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欧可能正进入一个强势领导人密集登场的新时代。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除了口无遮拦，咄咄逼人的强势风格是他的突出特征。英国首相特雷莎·梅在国会质询时那张愤怒的脸，很容易让人把她与“铁娘子”撒切尔夫人联系在一起。温和如邻家大妈的德国总理默尔克，近来也会时不时展示强硬的一面。
　　1992年，美国共和党人帕特·布坎南在那年的总统竞选中主打民粹牌，主张建隔离墙阻挡墨西哥非法移民，大幅提升关税以保护美国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停止对外援助，把美国大兵从海外撤回本土。当时美国中产们对全球化的感觉如沐春风，布坎南的那些言论如刺耳的噪音，其总统梦最终止步共和党初选。
　　时移势易。2016年的总统选举，布坎南的那些主张几乎被特朗普照单全收，但结果却完全不一样。自那以后的全球化，导致美国低端制造业外流，留守本土的不多的工作机会，大多也被更能吃苦耐劳的移民抢走了。原因并不复杂，危机感是孕育强势领导人的沃土。
　　危机感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更深刻的还在于身份认同上。默克尔禁止穆斯林女性穿戴“遮面长袍”，因为她认为这种长袍是阻止穆斯林女性融入德国社会的障碍。在如今的欧美国家，为何肤色不同、鼻子形状不一样，不会招致反感？因为这些差异，不像某些独特的着装那样显性地突出了身份认同中的“他者”—异于西方主流道德标准、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的印象。
　　美国学者凯恩·斯坦纳有这样一个观点，威权主义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人格特征，而是人们在感知到威胁时，而表现出的不宽容的心理倾向。当然，她这里所论述的威权主义，无关政治意识形态。正因为如此，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选民心中的威权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出现强势领导人，更像是使命的召唤。
　　美国学者乔森纳·威勒和马修·迈克威廉姆斯，在美国大选期间做了一项调查研究。他们发现，倾向于威权主义的选民，对特朗普的评价更正面，受教育程度与收入水平，并不是支持还是反对特朗普的明显界标。
　　美欧主流社会中的宗教情结，也是召唤强人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历史上，不少政治人物都会借用圣经中“末日之后，就是重生”的隐喻。林肯总统在南北战争时期，就曾把对奴隶制的斗争，比作“末日大审判”。但特朗普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把自己视为带领美国人走出苦难的“摩西”。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说过，美国的问题并非无解，但只有我能解决。
　　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领导人玛丽娜·勒庞，向来声称“只有国民阵线才能拯救法国”。有了特朗普的成功示范，明年的法国大选，勒庞很可能也会把自己塑造为“拯救者”。
　　今年8月，美国学者贾斯汀·格斯特做过一项有趣的实验性调查。在这项实验中，他假定美国有一个除了共和党、民主党之外的第三党。这个党主张坚决阻止大规模移民、为美国工人提供工作、捍卫美国的基督教传统、遏制伊斯兰威胁。在假定的投票中，这个保守、排外的第三党得票率高达65%。
　　这项实验的结果，能很好地说明为何特朗普能突破共和党建制派的围堵，并成功击败民主党问鼎白宫。美欧社会积累的沉疴，病因类似，而且也没有能药到病除的良方，对“拯救者”的召唤将成为常态。涌现更多的“特朗普”，也将成为美欧政治中的常态。
　　有学者认为，特朗普当选总统，反映了美国选民心中的威权主义倾向。换句话说，出现强势领导人，更像是使命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