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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的新式学堂不再是莘莘学子埋首读书的清雅之地，而是革命力量集结的重要舞台。
历史的细节总是充满盘根错节、耐人寻味的联系。
1900年，距离清王朝覆亡还有11年，清朝统治者的时间所剩无几。摇摇欲坠的清廷抛出了“新政”的橄榄枝，寄望于以此来挽救自己的末路穷途。
“新政”的内容很广，有“废科举、兴学堂、遗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等。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封疆大臣联名奏请立停科举。8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6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一片棒喝声中终结了。
“废科举”的另一面是“兴新学”。
“新学”是相对于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的“旧学”而言，它的内容融合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和以格致、算法、天文、地理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精华。20世纪初，新式教育体系并不完备，在规模上还不能匹敌旧式教育机构，但新式教育“学以致用”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新式学堂开启民智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兴学：辛亥革命的前奏
1837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的张之洞出生在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他，于同治年间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先后掌管过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教育，做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晚年升大学士，入军机处分管学部。
每到一地，张之洞都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办过很多书院，其中以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最为著名。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开办了方言(外语)商务学堂、自强学堂、矿业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女学堂等一大批学堂。在他主政期间，两湖风气大开。到20世纪初叶，湖北全省办有各种新式学堂3700多所，在校生达12万多人，一时间成全国翘楚。
20世纪，“兴新学”迎来了又一次全国性高潮。这次高潮源于新学制的设立。
农历癸卯年底(1904年1月)，古稀之年的张之}同在张百熙等人制定的“壬寅学制”基础上，结合多年办学经验，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范本拟订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级。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历史上，张之洞既是主导教育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兴办学堂的教育家，还是精通教育理论的思想家。
在1898年发表的著名的《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它引起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仅在全国广为推广，还以英、法两种文字翻译出版。
据统计，从1904年到1914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4222所增加到32438所，学堂学生人数则由1905年前的约26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约300万人。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勃兴，辛亥革命储备人才的战役悄悄打响。因此，孙中山先生评价张之洞——以南皮(张之洞)造就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从军：革命家出学堂记
1900年，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洗礼，满腔忧愤的梁启超写下了饱含激情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投身革命、富国强兵，成为那个时代热血青年最大的人生理想。
1898年，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才刚满24岁。这一年，他进入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书院引入了天文、地理等课程，要学数理化也要习兵法，这让年少气盛的黄兴欣喜万分，而书院涌动的革命思潮更激荡着他的心灵。
1902年初夏，品学兼优的黄兴提前一年毕业，被张之洞亲自选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的那些日子，热爱武装的黄兴日日练习骑马、射击，从行动上为革命做准备。
转眼一年过去，又到了夏天。对革命热切盼望的黄兴从日本归国，欲借学堂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来干一番大事业。恰巧此时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省最早的近代新式教育学校)的创始人、校长胡元倓正到处寻觅新式教员，两人一拍即合。黄兴有了第一份职业，即担任明德学堂的历史、体操教员。
