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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国栋兄是正儿八经的同班同学——1978年底，35岁的我从上海和比我略长几个月的他从四川一起来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报到，成为新时期全国高校和科研院所最早入学的硕士研究生。此间，寒窗苦读三年整，寂寞科研几度秋，彼此由同学而同事，同在“音研所”筒子楼里学习、工作，且都拉家带口，日日共处，亲如一家，我家俩孩叫他“伍爸爸”，他家儿女叫我“居爸爸”。后他从“音研所”调到研究生部任副主任、主任，彼此工作接触虽大为减少，但兄弟之情非但未曾稍减，反而与日俱增。
“南艺”“申博”之役
我与国栋兄再次成为亲密同事是在2002年——时年他60，刚退休;我也59岁。恰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方向要申报博士授予权，“南艺”科研处长方仪带着冯效刚等专程来“音研所”挖人。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任院长王文章网开一面，答应放人，居某“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其实，来“南艺”仅是我“申博”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请国栋兄移步南下，与我一起牵头“申博”。为此，我专门给“南艺”党政领导呈递一个报告，题为《毕其功于一役》，意即：有诸多实力雄厚的院校与“南艺”同时“申博”，竞争残酷;仅我一人牵头势单力薄、难有胜算，唯请伍国栋教授屈尊加盟，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这两大学科方向同时出击、齐头并进，“南艺”“申博”之役必能一战而成。
多亏了“南艺”党政领导慧眼识人，也是国栋兄学术声名与威望远播使之然，“南艺”领导即刻批准了我的报告并迅即启动引进程序;不久，国栋兄便翩然南下，与我会师，彼此遂再次成为楼上楼下、天天见面、并肩战斗、荣辱与共的同事与伙伴。
我俩来“南艺”最初两年，除完成正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外，承担的具体使命有二：一是将原由“南艺”与南京师大共建的江苏省音乐学重点研究基地改为由“南艺”独建;二是务使“申博”成功。
为达成上述目标，在“南艺”领导的统筹下，国栋与我、科研处以及音乐学院全体同事协力同心、开足马力，整合师资力量，设计学科布局;出版系列著述，彰显科研实力;召开各种主题的高层论坛，恭请于润洋、赵宋光等学界名家与会，意在扩大“南艺”影响，并仰仗他们的学识、智慧和人脉，为我校“申博”工作和学科发展指点方向、出谋划策……
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南艺”上下同事、院内院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这两个目标均已达成;尤其是音乐学方向的“申博”之役，更在同诸多名校的激烈竞争中与首都师大并肩胜出，我们当初“毕其功于一役”的预期也得以胜利实现。而有目共睹的是，国栋兄的丰厚学养、崇高威望、出众能力和深广人脉则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三篇大作之忆
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国栋是一位著作等身、誉满全国的顶尖级专家，他的丰厚研究成果和巨大学术贡献学界早有定评;我在这一领域纯属外行，故此，对他除了心存感佩和敬意之外，本无资格置喙。当然，也有三篇论文因与我关系甚密，则属例外。
第一篇是《“纳西古乐”名实谈——答〈人民音乐〉记者问》，针对当时名噪一时、恣意作秀的宣科及其所称之“纳西古乐”，国栋首次提出了有根有据的质疑和措辞尖锐的批评，从而在我国音乐学界（以田青为代表）与宣科之间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进而发展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对国栋此文及此后引发的争论，我虽关注也坚决支持他的立场，但毕竟非我专长，故不敢也不便置一词。机缘凑巧的是，2003年我出差去云南，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到丽江观看了“纳西古乐”演出，亲眼目睹宣科夸夸其谈的表演，不禁感叹国栋兄发表此文之高度必要性和紧迫性。演出后本想尽快离开，谁知宣科听说我是音乐家，主动来见我，大叫“伍国栋是骗子”！碍于云南陪同主人的情面，当时虽对宣科发飙未置可否，但心中自有一杆秤，恰恰证明国栋文章击中了此公之要害。
回到“南艺”后，赶紧把当时情景向国栋复述了一遍，国栋听后仅微微一笑而已，毫無反击表示。可见他对自己这篇“名实谈”所持之是非在我、毁誉由人态度。
