都留有毛泽东细致修改的笔迹。
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都带有浓厚的毛泽东印记。这位喜欢激扬文字、擅长写时评的领袖早在1948年就为《人民日报》题写过报名。他对新年献词尤其重视。
1957年底，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会议上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份报告很快呈送给住在西湖畔的毛泽东，一看标题，他大为赞赏：“乘风破浪，好！”他还动笔做了一些修改。
数天后，《人民日报》1958年新年献词闻弦歌知雅意，题为《乘风破浪》。
当月15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同样表扬了那篇社論。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当晚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谈话，地点在经常接待越南主席胡志明的别墅式平房。
他们到达后，毛开门见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表示，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插话：“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补充：“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掐断一支烟，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情绪很好：“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很重视《人民日报》的社论，甚至曾为元旦献词动怒。1975年12月30日，他接到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请他过目元旦献词的清样。邓小平在电话中发火：“谁搞的？前几天的政治局讨论过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当汪东兴说“主席已圈阅”后，邓小平默然，连续两天不言不语，吃完饭要么就回办公室，或者去医院看望周恩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红旗》杂志停办和《解放军报》的退出，“两报一刊”只有《人民日报》延续新年献词的传统。改革的国门打开后，信息纷至沓来，人们对社论的兴趣和关注也有所下降。
《人民日报》后期的新年献词，除了有公开报道证实米博华撰写了2001年献词，其他的作者基本不为外人所知。
具备何种资质才能担当执笔社论的重任？米博华说，不是说撰稿者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工作岗位提供了平台，“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从事这项工作的未必是国手，但却有幸长期参加国家集训”。
最早运用关键词计量分析法研究《人民日报》新年献词的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从〈人民日报〉元旦献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道：“《人民日报》社论必须经过当时各时期中共分管宣传工作的最高领导层审查才能发表，但执笔者未必都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村田忠禧所说并不难证实。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江泽民也曾亲自审阅、修改新年献词。2004年，《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与〈人民日报〉》一文，透露邓小平曾亲自修改过106篇《人民日报》社论。
而关于新年献词的送审流程，山西大学2007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研究》提到：“据人民日报评论部介绍，一般来说，节庆社论由评论部起草，初稿交某人写就后，讨论和修改以及层层审定，最后交总编辑定稿，必要时再送中央负责同志定稿……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其社论都不可能由哪一个人一‘笔’定音。”
（摘自《博客天下》）
遍览《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是值得一提的名篇。即使发表于“文革”语言盛行的1970年，这篇别具一格的社论至今仍让许多人记忆犹新。
更有意思的是，那篇社论也影响了《人民日报》后继的新年献词作者。
1970年，天津一中的一间教室，一名叫米博华的学生站在讲台上高声朗读新一年的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当时谁也不会想到，30年后，他成了2001年元旦献词的执笔者。
米博华现为《人民日报》副总编，曾任评论部主任的他，谈到新年献词的构思所要考虑的要素：一是新年祝福，二是对过去一年的回顾，三是对新一年形势的展望，四是新一年应该做些什么，五是激励人心的话语。
在米博华看来，《人民日报》很多优秀乃至经典的文章，恰恰就是庆典性和纪念性的评论。1970年的那篇社论，他至今能大段背诵。“好，写得特别好！有很多好的排比句，读起来特别过瘾。”回忆时，他忍不住赞叹。
