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基本架构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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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智慧城市建设已成为城市建设转型升级的主要发展目标,“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建设也是雄安新区建设的首要规划的目标之一。基于场所和流动空间视角,将“人”放在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从建设社会—自然—经济城市生态系统的视角出发,构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系统模型(NewSNE模型),包括以人和流动空间为核心新型社会子系统、将技术融入自然物质和人的新型生态系统以及以信息、知识和技术为核心的新型经济子系统,并从信息融合、技术创新、人文情感和时空布局4个方面提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具体可行路径。
  关键词: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场所和流动空间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8)04-0057-06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8.04.008
  一、引 言
  智慧城市是城市信息化发展的必然产物。智慧城市是指借助智能计算技术,构建城市发展的智慧环境,面向未来构建全新的城市形态[1]。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智慧城市正在成为引领世界城市发展的新方向。截至2016年底,我国100%的副省级以上城市、87%的地级以上城市,总计约 500多个城市提出或在建智慧城市,已有277个智慧城市和3个新型智慧城市试点[2]。2017年4月,中央宣布在河北省设立雄安新区,作为继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3]。雄安新区是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一项重大决策部署,是千年大计、国家大事,自设立起就承担着国家使命、承载着人民重托。根据规划要求,规划建设雄安新区要坚持新发展理念,努力打造创新发展示范区[4]。同时,雄安新区将“建设绿色智慧新城,建成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城市”作为首要建设重点。
  自“智慧城市”提出以来,不同学者对智慧城市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大多学者的研究是对智慧城市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模式的研究,通过对智慧城市建设的研究,各领域学者从不同视角切入提出不同见解,
  除传统的政府主导型、市场导向型、混合发展型等模式,近年来又提出新的建设模式,包括赵大鹏基于战略管理理论,将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管理分解为五要素,并根据各要素之间的逻辑关系构造智慧城市建设过程管理模式[5];郭曦榕以智慧城市的内涵为立足点,构建时空数据共享集成框架,配合物联
  网、云计算等技术实现城市运作的全面感知,提出智慧城市建设的“n+n”和“n+1”模式[6];Angelidou通过梳理已有研究成果总结出国家与地方导向、城市发展阶段导向、软硬件基础设施导向、经济基础和区域试点导向4种发展策略[7];程小燕将智慧城市建设视为信息市场,在信息价值链视角下研究智慧城市建设新模式,通过协调“生活区”和“创新区”的运行机理创造智慧城市建设的最大价值[8];钱明辉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技术引领、产业促进、理念引导、项目驱动4种智慧城市建设模式[9]。
  本文在借鉴前人研究基础上,从场所和流动空间视角研究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建设模式,认为城市的发展要素是流动的,要素需要在流动空间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同时场所空间应积极应对流动空间带来的影响,保证智慧城市的良好与可持续发展,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参考。
  二、理论基础与模型构建
  (一)理论基础
  1.场所理论。“场所”是相对于“空间”所提出的,诺伯格·舒尔茨认为,“空间”是一种抽象物理意义上的区位划分,而“场所”与“空间”不同,是指具有具体的物质所组成的一个整体。因此,“场所”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经由人、环境和建筑在多维空间中交互作用和复杂联系,并附着特定记忆和情愫的有意义、有价值的产物。曼纽尔·卡斯特指出,在全球网络化社会里以国家、城市地理疆域为界限的空间称之为固定的“场所空间”[10]。
  2.流动空间理论。1996年,著名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在他的《网络社会的崛起》一书中提出“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首次使用流动空间概念。他认为,空间通过流动而运作,并把在同一时间里的实践聚拢,而共享时间的社会实践的物質组织即为“流动空间”[11]。卡斯特认为,“场所空间”是人们生活环境的基础,而“流动空间”是主导区域空间组织形式的决定性力量。尤其在当今信息技术与互联网广泛使用的背景下,人们的生产、生活不再受限于地理地域的范围,而是在各种“流”的作用下相联系形成网络,各种发展要素在地域间流动,通过功能化、结构化的网络中心和节点,将城市运作和管理功能定位在最佳位置。在全球竞争的环境里,城市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去争取各种发展要素,以此来获得更好的发展条件,在流动空间中占据有利的位置[12]。