第二篇《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与我关系更为直接。其时，由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在《人民音乐》发起“四人谈”，大力倡导新世纪“中华乐派”，从而在中国乐坛引发剧烈争论，我亦撰文参与论战。就在各方众说纷纭、激战正酣之际，中国音乐学院适时召开“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邀集各方代表进行面对面的公开交流兼会下“雅集”恳谈，国栋与我皆应邀出席。
不用说，无论会上会下，我均被当作对立面代表而成为活靶子，一时压力骤增。国栋兄原本并无发言准备，见状似有怕我招架不住的担心，乃在开会时一边听发言，一边在手提电脑键盘上飞速敲击，无须多时便草成提纲，以此为底稿在大会上做了即兴发言。
与绝大多数发言者多从专业艺术视角出发不同，国栋此文首先肯定“中华乐派”及其倡导者们的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继而以其早已研透钻深、了然于胸的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流派为基本材料，就大文化与小文化、通识性理解下的流派与乐派及其特点与局限、“中华乐派”理论之逻辑缺陷和实践步骤之失当等重大命题阐发了他的见解。通篇发言既有理有据又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文辞讲究、见地高远、态度恳切。闻之者如我，顿有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之快意，心想，国栋兄真是我志同道合的好哥哥也！
会后，国栋兄在此基础上稍作整理，冠以“了得”标题，发表在《人民音乐》上，为这场争论开辟了一个新颖视角，增添了一篇重要文献。
第三篇题曰《得失有三思 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经国栋与我共同策划和组织，于2008年12月，由“南艺”音乐学研究所和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了“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邀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百余名学者参会。“论坛”的主旨发言之一，就是国栋兄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国栋以其30年来亲身参与的丰厚经验和全程跟踪的思考所得，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微知著的学术洞察力，从学科建设和学理构成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势态做了全面的理性回顾和正负两方面的深刻反思，并将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概括为“三思”，以此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及方法继续传承和进取的鉴镜。
国栋的发言以及文章在此后的公开发表，系令他得以在全国同行面前又一次展示了他来“南艺”工作6年来的代表性科研成果，理所当然地赢得与会代表们的高度赞许，并成为本次“论坛”的最大学术亮点。作为本次“论坛”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每忆及国栋发言的当时情景和文章发表后的学界影响，总有一股热流涌动于心，为之倍感温暖和骄傲。
十年帮扶之旅
在“南艺”，我任音乐学研究所所长、音乐与舞蹈学首席学科带头人;而国栋则历任《音乐与表演》主编（我是兼职副主编）、音乐学院院长。鉴于首席学科带头人是个虚衔，而音乐学研究所名义上是隶属于“南艺”研究院的独立科研机构，实际上，其所有行政事务均划归音乐学院管辖。因此，无论在音乐学院还是编辑部，国栋都是我实实在在的顶头上司。
10年来，国栋和我同为“南艺”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2003年“南艺”获得音乐学博士授予权，从200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音乐学博士，至2012年国栋从“南艺”退休，先后已招收了8届;博导由第一届仅有伍国栋、刘承华和我三名，后又陆续增补邹建平、秦序、杨易禾、王建元、庄曜、陈建华等为博士生导师;历年来开设的博士方向，有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研究、中外歌剧音乐剧创作史论、音乐批评、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音乐文化、音乐表演艺术理论、乐器学、音乐文献学等，为“南艺”培养出数十名博士，其中，国栋的历届博士杨曦帆、南鸿雁、板俊荣、钱建明、王晓平、张燚等均为各自所在单位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在“南艺”音乐学诸学科中，由国栋兄领衔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等方向，在他主持之下带领学生们共同努力，硬是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并使之成为“南艺”音乐学引以为豪的强势学科。