1904年10月24日是黄兴30岁的生日。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一份“追捕令”——他联络会党攻取长沙的计划泄露，湖南官方开始全城搜捕。幸亏有了开明官绅的掩护，黄兴于月底逃到了日本。第二年，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促成了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同盟会”的成立。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到广州，进入南华医学堂学医，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校。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中不少都是从新式学堂走出来的，吴禄贞曾在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宋教仁曾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唐才常肄业于两湖书院，蔡锷曾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他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又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还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
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理想，从新式学堂走出的不少学生又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
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累计万余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90％以上的参加者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的中坚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的新式学堂不再是莘莘学子埋首读书的清雅之地，而是革命力量集结的重要舞台。
开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这是每一个在旧学塾读书的人都要背诵的《千字文》。过了“识千字”的大关，就要开始温习四书五经了，学习方式基本就是背诵。这种枯燥乏味的传统教育，对于幼童和少年来说，显然没法和那些内容丰富有趣的新式教育相比。
现在习以为常的音乐课，直到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当时，在音乐课上传唱度最高的都是中国人用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学堂乐歌。
1902年，音乐家沈心工留学日本。次年，他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创作了著名的《体操兵操》歌(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唱响。
在学堂乐歌的历史上，诞生了一些优美的传世之作。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盐商的家庭，25岁时赴日攻读美术和音乐。后来他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送别》一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意境优美的歌曲刻画了普通人在经年累月的动荡之后内心的疲惫和苍凉之感，成为李叔同留给世间经久不衰的绝唱。
一百年前的风云际会塑造了众多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巨擘。像冯友兰、周有光、沈从文、胡适、冰心、丁玲、曹禺、郭沫若等都曾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总的来看，辛亥革命前后，新学堂培养了许多职业革命家、军官和士兵，也培养了不少投身新兴文化艺术事业的人，他们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成为记者、教师、作家和艺术家。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20世纪思想启蒙的大幕，也将新的文明的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上。
历史的细节总是充满盘根错节、耐人寻味的联系。
1900年，距离清王朝覆亡还有11年，清朝统治者的时间所剩无几。摇摇欲坠的清廷抛出了“新政”的橄榄枝，寄望于以此来挽救自己的末路穷途。
“新政”的内容很广，有“废科举、兴学堂、遗留学、练新军、改官制、办实业”等。1905年，袁世凯、赵尔巽、张之洞、端方等封疆大臣联名奏请立停科举。8月，光绪帝下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1906年，延续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在一片棒喝声中终结了。
“废科举”的另一面是“兴新学”。
“新学”是相对于以科举八股为制度内容的“旧学”而言，它的内容融合了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教育内容和以格致、算法、天文、地理等为代表的西方教育精华。20世纪初，新式教育体系并不完备，在规模上还不能匹敌旧式教育机构，但新式教育“学以致用”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新式学堂开启民智的作用已经显现出来。
兴学：辛亥革命的前奏
1837年，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实业家，同时也是教育家的张之洞出生在直隶南皮(今河北省南皮县)。没有显赫家世背景的他，于同治年间考中进士后步入仕途，先后掌管过浙江、湖北、四川等地的教育，做过山西巡抚、两广总督、湖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晚年升大学士，入军机处分管学部。
每到一地，张之洞都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来抓，他办过很多书院，其中以广雅书院和两湖书院最为著名。
1889年调任湖广总督后，张之洞开办了方言(外语)商务学堂、自强学堂、矿业学堂、湖北武备学堂、两湖总师范学堂、湖北女学堂等一大批学堂。在他主政期间，两湖风气大开。到20世纪初叶，湖北全省办有各种新式学堂3700多所，在校生达12万多人，一时间成全国翘楚。
