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浩瀚的《全唐诗》五万余首诗中，涉及“镜”、“鉴”的诗篇竟达两千余首，从皇帝到平民，从各类官员到文人寒士，从儒家诗人到佛道诗人，均对铜镜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许多大诗人更是借镜之题抒发出对人世间的种种感悟。例如：白居易竟有咏镜诗89篇之多，李白有咏镜诗80余篇，杜甫29篇，元稹42篇，孟郊44篇，刘禹锡35篇，杜牧26篇，李商隐21篇，贾岛12篇，等等。咏镜内容包含了政治、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贾岛有一句诗直接将诗与镜结合了起来：“新诗不觉千回咏，古镜曾经几度磨。”说的是铜镜要经常打磨，才能继续使用；新诗要反复咏唱，甚至吟咏千百遍，才能成为精品。两者的道理是如出一辙的。
　　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铜镜在封建社会发展中的顶峰时期。首先，铜镜的铸造工艺更加精密，冶炼次数不断增加，出现了百炼镜；其次，铜镜的造型更加多样化，除了以往的方形、圆形，又出现了菱花、葵花和亚字形的多种造型。纹饰也不再仅限于汉以来的神人、怪兽，而是更贴近人类生活的花草蜂蝶、象征爱情的鸳鸯、象征长寿的仙鹤、报喜的喜鹊和人物故事等。铜镜的铭文更趋向诗词风味。所有这些都是人本主义的发展结果，是向世俗化发展的一种趋势。
　　


　　在唐代诗镜文化中，最突出的是镜文化的延伸部分。这是延续了自古以来的“格物致理”传统，给镜文化带来了更加深刻的内涵。由于涉及面极广，本文不可能全面进行阐述，只从三个方面略述一二。
　　
　　关于三鉴
　　
　　唐太宗关于三鉴的论述对整个唐代及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三鉴是：“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唐太宗将其以史为鉴的思想落实在治国立法的实践当中，并根据自己的心得体会，亲自撰写了《帝范》和《金镜》，为后人立了一面修身治国平天下的镜子。150余年后，大诗人白居易有感于唐玄宗大搞千秋节和颁赠千秋镜等活动，助长了社会风气的败坏，愤然写诗以警示当朝及后人，诗曰：“我有一言闻太宗，太宗常以人为镜，鉴古鉴今不鉴容。四海安危居掌内，百王治乱悬心中。乃知天子别有镜，不是扬州百炼铜。”诗中暗指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玄宗不但不引以为鉴，反而将其革职外用。而扬州百炼铜指的便是江心镜和千秋镜，都是出自扬州贡镜。
　　以史为鉴的唐诗在《全唐诗》中多有表现，如李白《商山四皓》：“秦人失金镜，汉祖升紫极。”刘威《三闾大夫》：“三闾一去湘山老，烟水悠悠痛古今。青史已书殷鉴在，词入劳咏楚江深。”在唐诗中有很多篇提到“殷鉴”，殷鉴指的是《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世之后。”原意为告诫殷人子孙，以夏灭亡为鉴，后成为以史为鉴的代称。
　　另外，唐诗中以五侯专权为史鉴的作品也很多，如秦韬玉的《读五侯传》：“汉亡金镜道将衰，便有奸臣竞佐时。专国只夸兄弟贵，举家谁念子孙危。后宫得宠人争附，前殿陈诚帝不疑。朱紫盈门自称贵，可嗟区宇尽疮痍。”五侯指的是西汉末年成帝时，外戚以成帝母王太后的关系把持朝政，王谭、王根、王立、王商、王逢五兄弟同时被封侯，时称五侯。唐玄宗以后，外戚和宦官逐渐当道，于是诗人以历史上的五侯专权为鉴，以告诫时人。这是一个典型的以史为鉴的例子。
　　
　　关于千秋节、千秋镜及其影响
　　
　　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左丞相张说率百官上表，奏请以唐玄宗李隆基八月五日生日为千秋节，全国放假三日，大设宴席以庆贺。此举严重助长了铺张浪费的习气和腐败的作风，当时的丞相张九龄从国家利益出发，上呈《千秋金鉴录》，冒死进谏，而后唐玄宗佯装高兴，却借故罢了张九龄的相位，时人不敢多言，但是时过境迁，经过安史之乱之后，人们都以此为鉴。杜甫《千秋节有感二首》：“自罢千秋节，频伤八月来。先朝常宴会，壮观已尘埃。凤纪编生日，龙池堑劫灰。湘川新涕泪，秦树远楼台。宝镜群臣得，金吾万国回。衢尊不重饮，白首独余哀。”“御气云楼敞，含风彩仗高。仙人张内乐，王母献仙桃。罗袜红蕖艳，金羁白雪毛。舞阶衔寿酒，走索背秋毫。圣主他年贵，边心此日劳。桂江流向北，满眼送波涛。”这是诗人以时事为鉴的典型事例。
　　