“南艺”10年间，国栋本人或独立承接、或参与诸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一切对他而言，原本习以为常，根本算不得什么稀罕，许多业内同行和伍门弟子都比我有更深刻、更真切的共识。其中，由国栋兄申报的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江南丝竹研究》，自批准立项后，随即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和写作之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凭借他往日深厚积累和超凡学术功力，硬是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的全部研究和写作任务，其学术质量不仅得到结项专家的高度肯定，正式出书后也赢得同行和读者的普遍赞扬，被公认为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
国栋兄为“南艺”音乐学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和未来发展，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许多重大的学术活动如“全国音乐学高层论坛”、《中国音乐学》创刊20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江苏省音乐教学与研究专家论坛中国当代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首届全国音乐学博导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以及《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南朝音乐研究》《江南丝竹研究》三个国家级项目的结项研讨会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中型学术会议，这些本是我这个首席学科带头人的职责所在，但国栋兄总是热情帮扶、亲力亲为——除参与事前创意、策划以及繁琐的组织和接待工作外，还针对不同论题，精心准备发言，且但凡有所论说，常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每每成为会议获得学术高品相和广泛美誉度的标志性作品。
事后想来，我在“南艺”工作的10年，有国栋兄倾情加盟和鼎力帮扶，非但是“南艺”音乐学科之幸、博士点建设之幸，更是居某学术生涯和人生际遇之大幸也。
如今，国栋兄与我从“南艺”退休已有多年，彼此见面恳谈的机会寥寥，但偶尔一见，无不有昨日才别之感。国栋兄原本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之人，退休后，除了继续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讲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科研任务之外，因无硬性工作缠身，乃有更多时间从事文人雅士最喜之书法、篆刻和旅游，在北京、海南、成都三地候鸟般穿梭，忘情于笔墨金石之趣，徜徉于琼山蜀水之间，沉浸于儿孙绕膝之福。偶有亲朋好友来访，必把酒尽欢纵论当今乐坛事，或与大爷大妈一起跳跳广场舞，尽皆其乐融融——故每次见他，总是那样精神矍铄、乐观豁达而不知老之已至也。
眼看国栋将届耄耋之年，作为他的同窗学弟和亲密同事，对他在“南艺”10年来给予我的热情关切和无私帮扶，满怀感激和钦佩;无以为报，唯以此文，遥祝他笔体两健，并以他的为人处事作楷模，笑对余生，活出些许潇洒敞亮的滋味儿来！
居其宏
“南艺”“申博”之役
我与国栋兄再次成为亲密同事是在2002年——时年他60，刚退休;我也59岁。恰逢南京艺术学院音乐学方向要申报博士授予权，“南艺”科研处长方仪带着冯效刚等专程来“音研所”挖人。经中国艺术研究院时任院长王文章网开一面，答应放人，居某“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涯就此拉开序幕。
其实，来“南艺”仅是我“申博”计划的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请国栋兄移步南下，与我一起牵头“申博”。为此，我专门给“南艺”党政领导呈递一个报告，题为《毕其功于一役》，意即：有诸多实力雄厚的院校与“南艺”同时“申博”，竞争残酷;仅我一人牵头势单力薄、难有胜算，唯请伍国栋教授屈尊加盟，分别从民族音乐学和中国传统音乐研究，以及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史和音乐美学这两大学科方向同时出击、齐头并进，“南艺”“申博”之役必能一战而成。
