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回到横店，天已经黑了。家里黑漆漆的没有开灯。爸爸出去了，锁着门。我在门口站了一会，气喘吁吁的。既想脱掉从外面带回来的黑暗，也想脱掉从家里面溢出来的黑暗。我想给爸爸打电话让他回来开门，电话响了一声，就把电话挂了。我用手机看了看，看见钥匙，找了一根竹竿把它挑出来把门打开。房间里有很大的霉味，以前妈妈看我长时间在外面会把被子拿出来晒，这些事情一直是她在做，她不在了，我就记不住晒被子的事情，爸爸也记不住。我潦草地整理了一下房间，潦草地睡去。但是爸爸一直没有回家，我又放心不下，辗转反侧到黎明，听见爸爸开门的声音，悬在心头的石头才落了地。
　　妈妈走后，爸爸似乎没有特别悲伤。我想他应该和我一样把哀伤都藏在了心底。他们四十多年的夫妻，吵吵闹闹过来，但是彼此都成了对方生命的一部分，即使嵌入得不深，但是剥离开去怎么不会生生地疼？妈妈死的时候爸爸哭过，尽管他知道在那个疾病的缠绕里，没有谁犟得出去，爸爸从来就没相信过妈妈会彻底地摆脱那个病，他只是希望妈妈能够多活几年。但是我一直幻想妈妈能够创造奇迹，能够完全康复。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开始就抱着这个幻想。但是妈妈走得这么快，不在我的预计里，也不在爸爸的预计里。
　　对死亡的惧怕和对亲人的思念都是一种非常隐私的个人感情。我们对隐藏的个人感情总是小心翼翼，特别珍惜，尤其是关于悲伤的就更不愿意和别人分享了。我和爸爸揣着同一个事情形成的各自的悲伤谨慎地生活在对方身边，因为这样的悲伤，我们不敢特别靠近，而且也没有必要分析清楚和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显然这都是毫无用处的徒劳。其实也许亲人本来就需要一点说不明白的生分，只是我们有了一个理由把它实际化了在我们身边。但是我和爸爸对所有事物的态度都是顺其自然。
　　很多事情没有结果和无法处理的时候，我们愿意用“顺其自然”几个字安慰自己，把自己交给天地，就可以卸下一些仿佛原本是自己的责任。妈妈去世，我们都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然后我们还说：癌症病人多数都是这样死了的，能够抵抗癌症而活下去的毕竟是少数，我们没有办法成为那少数里的一个，似乎我们幻想成为少数里的一个都是不应该的事情，都是痴心妄想。可是我总是痴心妄想：我不仅仅希望我妈妈成为少数里的一个，甚至能够成为少数中的少数，这个疾病不过是一场意外，意外过了，她还能够顺顺当当地活下去。但是我的幻想从来没有答应过我，它没有给我准备的时间就取走了妈妈的命。
　　是啊，妈妈一走，我和爸爸都束手无策：原来许多事情都不知道怎么安排怎么去干。妈妈在的时候总是把日子捋得顺顺溜溜，不需要我们操心。爸爸的浪漫也不敢肆意荡漾，当然浪漫不一定就是不好的，只是在弟弟的眼里，它还需要节制，弟弟不希望爸爸一不小心把事情搞得无法收场。其实浪漫的事情是最好解决的事情，它总是有一点虚无。人会被虚无紧紧地抓住，但是放弃也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毕竟它和现实的生活没有过多的瓜葛。不好解决的是生活里实实在在的事情：过春节，该准备什么菜呢？买多少肉，多少个猪耳朵？爸爸一边想，一边用笔记下来。爸爸在妈妈走了以后把他的一部分活成了妈妈的样子。
　　但是他不是妈妈，没有一个人包括他自己会希望他的身上出现妈妈的样子。我和弟弟讨论过，如果妈妈在，她不会去找一个情人，至少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去找一个情人，她更多的可能是自怨自艾，她可能更多地沉浸在自设的悲伤里，但是这同样没有意义，无论对谁甚至对她的个人情操都有虚伪的成分。我们对爸爸小小的埋怨其实更多地只是与我自己有关：我们对生命的理解，对两性的理解和对夫妻实质的理解。我觉得顺从内心的事情就是自然的事情，而生命如此渺小，我的爸爸，他也许早就厌倦了和一个人朝夕相对几十年，他终于可以正当地放任一下自己呼吸新鲜的空气。
　　我们对一个人的疼惜而不是对一种关系的疼惜。爸爸也许对几十年捆绑在一起的男女关系感觉厌倦，如果不是某种厌倦，人怎么会用疾病来惩罚自己，怎么会用死亡形成永恒的决裂？我的爸爸，他现在也不过用形单影只对抗这个曾经和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女人：没有了你，我的生命还在继续，我甚至可以按照我的意愿无伤大雅地为非作歹。但是这个男人，他还是没有足够的勇气和他的儿女和世俗的眼光作对。当然他从来就不会想到和什么人作对，也不和自己作对，他没有妈妈那么犟：用死亡来惩罚我们，告诉我们她离开以后，我们将面对怎样的痛楚。
　　是的，捂着被子不敢哭出来的痛楚。爸爸用了一种戏谑的方式安慰他，也安慰我們。人生难得两不欠，人生本就两不欠。四十多年，什么感情都会用完：爱和怨。喜和愁。谁来安慰我们余下的日子？除了自己，除了各自保重。
　　选自《无端欢喜》