无独有偶，米博华的同事，现任《人民日报》社评论部主任卢新宁，2012年11月在复旦的讲座也提及：“1970年的元旦献词《迎接伟大的70年代》气势磅礴，具有相当的国际视野，为报人和读者深深铭记。这篇同时刊登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的社论作为国家意志的表述……已经远远超越了文本范畴。”
任何一本谈论现代中国的历史书都不会否认1949是个特殊年份。而这一年的日程是由《人民日报》第一篇新年献词掀开的。献词题目是《将革命进行到底》——听起来像是最后一战的召唤。彼时，淮海战役胜利在即，渡江战役正待筹谋。
因为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这篇社论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亲自操刀。对此，《百年潮》杂志200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进行了校正，当中提及“据参加该卷编辑工作的人员说，这篇是胡乔木起草的”。文章作者冯蕙查阅了相关档案后写道：“我看到的是这篇文章送毛泽东审阅的清样，毛泽东作了重要的修改并定稿。这一篇可以说是毛泽东与胡乔木共同完成的。”但她没有提到毛泽东做了什么修改。
在《人民日报》众多幕后社论作者尤其是新年献词作者中，胡乔木无疑是最知名的。与《将革命进行到底》同年的国庆社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也由他撰稿。他在1941年到1966年的25年间担任毛泽东秘书，被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起草过《共同纲领》等多个重要文件。
1950年，胡乔木开始担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后又兼任新华通讯社及《人民日报》社社长，当然，这期间他仍是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因此，他撰写的社论直接受最高领导人的指示，胡乔木许多手稿上都留有毛泽东细致修改的笔迹。
相当长一段时期里，《人民日报》的新年献词都带有浓厚的毛泽东印记。这位喜欢激扬文字、擅长写时评的领袖早在1948年就为《人民日报》题写过报名。他对新年献词尤其重视。
1957年底，时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的柯庆施在会议上发表《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这份报告很快呈送给住在西湖畔的毛泽东，一看标题，他大为赞赏：“乘风破浪，好！”他还动笔做了一些修改。
数天后，《人民日报》1958年新年献词闻弦歌知雅意，题为《乘风破浪》。
当月15日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同样表扬了那篇社論。据当时《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回忆，当晚毛泽东找他和胡乔木谈话，地点在经常接待越南主席胡志明的别墅式平房。
他们到达后，毛开门见山问：“元旦社论是谁写的？”
胡表示，是《人民日报》的同志写的。
吴插话：“这篇社论经乔木同志作了较多的修改，并经少奇同志和周总理定稿。”
胡补充：“当时主席不在北京。少奇同志说定稿时已打电话报告了主席。”
毛掐断一支烟，一段放在桌上，另一段放进嘴里点上火，情绪很好：“社论写得好，题目用《乘风破浪》也很醒目。南北朝宋人宗悫就说过‘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我们现在是乘东风压倒西风，15年赶上英国。你们办报的不但要会写文章，而且要选好题目，吸引人看你的文章。新闻也得有醒目的标题。”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也很重视《人民日报》的社论，甚至曾为元旦献词动怒。1975年12月30日，他接到当时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的电话，请他过目元旦献词的清样。邓小平在电话中发火：“谁搞的？前几天的政治局讨论过社论，为什么不用？政治局还要不要？”
当汪东兴说“主席已圈阅”后，邓小平默然，连续两天不言不语，吃完饭要么就回办公室，或者去医院看望周恩来。
进入20世纪80年代末期，随着《红旗》杂志停办和《解放军报》的退出，“两报一刊”只有《人民日报》延续新年献词的传统。改革的国门打开后，信息纷至沓来，人们对社论的兴趣和关注也有所下降。
《人民日报》后期的新年献词，除了有公开报道证实米博华撰写了2001年献词，其他的作者基本不为外人所知。
具备何种资质才能担当执笔社论的重任？米博华说，不是说撰稿者具备这样的能力，而是工作岗位提供了平台，“打个不大恰当的比喻：从事这项工作的未必是国手，但却有幸长期参加国家集训”。
最早运用关键词计量分析法研究《人民日报》新年献词的日本学者村田忠禧，在《从〈人民日报〉元旦献词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写道：“《人民日报》社论必须经过当时各时期中共分管宣传工作的最高领导层审查才能发表，但执笔者未必都是中央委员一级的人物。”
村田忠禧所说并不难证实。除了毛泽东、周恩来、陈云，邓小平和江泽民也曾亲自审阅、修改新年献词。2004年，《人民日报》发表《邓小平与〈人民日报〉》一文，透露邓小平曾亲自修改过106篇《人民日报》社论。
而关于新年献词的送审流程，山西大学2007年的一篇硕士学位论文《建国以来人民日报元旦国庆社论研究》提到：“据人民日报评论部介绍，一般来说，节庆社论由评论部起草，初稿交某人写就后，讨论和修改以及层层审定，最后交总编辑定稿，必要时再送中央负责同志定稿……由于人民日报的特殊地位，其社论都不可能由哪一个人一‘笔’定音。”
（摘自《博客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