多亏了“南艺”党政领导慧眼识人，也是国栋兄学术声名与威望远播使之然，“南艺”领导即刻批准了我的报告并迅即启动引进程序;不久，国栋兄便翩然南下，与我会师，彼此遂再次成为楼上楼下、天天见面、并肩战斗、荣辱与共的同事与伙伴。
我俩来“南艺”最初两年，除完成正常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外，承担的具体使命有二：一是将原由“南艺”与南京师大共建的江苏省音乐学重点研究基地改为由“南艺”独建;二是务使“申博”成功。
为达成上述目标，在“南艺”领导的统筹下，国栋与我、科研处以及音乐学院全体同事协力同心、开足马力，整合师资力量，设计学科布局;出版系列著述，彰显科研实力;召开各种主题的高层论坛，恭请于润洋、赵宋光等学界名家与会，意在扩大“南艺”影响，并仰仗他们的学识、智慧和人脉，为我校“申博”工作和学科发展指点方向、出谋划策……
真可谓：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南艺”上下同事、院内院外同行的共同努力下，这两个目标均已达成;尤其是音乐学方向的“申博”之役，更在同诸多名校的激烈竞争中与首都师大并肩胜出，我们当初“毕其功于一役”的预期也得以胜利实现。而有目共睹的是，国栋兄的丰厚学养、崇高威望、出众能力和深广人脉则在其中发挥了无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
三篇大作之忆
在我国民族音乐学界，国栋是一位著作等身、誉满全国的顶尖级专家，他的丰厚研究成果和巨大学术贡献学界早有定评;我在这一领域纯属外行，故此，对他除了心存感佩和敬意之外，本无资格置喙。当然，也有三篇论文因与我关系甚密，则属例外。
第一篇是《“纳西古乐”名实谈——答〈人民音乐〉记者问》，针对当时名噪一时、恣意作秀的宣科及其所称之“纳西古乐”，国栋首次提出了有根有据的质疑和措辞尖锐的批评，从而在我国音乐学界（以田青为代表）与宣科之间触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激烈论争，进而发展到对簿公堂的地步。
对国栋此文及此后引发的争论，我虽关注也坚决支持他的立场，但毕竟非我专长，故不敢也不便置一词。机缘凑巧的是，2003年我出差去云南，在当地同志陪同下到丽江观看了“纳西古乐”演出，亲眼目睹宣科夸夸其谈的表演，不禁感叹国栋兄发表此文之高度必要性和紧迫性。演出后本想尽快离开，谁知宣科听说我是音乐家，主动来见我，大叫“伍国栋是骗子”！碍于云南陪同主人的情面，当时虽对宣科发飙未置可否，但心中自有一杆秤，恰恰证明国栋文章击中了此公之要害。
回到“南艺”后，赶紧把当时情景向国栋复述了一遍，国栋听后仅微微一笑而已，毫無反击表示。可见他对自己这篇“名实谈”所持之是非在我、毁誉由人态度。
第二篇《岂一个“乐派”了得——传统音乐流派与“中华乐派”刍议》，与我关系更为直接。其时，由赵宋光、金湘、乔建中、谢嘉幸在《人民音乐》发起“四人谈”，大力倡导新世纪“中华乐派”，从而在中国乐坛引发剧烈争论，我亦撰文参与论战。就在各方众说纷纭、激战正酣之际，中国音乐学院适时召开“首届新世纪中华乐派论坛”，邀集各方代表进行面对面的公开交流兼会下“雅集”恳谈，国栋与我皆应邀出席。
不用说，无论会上会下，我均被当作对立面代表而成为活靶子，一时压力骤增。国栋兄原本并无发言准备，见状似有怕我招架不住的担心，乃在开会时一边听发言，一边在手提电脑键盘上飞速敲击，无须多时便草成提纲，以此为底稿在大会上做了即兴发言。
与绝大多数发言者多从专业艺术视角出发不同，国栋此文首先肯定“中华乐派”及其倡导者们的良苦用心和积极意义，继而以其早已研透钻深、了然于胸的中国传统音乐及其流派为基本材料，就大文化与小文化、通识性理解下的流派与乐派及其特点与局限、“中华乐派”理论之逻辑缺陷和实践步骤之失当等重大命题阐发了他的见解。通篇发言既有理有据又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文辞讲究、见地高远、态度恳切。闻之者如我，顿有如沐春风、如饮甘霖之快意，心想，国栋兄真是我志同道合的好哥哥也！
会后，国栋兄在此基础上稍作整理，冠以“了得”标题，发表在《人民音乐》上，为这场争论开辟了一个新颖视角，增添了一篇重要文献。
第三篇题曰《得失有三思 皆可以为鉴——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反思录》。为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经国栋与我共同策划和组织，于2008年12月，由“南艺”音乐学研究所和音乐学院联合主办了“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邀集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一百余名学者参会。“论坛”的主旨发言之一，就是国栋兄此文。 在这篇文章中，国栋以其30年来亲身参与的丰厚经验和全程跟踪的思考所得，以高屋建瓴的眼光和见微知著的学术洞察力，从学科建设和学理构成角度，对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民族音乐学理论及方法传承势态做了全面的理性回顾和正负两方面的深刻反思，并将其中的“所得”和“所失”概括为“三思”，以此作为我国民族音乐学学科理论及方法继续传承和进取的鉴镜。