20世纪，“兴新学”迎来了又一次全国性高潮。这次高潮源于新学制的设立。
农历癸卯年底(1904年1月)，古稀之年的张之}同在张百熙等人制定的“壬寅学制”基础上，结合多年办学经验，以日本学堂管理规章为范本拟订了“癸卯学制”(即《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包括各级各类学堂章程，还附有学校管理法、教授法等。整个学制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七级。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历史上，张之洞既是主导教育改革的政治家，也是兴办学堂的教育家，还是精通教育理论的思想家。
在1898年发表的著名的《劝学篇》中，张之洞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纲领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阐述。它引起了清朝最高统治者的高度重视，不仅在全国广为推广，还以英、法两种文字翻译出版。
据统计，从1904年到1914年，全国学堂的数量由4222所增加到32438所，学堂学生人数则由1905年前的约26万人增加到1912年的约300万人。
伴随着新式学堂的勃兴，辛亥革命储备人才的战役悄悄打响。因此，孙中山先生评价张之洞——以南皮(张之洞)造就楚才，颠覆满祚，可谓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从军：革命家出学堂记
1900年，经历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洗礼，满腔忧愤的梁启超写下了饱含激情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投身革命、富国强兵，成为那个时代热血青年最大的人生理想。
1898年，辛亥革命领袖之一黄兴才刚满24岁。这一年，他进入武昌两湖书院深造。书院引入了天文、地理等课程，要学数理化也要习兵法，这让年少气盛的黄兴欣喜万分，而书院涌动的革命思潮更激荡着他的心灵。
1902年初夏，品学兼优的黄兴提前一年毕业，被张之洞亲自选派赴日本留学。在日本的那些日子，热爱武装的黄兴日日练习骑马、射击，从行动上为革命做准备。
转眼一年过去，又到了夏天。对革命热切盼望的黄兴从日本归国，欲借学堂教师的职业做掩护来干一番大事业。恰巧此时长沙明德学堂(湖南省最早的近代新式教育学校)的创始人、校长胡元倓正到处寻觅新式教员，两人一拍即合。黄兴有了第一份职业，即担任明德学堂的历史、体操教员。
1904年10月24日是黄兴30岁的生日。他给自己的生日礼物是一份“追捕令”——他联络会党攻取长沙的计划泄露，湖南官方开始全城搜捕。幸亏有了开明官绅的掩护，黄兴于月底逃到了日本。第二年，黄兴与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完成了历史性的会面，促成了辛亥革命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同盟会”的成立。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第一次到广州，进入南华医学堂学医，这是中国最早的西医学堂，也是中国第一所男女同校的新式学校。辛亥革命的领袖人物中不少都是从新式学堂走出来的，吴禄贞曾在湖北武备学堂学习，宋教仁曾在湖北文普通中学堂学习，唐才常肄业于两湖书院，蔡锷曾就学于长沙时务学堂……他们都是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人物。
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他们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浸染，又受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方法论的训练，还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
带着寻求救国真理的理想，从新式学堂走出的不少学生又踏上了留学日本的旅程。
1900年至辛亥革命前，中国留日学生累计万余人。1905年同盟会成立时，90％以上的参加者都是留日学生。在日本留学生周围，集结了一大批反清的中坚力量。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除孙中山外，黄兴、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汪精卫等领导和骨干都是留日学生。
“山雨欲来风满楼”，辛亥革命的前夜，中国的新式学堂不再是莘莘学子埋首读书的清雅之地，而是革命力量集结的重要舞台。
开智：一个承上启下的时代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闰馀成岁，律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
这是每一个在旧学塾读书的人都要背诵的《千字文》。过了“识千字”的大关，就要开始温习四书五经了，学习方式基本就是背诵。这种枯燥乏味的传统教育，对于幼童和少年来说，显然没法和那些内容丰富有趣的新式教育相比。
现在习以为常的音乐课，直到20世纪初才从西方引入中国。当时，在音乐课上传唱度最高的都是中国人用国外(特别是日本)的曲调重新填词的歌曲。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学堂乐歌。
1902年，音乐家沈心工留学日本。次年，他用日本童谣《手戏》的曲调改编创作了著名的《体操兵操》歌(又名《男儿第一志气高》)，这是中国第一首学堂乐歌。1903年在上海南洋公学附属小学第一次唱响。
在学堂乐歌的历史上，诞生了一些优美的传世之作。
1880年，李叔同出生在天津一个富裕盐商的家庭，25岁时赴日攻读美术和音乐。后来他根据美国奥德威的《梦见家和母亲》的曲调填词，创作了脍炙人口的《送别》一歌。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
这首意境优美的歌曲刻画了普通人在经年累月的动荡之后内心的疲惫和苍凉之感，成为李叔同留给世间经久不衰的绝唱。
一百年前的风云际会塑造了众多中国思想文化界的巨擘。像冯友兰、周有光、沈从文、胡适、冰心、丁玲、曹禺、郭沫若等都曾接受过新式学堂的教育。总的来看，辛亥革命前后，新学堂培养了许多职业革命家、军官和士兵，也培养了不少投身新兴文化艺术事业的人，他们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成为记者、教师、作家和艺术家。
1911年10月10日的辛亥革命，拉开了20世纪思想启蒙的大幕，也将新的文明的火种播撒在中华大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