  3.场所—流动空间理论。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城市在除物理意义上的现实世界外,相对应地衍生出虚拟的信息世界,致使城市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融合而成的新型空间形态,即城市发展同时存在于固定地理边界划分的“场所空间”和要素流支配的“流动空间”之中。其中“场所空间”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必须场所,是以空间作为传统的社会物质表达;“流动空间”是万物互联的动态虚拟空间,是支配社会生产、资本积累的城市社会价值表达,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流动空间”总是强加于“场所空间”之上,并不断改变“场所空间”原有的功能和价值。尤其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更是促进了空间流动性的增强,“流动空间”的优势地位似乎更加突出,但“场所空间”作为城市发展的基础,其功能提升或价值改变仍然以人为中心,致力于为人们提供优质服务,因而在“流动空间”支配城市发展的情况下,势必不能忽视人的感受,必须强调“场所空间”中“场所感”的存在。
  (二)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系统模型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信息革命带动城市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学者们提出了诸如电子村庄、信息城市、技术城以及数字城市等概念[13]。在当前经济社会转型和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智慧城市建设成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动力,除了技术支撑之外,还应充分考虑信息技术对居民活动及其空间的影响,从场所和流动空间的视角去认识智慧城市的建设。
  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建设不是一味强调高端技术的应用,而是注重在技术的协助下能恰到好处地满足人们的各种需求,解决城市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使人们在城市中生活得更轻松、更便捷。基于人作为城市发展的核心要素,本文根据美国社会学家雷·奥登伯格对空间的认识以及舒尔茨的场所理论,将人的活动场所分为三类,即第一二三场所,包括家庭住所、学习工作场所与其他公共场所。而智慧城市场所不仅是生活中的行为空间概念,更是包含信息的城市空间动态运作的一种重要形式。因此,本文将“人”放在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中心位置,从建设社会—自然—经济城市生态系统(New Social-Natural-Economic Complex Ecosystem,SNECE)的视角出发,强调信息社会背景下的活动场所和流动空间,构建新型的智慧城市建设系统模型,即NewSNE模型,如图1所示。
  其中,在NewSNE的社会子系统中,“城市人”在流动空间和场所中,依托信息系统、通讯系统和交通线等技术基础设施,通过互联网络表达并实现自身的利益和诉求,而智慧市政、交通、医疗、社区、教育等公共智慧服务为其提供优良的生活品质。就城市运行而言,城市管理逐渐由政府主导的单一主体发展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城市公民共同参与的多元化主体,城市建设也从原有的人为主观规划过渡到基于信息共享与集成管理而实现城市各系统功能的协调运作。就社会发展而言,在信息驱动和网络应用的影响下,传统的金字塔式社会等级结构开始瓦解并向扁平化结构演变。
  NewSNE中的自然子系统强调将“智慧”融入生态环境中,即以传感技术、物联网技术等为核心,以各种信息传感设备及系统为依托,将所有能被独立寻址的自然世界物质和人接入网络中,通过建立现实与虚拟的映射关系实现物理世界和信息世界的有机整合,从而全面感知城市自然系统的发展过程,科学预测其未来发展趋势,建设新型的智慧城市生态系统。
  NewSNE中的经济子系统则从增长方式、发展模式和应用导向三方面与传统经济加以区别。从增长方式来看,技术、知识成为主要的驱动力,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不仅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还催生出新的信息产业和经济形式,实现产业智慧化和智慧产业化的共同发展;从发展模式来看,智慧经济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更重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平衡关系,通过合理配置优化资源,实现经济绿色、循环、可持续发展;从应用导向来看,智慧应用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民生保障等社会领域的广泛普及,使市民一改传统生活工作方式而更好地享受信息化的便捷。显然,智慧经济讲究技术的应用以促进整体经济优化升级,主张以人的智慧创造价值以实现经济持续发展,从而推进智慧城市的建设进程。
  由三个新的社会、自然和经济构成雄安新区的动态智慧城市生态系统,同时,各子系统之间也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在时间、空间、结构等方面的生态耦合关系及相互作用机制下影响复合系统的发展与演替。
  三、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的路径