国栋的发言以及文章在此后的公开发表，系令他得以在全国同行面前又一次展示了他来“南艺”工作6年来的代表性科研成果，理所当然地赢得与会代表们的高度赞许，并成为本次“论坛”的最大学术亮点。作为本次“论坛”的策划者、组织者和参与者之一，每忆及国栋发言的当时情景和文章发表后的学界影响，总有一股热流涌动于心，为之倍感温暖和骄傲。
十年帮扶之旅
在“南艺”，我任音乐学研究所所长、音乐与舞蹈学首席学科带头人;而国栋则历任《音乐与表演》主编（我是兼职副主编）、音乐学院院长。鉴于首席学科带头人是个虚衔，而音乐学研究所名义上是隶属于“南艺”研究院的独立科研机构，实际上，其所有行政事务均划归音乐学院管辖。因此，无论在音乐学院还是编辑部，国栋都是我实实在在的顶头上司。
10年来，国栋和我同为“南艺”特聘教授和博士生导师，承担了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
2003年“南艺”获得音乐学博士授予权，从2004年开始招收第一届音乐学博士，至2012年国栋从“南艺”退休，先后已招收了8届;博导由第一届仅有伍国栋、刘承华和我三名，后又陆续增补邹建平、秦序、杨易禾、王建元、庄曜、陈建华等为博士生导师;历年来开设的博士方向，有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中国古代音乐史、中国近现代当代音乐研究、中外歌剧音乐剧创作史论、音乐批评、作曲及作曲技术理论、音乐美学、中国传统音乐美学与音乐文化、音乐表演艺术理论、乐器学、音乐文献学等，为“南艺”培养出数十名博士，其中，国栋的历届博士杨曦帆、南鸿雁、板俊荣、钱建明、王晓平、张燚等均为各自所在单位的教学和科研骨干。
在“南艺”音乐学诸学科中，由国栋兄领衔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民族音乐学、中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等方向，在他主持之下带领学生们共同努力，硬是在强手如林的同行中打出一片新天地，并使之成为“南艺”音乐学引以为豪的强势学科。
“南艺”10年间，国栋本人或独立承接、或参与诸多国家级科研项目，发表了大量高质量的学术成果;这一切对他而言，原本习以为常，根本算不得什么稀罕，许多业内同行和伍门弟子都比我有更深刻、更真切的共识。其中，由国栋兄申报的国家“十五”艺术科学规划课题《江南丝竹研究》，自批准立项后，随即全身心地投入研究和写作之中，日以继夜、废寝忘食，凭借他往日深厚积累和超凡学术功力，硬是在预定时间内完成项目的全部研究和写作任务，其学术质量不仅得到结项专家的高度肯定，正式出书后也赢得同行和读者的普遍赞扬，被公认为该领域的一部扛鼎之作。
国栋兄为“南艺”音乐学学科、博士点、博士后流动站的建设和未来发展，殚精竭虑，不遗余力。许多重大的学术活动如“全国音乐学高层论坛”、《中国音乐学》创刊20周年庆典暨学术研讨会、江苏省音乐教学与研究专家论坛中国当代音乐学学术研讨会、民族音乐的传承与发展学术研讨会、首届全国音乐学博导论坛、改革开放与中国当代音乐学高层论坛以及《改革开放与新时期音乐思潮》《南朝音乐研究》《江南丝竹研究》三个国家级项目的结项研讨会等在国内有较大影响的大中型学术会议，这些本是我这个首席学科带头人的职责所在，但国栋兄总是热情帮扶、亲力亲为——除参与事前创意、策划以及繁琐的组织和接待工作外，还针对不同论题，精心准备发言，且但凡有所论说，常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言人之所未言，每每成为会议获得学术高品相和广泛美誉度的标志性作品。
事后想来，我在“南艺”工作的10年，有国栋兄倾情加盟和鼎力帮扶，非但是“南艺”音乐学科之幸、博士点建设之幸，更是居某学术生涯和人生际遇之大幸也。
如今，国栋兄与我从“南艺”退休已有多年，彼此见面恳谈的机会寥寥，但偶尔一见，无不有昨日才别之感。国栋兄原本就是一个热爱生活、兴趣广泛之人，退休后，除了继续参加各种学术会议、讲学、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科研任务之外，因无硬性工作缠身，乃有更多时间从事文人雅士最喜之书法、篆刻和旅游，在北京、海南、成都三地候鸟般穿梭，忘情于笔墨金石之趣，徜徉于琼山蜀水之间，沉浸于儿孙绕膝之福。偶有亲朋好友来访，必把酒尽欢纵论当今乐坛事，或与大爷大妈一起跳跳广场舞，尽皆其乐融融——故每次见他，总是那样精神矍铄、乐观豁达而不知老之已至也。
眼看国栋将届耄耋之年，作为他的同窗学弟和亲密同事，对他在“南艺”10年来给予我的热情关切和无私帮扶，满怀感激和钦佩;无以为报，唯以此文，遥祝他笔体两健，并以他的为人处事作楷模，笑对余生，活出些许潇洒敞亮的滋味儿来！
居其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