　　舒元舆亦有诗《八月五日中部官舍读唐历天宝已来追怆故事》，也是以千秋节事为鉴的诗。作者读史而感伤，认为玄宗是个圣明帝，只是错用了杨国忠和李林甫，弄得国家日益腐败，使安、史有可乘之机。今天看来，初乱君心者当为张说，千秋节促进了玄宗追求长生之梦，由于痴迷于道教，而废治国之大事，远忠臣而近小人，国家怎能不由盛而衰呢？
　　以千秋镜、千秋节为事鉴而入诗入文，自唐以后，历代不绝。宋代洪迈的《容斋随笔》中有一篇《端午贴（帖）子词》，记述的是“唐世五月五日扬州于江心铸镜以进，故国朝翰苑撰端午贴（帖）子词，多用其事，然遣词命意，工拙不同”，多数词人抱以歌颂之辞，唯东坡不然，曰：“讲余交翟转回廊，始觉深宫夏日长。扬子江心空百炼，只将《无逸》监兴亡。”洪迈接着评述东坡曰：“其辉光气焰，可畏而仰也，若白乐天《讽谏百炼镜》”，说白居易的“用意正与坡合”。洪迈亦作一联：“愿储医国三年艾，不博江心百炼铜。”其意正与白、苏相合。
　　
　　文衡之鉴
　　
　　唐代的文人达士常常把铜镜看成是一种法定的衡器，称为衡镜。除此之外，铜镜还有如心镜、朗鉴、明镜、宝镜、吏部镜、藻镜和文镜等等称号，大体与衡镜相同或相似。这些都与唐代科举考试相关，也是文坛和诗坛中的专用词汇。这是为什么呢？原来，中国知识分子有“格物致理”的传统，善于从万物中探寻人生的哲理。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就有许多文献以镜的映照功能来阐述深奥的道理，如孔子、老子、庄子等对此均有论述。郭象在注《庄子》时曰：“鉴，镜也。鉴物无私，故人美之。今夫鉴者，岂知鉴而鉴邪？考而可鉴，则人谓之鉴耳。”“夫鉴之可喜由情，不问知与不知，闻与不闻，来即鉴之，故终无已。”至魏晋时刘勰的《文心雕龙·知音》中云：“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初唐时，直中书省张蕴古《上宝箴》指出：“大明无私照，至公无私亲。”由此可见，以镜为衡器之说由来已久。唐贞观之后，更加重视和发展了衡镜观念，成为常用词汇。
　　衡镜观念最多用于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始于隋代而盛于唐代，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改变了魏晋以来从门阀中选官的旧制度。唐代采取了科举与推荐相结合的选拔人才的措施，一般贫寒之士也有机会做官，由于考场纪律十分严格，而主考官又多由德高望重的名人做主司或礼部高官做主考官，时人认为很公正，所以常用衡镜来称呼科举制度。李白有诗《送杨少府赴选》：“大国置衡镜，准平天地心。群鉴无邪人，朗鉴穷情深。”李顽有《送裴腾》：“衡镜合知子，公心谁谓无。”也是将科举称为衡镜。张籍有一首喜进士发榜的诗《喜王起侍郎放牒》：“东风节气近清明，车马争来满禁城。二十八人初上牒，百千万里尽传名。谁家不借花园看，在处多将酒器行。共贺春司能鉴识，今年定合有公卿。”此是唐穆宗长庆元年之事，先由礼部侍郎钱徽任主考，放榜后，有人认为不公，所以皇帝诏中书舍人王起、知制诰白居易重试，此诗当是重试后的贺喜发榜，“共贺春司能鉴识”，认为王起、白居易这次放榜是公正的，并预言这些新科进士中一定会出公卿一类的人才。
　　


　　在唐代的取士过程中，不仅要有考试成绩，还要有德高望众的名人来推荐和主考官来推举，所以获进士后，考生纷纷向名人及礼部主司投献，投献的作品多是诗词和议论文，争取老师们的肯定与推荐。孟郊中进士后有诗《擢第后东归书怀献座主吕侍御》：“大君思此化，良佐自然集。宝镜无私光，时文有新习。”称科举为“宝镜无私光”。张道符有《和主司王起》：“三开文镜纵芳声，暗暗云雷接去程。会压洪波先得路，早升清禁共重名。”又将科举称为“文镜”。还有殷文圭《省试夜投献座主》：“避开公道选时英，神镜高悬鉴百灵。”又将科举考试称为“神镜”。这些都可以看做是对主司与座主的赞美。
　　再说“吏部镜”。在唐代，每年都要对各级官员的政绩进行考核，由专门机构吏部来执行，还设有考功郎。考核后分为三等，三等中各分上、中、下三级，凡中等以上者可升官或加禄，中等以下者降官，严重者罢除。因此，官员利用不同形式向上级表示忠心，以求有好评。岑参《暮秋会严京兆后厅竹斋》：“盛德中朝贵，清风画省寒。能将吏部镜，照取寸心看。”诗中将吏部考官称为“吏部镜”，是说吏部掌管考核，公正如镜。
　　


　　再谈一谈“镜精神”。在孟郊的一首《自惜》诗中云：“零落雪文字，分明镜精神。”孟郊一辈子穷苦，从小喜欢读诗、抄诗、做诗。他的诗多感伤自己的遭遇，是一种寒苦之音，有一种直白又实事求是的精神，他希望自己做一个冰清玉洁之人，如同铜镜一般，故称自己是“分明镜精神”。
　　从以上看，唐诗历经漫长的文学发展之路而达到顶峰，唐镜亦历经数千年发展而致极盛，二者在唐代汇集在一起，发生撞击，使精神的诗作与物质的铜镜结合在一起，为我们提供了完整的诗镜文化。
　　（题图：唐代云龙纹千秋镜）
　　（作者单位：中国国家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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