  智慧城市建设路径是对智慧城市的顶层设计方案,考虑到智慧城市是在社会、自然和经济系统的综合作用下而形成的,本文提出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应以提升城市功能和服务水平为目标,以人为中心,以推动技术创新与城市发展深度融合为途径,在宏观层面依托信息技术,探索城市体系等级结构和职能结构的优化;在微观层面注重信息集成交互,科学合理地调整策略战略和能源配置,从而创建本地化的场所空间以提高城市整体运作效率,构建可持续空间和人地关系协调为目标的雄安新区“智慧城市”。
  (一)注重信息融合,提升城市功能结构
  智慧城市下的社会、自然和经济子系统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在数据、信息的驱动作用下,整个城市高度网络化,成为超越场所地域限制的无限流动空间。因此,在信息融合的基础上,通过提升智慧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建立雄安新区智慧城市信息数据交换平台,可促进城市的信息共享网络建设。面对新型社会、自然和经济系统“万物互联”的发展趋势,除全面信息感知反映城市整体运行状况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数据进行整合及分析,最终实现“万物控制”,从而辅助人们科学合理地规划雄安新区的空间、改善其服务、提升其功能。
  (二)坚持技术创新,引导城市发展转型
  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将是以大智移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为核心,通过循序漸进的技术进步,带来新一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突破及其渗透应用。城市结构逐渐向多中心网络化的格局演变,全方位布局城市信息基础设施,大力推进“智慧城市+”的同时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14]。因此,信息技术作为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要素,必将成为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进程的重要战略抓手。只有不断地坚持技术创新,才能为智慧城市的建设、规划、管理和服务提供有力保障,促进雄安新区的转型发展。但就目前雄安新区发展状况而言,开发程度较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等现状亟待改善。面对这一迫切形势和发展需求,需要激发潜力、发挥优势,促进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建设,积极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通过网络平台招商引资,引导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使政府与市场共同推进雄安新区智慧城市的建设[15]。
  (三)强调人文情感,重塑城市意象认知
  在雄安新区规划设计中,应坚持理想情怀与人文情感,思考和解决现实问题。将技术、人文与空间结合起来,利用人文思想来推动技术整合,参与到智慧城市建设中。若将信息社会视为一种客观现实,智慧城市则是一种理想的规划范式。在社会的发展转型中,公民主体意识不断提升,城市认知已不再局限于物质层面的空间结构特征,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人文、历史、心理等非物质因素,将社会情感叠加于传统城市空间认知地图上产生新的城市意象。尤其在瞬时性、流动性的新型社会、自然和经济系统中,媒介传播更是加强了人文情感的表达,促使“场所精神”中归属感的充分体现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雄安新区的千年大计离不开文化的考量,其建设要体现为人的城市本性及其文化追求,其历史文脉的梳理与发掘要以家园的营造与诗意地栖居为主导诉求[16]。因此,对于雄安新区,要注重建设有特色的“城市肖像”,使人们相对容易地知晓它,进而使人们在情绪上感到轻松,更加深入地参与城市生活。   (四)优化时空布局,提升城市空间运行效率
  信息技术带来城市空间功能和结构的变化,优化智慧城市整体的空间时空布局,有助于提升城市公共空间的运行效率。因此,为了提升智慧城市整体运行效率,要坚持科学建设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建立合理规范的管理平台。首先,智慧城市建设要充分考虑居民的生理和生活需求,从居民的实际需求出发进行智慧城市的空间规划,以此为依据构建合理的城市时空布局,不断优化智慧城市的空间功能。其次,根据城镇化发展程度,实现家庭住所、学习工作场所与其他公共场所的智慧化发展,为城市居民提供新的活动方式,实现智慧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综上所述,智慧城市的建设与国家发展战略密切相关,将对城市的生产方式、居民的生活方式带来巨大的变革。在当前信息社会背景下,城市早已不再局限于城市空间物理意义上的客观存在,而是经由信息交互成为万物互联的流动空间,要想城市建设达到相对稳定的高功能城市空间组织形式,则需要从“硬技术”和“软技术”两方面下功夫。所谓“硬技术”即依托信息技术的支撑以提升城市功能结构;所谓“软技术”即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以增强城市归属感,两者缺一不可。雄安新区作为后起之秀,需要做好全面、长远的规划,对于雄安新区“智慧城市”建设要从全局出发做好顶层设计,肩负起建设绿色、环保、智慧城市的重要使命,为我国智慧城市建设树立典范,引领智慧城市的快速建设。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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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 郭 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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